你的戰爭 · 第九章 戰車開動
當死亡降臨到一個人身上的時候，沒有什麼是輕鬆愉快的，但第二天早上可能會非常有趣。在某次空襲的轉天早上，身在美軍營地附近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許多士兵有著喜劇演員的天分，他們通過自嘲獲得笑聲。
一天早上，我和十幾名飛機修理工坐在帳篷里，聽到來自弗吉尼亞州里士滿的克勞德·科菲中士說：「我聽說，有個人說他昨晚一點也不害怕。我想見見那個人，跟他握手。然後我要把他打倒，因為他是個該死的騙子。」
「我，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這麼害怕過。那些炸彈一落下，我就開始追著一個神父跑。天哪，我需要做點心理建設。一個大炸彈呼嘯而下。我跳進最近的戰壕，正好落在一個神父的身上。很快，我就有了一個主意。我說，『神父，你與我同在嗎？』他說，『兄弟，我在你前面。』於是我們走出戰壕，朝山上走去。
「那些說『嚇破了膽的人沒法以每小時50英里（80.5千米）的速度上山』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和神父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們時不時地減速到每小時30英里（48.3千米）左右，仔細聽飛機的聲音，然後再加速。但在月光下，德國佬發現了我們，衝下來朝我們開槍。我跳進了一條灌滿水的戰壕里，躲在水底。過了一會兒，我說，『神父，你還與我同在嗎？』他說，『與你同在？見鬼，我在你下面。』
「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意識到，我們從戰壕里出來，在月光下奔跑，是多麼愚蠢。以後不會再發生這種事了。從此以後，從下午6點開始，我就在那最遠山峰的山頂上待著。」
美國士兵遭受第一次轟炸的反應是你能預料到的。他們看待它的方式讓你感到自豪。以下數字不是針對哪個特定的營地或哪次具體的轟炸襲擊，而是我自己的概括，我相信會有一項真正的調查來證實它。比方說，有一個5000人的營地，假設他們經歷了一次俯衝式轟炸和機槍掃射，那麼，5000人中會有一人徹底崩潰、發瘋。他可能永遠也不會康復。或許會有25人一時失去理智，愚蠢地四處亂跑。炸彈在身邊爆炸時，會有幾百人決定更換戰壕，忘記了最安全的地方其實是他們所在的那個洞坑。剩下的4774個會待在自己的戰壕里，害怕得要命，但還能控制住自己。他們做得完全正確。轟炸一結束，他們就會帶著鏟子和工具出去幫忙滅火，就像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樣平靜地工作。
這裡的轟炸已經證明，深深的戰壕作為避難所是很令人滿意的。我看到一個特別大的坑，可以放進一輛福特汽車，離它不到40英尺（12.2米）的地方是一條躲滿了人的壕溝。一棵棕櫚樹被炸得倒在壕溝上，人們身上都是泥土，卻沒有人被刮傷。他們的帳篷被炸壞了。一個大兵剛剛收到女朋友寄來的兩磅（0.9千克）重的糖果罐。炸彈把罐子也炸碎了。
混亂中，幾個奔跑的士兵發現壕溝里有個醉漢。他睡得很熟，鼾聲不斷。好笑的是，他們停下來嘲笑他，羨慕他。有些人沒有聽到警報，不得不穿著內衣光腳跳進戰壕。一個小伙子給我看他的鋼盔，前後都有彈孔。我傻乎乎地問：「你剛才戴了鋼盔嗎？」他顯然沒有。
當德國機關槍子彈擊中他們帳篷周圍的地面時，士兵們說那看上去像蛇洞一樣。起初，他們尋找子彈碎片，想當成紀念品帶回家。幾天不到，他們就發現彈片到處都是，再也懶得撿起來。
最重要的是，每天早晨太陽升起時，泥土開始飛揚，戰壕也變得更深。
我越來越相信，美國士兵天生就是當家庭主婦的料。我敢打賭，世界上再也沒有一支軍隊，能如此快地把自己的容身之處打造成「家外之家」。在美國、愛爾蘭、英國和非洲各地的穀倉、城堡、營房和帳篷，我都看到我們的士兵努力營造家庭氛圍。但是，沒有一個地方比這座沙漠機場更讓人有家的感覺。
原因有兩個：第一，這裡的氣候非常乾燥，士兵們可以很有把握地修復一些東西，不怕第二天早上就被雨水沖走。第二，由於德國人不斷地襲擊，小伙子們在地上挖洞，建造他們的家。在洞裡可以做的事是無窮無盡的，每個農場青年都知道。
最基本的避難所本來只是一個小帳篷，但士兵們在地上挖洞，再在上面搭帳篷。裡面的配置仿佛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展示。在他們的帳篷里閒逛，比去博覽會還要好玩，變化無窮。
地下有些精心設計的兩室和三室「公寓」。一個軍官在自己的帳篷里挖了一條窄溝，就在他的床腳下。他甚至在戰壕里舖上毯子，這樣他就可以躺在6英尺（1.8米）深的溝里，在敵人突襲時睡覺。有些人很幸運地拿到了有篷馬車肋材和帆布，能建出最好的房子。他們挖上一個洞，把罩篷蓋在上面。
有些人有固定的地點，就像酋長的宅第。地上是從附近村莊的阿拉伯人那裡買來的墊子。有些人還有連著電池的電燈。有個士兵花3.2美元從某個法國人那裡買了一個雙頭汽油爐。他和夥伴們用爐子燒水洗漱，偶爾煎個雞蛋吃。此外，他們還把汽油罐改裝成防護罩，安裝在爐子上，這樣就可以把熱量從四周聚集起來，晚上給帳篷供暖。
有個軍官把床單平鋪在地上，在這樣的「床」旁邊挖了一個2英尺（0.6米）深的洞，這樣當他坐在「床」上時，就可以把腿耷拉在洞裡。許多防空洞的牆上掛著女孩的照片。幾個小伙子還把阿拉伯草蓆糊在牆上。
一天晚上，我走進來自伊利諾伊州斯科基市奧克頓街4732號雷·阿爾托中士的防空洞。他是一名軍械工，負責飛機上的槍支，但在戰前，他是一名蒸汽鍋爐工。阿爾托有一樣營地里其他人都沒有的東西。他在他的洞裡弄了一個壁爐。他挖了一條隧道直通洞的一端，鋪上汽油罐，做了一個雙聯煙囪，這樣火花和火光就不會露出來了。他希望他的妻子能看到他的作品。
我看到的最深、最舒適的防空洞是一個戰鬥機中隊地勤人員中的四個小伙子建造的。它有5英尺（1.5米）深，兩邊都有一個足夠寬的窗台，可以放兩卷被褥，做成兩張雙人床。入口是一條長長的L形溝渠，溝渠後面是幾級台階。門口掛著雙層遮光窗簾。他們在裡面準備了蠟燭和帶遮光罩的手電筒。
大多數士兵在天黑後一個小時左右上床睡覺，因為營地有燈火管制，他們沒有其他事情可做。只有那些在洞裡有遮光「裝置」的人才能熬夜看書、打牌或聊天。這四個小伙子在他們防空洞的牆上挖了一個方洞，並在裡面裝了一個帶門鎖的汽油罐，做成一個完美的牆上保險柜，可以放香菸、巧克力等。他們的防空洞很深，被突襲時也可以待在裡面。事實上，他們甚至沒有起床。
這個洞是他們四個人利用所有業餘時間挖了三天，才挖好並「裝修」好的。他們分別是北卡羅來納州澤布隆的二等兵尼爾·錢布雷、北卡羅來納州加斯托尼亞的二等兵W.T.明斯、印第安納州蒙彼利爾的羅伯特·庫克中士和阿肯色州韋納的理察·休斯中士。休斯中士對我的到來感到特別高興，因為他母親寫信告訴他我在非洲，她希望我們能遇上，但他從來沒有想到真的遇見了。
我相信，一個性格分析專家可以在營地里走來走去，能了解到的士兵們的信息，要遠遠多於一千份填寫好的調查問卷所能揭示的。許多人在他們的帳篷里什麼也沒做，但我覺得，至少有一半的人增加了一些家的感覺。除非他們有著獨特的創造力，否則是不會想到這些東西，也不會在私人時間裡拚命創造它們。
戰爭使大多數人變得粗糙。他們過得粗糙，說話粗魯，如果內心不堅強，他們根本無法承受這一切。我的一位軍官朋友，來自密爾沃基的倫納德·貝斯曼中尉告訴我兩個讓他深受感動的戰鬥故事。
一天晚上，他和另一名軍官來到一間小農舍前。農舍裡面顯然沒有人，但為了安全起見，他在進去之前大聲喊道：「誰在那兒？」居然有人回答：「布蘭克上尉，誰他媽的想知道？」
他們走進去，發現上尉渾身是血，正在用汽油燈加熱一個罐頭。他們問是否可以和他待一晚上。他說他一點也不介意。他們開始鋪毯子，上尉說：「小心那邊那個人。」
角落裡躺著一個死去的士兵。
上尉當時正在做晚飯，打算獨自在那裡待一整晚。那天，死亡的血腥和憤怒讓他對生者的陪伴和死者的存在毫不關心。
另一個故事正好相反。有個上尉碰巧站在貝斯曼旁邊。那是黃昏時分，他們在沙漠裡。夜晚的寒意漸漸襲來。上尉望著遠處的地平線，有點自言自語地說：「你在沙漠裡打了一整天仗，而結果又是什麼呢？黑夜就這樣籠罩著你，讓你窒息。」
過了一會兒，貝斯曼拿出隨身攜帶的一瓶半滿的杜松子酒，問這位多愁善感的上尉要不要喝一杯。上尉連手都沒有動，只是簡單地問：「你還有足夠的酒給我的手下嗎？」
除非他手下的士兵也能喝上點，否則他自己是不會喝的。
並非所有的軍官都是這樣，但戰場上確實會產生兄弟情誼。共同的死亡紐帶將人們拉向彼此，越過了人為的等級壁壘。
我在突尼西亞中部時，氣溫並沒有降到冰點以下，但我們都遭受了寒冷的折磨。白天陽光明媚，非常溫暖，但夜晚卻冷到沒有人性。
每個人都穿著厚厚的內衣和能找到的所有毛衣，外加大衣、手套和針織帽，但還是很冷。那裡的山上都有雪。
士兵們總是對一件事感到憤慨：家鄉的人們都認為，我們在非洲，肯定會在炎熱下昏倒。許多士兵給我看了他們家人的來信，信中充滿了同情，以為他們在忍受酷暑的折磨。
我會用一件小事來告訴你，這裡有多冷，以及和身體必需品相比，錢是多麼微不足道。一天，在路上，我遇到一個士兵，他有一個煤油爐，是以前用來加熱教室的老式爐子。我出價50美元，在國內，它大概只值3美元。他毫不猶豫地說：「不行，先生。」然後就走了。
即便我給他500美元，結果也會是一樣。他沒地方花這筆錢，但沒有了爐子，他就會很痛苦。
我們前線的士兵很快學會了如何在緊急情況下填飽肚子。通常，士兵的食物是部隊食堂準備的。但在前線，很多事情都可能發生。小分隊外出幾天，必須自己攜帶乾糧。在前線，廚房的卡車只在夜間出現，有時甚至在夜間也不會出現。部隊在行軍，廚房卡車不可能總是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地點，因此每個士兵都學會了如何餵飽自己。從吉普車到坦克，每輛車上都藏著一些備用乾糧。
行動的時候，士兵們會自己做飯。有兩種生火的方法，每種都要用到汽油：需要用火的時間不長的時候，他們會在地上挖一個男人手掌大小的洞，往裡面倒汽油，在上面撒上沙子，然後把火柴扔進去。沙子能夠阻止汽油燃燒過快。在這樣的小火爐上，他們可以加熱一個罐頭或一杯咖啡。想要生一堆大火時，他們在一個小罐子裡裝滿汽油，放在地上，再在周圍堆起石頭，放上炊具，然後把火柴扔進去。
我從未見過他們用真的平底鍋或燉鍋。士兵們用5加侖（18.9升）汽油罐做各種各樣的炊具。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用5加侖的汽油罐做不出來的。
士兵們還學會了在保持餐具清潔方面絕對不能鬆懈，因為他們從痛苦的經歷中發現，髒餐具是食物中毒從而導致劇烈嘔吐的罪魁禍首。為了清潔餐具，他們用沙子擦洗，然後用衛生紙擦亮——這是我用過的最好的抹布。
儘管士兵們的烹飪方式很原始，但他們確實吃得很好。他們要麼分到英國的口糧，要麼分到美國的口糧，要麼兩者都有。事實上，那些正在行軍的士兵更喜歡英國的「戰地組合口糧」，而不是我們著名的C口糧[1]，因為C口糧種類很少，吃上三頓，人們就吃膩了。
英國的戰地組合口糧則更加多樣化，裡面有香腸、布丁、巧克力棒、鹽、果醬、黃油和奶酪，甚至還有衛生紙。
雖然部隊頒布了禁令，不允許從阿拉伯人那裡購買食物，否則會耗盡他們的供給。我們還是會從他們那裡買吃的。軍士長在鄉村走街串巷，帶著雞蛋、羊和雞回來。你可以說我們某種程度上是住在鄉下。
當然，我們給阿拉伯人的價格是高到荒謬的。這激怒了北非的歐洲人，因為我們抬高了他們買東西的價格。但美國人的態度通常是這樣表達的：「是這樣的，錢在這裡對我們來說毫無意義，而從大多數阿拉伯人的外表來看，多給他們幾法郎，對他們也不會有什麼壞處。」
在整個歐洲和非洲戰場上，我們前線的雞蛋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美國人對雞蛋的喜愛幾乎已成為傳奇。在我們的車隊不斷經過的道路上，甚至在無邊無際的沙漠裡，都有阿拉伯人站著賣雞蛋。當地人買雞蛋，1法郎一個。食堂的軍士們批量買時，3法郎一個。士兵自己去買，則5法郎一個。
有一天，我在一個茂密山谷里的農家院改建成的指揮所。場院裡擠滿了剛到的官兵。突然，一頭巨大的白豬拖著沉重的腳步穿過穀倉。
欲望的浪潮席捲著士兵們，我看了覺得又心酸又好笑。每個人都渴望地看著那隻豬。每個人都想過過嘴癮。
「哦，你這個又大又肥的小白白！我真想吃掉你！」
另一個士兵說：「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殺過豬，但我敢打賭，我能用刺刀一下找到它的頸靜脈。」
另一個，顯然是個城裡人，說：「但我們要怎麼才能剝掉它的皮呢？」
一個卡車司機輕蔑地回答說：「不用給豬剝皮。用滾燙的水燙它，刮乾淨毛就行。」
這要是在一年前，我們誰都不會多看豬一眼。但現在，光是看到一頭豬呼嚕呼嚕地穿過穀倉，士兵們就有了這麼多貪婪的評論。
我在突尼西亞的一個山坡上第一次見到查爾斯·P.斯通時，他還是一名少校。不到兩小時，他就成了中校。他的團長走上前告訴他這件事，就完成了晉升手續。斯通畢業於西點軍校，是個正規軍。他父親也是如此。
「我比我父親快了13年。」他自豪地說，「他當上中校時，已經40歲了。」
人們都叫斯通中校的名字，查理，他也直呼手下軍官的名字。他又高又瘦，短髮，留的是平頭，一顆門牙不見了。他裝過一顆假牙，但在戰鬥中掉了，再也沒有找到。
斯通隨身帶著幾十張妻子的照片，她住在新澤西州新不倫瑞克。不管身在何方，他堅持每天寫一封信，並且想方設法每三四天刮一次鬍子。雖然他的軍銜很高，但他還是露宿在地上，只有一條毯子。
他為人友善，但做起決定來果斷而積極。而且他是個很難糊弄的人。大家都知道這一點，因為整個複雜而瞬息萬變的戰場在他的腦海中都像水晶一樣清晰。
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卡爾弗市的傑克·馬普爾中士也是個有趣的傢伙。步兵連的士兵們都說，馬普爾的搞笑，簡直能打120分。他是那種能拿自己開涮逗樂的人。有人來訪時，人們聚在一起只是為了看他耍寶。馬普爾中士說，每次戰鬥，他都特別想當英雄，但不知怎麼的，散兵坑裡總是有太強的吸力，他根本無法擺脫。他還說，他希望成為二戰的「約克軍士」[2]，但由於起步有點慢，他只能給自己起個外號叫「科克軍士」。
「科克」說自己運氣特別不好。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小塊彈片。它薄得像紙一樣，只有針頭那麼點大。「這是我的戰利品。」他說，「它掉在我的手上，連皮都沒有擦破。」
然後他繼續模仿說，「科克·馬普爾，你這個倒霉的婊子養的，如果是別人，他的手都會被炸掉，他會搭下一艘醫療船回家。而你居然88秒鐘就康復了，連血都沒流一滴。」
底特律的查爾斯·米勒少校從一名講英語的義大利戰俘那裡買了一台羅萊克德相機和十卷膠捲。在他提出要買時，戰俘驚呆了：「為什麼，我只是一個俘虜。你想要，它就是你的。你不需要買，直接拿走就好。」但米勒少校告訴他，我們不是這樣做事的。義大利戰俘最後報了一個價，他給了三倍。在國內，同樣的相機要花200美元。
不止我們喜歡收集敵人裝備，德國人也是這樣。許多德國戰俘有美國餐具和湯米遜槍，有的還穿著美軍軍裝。
德國人十分佩服我們的大炮的驚人準確度。它太完美了，讓他們心癢難耐。有個被俘的德國軍官，被帶進營地時說：「我知道你們要殺了我，但在殺我之前，能讓我看看你們的自動火炮嗎？」
當然，我們沒有殺他，也沒有給他看我們的自動火炮，因為我們沒有。我們只是運氣好，僅此而已。
我認識的一位戰鬥機飛行員——一位中隊長——把將近200個德國人送上了西天。他剛執行完任務，返航的路上，他飛得很低，換句話說，幾乎是擦著地面飛行。他看見一個小山丘，稍微提高了一點高度。就在前面，一輛德國卡車後面跟著一支夜晚行軍的隊伍。
這一切都發生在一秒鐘之內。德國人沒有時間躲避。我們的飛行員只是按下按鈕，炮彈就源源不斷地射出，德國人被炸得血肉橫飛。
這位中隊長回來時在報告中幾乎沒有提到這一點。他說這讓他噁心。殺人是他的工作，但他喜歡的是在空中殺死對手。我甚至沒有說出他的名字，因為他對這件事感到很難過。
龐大的軍事車隊在夜間穿越突尼西亞的山脈和沙漠，這是任何一個曾經經歷過的人都無法忘記的。
一天傍晚，我訪問的前線部隊突然接到命令，當晚就要徹底轉移。它不得不撤出戰鬥陣地，對各分隊計時出發，融入高速公路上第一個控制點的交通流，然後整夜行軍，去另一條戰線上展開行動。
戰區所有的轉運車隊都在夜間行動。白天，我們的車隊可能會被德國飛機發現並襲擊。然而，夜間在漆黑、陌生而崎嶇的道路上行軍是非常困難和危險的。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
我們的車隊很龐大，有好幾百輛車和好幾千人。我們花了7個半小時才通過一個控制點。黃昏之前，車隊在傍晚5點30分才開始行動。最後一輛車直到第二天凌晨1點才動身。
我和來自弗吉尼亞州伍德斯托克的帕特·里德爾伯格上尉以及新罕布希爾州曼徹斯特的二等兵約翰·考夫林一起，坐一輛吉普車。在我們前面的是一輛小型有篷卡車，是里德爾伯格上尉麾下的自行反坦克炮分隊。我們自己組織了一個兩輛車的小車隊，排在大隊伍的尾端。所以在出發前，我們有半個晚上的時間要消磨。我們站在卡車旁邊，在穀倉里，一兩個小時，在黑暗中聊天。然後我們走進農舍的廚房，那裡曾是一個指揮所，現在空無一人。裡面有一盞電燈，我們用紙盒子在廚房的壁爐里生火。但是煙囪排不出煙，我們差點被嗆死。
有些軍官在地上留下一堆10月和11月的《紐約時報》，我們讀了大約一個小時。我們看了一些關於書的專欄還有電影廣告。沒有人知道現在有些什麼新書或者電影。它讓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我們離開了多久，我們與家的距離又有多遙遠。其中一個小伙子說：「等我們回國後，他們只要把所有的電影重播上一年就又可以賺一次錢了。」
看完了報紙，我們還有三個小時要打發，只能從卡車裡拿出毯子，躺在水泥地上。睡得正香的時候，里德爾伯格上尉在凌晨1點叫醒了我們，說要出發了。
月亮剛出來。天空晶瑩剔透，夜晚寒冷刺骨。吉普車車頂的帳篷已經放下。我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除了我平日的北極熊裝備——厚厚的內衣和兩件毛衣——之外，那天晚上，我還穿了一件工作服，一件坦克兵借給我的厚重的戰鬥服，一雙套鞋，戴了兩頂帽子，一頂套在另一頂上，還戴了一副護目鏡。我們三個人在吉普車裡裹著毯子，儘管如此，天亮前，我們還是差點凍僵。
我們開出穀倉，開了半英里（804.7米），在專門指揮交通的摩托車手的指引下，走上了主路。漸漸地，我們的眼睛習慣了半明半暗，沿著這條路前進倒也不難。我們得到命令，隊形要很緊湊，所以我們與前後車的距離保持在50英尺（15.2米）之內。
幾英里後，我們不得不穿過一條山脈。那裡有陡峭的斜坡和轉彎處，有些卡車不得不先倒車並加大油門再轉彎。這耽擱了很長時間。法國的卡車和馬車還時不時經過，阻塞交通。就在這些蜿蜒山脈的中心，我們遇到了一個很大的美國醫療隊。他們有幾十輛卡車，要趕去前線。他們在路的外側，有好幾次，車輪差點要滑入峽谷。
我們等了很久，前面的交通堵塞才得以疏通。我們關掉了發動機，夜色沉寂，只有遠處馬達發出低沉的聲音。有時，我們可以聽到大卡車在遠低於我們的陡坡上低擋呻吟，或者坦克在我們身後急轉彎時發出的憤怒的叮噹聲。
最後，在高原上，路終於變直了。我們遇到了一支龐大的法國軍隊，他們默默地向我們剛剛撤離的前線行進。夜裡行軍的士兵看上去像黑暗的鬼魂。幾百匹馬馱著他們的大炮、彈藥和補給。
我情不自禁地感受到這場災難是多麼巨大。戰爭使全世界的人們，包括我們在內的數百萬人，在漫漫長夜中像機器一樣精確地移動，而這些人本應該在家裡溫暖的床上舒舒服服地睡覺。戰爭使我們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小人物變成了奇怪的巨人。
出發時，我們的吉普車排在隊尾，但沒過幾個小時，我們就超過了許多緩慢行駛的車輛，我們一路向前駛去，在整夜埋頭前進的時候，很難意識到我們是這麼一長串戰爭機器中的一部分。車隊在我們前面蜿蜒幾十英里，當然，我們看不到它們，唯一陪伴我們的，就只有前面的五六個紅色尾燈。我們都不開前燈，但開著尾燈，這樣前面的車停下時，我們就能知道了。
偶爾，我們會抽根煙，我給其他人點菸。我們沒想遮住火柴的光，因為它只是閃一下，很快就會消失。有時，我們會碰上一輛引擎熄火的卡車，或是一輛拖著半條履帶的大拖車。但我們美國的設備是很好的，在這個龐大的車隊中，只有少數幾輛車在長途旅行中遇到了麻煩。
我們的車隊像馬戲團一樣完整，有彈藥車、廚房、修理店、裝有電話交換機和營地照明發電機的卡車、裝有炸彈的卡車。有載著將軍們的吉普車，有能拖起一整輛坦克的大拖車。這與我們在夜間路過的阿拉伯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只有駱駝和驢子馱著重重的東西。
月光足夠亮，我們能看見路，不過，那些早在月亮升起之前就出發的大部分車輛是如何翻山越嶺的，我就不清楚了。他們不得不在一片漆黑中前進。嚮導們繼續研究路況。他們發現了所有的急轉彎和陡峭的山坡，並用手電筒指示交通方向。
大約每一個半小時，我們就停下來，跟卡車司機們一起舒展身體。停車後，司機們會檢查自己的里程數。我們在路上走了3個小時，卻只走了27英里（43.5千米）。夜深人靜的時候，在山脈上蜿蜒行進，著實是一件緩慢的事情。
不過，前面就是開闊的平原了。我們到達那裡時，時速已經開到了每小時35英里（56.3千米）、40英里（64.4千米）。晚風開始颳得更猛烈了。我們沒怎麼說話，因為天氣太冷了。我的護目鏡里一直冒著蒸汽，我不得不把它摘下來擦一擦。最後，除了司機，我們所有人都把毯子裹在頭上打了個盹兒，但睡得不多，因為司機很難看到碎石路上的坑洞，吉普車經常會猛烈顛簸。
在休息站，士兵們會下車在路上跑來跑去，或者在一個地方跺跺腳，想要暖和一點。我最心疼的是步兵。他們像沙丁魚一樣擠在敞篷卡車裡，沒有任何保護措施來抵禦嚴寒。他們凍得脖子縮得緊緊的。
午夜過後幾個小時，車隊發出了咆哮。在一個休息站，很明顯前面的某個司機睡著了，忘了出發。我們等了半個小時。然後，不耐煩的司機們發動了車，開始超車。這是致命的。兩條車流堵塞了道路。在每一條溝壑和每一個轉彎處，它們都會咆哮起來，其中一條不得不停下來。最後，就像國內假日糟糕的大堵車那樣，我們一次只能移動幾英尺。「我很驚訝，居然會發生這種事。」我對里德爾伯格上尉說，「我覺得這樣可贏不了這場仗。」
我們都是這樣想的，但後來，我為說過這樣的話感到不好意思。大約一個小時後，一切都恢復了正常。那時我們已遠離群山。我們穿過了寂靜的阿拉伯小村莊，向沒有樹木的平原開去。
大約4點鐘，我和里德爾伯格同后座的兩個士兵換了位置。我們躺在軍用背袋上，用毯子蓋住自己，打算睡一會兒。很快，里德爾伯格說：「這些毯子可真難聞，我睡不著。」
我的毯子聞著也不香。
「好吧，該死的，」上尉說，「這些可憐的傢伙從來沒有機會洗澡。」
顯然，他忘了，我和他也從來沒有洗過澡。我不知道別人會不會覺得我們也很臭。
我的腳又冷又痛，最後我脫下套鞋和鞋子，把冰冷的腳趾放在手裡，想要暖和一下。大約半個小時後，腳就不疼了。最後我睡著了。醒來時，我看到天空中有一道微弱的光。當時才7點鐘。很難相信我昏睡了兩個小時，因為卡車一直在顛簸、彈跳、開開停停、停停開開。疲勞是治療失眠的良藥，又或許，我是被那些毯子熏得暈過去了。
天剛亮，我們這個小組的成員又換了位置。帕特·里德爾伯格上尉坐在卡車後面，在那兒睡了幾個小時。我回去解救了吉普車上一個快凍僵的士兵。再次出發時，我們都非常清醒，非常警覺，因為危險時刻就在眼前。白天我們還得開好幾個小時的車，這可是德國人用機槍掃射、摧毀我們的絕佳機會。
太陽慢慢地從光禿禿的山脊上升起。這片鄉野地勢平坦，像沙漠一樣，目之所及的地方沒有一棵樹，看起來有點像得州西部。我們路過幾個阿拉伯人，他們被凍得臉色發青，有的在放羊，有的在散步。地上有白霜，有時我們看到溝渠里有薄冰。
天亮時，在命令與長期經驗之下，我們的車輛開始分散開。現在我們與前後車相距大約200碼（182.9米）。我們所能看到的沙漠前方和後方，道路上全是單調的棕色的車輛。
來自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夏延街1541號的詹姆斯·伯內特中士正在駕駛我們的吉普車。我也坐在前面。二等兵約翰·考夫林坐在後面。他拔出一把機槍，夾在我們之間的一根柱子上。我們密切注意天上是否有飛機。過了一會兒，我們看到前面的卡車停了下來，士兵們像螞蟻一樣蜂擁而出。但因為寒冷和疲勞而昏昏欲睡的我，並沒有意識到這意味著什麼。其他人也沒有。
突然，考夫林喊道：「小心！小心！」
這下我們都知道他什麼意思了。前面的人都在拚命奔跑。伯內特猛踩剎車，速度快到驚人。我被毯子纏住了，掙扎了幾秒才掙脫。考夫林等不及了。吉普車還沒停穩，他就從我頭上跳了出去，落地的時候踩到了一隻腳，他摔了個正著。他直挺挺地趴在路上，腹部硌在石頭上，傷了一個膝蓋，一瘸一拐地跑起來，是我見過的速度最快的瘸子。
我們奮力穿越沙漠，直到在離公路100英尺（30.5米）的地方發現了一條小壕溝。我們沒有跳進去，而是停下來確認方位。我們看不見任何東西，也聽不到任何聲音。等了大約5分鐘，士兵們在公路兩旁的沙漠上列隊行進。大家這才認定是虛驚一場。於是，我們一邊咒罵，一邊鬆了一口氣，回到了路上。
我們又冷又脆弱。一個高個子士兵一瘸一拐地回來說：「我的腳太冷了，落地時，腳指頭斷掉了。」
那句話似乎觸發了我們的幽默感，突然，事情變得有趣起來。「我奶奶腿腳也不太好使，」一個士兵對考夫林喊道，「但她已經很老了。」
考夫林覺得一點也不好笑。他對自己的摔倒非常生氣、認真。伯內特中士和我只能竊笑。當一個人特別冷，又卸下心頭重擔時，這種情況就會發生。我們再也忍不住了，看到考夫林又生氣又吃痛的滑稽樣兒，我們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嗯，部隊就是有這一點好處，」伯內特說，「笑上一分鐘，很好。」
黎明時分，在非洲的沙漠裡，我們竊笑不止。死亡就在天邊。直到後來，我們才知道，警報是真的，在我們前面很遠的地方，在我們看不見聽不到的地方，車隊被掃射，有很多人受傷。
剩下的旅程和以往一樣。道路上塵土飛揚，風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冷。但被襲擊的危險總是伴隨著我們，我們好幾次停下來，躲進壕溝，然後才意識到看見的飛機是我們自己的。
不到上午11點，我們把車開進了新的站點。我們先給坦克和卡車做了偽裝，然後分發了一些罐裝口糧。我們在吉普車引擎蓋上用汽油爐煎香腸吃。半小時後，我們來到一輛餐車旁，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
然後，在其他人忙著安頓自己，清理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時，我把床單攤在地上，沉沉地睡了三個小時，明亮的陽光溫和地曬著我髒兮兮的臉。
我在北非戰區見過的最好的美軍營地，是一個大約100人的營地。他們在一個大港口的周圍，工作是用煙霧來迷惑德國空襲者。
我遇見他們完全是意外。那段時間，我和另一個記者駕車在陌生的鄉村間穿行。一天傍晚，我們來到一個鎮上。一個無聊的記賬員告訴我們，鎮上沒有我們住的地方。我們只能對這個朋友說聲再見，反正我們都好幾個月沒在屋頂下睡覺了。我們隨身帶著自己的床，我們討厭城市。於是，我們又驅車離開了小鎮，打算在樹下找個地方過夜。
就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經過路邊一個看起來非常整潔的美國營地。一時衝動下，我們開車進去，問看見的第一個軍官，我們是否可以把床單扔在地上，跟他們待一晚上。
他說：「你為什麼要把床單扔在地上？」
我們說：「好吧，我們是不想給你添麻煩，我們已經習慣了……」
「胡說！」他說，「我們會在我們的房間裡給你們騰出地方。你們吃晚飯了嗎？」
「沒有，不過我們帶著口糧。」
「胡說！」他說，「先來吃飯，然後我們給你找個地方住。」
這位軍官就是來自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的薩姆·凱斯納中尉。他穿著工作服，頭戴野戰帽，除了肩章，沒人能把他和二等兵區別開來。他念的是德克薩斯州農工學院，在同一天獲得了化學工程學位和軍職。
凱斯納的上司是來自南卡羅來納州柯林頓的J.保羅·托德上尉。戰前，他是一名教師。他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洛克希爾和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教數學。他們的裝備是毒氣部隊的，但他們釋放的不是有毒氣體，而是無害的煙霧，遭到空襲時，他們的煙霧可以作為掩護。由於工作性質，他們夜裡工作，白天睡覺。黃昏前，他們在城鎮周圍圍成一個大半圓，一小群一小群地在各個站點站崗，一直保持警戒狀態，直到天亮。午夜時分，他們會有一輛卡車載著三明治和熱咖啡四處送餐。托德上尉每天晚上都親自巡視這些站點，直到凌晨2點。
他們的任務很固定，足以讓他們把營地安置得像家一樣。他們從碼頭區搬來舊木板，建造了30多個小木屋，有點像國內的度假木屋。它們有木質地板、木牆和帆布屋頂。
他們用木頭做了鋪位，掛上蚊帳，把木板釘在一起，做了椅子和桌子，在木屋門前放上了小台階和門廊。他們給小木屋起名字，「麥克鐵匠的酒館」「非洲情人」「鄉村穀倉」「鴉片館」。
凱斯納中尉的門外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與德克薩斯州中心相隔6500英里（10460.7千米）」。這顆心是畫出來的，而不是拼寫的。
托德上尉在家裡有個妻子叫瑪麗金，還有一個女兒叫寶拉金。他是在女兒四周大的時候走的，差不多是一年半以前。不過，他一直都想著家人，因為他小屋的牆上釘著34張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他是我見過的最愛拍照的人。
營地里的100多個人就像一個大家族。他們都在一起很長時間了，他們對自己所做的事情和使用的設備都有著家族式的驕傲。
在廚房工作的一個小伙子說，他在克利夫蘭《快訊》上讀我的文章，已經好幾年了。他就是來自克利夫蘭葡萄園大道8322號的愛德華·杜德克下士。戰前，他是一名化學品工人。軍隊努力了很長一段時間，讓他進了毒氣部隊，但後來不知道出了什麼差錯，現在他是一個廚子，而不是化學品工人。但我想，當他想家的時候，他可以在爐子上灑一點油脂，自娛自樂。
我們跟這個分隊度過了一個舒適的夜晚，第二天上午也待了幾個小時，只是聊天，因為每個人都很友好。然後他們連問都沒問我們，就給我們加滿了汽油。我們走的時候，覺得這是來了非洲後，最讓我們有家的感受的地方。
火炬行動期間，一艘登陸艇上的盟軍士兵準備在奧蘭登陸，1942年11月。
迪耶普突襲後，部隊返回碼頭，美國遊騎兵參與了這次行動。
陸軍郵政局的工作人員在北非西部沙漠的一個站點投遞郵件，1942年4月28日。
1944年音樂劇《吉普車裡的四個女孩》的海報，凱·弗朗西斯、瑪莎·雷伊、米齊·梅菲爾和卡羅爾·蘭迪斯在劇中扮演自己。
英國皇家空軍裝甲車連的吉祥物布奇坐在羅爾斯·羅伊斯1920型裝甲車上，1942年3月，利比亞。
來自紐約的護士伊莎貝爾·馬勒在突尼西亞前線後方幾英里的轉運醫院裡照顧來自紐約州斯凱勒維爾的約翰·貝特拉利亞。
美國空運司令部的一架C-47飛機在埃及吉薩金字塔群上空飛行，1940年代。
德國二號B型坦克在北非前線，1942年12月。
在利比亞的比爾-阿克姆，一名法國外籍軍團士兵手持軍團旗幟，大致時間1940年。
圖卜魯格的高射炮向夜襲者猛烈開火。
英國第8集團軍，1944年。
來自肯塔基州的士兵歐內斯特·G.湯普森在非洲前線一條狹長戰壕里舒服地看書。他的槍當然已經準備就緒。
晚餐時間，厄尼·派爾用勺子從食品罐頭裡舀東西吃。
兩名來自達勒姆輕步兵團的英國士兵在馬雷特防線戰役中受傷，1943年3月22日。
義大利步兵拆除英軍在阿拉曼地區所謂的「無人地帶」埋設的反坦克地雷，1942年8月。
一名英國士兵搜查在突尼西亞塞傑南附近戰鬥中被俘的德國士兵，大致時間1943年。
[1] C口糧主菜有三種：肉和豆類，肉和馬鈴薯泥，肉和蔬菜。
[2] 阿爾文·約克（1887—1964），一戰中獲得勳章最多的美國陵園軍士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