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戰爭 · 第三章 不太黑的非洲

在所有即將奔赴前線的美國部隊中，我想，最辛苦的應該是遊騎兵。那是因為他們被訓練得像賽馬一樣，如果不能每天比賽，就會用爪子撓地。 你們都知道，遊騎兵是美國的突擊隊。幾個月來，他們的訓練一直是暴力的、雙管齊下的，主要是增強體能，以及科學地消滅敵人。整個夏天和秋天，在蘇格蘭冰冷的海水裡，遊騎兵部隊一直在操練，直到他們像大力水手一樣堅不可摧，像劊子手一樣殺傷力十足。然後他們有了實戰的機會。除了一些參與迪耶普突襲[1]的，剩下的人都來到了非洲。 他們的任務具體而危險，但他們非常專業，在幾乎沒有人員傷亡的情況下，挽救了所有法國人的性命。 在第一次襲擊之後，遊騎兵們無事可做。於是，他們安營紮寨，穿越模擬的登陸路線，在最寒冷的日子，他們也在地中海里游泳，在附近的城鎮執行憲兵任務。在等待下次行動的時間裡，他們漸漸有些抓狂。 由於遊騎兵的專長是登陸敵方的海灘和衝陷陣地，我問其中一個士兵：「你覺得，你們能在這裡等著，直到我們攻入另一塊大陸嗎？」 「我的上帝，我可不希望那樣！等待可太漫長了。」他的回答急切而充滿渴望。 我和遊騎兵的一位軍官，曼寧·雅各布上尉，交上了朋友。他把新澤西州的莫里斯鎮稱為家鄉，但在戰前，他是德克薩斯州南部的一個石油運營商。 雅各布上尉帶著我跟著遊騎兵巡邏隊來了一次越野訓練。我得跑著才能跟上他們的腳步。最後，我堅持不下去了，不得不坐下來喘口氣。我心想，我真應該為自己的虛弱感到羞恥，但畢竟我已經40多歲了，不該指望我能跟得上雅各布這樣的人。 後來，我才知道，這位名叫雅各布上尉的鐵血「運動員」也40歲了。或許他吃的維生素比我多吧。 不管怎麼說，遊騎兵是很好的。我擔心，如果有人想不出一個新的海岸讓他們登陸，他們可能會忍不住再次如風暴一般突襲非洲。 陸軍特勤處的工作是給士兵們提供放鬆和娛樂。起初他們的日子很艱難，原因很多。他們沒有錢，即便有錢，也沒有多少東西可買。許多運動器材從未出現過，他們也不知道從哪裡能弄來。營地里沒有舞台或電影設施，為了劇院、餐館和禮堂跟當地商人討價還價時，他們遇到了各種問題。 不過，他們也有一些進展。他們挑選了當地一個名為「羅伯特·泰勒秀」——這個名字實在是太不法式了——的歌舞團，從一個營地到另一個營地串演。他們還請了當地的馬戲團，帶著各種野生動物和空中飛人表演去營地慰問。因為特勤處沒有錢，士兵們不得不自己付入場費，反正他們有很多錢。 他們說，士兵有三個最首要的需求：（1）良好的郵件服務；（2）電影、收音機和留聲機；（3）香菸和糖果。香菸是免費發放的，一周六包，但其他的東西就很緊缺了。奧蘭的所有收音機都被部隊買下了，樂器店被清空，每個營地都需要更多的樂器；他們甚至在報紙上登廣告，要買二手貨。 許多營地自創了娛樂方式。有些組建了樂隊，舉辦大型舞會，當地人也很高興，因為在德國統治的兩年多時間裡，跳舞一直是被禁止的。 拳擊在營地里很流行，他們還舉辦了比賽。拳擊手套一時風靡奧蘭。不過，拳擊的確是一種簡單的運動，許多人都可以參加。特勤處也因此能騰出手來集中精力做別的事情。還有另外三種運動也有同樣的效果：棒球、快速球[2]和觸身式橄欖球[3]。除此之外，我在許多偏遠的營地看到很多士兵們玩手球甚至羽毛球。 在市里，紅十字會像往常一樣開辦了俱樂部和餐館，服務於休假的士兵。部隊自己也督辦了兩個軍官夜總會，同時協商為士兵、軍士和黑人部隊建立俱樂部。 然而，因為營地缺乏運動器材，距離城鎮又如此遙遠，沒有固定的交通工具，人們的風俗習慣和語言各不相同，在日常用品都買不到的郊野鄉下，士兵們的日子過得跟在英國時大不相同。有些頭腦清醒的人說：「好吧，現在是戰時，我們是在前線。備受關愛的部隊生活已經結束了。」 可是到了後來，我們在非洲的部隊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在前線。其餘的都在遠遠的大後方做著單調而艱苦的工作，給部隊做供給，或者不耐煩地等待命令。 隨著戰事繼續，部隊從前線回來休息，他們不得不找些事情做。因此，如果我們不得不待在這裡，我寧願儘可能多做些事情，照亮那些沉悶而不愉快的時光。 和眾多部隊一起待在非洲，在許多方面，就好像在參加一個全國性的政治大會——尤其是在這樣一個設立在沿海城市的總部。 比方說，在奧蘭，審查員辦公室被當成了新聞辦公室。記者們在這裡會面、交換信息、收聽廣播。所有人都在部隊辦的兩個大食堂吃飯。如果我們想找某個人卻找不到，就等到吃飯時間，那個時候肯定能找到他。 就像開大會一樣，我們從一座大樓跑到另一座大樓，仰望著各種各樣的軍官，聊來聊去。每個人都會散布一大堆信息：有些是謠言，有些是事實。大部分信息我們都用不上，而且大部分都不是真的。 同樣像開大會期間一樣，人們日夜在我的房間裡進進出出。有些人我認識，有些我不認識。在這裡，房間很稀缺，常常有朋友或陌生人睡在我房間的地板上。我和許多人握手，有些我記得他們的臉，卻想不起他們的名字，也記不起是在愛爾蘭還是英格蘭的哪個營地見過他們。而且，令人驚訝的是，我總是能遇到一些老熟人。 在一個晴朗的日子，二等兵克羅斯比·劉易斯走進我的房間。他是一個才華橫溢的美國小伙子，曾經在加拿大參軍，兩年前被派往英國。美國參戰後，他調到我們的部隊。我上一次見他還是在倫敦的一個雞尾酒會上，當時他宣布他訂婚了。 還有一次，我碰到了海軍陸戰隊的路易斯·普萊恩中校，他是我在倫敦德里市時的朋友。他是個來自克利夫蘭的大塊頭，看上去冷酷無情。在非洲，他很好地掌握了海軍陸戰隊的情況，他的嗓子啞掉了，只能打手勢。 我在奧蘭的第一天，一個穿著英國軍裝的傢伙興高采烈地走進來，拍我的手。原來是《倫敦新聞紀事報》的蓋伊·拉姆齊，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英國追蹤報道溫德爾·威爾基[4]的時候。拉姆齊是英國最偉大的打油詩吟唱者，他的那些打油詩都沒辦法印成書。 一天晚上，在鄉下，我在黑暗中被介紹給威廉·彭寧頓少校。我們聊了一會兒，發現二十年前我們都在印第安納大學上學。我還碰見了另一個十年沒見的傢伙，格蘭傑·薩頓，他曾經是華盛頓《每日新聞》的萊諾排字機操作員。當時他正一展少校的風采。 就這樣，我在英國認識的朋友們、來自美國的好朋友們、我二十年沒見過的人們，就這樣紛紛出現在我面前，第二天又消失了。 在戰時，人們往往是不辭而別的——有些人走了三四天，我們才意識到。打聽是沒有用的，我們只能接受，幾個月後，可能又會在別的國家遇見他們，又或許再也見不到了。什麼都說不準。 戰時的個人行李純粹是悖論。人肯定得有行李，為了有行李，就必須隨身攜帶，但又帶不了，因為太多了。他必須帶著自己的床和帳篷、口糧、衣服，還有許多純軍事用品，比如防毒面罩、防塵面罩、頭盔、水壺、餐具包，等等。 沒人能把這些東西全都背在身上。我的行李，就算兩個我都背不下。因此它們就必須用卡車運輸，丟失就是常事了。行李超重的結果就是，人們只能捨棄一部分，即便沒有丟的話。少了部分行李，人們肯定不那麼舒服，但也沒辦法全帶走。基本上，在所有的營舍里，我們都能看到前面住過的人留下的被褥、衣服或背包。 在奧蘭的時候，我在房間裡撿到一頂漂亮的帽子，比我自己的還要適合我。我還撿到幾條毯子，然後把我原來的毯子留在那裡，因為它們比我自己的要好。還有一個全新的餐具包，我大方到可以把它留給下一個住在這裡的人。 我抵達非洲之後不久，我的特種轟炸機機組人員也到了。我第一次見到他們是在英國，他們被叫作「傑克遜家族」——組裡的每個人都互稱「傑克遜」。在他們的「飛行堡壘」的機翼下，我們重逢了。他們和飛機看上去都有點疲憊，都很久沒洗澡了。 地面工作人員還沒有到，所以機組人員只能自己幹些機械活。轟炸機停在野外，他們就在機翼下搭了個小帳篷，晚上就住在帳篷里。有時候，他們吃罐頭口糧，有時候去總部的大食堂吃飯。 「你們怎麼洗襯衫之類的？」我問他們。他們都大笑起來。「我們不洗。」他們說。 不過那個時候，我不太在意這個，畢竟我自己的襯衫都已經連續穿了兩個禮拜了。 他們在突尼西亞上空執行過幾次任務。他們的一些同伴遇到了些麻煩，但傑克遜家族依舊有去有回。「我們不想當英雄，」他們說，「我們只想每次都平安回來。」 不過，當然，人們無法事事順心。全世界各地的戰俘營里，滿滿的都是不想當英雄的英雄。 當時，傑克遜家族已經戰果斐然。他們的飛機機頭上畫了十枚小炸彈，表示在十次任務中遭到襲擊。小炸彈下面還有三個小納粹標記，代表炸毀了三架德國飛機。「三架是確定的。」機長說，「實際上我們還炸毀了另外七架。」 自從我們在英國分手以來，兩名機組人員被授予了勳章，那時候他們的飛機還沒有名字。但來了非洲後，飛機的鼻子上多了一幅畫，畫著一個面目猙獰的魔鬼在火中跳舞，揮舞著乾草叉，上面寫著「地獄惡魔」。 他們認為自己很強大，我想是的。他們只被擊中一次。不久前，他們從靠近機身的機翼上挖出了一塊有人拳頭一半大的炮彈殘片，原來，他們都沒意識到自己被擊中過。還有一次，在只有三個馬達的情況下，他們飛了500英里（804.7千米）。那次他們沒有被擊中，第四個馬達剛剛熄火，後來他們在郊外的田野上，自己換了一個備用馬達。 夥計們說，在非洲，高海拔區域和英國的一樣寒冷。他們去轟炸比塞特或突尼西亞時，知道那裡的地面上正在戰鬥，但他們從來沒能看到過。有一天，在他們向東開往比塞特時，他們遇到了一支龐大的「容克88」轟炸機編隊，對方正向西去襲擊一個盟軍船隊。美國人和德國人相隔只有10英里（16.1千米）左右，卻彼此視而不見。 「這打的什麼仗啊！」傑克遜機長說，「我們居然在去轟炸對方的路上相遇了。」 傑克遜家族的十個人過得很愉快。他們從不生氣，也已經習慣了髒亂，很高興能來到非洲。 他們的飛機周圍，總是有一小群阿拉伯人蹲著，賣給他們橘子和其他本地的東西。夥計們用香菸換雞蛋，然後在篝火上煮雞蛋。在他們改換基地的前一天，他們打算把飛機「賣給」一個阿拉伯人，來換兩萬個雞蛋。 「要是他帶著那麼多雞蛋過來，卻發現我們不見了，他不會吃驚吧？」其中一個男孩說。 我想，那個人的驚訝程度，可能比不上如果他真帶來兩萬個雞蛋，小伙子們的驚訝程度的一半吧。 我在那裡的時候，他們只進過一次城。他們中的兩個去我的房間洗了個澡，然後買了瓶葡萄酒。他們遇到幾個美國護士，給她們買了阿爾及利亞的黑色木雕娃娃作為紀念品。然後他們去了一家新的夜總會，跳舞，好像玩得非常開心，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那天我不在家，不過，他們在我的枕頭上留了張紙條，感謝我給他們地方洗澡，還在字條上面署名「兩個乾淨的傢伙」。 他們已經失去了一些好朋友，我的另一位飛行員朋友也走了。他是在美軍的第一次任務中犧牲的。就好像早期的航空郵件一樣，我的好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再也沒有回來。 我可以看到，傑克遜家族的每個小伙子都經歷著同樣的心路歷程，總覺得這種事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那時候，人必須這麼想，否則會發瘋的。 坐吉普車走了150英里（241.4千米），我差點死掉。在吉普車上顛簸了這麼久，我花了一整天才不再覺得整個人都在震動。在醫院裡，他們告訴我，有些士兵在吉普車上坐了一天後，累得下不來床。我覺得自己很厲害，很自豪。 我們對美國營地做了一次大巡查。我是和幾個負責安全的軍官去的，他們的工作是在每個營地建立和監管安全分遣隊。所謂的安全，就是保守軍事機密，並防範「草叢中的毒蛇」，比方說軸心國的同情者和特務。 安全軍官的工作很難做，因為他們說，美國人根本沒有安全意識，我們學不會閉嘴，還總是輕信他人。他們說，法國人在和平時期的安全措施比我們在戰時的都要好。 在途中第一個機場停留時，我遇到了幾個戰鬥機飛行員朋友，上一次見他們還是在北愛爾蘭。其中一個人手臂上打著石膏。我立刻想像出一個驚心動魄的好故事，原來他只是從自己的飛機機翼上摔下來，摔斷了胳膊，真是個不浪漫的傢伙。 接著，我們在地上一個洞裡的防空炮前，與來自芝加哥的約翰·繆爾中士交談。他說，如果那些在2000多英尺[5]的高空飛過的噴火式飛機是敵機的話，他們就死定了。 在鄉下的一家酒館裡，我們跟幾位將軍共進午餐。為了保持我的社會地位和尊嚴，我爭取每周至少一次與某位將軍共進午餐。 之後，我們參觀了一個剛剛搭建起來的帳篷醫院。在那裡，我遇到了迪克·奧爾特中尉和護士凱蒂·巴斯塔迪奧。他們都來自紐約，和我們坐同一條船來的非洲。他們都住在帆布帳篷里。凱蒂說她一直在用鋼盔洗腳，結果發現她的腳比她的頭還大。 我們在一個鐵路補給站和一家修路工程公司快速停了一下。最後，我們來到了西迪貝爾修道院，有名的外籍軍團的大本營。不知何故，我們結識了外籍軍團的福索少校，和他在路邊咖啡館坐了一個小時，儘管這位少校不會說英語，我們也不會說法語，基本上不會。 在剛開始的15分鐘時間裡，我們主要問他多大了、是否結婚了、在軍團待了多久、家鄉是哪裡，一些諸如此類的問題。這番談話耗盡了我們的詞彙量，所以接下來的45分鐘裡，我們只能互相稱讚彼此的熱情、漂洋過海伸出援手、心連心手牽手，然後回憶一戰時美法兩國發生的精彩故事。 我知道我們在聊這些，是因為少校一直在說，「Quatorze dix huit」。碰巧，我知道它的意思是「14年到18年」，當然說的就是一戰期間了。從他比畫的手勢，我們猜，他是在說兩個國家之間如兄弟般友愛的事情。實際上，這位少校是我見過的最熱情的人。我們說好了，回程時還要來找他，他會帶著我們在鎮上轉轉。 在回來的路上，我們把車停在了一個地方。在那裡，美國坦克兵正在教法國人駕駛我們的坦克。他們在一個傾斜的山坡上宿營，地上長滿了灌木蒿，跟美國西部山坡上的一模一樣。行軍途中，坦克兵從早干到晚，夜裡也一直工作。地勤人員還沒有到達，他們不得不自己動手維修。 他們真的很能吃苦。晚上，外面很冷，他們圍著篝火坐一會兒，就進小帳篷里睡覺。他們是第一批進入奧蘭的部隊，但從未回到過城裡。由於某種原因，他們休假時也不能去那裡。就連他們的軍官也認為，他們占領了這座城市卻不能進去，實在是很諷刺的事。 我們從坦克兵身邊啟程時，天已經黑了很久。幸運的是，這裡沒有宵禁，我們可以開著前燈開車。儘管如此，有幾次，幾個背上背著棍子的阿拉伯人突然出現在路上，我們還是嚇得半死。 我們以每小時50英里（80.5千米）的速度，跌跌撞撞地回到奧蘭。風把我們都吹透了，我們覺得自己仿佛歷經了人世滄桑。然而，實際上，我們連當下最微小的部分都沒有看到。 北非的路況好到出人意料。道路用碎石鋪成，彎路曲折，像我們的一樣。在鄉間路上開車，我們常說很難意識到自己不是在美國的某個地方。 橫貫北非的、夾在山脈和海洋之間的漫長而平坦的平原，正如我之前所說，與美國的西南部十分相似。沒有樹木，卻又不全是荒漠。實際上，它非常肥沃，特別適合耕種。 土壤像紅色黏土，雨後則像秋葵湯。阿拉伯人種了些燕麥，我還看到一些特別長的、已脫粒的穀草。但大部分土地都是葡萄園和橄欖園。在略有起伏的陸地上，放眼望去，人們可以看到50英里（80.5千米）開外甚至更遠的地方。田地相當廣闊，在那個季節，大部分都是剛犁過的。 許多美國士兵都有了第一次從樹上摘下橄欖吃——或者說咬，因為他們只咬過那一口——的經歷。接下來會是你見過的最誇張的吐口水、哇哇亂叫，還有鬼臉。橄欖似乎必須在鹽水中泡熟了才能吃。在樹上時，它們黑漆漆的，看上去很漂亮，但味道卻是酸澀得難以形容。 鄉村的整潔與乾淨令我們驚訝，儘管我沒法說城市也是如此。田野是乾淨的，沒有垃圾，沒有被浪費的農作物，不像許多美國農場，東西扔得到處都是。 阿拉伯人所有的農事都是用馬來做的，馬的體型都不錯。不過，我們很少看到阿拉伯浪漫故事書中寫的那種阿拉伯駿馬。野外有許多山羊和綿羊，通常由小孩子照料。我們看到許多可愛的小牧羊女，不到八歲的樣子，戴著兜帽，穿著睡衣一樣的裙子，看到我們經過時，會微笑著做「V」手勢表示勝利。 阿拉伯人似乎是一個奇怪的民族，難以捉摸。他們很窮，看上去和一些南美國家的印第安人一樣嚴肅沉默，很不友善。但當我們接近他們時，他們又會變得很友好，很開心。我們開車行駛在鄉間時，成百個阿拉伯農民沿路向我們揮手致意。我們經過時，孩子們總是高喊著僅會的幾句美國話—「再見」或「OK」，要麼像士兵一樣給我們敬禮，要麼就用手指做出「V形」手勢。在那半天的車程中，我看到的「V形」手勢比我在英國期間看到的加起來還要多。 偶爾，我們能看到成片的仙人掌，田地往往被一種在墨西哥被稱為龍舌蘭的植物一排一排圍起來。這種植物是製作龍舌蘭酒和特基拉酒的原料。顯然，阿拉伯人不像某些國家的人那樣嗜飲當地的酒水。我看到過一些喝得醉醺醺的阿拉伯人，但不多。阿拉伯的好人從不喝任何含酒精的東西，因為飲酒違背了他們的宗教信仰。 我始終搞不清楚他們的宗教問題。有些阿拉伯女人裹著白單子，用頭巾遮住臉，只留出一隻眼睛向外張望。士兵們稱她們為「獨眼小妞」，但這樣的女人是少數。大多數女人都會露出臉。據我所知，那些蒙著臉的是虔誠的教徒，就像在美國只有少數猶太人是所謂的正統派[6]教徒一樣。露著臉的也是好人，只是不遵守古老的習俗和限制而已。 有一天，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們路過一群人和一輛馬車，車上載著一整個阿拉伯家庭。男人跪在人行道邊上，雙肘著地，面向東方，朝著麥加，但女人和孩子都坐在馬車裡。我們之中的一個人說：「我想他是在給全家辦事。」 那是我看過的唯一一個祈禱的阿拉伯人。 在非洲北部，我們從未見過駱駝。顯然，在那個肥沃的地方，人們並不需要這種龐然大物。人們告訴我們，至少要往南走300英里（482.8千米），才是撒哈拉沙漠，那裡才能看到駱駝。 路上幾乎沒有本地人的客車，重型卡車卻很多。那是因為汽油短缺。卡車燒酒精，即便如此，酒精也很稀缺，因為德國人將大部分葡萄釀的酒精用在自己的汽車上了。 據我所知，冬天的室內根本沒有取暖這回事。以前這裡是從法國獲取煤炭的，但法國統治倒台時，煤炭的供應就中斷了。我們自己帶了煤過來。 我們在北非的卸貨港是令人愉快的地方，因為德國人太忙了，沒有時間向這些地方投炸彈，幸運的是，大部分時間都是這樣。在露天碼頭上，陽光溫暖地照耀著，空氣清新又乾淨。大量的炸彈、卡車、槍支和食物從繁忙的艙口源源不斷地湧出。 轉運船到港後，成千上萬的美國士兵在這裡搬卸。我去過一個港口，那裡負責裝卸的美國士兵多得跟一個大城市人口差不多。其中大概四分之一是有色人種。除此之外，還有數千個阿拉伯裝卸工。美國人一天三班，晝夜不停地幹活。 從那些船上卸下的物資，數量令人震驚。我站在那裡四處張望，覺得即便現在就不再運來，現有的也夠用了。然而，腦子清醒的時候，我也能意識到這只是滄海一粟。就算打著仗，中東的英國人和德國人也在不斷地奪取對方的物資。洪水一樣湧來的物資必須永遠地持續下去，像沒有盡頭的瀑布，才能夠用。 轉運的船隊還是很安全的，即便有些船速度慢一些。船隻很快就掉頭返回，雖然速度比不上什麼世界紀錄。轉運船看著不多，所以我原本以為它們是平均兩周一次，但其實遠比這多得多。 每一天，碼頭都有船隻在卸貨，每一次，一條船開走，馬上就有新的船補上泊位。日復一日，美國的士兵、戰爭設備還有補給越來越多，整個北非越來越趨近飽和點。不久之後，他們就會匯成令人窒息的洪流奔向敵方。 在某個港口，指揮官拿到一份任務清單，在占領後的一段時間內，他要做好碼頭每天卸下一定數量物資的準備。然而不到一個禮拜，任務就翻了三倍。 為了完成目標，他必須清理掉港里被撞毀的船隻，清理碼頭上的戰鬥殘跡，修復受損的公用設施，並且組織幾千人在碼頭工作。 一切都是事先精心策劃的，就像這次占領一樣。比方說，他們知道有多少條船會在港里。他們甚至估算過有多少船隻會被擊沉，並且做好了打撈的準備，需要用到的潛水兵都是在英國訓練好的。 又比如，他們用攝影機給碼頭拍照。仔細研究這些照片後，部隊可以知道碼頭上堆放了多少煤炭，計算出運行公共設施和鐵路設施所需要的用量，再安排運來這其中的差額。有時候，他們會用到一整條船的運力。 起初，數千名裝卸兵都駐紮在碼頭上，擠在小帳篷里。後來，他們被安置在城鎮周圍的空置建築和鄉下的帳篷營地里。他們穿的是棕色的工作服，頭上戴的帽子也各式各樣。 諷刺的是，阿拉伯人的輪班工作被稱為「假期」。他們一個正常工作日包括兩次「假期」，每次3小時20分鐘，然後每天再加3小時班。他們的薪水是每天50法郎，折合成美金大約是67美分。 占領的當晚，在許多港口，法國人某種程度上合作地沉毀了自己的船隻。也就是說，在許多船上，他們打開通海閥讓船沉下去，讓它們處於易於打撈的狀態。 在其他港口，他們的船被嚴重損壞，躺在水底。我們到達後很長一段時間，港口的水面上仍然有桅杆和煙囪。有些船體完全淹沒在水下。它們阻礙了航行，但只要小心操縱，港口還是可用的。 在我們與當地政府的安排下，法國領航員們負責所有船隻的進出。他們曾經不小心撞到沉船，把自己的船底弄破了。潛水隊花了兩個星期，修補英吉利海峽附近的一艘沉船，好不容易讓它準備就緒，可以抽氣了。他們原本指望它第二天可以浮上來。誰料，第二天早上，一個法國領航員指揮一艘船離港時，不知怎麼撞上了那艘沉船，所有的修補都被撞毀。修理工們只能重新開始，又花了兩個星期才讓船浮上來。 除了前線的大戰，後方其實也有很多戰鬥。 美國士兵都是不可救藥、一廂情願的「空想家」。當時，雖然突尼西亞戰場進展緩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那些在北非的普通士兵都認為戰爭到1943年4月就會結束。 審查人員告訴我，士兵們在家信里都是這麼寫的。我知道，在營地里，只要有一個人這麼認為，所有人都會壓上大賭注。如果我試著指出，如此快速的勝利根本不符合邏輯，就算是從那時候開始算，一年之後戰爭能夠結束，都已經是相當樂觀了，他們肯定會把我當成瘋子看待。 我們的士兵普遍都非常想家，總是想著家裡。就連某位將軍，有一天也說：「如果能讓我在紐約待上24小時，我願意付出一切。我只是想看看它的樣子，聽聽人們在說些什麼。」 我遊走在各個營地之間，最常聽到的問題是「國內的人們在想些什麼？」——從來不是「報紙上在說些什麼？」 不幸的是，對此我的了解並不比他們多。我所知道的只是我在法國報紙上讀到的東西，比如有篇文章說，美國在過去一年裡建造了32000個「chars」。我以為「char」指的是椅子或女用人，但我的法語詞典明明白白寫的是雙輪敞篷馬車。所以我只能告訴營地里的孩子們，很明顯，美國發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32000輛馬車！ 不，我們不知道你們在家鄉想些什麼，但我希望，你們不要認為我們能在春天回到紐約。雖然我的預測能力很差，但我認為，一段時間內，我們在北非的狀況都不會太好。在最初的占領之後，必然需要一個階段來穩定局面，並積累大量的人力和物資儲備。我們正好就在這個階段。 我們在北非的部隊只有一小部分在行動。其餘的戰鬥部隊都在等待，龐大的補給部隊正在隊伍後面日夜忙碌。 在我看來，正如丘吉爾先生所說，我們正在等待另一個發動襲擊的時機，一個對我們最有利、對希特勒最不利的時機。我不知道那是何時何地。 從地圖上看，阿赫伊拉與阿爾及利亞只相距一個下午的車程，但實際上比從紐約到堪薩斯城要遠得多。我希望，即便短期內似乎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國內的人們也不會不耐煩。 突然，我們收到了大量的郵件，有從英國來的，也有從美國來的。碼頭上成千上萬個郵袋堆在一起，好像稻草堆一樣。陸軍郵局以驚人的速度在三天內完成了所有郵件的分揀和投遞。 有些人一下收到了75封信。我認識的一個人收到了兩封信——一封是一份通知，說的是他的朋友為他訂閱了《讀者文摘》，這事他已經知道了；另一封則是他妻子寄給他的，教會節日的油印傳單。好幾個星期了，她沒有給他寫過私人信件。他在說這件事時，措辭是很不禮貌的。 還有一個我認識的人，一位來自舊金山的上校，已經三個月沒有收到妻子的信了。至於沒有收到朋友來信的時間就更長了。大量郵件湧來時，他只收到一封，來自古德里奇輪胎公司的一位副總裁。信中他被警告，保護輪胎是他的愛國義務。 不過，我認為最有趣的是這個：來自洛杉磯的雷蒙德·弗格森上尉收到了姑媽的聖誕禮盒。多年來，她頭一次給他寄禮物。看到寄信人是她時，他非常感動。弗格森急切地打開了盒子，然後他的臉一下拉得老長。盒子裡的禮物是一大疊空白的信紙，供他寫信回家。而身為該戰區陸軍郵政部門負責人的弗格森上尉早已擁有數百萬張信紙。 赫伯特·德斯格爾斯中尉，我在新墨西哥州蓋洛普時的朋友，收到了20封妻子的信。另一位朋友，來自得梅因的比爾·威爾遜中尉，一天之內收到了30封私人信件。 他們給我講了一個士兵的故事。他已經三個月沒有收到妻子的信了，他氣憤地寫信給她，讓她見鬼去，還說要跟她離婚。突然有一天，50封信一起湧來，都是她在三個月里陸續寄出的。他不得不給她打電報，收回離婚的威脅。 至於我，我只收到了兩封信，一封來自某個匹茲堡女孩，希望我向她的心上人——某個士兵——問好，另一封來自愛荷華州的一個男人，他說他那兒雞蛋很多，一打只要38美分。我只能假設，我的50封家信已經葬身於某片海域。 美國電影，在德國占領期間被禁止放映，現在又可以上映了。大一些的城市裡有現代化的電影院，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新影片。 他們找出一些老古董，老得令人難以置信。有家影院放映了一部由早川雪洲[7]主演的電影，他已經過氣很久了，只有中年人才聽說過他的名字。另一個明星是牧羊犬任丁丁[8]，它已經死了那麼多年。 斯坦·皮肯斯上尉，夏洛特市的可口可樂大王，進城買了一把裝在木箱裡的阿爾及利亞小提琴，消磨在營地的業餘時間。他花了22美元才買到它，還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樂器商店基本上被搶購一空……格尼·泰勒中校來城裡看望我是為了用我的浴室。有一次，他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裡洗了兩次澡。他看上去乾淨極了，乾淨到亮眼……來自匹茲堡的二等兵查克·科尼克有一天搞到了一大堆匹茲堡《快訊》。不幸的是，這些報紙已經是四個月前的了……我有了新奇的經歷：為了頂替一個有點累的朋友，我晚上開著軍用卡車在非洲的公路上行駛了50英里（80.5千米）。這是我六個月前離開美國後第一次開車，感覺好極了。順便說一句，非洲跟美國一樣，都是右側行駛。在左側行駛的英國待了幾個月之後，在抵達非洲後的幾天裡，我總覺得自己走錯了方向……有傳言說，把我們從英國運來的船在返航途中沉沒了。我不願意想像那艘忠心耿耿的船沉在海底的畫面……一大批軍官升職了，許多人沒有新的軍銜徽章。因此不得不繼續戴著舊的。我聽說有一位雄心勃勃、目光遠大的少尉，來非洲時，他隨身帶著所有可能得到的徽章，最高可達三星……陸軍的《星條旗報》開始印刷非洲版。埃格伯特·懷特中校和哈里·哈查爾上尉從倫敦飛到阿爾及爾，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裡，與鮑勃·內維爾中士一起建立了印刷廠，開始印刷。這份報紙開始時是周刊，但他們保證以後會變成日報。 [1] 1942 年 8 月 19 日，盟軍對德國占領的法國迪耶普港的攻擊。 [2] 一種手足並用、把球扔進或踢進對方球門得分的運動。 [3] 只准觸碰阻擋持球隊員，不能抱人攔截的橄欖球運動。 [4] 溫德爾·威爾基（1892—1944），1940 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5] 2000 英尺約為 609.6 米。 [6] 猶太教正統派嚴格恪守傳統信仰和禮俗，拒絕任何變革。 [7] 早川雪洲（1889—1973），本名早川金太郎，1910 年代中期至 1920 年代晚期的好萊塢超級巨星。 [8] 任丁丁（1918—1932）是一隻德國牧羊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被美國士兵鄧肯解救，後來成為國際影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