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戰爭 · 第二章 美國人已經登陸
軍隊的攝影師是用相機而不是槍作戰的士兵。他們通常在通信營里，工作通常有著雙重目的：一是拍下可以在國內影院放映的新聞短片，二是留下影像，記錄戰爭。這樣的人很多，陸軍和海軍里都有，他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軍隊中，已經做了許多歷史性的工作。戰爭還沒結束，他們中的許多人就會犧牲在相機之後。
遇到二等兵內德·莫迪卡和諾曼·哈靈頓中士時，我已經在非洲待了幾天了。他們都是軍隊攝影師。內德35歲，一頭黑髮，有絲絲灰白。即便穿著戰鬥服，他的外形和談吐都像個軍官。他年輕時就讀於紐約美術學院，然後在巴黎學習了兩年。戰前，內德在時尚的麥迪遜大街上有自己的工作室。
內德的隊友在馬里蘭州伊斯頓的老家當過市民領袖，這對一個剛剛高中畢業的16歲男孩來說有些奇怪。17歲時，他成為美國最年輕的扶輪社員[1]。19歲時，他開了一家自己的工作室。諾曼懶得佩戴肩章。他在部隊唯一的興趣，就是做他當平民時所做的事情。內德說諾曼是部隊里最好的新聞片製作人。
11月8日凌晨，在阿爾及利亞海岸附近一艘軍艦上，哈靈頓中士和莫迪卡二等兵站在黑漆漆的甲板上。他們被照相機正在拍攝的場景迷住了——沿著海岸瘋狂搜索的追蹤彈，天空中熾熱飛濺的彩色照明彈，我們的裝甲快艇留下的煙幕。
接著，就在黎明時分，他們的船駛近海岸。它一拋錨，一枚法國迫擊炮彈就繞了過來。還差3英尺（0.9米）就會擊中兩個攝影師。過了一會兒，第二枚炮彈便炸毀了他們昨晚睡覺的地方。
有時候，冒險開始得太突然了。
兩位攝影師驚奇地看著對方，但船上擴音器里的聲音打破了他們之間的緊張氣氛。它在叫他們的編號。他們接受訓練並等待已久的工作就在眼前。他們抓起裝備，跳上突擊艇，一到淺水區就從駁船上跳下來，從海水齊腰深的地中海海岸線登陸。他們把攝像機高高地舉過頭頂，涉水上岸。在扔掉自己的背包和多餘的膠捲後，他們又涉水返回，開始拍攝成群結隊的士兵登陸時的情景。這樣一來，他們成為最先在地中海這一邊採取行動的陸軍新聞紀錄片拍攝者。
海水很冷，但他們感覺不到。
「老實說，我們不知道周圍有什麼東西。」內德·莫迪卡說，「我們專注於手上的事，根本不知道在鏡頭半徑之外發生了什麼。」
他們在齊腰深的水裡工作了15分鐘，在海灘上跑來跑去，拍下部隊登陸的影像。看到海軍醫務人員在海灘上照料一名受傷的法國士兵時，他們還首次拍到了血腥的場面。士兵還戴著紅色的帽子，這個顏色在彩色影片中顯眼極了，同樣亮眼的還有光禿禿的非洲山脈、蜿蜒的海灘、背景中等待登陸的龐大軍隊，還有雪白的繃帶。
奧蘭戰役的第一天結束時，兩名攝影師四肢伸開躺在阿爾及利亞小鎮阿爾祖附近一所鄉村中學的地上。其他士兵躺在他們周圍。兩位攝影師都累得快死了。他們一整天都在奔波，不停地跑，跑前跑後，不停地先丟下多餘的設備，然後再回來拿。
他們的衣服還是濕的，他們感到很冷。他們上岸時沒有毯子或大衣。別人都是一個軍用包，他們肩上扛了三個，包里裝的不是食物，也不是彈藥，而是備用的膠捲和相機。內德帶著兩台彩色攝影機和一台靜態照相機。諾曼負責一部重大新聞片的拍攝，他帶著一台靜態照相機。他們的私人物品只有兩把牙刷。
登上非洲土地的頭十二個小時裡，諾曼和內德拍攝了受傷的美國人和受傷的法國人，拍攝了水上飛機基地的實景，還第一次拍下了戰時屍體的照片。那是一個狙擊手的屍體。那人朝他們開槍，但沒有打中。
那一天晚上，他們沒怎麼睡著。子彈飛進院子，砰砰地打在牆上。教室里的士兵們整夜都很緊張。在黑暗中，他們可以聽到手槍彈夾發出的咔嗒聲。黎明前，一個神經敏感的步兵朝著想像中窗外的黑影扔了一枚手榴彈。有個士兵徹夜未眠，講述著他在大學時的兄弟會生活。
第二天凌晨，兩位攝影師幸運地找到一輛吉普車，驅車前往爭奪聖克勞德的戰場。後來，他們還是扔下吉普車，一路爬上前線。在步兵營里，一位攝影師學會了在戰壕中行走。他學會了走幾步，蹲下等迫擊炮爆炸，再接著走。聽到飛過的子彈的嘶嘶聲，他的頭不由自主就會低下來。這兩個夥計很快就學會了。
內德·莫迪卡找到了一個美國機槍小隊，用相機給他們拍了很久。這是很好的動作素材。接著，他們走進奧蘭，拍下了法國和阿拉伯人民熱烈歡迎美國軍隊的場面。最後，他們把膠捲裝箱，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位隨和的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把膠捲送往倫敦。
在非洲大地的第二個晚上，兩位攝影師睡在另一所鄉村學校，這次是在課桌上。事實上，這是他們在登陸後60個小時裡，睡得稍微久一點的一次，差不多3個小時。第三天黎明時分，一位上校衝上來問哈靈頓，是否願意乘坐保羅·蓋爾上尉的吉普車隨上尉一起做一次偵察。哈靈頓抓起相機就跳上了車。
司機是一個帥小伙，攝影師沒有記住他的名字。他熟練地發動了車開上路。他們向前走了幾英里，途中經過許多部隊，最後來到一個小鎮。他們把吉普車停在那裡。蓋爾上尉做自己的事去了，哈靈頓拿出設備，給當地人，還有彈痕累累的牆壁拍照。人們很熱情。一切似乎都正常。
美國部隊入駐時，他們正準備離開。直到那時，他們才意識到，自己在一個尚未被拿下的小鎮上，不知不覺地度過了愉快的一小時。
他們駕駛吉普車向後開了幾英里，到達一個指揮所。蓋爾上尉坐在司機旁邊。哈靈頓中士坐在后座。風擋玻璃被搖下，蓋了起來，因為風擋玻璃會反光，成為狙擊手的好目標。人們在戰爭中能學到很多有意思的東西。比方說，士兵們上岸前被分發了太陽鏡，但他們不能戴，因為太陽鏡會反光，容易被打中。在非洲溫暖的陽光下，他們三人沿著高速公路在葡萄園間行駛。一切都很安靜。阿爾及利亞戰爭似乎即將結束。
突然，司機毫無徵兆地從方向盤前倒下，吉普車轉向一旁。血濕透了他的軍裝。他一句話也沒來得及說。前所未見、前所未聞地，狙擊手的子彈打中了他的右眼。他當場死去。
哈靈頓越過司機的屍體，抓住方向盤。蓋爾上尉的一隻腳繞過司機的腿，把油門踩到了底。接著又有兩聲槍響，但沒打中。一個人掌握方向盤，另一個人踩油門，吉普車呼嘯向前，他們才脫離了危險。
與此同時，內德·莫迪卡徒步走上了搶奪聖克勞德的前線。那裡的法國人拚死抵抗，事實上，他們短暫地牽制住了我們。這場戰鬥非常壯觀。內德一時忘記了自身安危，沉浸在拍照的熱情中。
內德直挺挺地站著，抓拍照片。他感到有人靠在他身上。他對那個人說：「天氣越來越熱了，不是嗎？」沒有人回答，因為就在那一刻，所有的士兵都跳起來開始撤退。
撤退是指揮官下的命令，他正在改變作戰戰術，但內德當時並不知情。
他對一個靠在他身上的傢伙說：「我們趕緊離開這裡吧。」然後轉身就跑。就在他轉身的時候，那個士兵重重地摔倒在地——死了。
莫迪卡永遠都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第二天，兩位攝影師在郊外數英里外的橄欖林中搭小帳篷露營，等待下一步行動。我就是在那裡發現他們的。
莫迪卡說：「來非洲之前，我從沒有從樹上摘過橘子。」
「我們的影片經過編輯和審查後，應該是一部30分鐘的新聞短片，大部分是彩色的。」哈靈頓說，「它應該很美。」
「等我們到義大利的時候，我們可以弄些好東西吃。」莫迪卡說，「至少我們可以提要求。我會說義大利語。」
「你會到義大利，還有許多別的地方。」哈靈頓說，「每次登陸，我們都會是海灘老大，我們會參與每一場戰爭，每一場殺戮。你以後就知道了。」
「戰爭結束後，我要在巴黎退伍，讓我的妻子也休個假。」莫迪卡說，「我們會去這些國家旅遊。」
「戰爭結束時，你會在中國。」哈靈頓說。
「好吧，我一直想去中國看看，我也可能會在那裡退伍。」莫迪卡說，「如果我們能活到那時候的話。」
拉爾夫·高爾小時候住在阿肯色州，他家對面街上住著一個聾子。那人能讀唇語，拉爾夫從他那裡學會了這個本領。那時，他主要是為了能在別的孩子面前炫耀。
四分之一個世紀後，拉爾夫·高爾中士坐在非洲野外一個帳篷的摺疊帆布床邊。這是一個醫療帳篷，穿著紅色浴袍的傷兵們懶洋洋地躺在裡面。拉爾夫·高爾能夠和他們交談，能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完全是因為他小時候就把讀唇語當成一門特技來學習。最近，他在敵人的炮彈轟炸下失聰了。
我去看他時，他剛聾了幾天，但他讀唇語已經很厲害了。雖然已經過了25年，但他的技能完全恢復了。我們談了半個小時，他從未出錯。
在敵人的轟炸中，除了失去聽力外，高爾中士沒有遭受別的重傷。他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恢復聽力，但即便恢復了，他也已經兩次失聰了。
拉爾夫·高爾37歲了，雖然出生在阿肯色州，但他的家鄉是加利福尼亞州的薩克拉門托。戰前，他是一名繪圖員，也是機組的操作員。二十出頭的時候他就參過軍。英國和德國開戰時，他又入了伍，加入了機槍隊。
高爾是乘坐戰艦來到非洲的，他們在試圖占領阿爾及利亞某個港口時遇到了麻煩。那些能夠活著講述這次經歷的人簡直是出奇地幸運。
「你想聽聽那是什麼感覺嗎？」拉爾夫問。
我坐在旁邊那張帆布床的床沿上說：「當然了，那是什麼感覺？」
「感覺就像去了地獄，卻又回來了。」他說。
帳篷里的男人們都大笑起來。我很吃驚，因為我看不出有什麼好笑的。但漸漸地我明白了。高爾中士那不動聲色的、阿肯色式智慧讓帳篷里的士兵們每天樂開了花。他從來沒有說過什麼看似聰明的話。他只是說些奇奇怪怪的事，自己從來不笑，也沒什麼表情。
七八十個傷兵圍在帆布床旁邊，聽拉爾夫給我講整個故事。他講得很嚴肅，但經常被聽眾發出的鬨笑聲打斷。那是友好而欽佩的笑聲。
「我們都在船下面的一個隔間裡，」他說，「那艘法國船正好撞上我們，他們的一枚炮彈從側面射了過來。那該死的東西就在我眼前爆炸了。」
帳篷里有些傷兵也經歷了他說的那場致命的噩夢，但他們聽到這句話就大笑起來，就好像鮑勃·霍普[2]說了個段子一樣。
「我什麼都沒聽到，」拉爾夫接著說，「只聽到砰砰幾聲，就暈了過去。再醒來時，周圍一片寂靜。我還以為戰鬥結束了。船上到處是氨氣和煙霧。我喘不上氣來，差點憋死。我的心，四面八方都在痛。[人們大笑。]我的肺里沒有足夠的空氣。就連煙霧都不夠，反正那時候我只能吸到炮彈留下的煙霧。[人們又笑了起來。]最後，我開始爬梯子。等我把頭伸到甲板上面，我還是什麼都聽不到，天空中到處都是追擊彈。接著，我才意識到，甲板上到處都是死人。我又昏了過去。甲板上新鮮的空氣，對我來說又太多了。[人們大笑。]等我再次醒過來時，我和一堆死人一起躺在欄杆旁。我們玩得可真刺激啊。那些死人不太能動彈。[笑聲。]我以為我會就這樣死在那裡。」
故事就這樣講完了。天色已晚，我們握了握手。
「你結婚了嗎？」我問。
「我結婚了嗎？」他說，「沒有，我還單身。我是想說，我還挺明智的。」
傷兵們都在起鬨。
最初攻占北非時，最艱苦的戰鬥可能發生在奧蘭。我在英國認識的許多士兵都挺了過來，並跟我講述了這一切。毫無例外，他們都承認自己被嚇壞了。
不要對此有什麼誤解。他們照樣衝鋒陷陣，但這是他們第一次置身於炮火之下，作為人，他們當然會害怕。正如一位士兵所說的：「最開始那幾天裡，我們常常嚇得快要拉褲子。」
我問一個軍官，他們是怎麼流露出這種恐懼的。他說，大部分只能可憐巴巴地看著彼此，然後湊在一起，在痛苦之中做個伴。
第一階段結束後，新的高潮席捲了部隊。他們有了一種在英格蘭時沒有過的自信與熱情，儘管那時候他們的士氣也很高。接著，他們迫不及待地想速戰速決，一旦戰鬥打響，他們就渴望橫掃一切。
登陸的第一個夜晚，當他們乘坐大型鋼製攻擊駁船上岸時，發生了許多有趣的事情。一位著名的軍官打算開著吉普車直接上岸，但駁船可摺疊的那一邊過早地放了下來，吉普車開進了8英尺（2.4米）深的海水裡。其他的駁船都使勁地撞在了岸邊，士兵們下船時連腳都沒有濕。
月光下，海灘一片死寂。某個小分隊直到第二天早上天亮後很久才聽到槍聲，但月光、陰影和令人震驚的寂靜反而讓他們感到毛骨悚然。整晚，他們沿著山坡向內陸行進時，沒有人敢大聲說話。
每個小分隊都有密碼口令，出發前都對好了。在陰影中，士兵們分不清誰是誰，每個人都害怕被自己人射殺，所以整個晚上，奧蘭周圍的山坡都充斥著嘶嘶聲，士兵們看到向自己靠近的人影，都不斷地低聲對口令。
我的一個朋友肯·坎貝爾中校，用一包香菸捕獲了八個法國兵。這完全是一場意外。他無意中發現一個阿拉伯人在海灘上睡覺，那人告訴他，山上的大樓里有法國兵。坎貝爾偷偷上去，手裡拿著手槍，打開了門。法國兵們都睡著了。他迅速決定，把槍插回槍套，然後叫醒了他們。法國兵們大吃一驚，不知道怎麼回事。說得一口流利法語的坎貝爾跟他們聊了起來，還給他們遞煙，最後說他們被捕了，過了一會兒就把他們帶走了。
來自匹茲堡的二等兵查克·科尼克向我講述了士兵們在第一次進攻中的感受。他說，每個人都很害怕，但在每次進攻間隔的休息時間裡，人們從不談論恐懼。他們主要想知道國內的報紙是怎麼報道這次戰鬥的。許多次，他都聽到士兵們說：「要是我的家人現在能看到我就好了！」
來自新墨西哥州和亞利桑那州的小伙子們驚奇地發現，北非的景色與他們西南部的沙漠是如此相似。第一天晚上的月光下，綿延起伏、光禿禿的小山看起來就像是在他們的家鄉。
在行軍過程中，成群結隊的阿拉伯小孩跟著部隊，那場面可笑極了。他們先是圍著大炮，後來還擋住了路。阿拉伯的男人們都非常冷靜，即便是穿得最破爛的，也有一種高貴的氣質。但是我們的夥計們無法抵抗小孩們悲傷而消瘦的面孔，紛紛把自己的口糧分給他們。
非洲的白天，天氣很熱，行進的士兵們不停地脫衣服扔衣服，有人最後只剩下汗衫。可是到了晚上，天氣卻變得特別冷，冷到他們後悔扔掉了衣服。
法國軍隊從熱切的合作到激烈的戰鬥直至死亡，態度一直在變化。在大多數地區，法國人似乎只有在敵人開火時才開火。後來我們才知道，在許多法國部隊里，每支步槍只有三發子彈，但在別的地方，點75的槍起到了毀滅性的作用。
我們部隊里經驗更為老到的人說，他們不太在意機槍和步槍的掃射，但可怕的噪聲和點75的槍那不可思議的準確性，卻會讓他們恐懼不已。
經歷過這一切的大兵們永遠也忘不掉。他們中的許多人說，他們記得的，大多都是一些不起眼卻又很美好的小事物，比如月光下小山的陰影，還有登陸時海灘詭異的寧靜。
總的來說，美國軍隊在北非很受歡迎。奧蘭為他們舉辦了盛大的集會。經過幾天的戰鬥，第一個進入城市的是一輛坦克。它停在市裡的廣場上。人們圍著它，不知道它到底是法國的、英國的、美國的還是哪個國家的。他們仍然對這突發的一切感到困惑。終於，一個軍官把頭伸出炮塔，有人沖他大喊，詢問他的國籍。軍官聽不懂法語，用英語說了些什麼。人們聽出了他的美國口音，然後開始歡呼吶喊。女人們紛紛親吻他，人群差點把他帶走。他就這樣臉上帶著口紅印，四處走了許久。
士兵們報告說，美國軍隊的到來讓這個城市的人欣喜若狂。他們對這種感受進行了如下分析：集會上百分之四十的人是因為法國人的表演欲，無論什麼東西經過，他們都喜歡歡呼；百分之二十的人是因為深知這最終意味著法國的解放；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是出於個人的、完全的感激之情，他們希望能撈著點吃的東西。
德國人把大量的非洲食物從地中海運到法國，再運到德國。奧蘭人民的處境十分悲慘。他們在挨餓。美國軍隊占領奧蘭後，自然就阻止了流向德國的食物運輸。除此之外，我們的軍隊還向奧蘭捐贈了大量的糧食儲備，人們逐漸又有東西吃了。一個飢腸轆轆的人，只要有人肯給他東西吃，不管是誰，他都會感激涕零。
眾所周知，美國人是很慷慨的，慷慨到了愚蠢的地步。第一撥登陸的部隊，背包里只有罐裝的野戰口糧，而我們的士兵卻把大部分食物都給了那些可憐的阿拉伯小孩。結果，士兵們自己很快就沒什麼吃的了，好些天他們都只能靠吃橘子維生。
在英國，人們基本上沒怎麼見過橘子，所以我們都狼吞虎咽的。有些士兵吃了太多，開始腹瀉，長皮疹。我買了一些小小的橘子，甘甜多汁，放在口袋裡。每個橘子都花了我1法郎，大約1.3美分。
我們都配備了外國發行的美國貨幣。最小的面額是1美元，除了上面有一個黃色的章之外，它們看起來和我們的普通貨幣一樣。這個章，是為了防止貨幣落入敵人手中。這個標記，讓這種貨幣對敵人來說毫無用處。我們的錢走到哪裡都能花，但找回的零錢卻是法郎。匯率是75法郎可以換1美元。匯率很快開始上漲，但按照我們的標準，價格依然很低。一瓶好酒只賣44法郎，市面上能賣的東西大概只剩下酒了。商店的存貨少得可憐，餐館把馬肉寫在了菜單上。
奧蘭是個大城市。它讓我想起了里斯本。這裡有現代化的辦公樓和漂亮的六層和八層公寓樓。我們到達時，雷諾汽車展廳里擺滿了全新的汽車。沒過幾天，軍隊就把所有的汽車都買下了。又過了幾天，紅十字會便接管了展廳，改造成了軍隊的俱樂部，士兵們站在鋼琴旁唱著《多佛白崖》[3]。
我們有一些士兵會說法語，但不多。奧蘭所有法語詞典都被搶購一空，但小孩子們在語言上毫無障礙，他們能用蹩腳的法語以及大聲叫喊與人溝通。
美國軍隊一到，各個商店就開始在窗戶上粘膠帶，因為人們知道德國的轟炸可能會接踵而至。有趣的是，法國和英國人在粘膠帶這件事上也體現出不同的氣質。在英國，粘膠帶走的是傳統路線，但在這裡，它是一門藝術。設計往往非常複雜，就像是顯微鏡下的雪花。有家商店把自己的店名融入設計之中；另外一家把膠帶粘在窗戶框上，把十幾張圖片掛在上面。
最開始那幾天，德國的飛機的確飛過來好幾次。地面上也有大量槍擊，但沒有任何炸彈或炮彈造成破壞。奧蘭甚至沒有實行宵禁，只是變暗了，其實也不是很暗。不過，敵機飛來時，人們把所有的燈都熄滅。軍隊還在城裡布置了許多煙霧點，一旦投放煙霧，城市便藏在厚厚的煙霧之中，很有效果。
***
我們發現，奧蘭其實不是個糟糕的地方。但是，那裡的大多數美國人會照著美國最差的城市的樣子更改布局，卻只投入少得可憐的資金去啟動改造。美國人就是這樣，包括我在內。我們大多數人在戰前根本沒聽說過奧蘭這個地方，但其實它比埃爾帕索[4]大。這裡有棕櫚樹林立的街道、寬闊的人行道、戶外咖啡館、美麗的港口、燈光柔和的餐館和帶電梯的公寓樓。而另外，這裡也有裹著破爛床單的阿拉伯人、臭水溝里的垃圾、瘦骨嶙峋的狗，馬車也比汽車多。
大多數美國人都說奧蘭有多髒。這正好說明他們沒怎麼來過這裡。奧蘭比我們這個半球一些較貧窮的拉丁城市更乾淨。在那個季節，它的氣味甚至都不是很難聞。
海外旅行經驗豐富的人們曾告訴我，奧蘭有一種東方氣息，但我沒有察覺到。與其說它是一座東方城市，不如說它更像拉丁城市。如果不考慮港口的話，它可以在很多方面與埃爾帕索相比。它們的氣候大致相同，都在半乾旱地區。它們的春天都是塵土飛揚的，夏天非常炎熱。周圍都是肥沃的、灌溉良好的土地，盛產水果、蔬菜和穀物。
實際上，奧蘭的人口主要是法國人、西班牙人和猶太人。阿拉伯人在這裡是少數，下至令人厭惡的乞丐，上至表情嚴肅、穿著白色長袍戴著鮮艷頭巾、坐在最昂貴的咖啡館裡啜飲烈酒的男人，什麼樣的都有。不過，這裡的歐洲人比阿拉伯人要多得多。
起初，我們的部隊在奧蘭感到相當迷失，軍官和士兵都是如此。這裡沒有在家鄉和英國時那些常見的娛樂活動。除了葡萄酒，沒有什麼可以喝的，而大多數美國人還沒有學會細品葡萄酒。這裡的電影很少，而且不好看。沒有舞會。男女之間仿佛有一條明顯的界限，奧蘭的好女孩的父母非常挑剔，不讓女孩子們出來玩。
由於無法與當地人交談，每個人都有種奇怪的憤怒感。士兵們努力學習法語，又覺得沒多大意思。駐紮在這裡的軍官們被束縛在辦公桌前，渴望掙脫。而駐紮在偏遠鄉村的大部隊，卻比在城裡的人們對奧蘭的生活更加滿意。
來自巴爾的摩的納特·肯尼中尉開著一輛破舊的摩托車在郊外到處跑。有一天，他動身去離營地大約20英里（32.2千米）的阿爾祖。他看到人行道上躺著一隻嚇人的大蜥蜴，連忙停車折返回去。
這隻蜥蜴大約有一英尺（0.3米）長，加上6英寸（0.15米）的尾巴。它一直在變換顏色，兩個眼球可以單獨朝任意方向轉動，的確是個面目猙獰的東西。納特小心翼翼地用鞋戳了戳它，但它沒有攻擊他。他又用戴著手套的手捅了捅，它還是沒有咬他。然後他把手伸到了它的鼻子前面，蜥蜴爬上了他的手，就好像一直在等納特一樣。
於是，納特一動不動，蜥蜴繼續爬上他的胳膊，繞過他的肩膀，纏著他的脖子，最後爬到頭頂。就這樣，它蜷縮在他的頭頂，躺在他的帽子上，像蛇一樣看著前方。納特頂著這條「龍」，騎上他的摩托車去了阿爾祖。
他把摩托車停好，沿街走去。一路上，許多認識他的士兵向他敬禮。他們驚訝地張大嘴，笑著說：「中尉，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這樣！」
納特與這隻蜥蜴共進晚餐，它依然舒舒服服地趴在他頭上。他們愉快地在鎮上逛了一個小時，嚇嚇他的朋友們，然後又騎上摩托車，踏上歸途。快到奧蘭的時候，他在一家野戰醫院停了下來。他認識那裡一些醫生，因此把他的朋友留在那裡，讓他們做實驗用。
這隻蜥蜴在納特頭頂待了三個多小時，跟他一起騎了30多英里[5]。部隊開始考慮把肯尼中尉調去冰島，因為擔心他接下來會在摩托車上馱個駱駝騎去鎮上。
美國士兵與同伴的情誼是毋庸置疑的。雖然有許多障礙，但我們的士兵還是能夠與人和睦相處，能讓別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儘管他們一句法語或阿拉伯語都不會說。我看到有個士兵和兩個法國女孩及其父親坐在咖啡桌旁，顯然整個晚上都在微笑、打手勢。我還看到美國人和外國部隊里的法國人手挽手散步。他們在說些什麼，或者在試圖說些什麼，我不知道。還有一個非常滑稽的場景是，我們的一個士兵站在街上，手裡拿著一本英法詞典和一個女孩說話，一邊說一邊挨個查單詞。
一天晚上，在遙遠的鄉間，我路過一處篝火，兩個美國士兵和兩個裹著頭巾、留著鬍鬚的阿拉伯人像老朋友一樣親密地蹲在一起，那場面真是感人。
我們的士兵非常富有，因為這裡沒什麼可買的。香水和唇膏倒是有許多，他們也買了許多，香水寄給在美國的女孩們，口紅寄給在英國的女孩們。
當地的手工藝品主要是銀器、地毯和皮革。有些阿爾及利亞地毯與我們的納瓦霍印第安地毯相似，很漂亮，價格也差不多。我認識的一位軍官覺得自己會需要一件阿拉伯騎士禮服來參加戰後的化裝舞會。但他大概需要花100美元，還得先弄到一個特殊許可，才能買到材料，而且需要幾個星期到六個月的時間來製作。
起初，在奧蘭的美國水手並不多，但海軍一如既往地關照在那裡的人。一天，我碰見了我的好朋友威廉·斯彭斯中尉，他邀請我去參觀他負責的海軍醫院。
斯彭斯中尉戰前在紐約的貝爾維尤。在美軍登陸的那天早晨，他帶著八名士兵來到這裡。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們都在照顧海灘上受傷的水手和士兵。然後他們去了奧蘭，開始找一個地方建醫院。他們發現一座法國的紅十字會大樓空無一人，便立即搬了進去。一兩天之內，海軍士兵就被安置在這裡面，它可能是北非最好的醫院。
我總是喜歡和海軍士兵在一起，他們把我照顧得很好。在運兵途中，我就咳得厲害，這時候還沒有好轉，所以他們給我準備了一瓶止咳藥，甚至還做了血常規來確定我是否能活下來。
後來我才知道，藥劑師的同伴，給我倒藥的那個人，其實是印第安納州人。事實上，他的老家離我長大的地方只有20英里（32.2千米）。他叫本·史密斯，住在印第安納州特雷豪特南五街620號。
隨部隊登陸的一位陸軍醫院指揮官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們的醫療隊接管了法國人匆忙撤離的兵營，並把它變成了醫院。美國人發現那裡到處是彈藥，他嚇了一跳，害怕法國人當晚會來奪回這個地方。
當他在街上看到兩個衝鋒鎗槍手時，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他衝過去問他們是否願意整夜看守彈藥。他們說：「當然可以。」他就忙自己的事去了。
那時距離戰鬥結束還有好幾天。直到大約一周後，他碰巧看到他們時，才想起來這是怎麼回事。他們沒有回自己的部隊報到，依然在附近徘徊，忠誠地守衛那些彈藥。
他們為什麼這麼做？答案很簡單。醫院的伙食總是比別的地方都要好。他們在軍隊里待的幾個月可不是白待的。
相對於英國的潮濕，我們發現非洲的氣候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挺好的。從12月到3月底，蚊子很少，得瘧疾的風險也不大。醫院只報告了一例偶發病例。平均來說，11月的夜晚就很冷了。4點鐘左右，太陽一下山，天就開始冷了。天黑時，天氣通常冷到要穿大衣。睡覺時，我們把所有能弄到的毯子都蓋在身上。
早上直到8點多，太陽才緩緩升起。通常在中午之前，天空都是晴朗的，看起來似乎比我們家鄉的更加廣闊，或許是我們在戶外的時間比以往要多的緣故。有時候，天上高高地飄著雪白的雲朵，有時候又是萬里無雲，陽光熾熱得像家鄉的6月底。
天氣好的日子裡，士兵們常常光著膀子，基本上每個人都曬得黑黑的。
大約每周我們都會有一次悲慘經歷。連續兩天下大雨，又冷又硬的風颳起來，特別像英國糟糕的冬日。
我們的部隊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郊外。為了取暖，指揮官們常常讓手下的士兵在外操練。我本來以為，他們中有一半人會生病，誰知根本沒有。醫生們說，即使在惡劣的天氣下，長時間在戶外活動也比窩在室內更健康。而且，士兵們變得越來越堅強。
大多數士兵都捨棄了厚重的內衣，不過直到春天他們才會換上夏裝。在寒冷的日子裡，他們把稻草塞在床墊里，鋪上一條毯子，躺下，然後在身上蓋上五條毯子。每個帳篷只夠睡兩個人，他們通常躺在一起，這樣就可以用上兩個人的毯子。
他們在分散的營地里過著原始的生活。那時候，他們已經吃上了美國的供給口糧，吃得很好，但是水很少。有些營地里，一個人通常只能分到一加侖（3.8升）水，用來飲用、刮鬍子、洗衣服。但在許多營地，人們只能分到一夸脫（0.95升）。
這裡的帳篷不像在英國時的大帳篷，沒有空間放一些小東西和日常用品，也沒有燈。但有兩個男孩自己做了一盞愛斯基摩式的燈。他們在附近的一個鎮上買了一些液體石蠟，倒進一個空罐子裡，然後從一個男人過長的腰帶上剪下幾英寸，放在罐子的頂部當成燈芯。這個燈還挺實用的。
憲兵在城市的街道上巡邏。通常到晚上10點半的時候，這裡就會安靜得像墓地一樣。當地人被空襲嚇破了膽，晚上不敢出門。他們的恐懼是如此強烈，我覺得在我們到來之前，德國一定做了許多「宣傳」工作嚇唬他們。
由於某些原因，通信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我的信件是如何轉寄的，可以說得上是神秘事件，就連審查員們也不知道。我寫好報道，接著寄走，就好像把它放進漂流瓶扔進地中海一樣。有天早上，我確信我看到了一個阿拉伯小男孩，正在把我寫的最新報道餵給他的山羊吃。
事實上，對於整個北非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這些身在北非的美國人了解得要遠遠少於在國內的人。我們能在當地的法語報紙上看到每日報道，卻沒有太多的細節，而且我們大多數人都不能很好地閱讀法語文章，因此也看不到什麼重要的消息。
我們中的有些人可以聽到倫敦的BBC晚9點新聞。有些營地有短波無線電，可以收聽美國的每小時新聞播報。諷刺的是，在離我們200英里（321.9千米）的地方發生的事情，要先發到美國去，再發送回來，我們才能聽到。在這個瘋狂的世界裡，事情只能這樣。
[1] 1905 年 2 月 23 日，保羅·哈里斯在美國芝加哥創立扶輪社，宗旨是增進職業交流、提供社會服務。
[2] 美國喜劇演員、主持人。
[3] 乘船前往英國多佛的人首先會看見附近海岸上高聳的白色懸崖，代表他們快到家了。同名歌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廣受歡迎。
[4] 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個城市。
[5] 30 英里約為 48.3 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