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戰爭 · 第一章 乘運兵船抵達非洲

跟隨運兵船隊出行是一次令人難以忘懷的經歷。我就是這樣來到非洲的。 船隊有三種類型：慢速貨輪，上面只裝載補給貨物；中快速運兵船，上面有重型海軍部隊；快速遠洋班輪，上面有龐大的部隊，主要靠航行速度保障安全。我們從英國到非洲的船隊就是第二種。船隊行駛得非常快，船上裝載了大量的部隊，還有重型部隊護航。不管船隊有多麼龐大，卻似乎還是不夠。船隊里的船有英國的，也有美國的，但是護航隊全部都是英國皇家海軍。 10月下旬的一個中午，我得到消息，我們當晚就要離開倫敦。臨行前要做的事情很多：當天早晨我才剛把衣服送去洗，想要拿回來是沒有指望了，所以我不得不衝出去，額外買些襪子和內褲。部隊會在下午兩點取走我的鋪蓋，貼上神秘的運兵船標籤，再送到相應的地方。 我不得不把其他東西塞進帆布袋和我的斜挎軍用包里。四個朋友來和我吃了最後的晚餐。離開前，我第一次換上軍裝，告別了我的便裝，下次再見是什麼時候，只有老天才知道。我那舊舊的棕色西裝，我那髒髒的帽子，我的信件——所有私人小物件最後都被放進一個小箱子，留在了倫敦。我可能再也看不到它們了。穿著軍裝的我，顯得侷促、可笑又老氣。 到了晚上，我搭一輛的士前往指定的集合地點。我到達時，其他記者都已經到了。我們的英國文件被部隊收走保管。我們被要求摘下記者臂章，否則可能會被認為是「潛伏間諜」，船隊里的「間諜團伙」，如果有這種東西的話。接著，一輛軍車拉上我們穿越封鎖，在倫敦穿行。我完全不知道身在何處。最後，我們在一個很少使用的郊區車站停了下來，並且被告知，還要等兩個小時，部隊的火車才會到來。我們在車站的站台上踱來踱去，以此取暖。夜晚漆黑一片，火車似乎永遠不會來。等到終於上車之後，我們分別進了兩個車廂，我很快就睡著了。 在火車上，我們坐了一整夜，睡得很少。剛開始，我睡著了，但很快就醒了，因為太冷了。我們不知道自己要前往哪個港口。不過在路上有人告訴了我們。我們都很驚訝，有些人甚至都沒聽說過那個地方。 天剛亮，我們的火車就停在一艘大船旁邊。在碼頭棚下的一張部隊辦公桌前，我們辦了登船手續，收拾好行李，爬上了船。船上又髒又冷，卻又令我們十分好奇。我們這些人被分到了兩間船艙，四人一間。包廂條件很好，好到超出我們所有人想像，基本上跟和平時代一樣，只不過每張床都是上下鋪。許多軍官都住在比我們擠得多的船艙里。 我們都以為登船後不久就會開船，卻忘了船還沒有裝滿。事實上，我們等了48小時。在這期間，一趟又一趟長長的火車來了又走，夜以繼日，卸下它們裝載的「貨物」——人。時間過得慢極了。我們站在鐵軌旁，看著部隊登船。他們冒雨而來，負重而行——頭戴鋼盔，身穿軍裝大衣，背著步槍和沉重的背包。似乎沒有盡頭的隊伍登上陡峭的舷梯，逐漸被大船「吞沒」，這幅景象令人激動，某種意義上，也令人悲傷。 他們默默前行，大多數都是。偶爾會有人看到火車上認識的人，然後喊叫起來。對於這些即將奔赴戰場的人來說，有些人帶上船的東西很奇怪。有的人手裡拿著書，有的背著小提琴或班卓琴[1]。有個士兵還牽著一條大黑狗。還有一個，我後來看到，在襯衣底下藏了兩隻小狗。就像故事中的斯巴達男孩一樣[2]，他差點被小狗們撓死，但畢竟是花了32美元買的，他很珍惜。 英國人（我們那艘船是英國船）對帶狗上船這件事非常苛刻。軍官們下令所有狗都必須上交。他們說這些狗會被送上岸，還承諾會給它們找到很好的收養人家。不知怎麼回事，狗狗們不見了，再也沒有被軍官們發現。不過，在到達北非的那個清晨，我們下船準備開始奔往駐地的漫長行軍之前，來自英國的一條大黑狗和兩隻小狗跟我們一起，踏上了在陌生非洲的征途。 連續兩天裝載了無數美國士兵，塞滿了數千份鋪蓋和背包之後，我們的船終於要啟航了。那是個典型的英國冬日，淒風苦雨，天氣差到人們根本不願意去外面甲板上，看碼頭離我們越來越遠。大多數人只是躺在鋪位上，冷漠到不去瞧上陸地最後一眼。現在，一切都交給上帝吧——還有英國海軍。 我們的船上有好幾千個軍官、士兵和許多護士。對於這艘船，我感到有些親切，因為兩年前我曾經看到過它停靠在巴拿馬。我從沒想過有一天，我居然會乘坐著它前往非洲。 軍官和護士們被分到和平時代給乘客住的普通船艙。士兵們則擠在甲板下，貨艙里。這艘船曾經是冷藏船，但所有的製冷間都被清空，人們都擠在一起。每個屋子裡都放著長長的木桌子，兩邊是長條凳。人們在桌子上吃飯，晚上就睡在上方鉤子吊著的白色帆布吊床里。 環境似乎非常擁擠，有些人激烈地抱怨食物難以下咽，好幾天沒有吃飯。但有些小伙子說，比起從家鄉來到英國的旅途，這種條件已經夠好了。有時候，我在下面跟士兵們一塊吃飯。我不得不說，他們的食物跟我們在軍官食堂里吃到的是一樣的，而且在我看來，食物還是很好的。在任何大運兵途中，擁擠都是難免的。條件惡劣，但除此之外，我想不出還能怎樣把那麼多人快速地運往別處。 船上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熱水。洗碗的水是微溫的，也沒有洗潔劑。所以，碗盤變得油油膩膩，有些士兵因此得了輕微的痢疾。我們的船艙里，一天只有兩次用水時間——早晨7點到9點，晚上5點半到6點半。水沒有經過加熱，我們只能用冷水剃鬚洗漱。士兵們可以洗微溫的海水澡，按照部隊順序，每三天一次。 士兵們被允許在甲板上隨意行走，除了專門為軍官們劃出的一小塊地方。理論上，軍官們應該不能待在士兵們的甲板上，但這條規矩很快就被打破。我們這些記者倒是想去哪裡都行，可能是因為我們特殊的才華吧。 船上還制定了戰位指南，以防遭受襲擊。所有的軍官都要待在船艙里，所有的士兵必須留在甲板下面。吃水線下，最底下兩層甲板的士兵要移至上兩層。在遭受襲擊時，只有我們這些記者被允許待在甲板上。縱然我們有才華，卻毫無用處，因此被賦予了神聖的「被打死」的權利，只要我們想的話。 美國炮手掌控著船上所有的火炮，但他們從來不用真正開火。在我們啟航的第一天上午，船隊中所有船隻都在測試槍炮，有一會兒，四處都是生動而嘈雜的射擊場面。 我們這些記者知道我們要去哪裡。有些軍官也知道，剩下的軍官也能猜到。但有相當數量的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往哪裡。有些人認為我們是要經由摩爾曼斯克航線去往俄羅斯，其他人以為我們的目的地是挪威，還有些人覺得是冰島。還有些人真的以為我們是要回美國。直到出發後的第五天，當指南書發下來，告訴我們在北非要如何自處時，所有人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哪兒。 在海上的頭幾天，我們的船似乎毫無目的地四處遊蕩。接著我們完全停了下來，停泊了一天。但最後，我們的船與其他船隻匯合，在離開倫敦的五天之後，船隻們慢慢形成了一個預先排好的隊形，就好像漂浮的拼圖碎片形成一幅圖畫一般。天黑時，我們的船顛簸得厲害，第一批虛弱的人開始生病了。 接下來的幾天，海上波濤洶湧，許多人開始暈船。尤其是甲板下面的士兵們。但他們適應得不錯，貨艙里的情況也沒有像別的船隻那樣糟糕。 一段時間後，海面平靜下來，基本上這次旅程還算愉快。每天早上6點半和10點，士兵們都要在外面集合，操練一個小時。除此之外，他們沒什麼事可做，只能無聊地站在甲板上、躺在下面看書或者打牌，消磨時間。整個旅程中，船上沒有什麼儀式。許多士兵開始留起了鬍子。 管理一船的部隊真是一項了不起的任務。直到啟航將近一個星期後，一切才安定下來，變得井井有條。一名空軍上校被任命為船上部隊的指揮官。接著指揮室成立了，指揮官的幾個助手也選出來了，甲板上的工作人員也得到了指派，船上的規章制度也被油印分發。部隊接到了命令，晚上不能在甲板上吸菸或使用手電筒，不能把菸頭或橘皮扔到船外，否則，憑藉這些光亮和漂浮的垃圾，用不了幾個小時，運兵船就會被敵方潛艇的指揮官發現。 起初，這個警告似乎並沒讓人太留意。士兵們把垃圾扔出船外。有天晚上，一個護士來到甲板上，打著閃亮的手電筒照路。我旁邊的一個軍官朝她大喊。他喊得那麼大聲，那麼兇狠，一開始我還以為他是在鬧著玩。 「關掉手電筒，你這個傻子！笨蛋！你一點常識都沒有嗎？」 然後我突然反應過來，他是認真的，她那一點點亮光可能會把我們都害死。當然，這艘船是漆黑一片的。甲板的所有入口都用兩套厚厚的黑色窗簾遮住。所有的艙門都被漆成黑色，並被下令關閉，但有些人白天會打開艙門。在下面的貨艙里，艙門每天都會打開一小會兒，給船艙通風換氣。不過，如果在許多艙門都打開的時候，正好有魚雷擊中我們的船，那麼水就會大量湧進船艙，把船弄沉。 每人都有個救生圈，必須時刻隨身攜帶。這是一種新型救生圈，很像兩個綁在一起的小枕頭。從頭上套下來，往下拉，卡在肩膀和胸脯，然後綁緊。但我們只是松松垮垮地吊在肩膀上，很快就戲稱它為「沙包」。 第二天，我們就被要求系上手槍帶，上面還掛著水壺。即使去餐廳，我們也得帶著救生圈和水壺。 我們這個特殊的小組有9名成員。我們被官方分配在一起，整個旅途中，我們團結一致。我們是：《時代與生活》的比爾·朗；《新聞周刊》的里德·米勒；《紐約客》的喬·利布林；《紐約太陽報》的高爾特·麥克戈萬；巴爾的摩《非裔美國人》的奧利·斯圖爾特；陸軍報紙《美國佬》和《星條旗》的記者鮑勃·內維爾中士；兩名陸軍巡查員，亨利·邁耶中尉和科特蘭·吉列中尉；還有我本人。 內維爾中士是應徵入伍的，部隊不許他跟我們住在一起，只能去貨艙里跟士兵們擠，睡在吊床里。幾天後，我們花了些功夫，讓他住進了更好的船艙。內維爾可能是我們所有人中最有經驗、出行最多的一個。他會說三種語言，在《時代》雜誌當了三年的海外新聞編輯，又為《先驅論壇報》和《首相》工作了三年。西班牙內戰時他在西班牙，波蘭戰役時他在波蘭，第一次韋維爾行動[3]時他在開羅，還去過印度、中國和澳大利亞。但他拒絕了一次任務，入了伍，因此不得不睡地板，在餐廳冗長的隊伍里等上幾個小時，被排斥在某些甲板之外。 奧利·斯圖爾特是一個黑人，是當時唯一一名被派駐歐洲戰場的美國黑人記者。他受過良好的教育，舉止得體，曾多次出遊海外。旅途中，我們都漸漸喜歡上了他。他住在我們的艙房裡，和我們一起吃飯，在甲板上和軍官們一起打手球。每個人都對他很友好，沒有任何「問題」。 我們這些記者已經認識了船上的許多軍官和士兵，所以我們不停地閒逛，交了很多朋友。比爾·朗和我與兩名中尉同住一間艙房。我們會瞎謅關於記者的規定，要求部隊必須對我們「禮遇周到」。我們向邁耶和吉列中尉大聲宣讀這些規定，然後命令他們給我們點菸，給我們擦鞋。在漫長的運兵途中，大家的幽默感都變得很淡薄。 我們的船上有一所大醫院，大部分時間都住滿了人。人們先前坐著沒有暖氣的長途火車橫穿英格蘭，似乎都感冒了。而在船上，如果不故意咳嗽得像快死的人一樣，就會很可憐，甚至有兩個人得了肺炎，但他們都渡過了難關。在上船的第二天，我也得了流感，那是1942年十次大流感之一。接下來的五天，我都躺在床上，假裝暈船。不過，船上的軍醫太多了，所以我收到了許多含片、針劑，還有人給我看診，都是免費的。 這艘船以前從未搭載過美國軍隊，英國侍者們對年輕軍官的胃口和就餐禮儀感到頗為震驚。少尉們肌肉發達，還在長身體，剛吃完一頓，就會要求再吃一頓。等飯的時候，他們會站起身，自己找來麵包，端著自己的盤子，用叉子在玻璃杯上亂敲出些曲調，用食物開粗俗的玩笑，做出些有損英國遊輪侍者尊嚴的舉動。此外，餐廳內禁止吸菸。可憐的侍者們費了很長時間強調執行，不過最終還是成功了。我不得不幫英國人說句公道話，他們最終破防了，領會到了其中精髓。我想最後他們開始享受起這種狂野的西式友情，同美國人一樣。 每天早上7點，我們這些住在船艙里的人都被乘務員叫醒。他們會端來熱茶。正餐有兩頓，每頓一個小時。領班在晚餐時會穿燕尾服，正如我所說的，飯菜非常好。我們每天早上都吃煎蛋和真正的燻肉——這是我四個月來第一次吃到真正的雞蛋。下午還有下午茶，晚上有三明治。 一開始，船上給部隊開設了兩個餐廳。一個賣香菸、巧克力等等；另一個被叫作「濕餐廳」，賣熱茶。每個餐廳都會排著大長隊。士兵們經常不得不排上三個小時。 晚上有一家酒吧供應軟飲，但沒有酒賣。有些軍官上船時帶了威士忌，但一兩天後威士忌就全沒了。從那時起，我們的海上旅程可能就是有史以來最枯燥的了。正如有人說的，「我們兩種規矩都趕上了。不能在餐廳吸菸，因為這是英國船；不能買酒，因為是美國部隊。」 在世界上所有謠言泛濫的地方，我認為，運兵船部隊絕對能排在第一，它的桂冠簡直可以說唾手可得。每天，這艘船上都有無數的謠言飄來飄去。我們要麼就什麼都信，要麼就什麼都不信。 有的說，我們將與一支來自美國的船隊匯合；有的說，一艘航空母艦加入了我們；有的說，我們在6小時或24小時或兩天內就能到達直布羅陀；有的說，我們後面的船是「西點軍校號」或者「弗農山號」或「蒙特利號」；有的說，我們離葡萄牙80英里（128.7千米），離百慕達200英里（321.8千米）。沒有一樣是真的。 謠言如此猖獗，以至於有名軍官編造了一個謠言，大意是我們現在要去的是卡薩布蘭卡，並開始計時，看看這個謠言傳遍這艘船需要多長時間。短短半個小時，這個謠言就傳回到了他這裡，就好像從橋對面傳來那樣快。 我們剛啟航，部隊綜藝節目的彩排就開始了。我相信，你可以在部隊中招募上千名士兵，從中挑選、培養出一支優秀的樂隊。他們從我們的部隊里挖到了手風琴手、薩克斯手、小號手、小提琴手各一名，兩名班卓琴手，一名舞蹈家，一名男高音，一名牛仔歌手和幾名鋼琴家——都是專業級別。他們每天下午都排練。在我們到達直布羅陀的前幾天，好戲終於開演了。那天晚上，他們演了兩場，是滑稽戲，我說的是真的滑稽戲。觀眾只有士兵們。消息傳開了，軍官和護士們都想看。所以在我們抵達直布羅陀的那天晚上，他們又演了一場。按照上校的要求，他們刪改了一些，但演出仍然令人眼前一亮。 演出進行得非常順利。它有真正的天才，嚴肅的音樂，還有些很妙的東西。但當晚的明星是一位毛髮濃密的下士——布魯克林的喬·科米塔。他模仿吉普賽·露絲·李，來了一段脫衣舞。他真的是天才。吉普賽本人都沒這麼性感。喬扭動著身子，脫下一件衣服，扭著身子，又脫一件。接著，當他脫到只剩內褲時，他晃到了舞台的前面，掀開面紗，在前排一個禿頂上校的腦袋上親了一下！ 整場演出非常精彩，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有許多別的感受。在內心深處，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危險的夜晚。電台剛剛播報了，德國的U型潛艇全都在通往直布羅陀的航道上集中火力。據說有50多艘潛艇在等著我們。我相信，船上的每個人都覺得，我們今晚肯定無法安然度過。 這是一個完美的夜晚，因為浪漫，抑或因為死亡。天氣暖和，月光在水面上閃耀。夜色溫柔極了，似乎與水下的邪惡融為一體。在這種環境下，男孩們輕鬆地完成了他們的表演。我們坐著觀看，隨身帶著救生圈和水壺。我們發出陣陣歡笑與歡呼，雖然還在下意識地傾聽是否還有其他聲音。 表演結束時，一位我不認識的少校轉向我說：「太好了，像苦工一樣坐著貨艙，被帶到戰場上之前，這些孩子們能做些快樂的事，真的太好了。想想國內還有人因為只能分到20加侖（75.7升）汽油而叫嚷抗議，我都要氣死了。」 我們的船有兩個煙囪，或者說煙道。前面的那個煙囪裡面是空的。在距離頂部大約3英尺（0.9米）的地方，有一個鋼製平台。從下面爬鋼梯就能上去。部隊在那常駐一名中尉和三名士兵，用雙筒望遠鏡瞭望站崗。 那裡仿佛是一個大看台，我幾乎每天下午都上去。通常，負責防空連的溫菲爾德·錢寧中尉會在那裡值班。我們會聊上幾個小時，聊他戰前的工作，聊未來的可能性，聊戰爭結束後會做些什麼。陽光明媚，煙囪擋住了海風，上面還有躺椅，這小小的幾平方英尺真像在邁阿密海灘上。我們把這個小哨所稱為「煙囪俱樂部」。從這裡看出去，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們走來走去。有一次，我們還同時看到三道彩虹，其中一道在船的正上方彎成了一個馬蹄形。偶爾，在地平線上，我們還可以隱約看到帆船或漁船。 我在下面還有一個特別的消遣，那就是認識了一群來自新墨西哥州的士兵，我的家就在那裡。其中一人是奇德爾·卡維塞中士，他是哈奇參議員的外甥。奇德爾留著金色的八字鬍和山羊鬍，看上去像個公爵。 在整個航程中，部隊里沒有任何麻煩，但船上的軍官區確實發生過幾起小「事件」。有個軍官在自己的艙房裡擺弄左輪手槍，「不知道裡面裝了子彈」，然後把衣櫃打出了一個漂亮的洞，子彈還體貼地避過了同艙房的室友。還有一個軍官因為給船隊拍照而被關起來。 部隊的指揮官下令，在旅程中不得放映電影，也不得使用電動剃鬚刀。他擔心敵人會從電流中得知我們的蹤跡，但我們後來發現這種預防措施是沒有必要的。 我們每天能聽到兩次BBC的新聞廣播。有傳言說，出海幾天後，廣播就聽不到了，但事實並非如此。船上用擴音器播放，以便士兵們都能聽到新聞。 船上的牧師們說，啟航後，部隊的「教堂出席率」明顯上升。在靠近有潛艇的水域時，出席率還在繼續上升。 船上的護士和醫生主要來自紐約的羅斯福醫院。我們後來了解到，還有另外兩支護士分隊在其他船上。護士們和軍官們一起打牌，在甲板上散步，在休息室里休息。月色迷人，如果發生一些浪漫的故事，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相識的範圍越來越廣，就像在和平時期的遊輪上一樣。日子過得毫無目標，也沒有什麼責任，卻似乎過得飛快。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這段旅程是一次漫長的休息。到了最後，有些人甚至不願意結束這一切。要與新朋友分離，重操舊業，我們感到悲傷，很不情願。不過，在戰爭之中，這種感受並不可笑。 我經常想知道，大型船隊行進時是什麼樣的隊形，是不是有個人能一直總攬全局，護航船又是怎麼保護我們的。 我們這艘是中型船。啟航那天，我們數了數船隊里船的數量。在快抵達港口之前，我們怎麼數都數不到之前的數量。不是因為它們在我們的視線範圍之外，而是因為它們總是排成一排，我們看不到後面的那些。通常，船隊的寬度要超過長度，這一點也讓我驚訝不已。 船隊似乎有三四種不同的、類似於幾何圖案的隊形。每隔一段時間，隊形就會從一種隊形變為另一種隊形，就像足球隊在一次聚集後變換隊形一樣。看著有些船加速，有些船後退，形成新的隊形，我感到著迷。除此之外，整個船隊齊頭並進，經常會轉彎。這些轉彎又急又突然，仿佛船都會翻過來。尤其在可疑水域時，急轉彎更是家常便飯。 英國的巡洋艦和戰艦會在我們前面和四周。它們不太會急速前進，卻似乎永遠保持自己的位置，就好像我們恪守自己的位置一般。白天，船與船之間相隔半英里左右；晚上，整個船隊都會靠攏。然後，我們可以分辨出周圍有兩三個黑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有人說，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還有其他的護航船在保護我們。 據我們所知，船隊在整個行程中只發生過一次「事故」。當時，我們的船在外側。身後的巡洋艦和運兵船都發出信號，一枚魚雷正好從我們後面飛過，落在另一艘運兵船前面。 巡洋艦四處飛奔，拋下深水炸彈。而這就是全部了。我們船上沒有人看到魚雷，更沒有人看到潛艇。 隨著船隊向南行進，天氣變得越來越好——溫暖又平靜，船上沒有任何顛簸。這次航行大多數時候都像是和平時期的熱帶巡遊，而不是裝滿士兵前往險地打仗。最後幾個晚上，許多士兵睡在甲板上。而在最後三天夜裡，我們都被命令穿著衣服睡覺。那些日子裡，不可否認的是，許多人很緊張，但也不是人人都表現出恐懼。 黎明和黃昏都是重要時刻，最後兩個清晨，我設法在天亮前醒來並登上甲板。我從未見過潛艇，卻看到了有生以來最美妙的兩次日出。 當我們離旅程的終點越來越近時，我們對船隊產生了一種類似於親情的感覺。我們一起走了這麼遠，換了那麼多次隊形，還有永恆的急轉彎。不知何時，我們變得像一台巨大的海洋機器，我們有節奏地輪換，憑藉自身的規則和能力，永遠走下去。 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我站在欄杆前，眺望著那一大群行進的船隻，它們似乎真的是在橫渡大海，這種令人窒息的美和力量將我緊緊裹住。 終於，我們來到了直布羅陀海峽，看到了兩岸的燈光，接著進入了平靜的地中海。我們繼續航行了很長一段時間，依舊在危險的水域中，但一種令人愉快的解脫感席捲了我們。 我們開始收拾行李，還收到了沙漠行軍裝備，包括防塵口罩、淨水器等。我們給乘務員小費，歸還借來的書，用身上的錢交換新的美國紙幣，記下裝備號碼，尋找新部隊里的朋友。 最後我們抵達了港口。船隊慢慢地、複雜地把我們傾倒出來。我們排成長長的棕色隊伍，就像從看不見的大球中抽出一根繩子一樣。我們排好隊，然後就出發了。有些人走了3英里（4.8千米），有些人走了20英里（32.2千米）。一開始我們走得興高采烈，後來卻疲憊不堪。不過，我們總有一種感覺，那就是我們終於邁向了最後的旅程，它將帶領我們再次回家。家，才是我們真正的目標，它縈繞在每一個行進在外國海岸的美國人的心上。 [1] 一種共鳴箱呈扁圓形的撥弦樂器，通常為五弦。——編者注，下同。 [2] 傳說斯巴達人為訓練男孩忍受痛苦，故意不讓他們吃飽，鼓勵他們去偷東西。一個男孩偷了一隻狐狸藏在外衣下面。為了防止別人發現，他被狐狸咬也不動聲色，直至被咬死。 [3] 又稱簡短行動，由英國中東司令部最高指揮官阿奇博爾德·韋維爾將軍策劃，1941 年 5 月中旬對埃及/敘利亞邊境上的塞盧姆·卡普佐·巴蒂亞區域軸心國軍隊發動的攻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