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先比丘經譯註 · 題解

《那先比丘經》，又叫《彌蘭陀王問經》，梵文寫作Milindapañha。該經主要記載了部派佛教後期——公元前二世紀中葉傳說中的佛教大師那先（Nagasena）與統治北印度的希臘王彌蘭陀說經論道之事。該經實際上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與希臘文明的初次對話，是印希文明交流史上重要的歷史典籍。漢譯為《那先比丘經》，不如南傳佛教命名為《彌蘭陀王問經》準確。 《那先比丘經》的時代及漢譯時代 《那先比丘經》大約為公元前一世紀的作品，它屬於佛教「三藏」經典之外的非經典的古典佛教作品。對於這部「非經典」的經典作品來說，其最初究竟是用何種語言寫成的，佛教學術史界的看法並不一致。歸結起來，大致有三種說法：巴利文說，梵語或混合梵語說，翻譯說。印度哲學史家德·恰托巴底亞耶在《印度哲學》一書中提到，《那先比丘經》是用巴利語寫成的。中國佛教研究專家方廣錩先生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中提到，《那先比丘經》有梵語與混合梵語之說。英國佛教史專家渥德爾在《印度佛教史》一書中提到，《那先比丘經》是於公元前一世紀初在印度譯出寫定的。 除此三種比較明確的說法之外，還有一種比較含糊的說法，如日本學者水谷幸正認為，《那先比丘經》公元前二世紀左右就在印度河上游流行了，然後被移居來的希臘人所理解。但是，這一流行的版本究竟是何種語言寫成的，水谷幸正先生語焉不詳。這樣一來，關於《那先比丘經》的最初語言形態問題，便是一樁未了結的公案，有待史料的進一步發掘、證實。 《那先比丘經》的成書過程及其最初的篇幅長度，也是一個沒有了結的公案。從現存的北、南兩種系統版本來看，漢譯北本系統的東漢初年二卷本《那先比丘經》，只相當於七章的巴利文本的四分之一，即巴利文本的序言及前三部分。即使是三卷本的漢譯本，也不及南傳的《彌蘭陀王問經》的一半。這其中的奧妙頗難決斷。據有些學者研究，南傳七章的巴利文《彌蘭陀王問經》，其經文的文體並不一致，有些篇章可能是後人增添的。由於英譯七章本的《彌蘭陀王問經》沒有翻成漢文，再加上本人手頭一時找不到英譯本，故無從做比較研究。 不過依我看，七章本由於定型較晚，大約為公元四世紀，距彌蘭陀王的統治時代有五百多年時間，其間有一些添加成分是不足為奇的。根據小乘佛教經典的成書過程來看，大約都是由短到長。《那先比丘經》帶有極強的故事色彩，在流傳過程中，人們為了追求「完美」，不斷地在其中增添內容是可能的，這也符合非個人創作的經典作品的成書規律。我們若能就南傳七章本的內容做出詳細的研究，是能從中找到佛教從小乘到大乘的發展軌跡的。 北傳兩卷本《那先比丘經》雖在東漢年間傳入中國，但在漢代的佛經譯文目錄上並未見到《那先比丘經》。因此，《那先比丘經》傳入中國雖早，但譯出時間似乎較遲。它附在東晉時代，譯者亦不知何人。而且，此經在後代的著作中很少被提及，大約是此經中的思想與魏晉玄學不甚相契的緣故吧！ 《那先比丘經》除漢譯本外，還有英、德、日、法等各種文字譯本。而用巴利語寫成的《彌蘭陀王問經》則有僧伽羅文、泰文、羅馬字母等不同文字拼寫本，可見此經在東西文化史上的地位。據石峻先生賜函指教，此經於19世紀由國際著名學者J.W.Ryhs Davids英譯為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收入牛津大學出版的《東方聖典叢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edited by Max Mulles）第三十五、三十六兩卷中。因武漢大學無此叢書，故無法比較研究。 《那先比丘經》的價值及其歷史地位 作為小乘佛教的非經典的古典作品——《那先比丘經》，其宗教價值及其在佛教學術史上的地位，都是十分崇高的。 從其宗教價值來看，《那先比丘經》主要通過文學對話形式，形象、生動地闡述了佛教的基本思想；並通過對當時雄健明智的希臘王彌蘭陀的折服，顯示了佛教濟度世人的巨大精神力量。 從經文來看，彌蘭陀是一個類似柏拉圖社會理想中的「哲學王」，他對佛教以外的各種外道經典特別熟悉，並在具體的論辯過程中戰勝了這些外道論師。正當他目空一切，在殿堂上大聲詢問還有沒有人與他論辯之時，他身旁的大臣便向他推薦了那先。可以這樣說，那先折服了彌蘭陀王，不僅為整個被征服的希臘統治地區的印度人民尋得了心理上的平衡，而且也凸顯了佛教教義的戰無不勝的精神力量。彌蘭陀王被那先闡述的佛教勝義折服之後，表示了對世俗王權的厭倦之情，嚮往佛教的涅槃境界。這實際上充分顯示了佛教的「超度功能」。一個人間至尊之王竟然對王位不感興趣，那麼世俗一般人的愛欲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還有什麼不能放棄的呢？ 超越對世間擁有的執著，是《那先比丘經》最為突出的宗教價值。 從傳播佛教思想的角度看，《那先比丘經》所運用的譬喻說理方式，以及通過對比方式彰顯佛教真正意旨的做法，對後來的譬喻師們說經起到了良好的影響。池田大作先生曾風趣地說《那先比丘經》是一部「佛教入門」式的教課書①，則比較生動地說出了該經在傳播佛教勝義方面的貢獻。例如，在闡述佛教的「因緣和合」思想時，該經巧妙地通過對話形式，淺顯易懂地闡明了「何為車」「何為那先」之理，從而說明萬物乃是「眾因緣和合而成」的道理，教導人們不要偏激地執著於某一殊相。在揭示佛教真正意旨時，該經作者通過比較方式，先引出彌蘭陀王與野惒羅的一段對話作為鋪墊，然後再讓那先出場，說出佛教的意旨，從而在正反強烈的對比中，讓人深刻領悟佛教的世界觀、人生觀。 如在經文上卷中，作者這樣寫道：王問野惒羅出家的目的。野惒羅答道：是為了今世得福和後世得福。王又問：居家之人「行忠政（正）」「學佛道」，能得福否？野惒羅答道：可以。於是彌蘭陀王便話鋒一轉，問道：既然如此，為何出家呢？野惒羅無言以對。這就表明，如果僅把佛教看作是獲得個人幸福的手段，這是一種誤解，於教理不通，於教旨不符。佛教乃是教人如何擺脫塵世的苦惱，進入涅槃的超越境界，從而獲得真正的快樂。因此，當彌蘭陀王再次問那先為何出家時，那先便回答是為了擺脫今世的痛苦，乃至後世的痛苦。痛苦的原因乃在於人有愛欲，家是愛欲滋生的溫床，只有出家，才能脫離痛苦的有形溫床，然後不斷精進，達到泯滅愛欲之心的智慧境界，從而進入涅槃境界。這樣，佛教對人世間的價值判斷——人間是苦；佛教的宗旨——救贖世人沉淪之心；佛教的超越世界——泥洹境界與世俗世界對抗的張力，便在這一對比敘述中顯示出來了。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那先比丘經》大抵上有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是在印希文化交流史上的意義；第二是從中窺視出早期佛教在受希臘文明影響後的細微變化，即佛教由重視經律發展到重視「論」的變化。這可能是由小乘到大乘佛教發展變化的契機。 從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那先比丘經》比較細緻地介紹了希臘與印度兩大文明體系的思想對話過程，以宗教藝術的形式宣布了代表當時印度思想文化高峰的佛教思想的勝利。經文雖然主要是在闡述佛教思想，但由於是以對話方式闡述的，便不免要受到提問方的問題限制。從提問的順序來看，大約是從認識人是什麼的問題出發，然後到對佛教及其教徒沙門在人世間的作用，然後再漸次涉入佛教的基本概念及其意義，基本的教旨及其修行方法；並且在其中還穿插了一些自然知識。整體看來，《那先比丘經》帶有鮮明的實證性傾向，其重點放在對「什麼是什麼」（What is something）和「某物為何是這樣」（Why is something so that）的解釋之上；佛教對世界的價值判斷，佛教勸人超度及宣講的超度方法，並沒有在此經中被凸顯出來。由此，我們似乎也可以明了此經為何在中國不受重視的某些原因。 從文化交流的心態來看，《那先比丘經》比較鮮明地反映了被征服地區人民的不服心理。作為一個異族統治的國王——彌蘭陀，他可以用武力征服這個地區，但他最終被被征服地區的精神文化所折服。那先用佛教的勝義征服了彌蘭陀王，象徵了被統治地區人民精神上的勝利。同時，也通過彌蘭陀王的「折服」，顯示了佛教在當時的世界性意義。可以這樣說，要研究希臘文明與印度文明的交流史，它們是如何交流的，在當時達到何種程度，涉及哪些核心思想，其間的差異性在何處，《那先比丘經》都是一部不可逾越的經典。 從研究部派佛教後期思想向大乘佛教轉化的角度看，《那先比丘經》也是一部不可忽視的經典作品。在《那先比丘經》中，佛已經外化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與匹敵的人格神了。佛教從無神論開始向有神論過渡，而且印度宗教史也開始向一神論渡進。這可能表明，佛教在佛滅三百多年後，經過其弟子及教團的傳播，已經漸次取得主教的地位。而且，由於受到希臘實證思想的衝擊，佛教更加重視思辨的嚴密性和說理的經驗性，從而更加注重從知識論的角度來論證佛教的價值論思想。從論說的深刻性、細密性、通達性來說，《那先比丘經》超過了以往舊有的有部論師學說，它在譬喻和論理兩個方面，對後來的佛教學說都有影響。 《那先比丘經》的作者及經文中的彌蘭王其人 《那先比丘經》的作者究竟是誰，學術界並沒有定論。有人認為就是那先（Nagasena），意譯為龍軍②；又，那先音譯為那伽犀那。 關於那先其人的身世，有些學者做了考證、研究。梁啓超在《佛學十八篇·那先比丘經書》一文中說道：那先確有其人。並引用《梵網經述記》，進一步證明其為「罽賓」即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人。曾著過《三身論》（已佚）。阿難陀根據《彌蘭陀王問經》一書，對那先的身世做了較詳細的介紹，認為那先是迦江迦羅（Kajangala）即中印度東部喜瑪拉雅山附近一個小鎮上的人，其父是婆羅門族人，名叫蘇魯達羅（Sonuttara）。那先在精通了《三吠陀經》以及歷史等學問以後，就依羅訶長老（Rohana）研究佛經。後來又從伐陀利耶（Vattaniya）的阿沙庫陀（As-agutta）學習，然後他被派往巴連弗邑專門研究佛教。最後他又到沙迦羅（Sagala）的僧佉耶寺（Sankheya Monastery），在該寺中會見了彌蘭陀王。③ 依北本《那先比丘經》看，那先的確先後師承過兩位師父，只是名字與《彌蘭陀王問經》不同。而且似乎有宿根，其舅父樓漢是一個已得阿羅漢道的沙門。那先十五六歲時師舅父，做小沙彌，後得四禪境界，對各種經典十分熟悉。來到和戰寺（又譯和禪寺），得二位師父，一曰波曰，一曰迦維曰。後因犯戒，被逐出寺門，獨處山林修道，道成，回和戰寺，不受歡迎，轉入郡縣巷道，傳播佛教，聲名大振。最後轉入天竺舍竭國止泄坻迦寺，在此寺中，遇見前世相識的彌蘭陀王。 也許，關於那先的出生有些神話成分。但其中的成道經歷具有很大的可信性。不過，有些學者對那先其人是持懷疑態度的，認為是傳說中的人物④。亦有學者說，在一切有部里，與彌蘭陀王對話的乃是「提地迦比丘」⑤。在我看來，無論「那先」是否為真，但在印度部派佛教後期可能有一位佛教大師，曾與希臘人彌蘭陀進行過對話，並且說服了這位「哲學王」，否則，就不會在部派佛教的不同派別的經典中以及民間佛教中流傳這一故事了。在我們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此傳說人物為假時，姑且相信這位佛教大師為真實的歷史人物，只是要剝離加在他身上的神話光環就是了。 與那先這一人物不同，彌蘭陀王乃是一真實的歷史人物。彌蘭陀王，英文為Menandros，布拉克里特文為Menemdra，梵文為Milindra，巴利文為Milinda，漢文有時譯作「麥南德」「美南多羅斯王」「彌鄰陀王」，皆音譯也。他在位的時間大約是公元前一五五年至公元前一三〇年⑥。在彌蘭陀王統治印度之前，希臘軍隊曾於公元前三七〇年入侵印度，但不久就被印度人擊退。到阿育王后期，由於奢蜜多羅叛變，建立了巽加王朝，破壞了印度的統一。在巽加王朝（公元前一八五年至公元前七十五年）西北部，有很多少數民族入侵、騷擾，希臘人便是其中的隊伍之一。據說，奢蜜多羅為了與阿育王比名聲，願以滅佛之惡名流傳後世。而彌蘭陀王則以護法的名義進攻巽加王朝，最後取得勝利。從《那先比丘經》的經文來看，彌蘭陀王十分重視對當時印度各種教派學說進行研究，並以論辯方式駁倒各種宗派的思想，最後才碰到真正的佛教大師。 我們不知道彌蘭陀王是如何駁倒印度各派宗教思想的，但從與那先的對話中可以看出，他大抵上運用矛盾法、實證法、類推法、分析法等手段，分別擊倒其他各派思想。但由於那先運用了辯證法、譬喻法，避實就虛，以殊相譬殊相，最終化解了彌蘭陀王凌厲的提問。從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彌蘭陀王是以希臘人的科學實證思維來理解佛教教義的。這位「哲學王」的提問，對促進佛教論理說的發展，起到他本人也不曾預料的作用。在佛教史上，把他看作是著名的護法王，是有一定的歷史根據的。 注釋： ①《我的佛教觀》第七十頁，池田大作著，潘桂明、業露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四月第一版。 ②《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四冊之六十六《那先比丘經書》，梁啓超著，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③《印度古代的幾位巴利文大師》，阿難陀著，見《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佛教人物史話》第二十七頁，張曼濤主編，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六月版。 ④《印度哲學》第一二八頁，〔印度〕德·恰托巴底亞耶著，黃寶生、郭良鋆譯，商務印書館，一九八〇年一月第一版。 ⑤《印度佛教史》第三〇四頁，〔英〕渥德爾著，王世安譯，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一版。 ⑥同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