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集 · 訪問周光瑚

「哈羅，你是L先生嗎？」 「我就是。」 「你說到新山來玩，為什麼到現在還不來呢？喂，你今天下午有空嗎？我想請你到新山來跟一位女作家周光瑚談一談，好嗎？」 「周光瑚麼？我倒想見見她。不過今天我的工作很忙，須等到下星期三。」 「那麼下星期三晚上，我請你吃晚飯，最好多約一兩個朋友來。」 提到周光瑚，她的名字我很熟悉，但她最初引我注意，卻在今年春天。那時，南洋大學剛開始籌備，馬來亞全體華僑雖給它以熱烈的支持，但少數外國人卻持異議，他們蜚短流長，指東罵西，認為南洋大學沒有開辦的必要。就在這期間，英國文化協會舉行一次演講會，主講者為周光瑚。那晚我剛好在丹戎禺俱樂部開會，來不及參加，等到我在報上看見她所發表的演講全文時，我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因為她這篇演講，無異給我們一服強心劑，把那些一竅不通的「支那通」，或貌似忠純，心懷叵測的冒牌社會主義者的怪論一掃精光。 從那時候起，我就有意認識她。但是衣食勞人，每天把腦力去換回麵包後，回到家裡，什麼地方都懶得去了。不過王立賢先生這次的約會，我絕對不肯輕易放過。因此，我約了陳玉符兄同行。 8月19日傍晚，我和玉符兄抵達新山，王立賢先生已經在海關附近等了半點鐘。熱烈的友情，使我既感激，又慚愧。接著，他親自駕車，領我們到周光瑚的府上。 這是一座兩層的樓房，地點在山坡上，前面有個草地，周遭環境非常清靜。經過王先生的介紹後，她的丈夫很有禮貌地領我們到樓上大客廳。 周光瑚長得亭亭玉立，穿著中國的旗袍和平底鞋。一看她的軒昂的眉宇，馬上可斷定她是個絕頂聰明的女人。她有時用英文，有時卻用北京話和我們談天。從她的談吐間，我知道她是個酷愛中國文化的文人，雖然她的職業是個醫生。 她的父親是四川人，母親是比利時人。這位東西合璧的驕子，生於河南信陽，到了7歲那年，舉家遷居北京。她的父親本來是鐵路局的工程師，家道小康，經過連年的戰禍，等到她遷居北京時，家裡已經中落了。 她有三個姐妹，其餘兩位，自小僅通西文，不懂中文，所以到如今，仍沒有什麼表現。她的母親本來也不讓她讀中文，可是生性倔強的她，偏偏愛讀中文。她在貝滿中學念書時，利用課餘的閒暇，拚命看書；在燕大讀醫學預科時，也喜歡閱讀中文，不過她最得力的階段，卻在抗戰期間。那時，她的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動，她受她的前夫唐君的薰陶，中途輟學，回國參加抗戰工作。她深入民間，熟悉民間的痛苦。她愛護祖國，更希望祖國從碎瓦頹垣中長成。從前她好像站在騎牆的地位來觀察中國，漠不關心；經過抗戰的炮火的洗禮後，她才正式認識中國的偉大，同時，從思想到生活，她在中國生了根。 就在成都的醫院中，我們這位天才的女作家，在院長瑪麗安女士的鼓勵下，開始著述她的處女作《目的地重慶》（Destination Chungking）。內容以她個人的自傳為經，以讀書戀愛生活為緯，順筆還描寫祖國各地的風光。她的感情像爐火一樣的熱烈，她的理智卻又像井水那麼鎮靜。她的觀察力不弱，她的想像力更強。例如她描寫北京時，曾說： 北京的美，不但使人悅目而已。這兒需要一個新名詞來形容這種美——它所具備的氣魄和尊嚴，它所擁有的安詳和靜穆。北京有蔚藍的天空，顏色既那麼強烈，又那麼清脆，只要街上的嘈雜的聲音稍微提高一點，幾乎可以把蔚藍的天空，像薄薄的瓷器那樣，一下子打得粉碎。但是北京的老百姓是平易近人，北京的音調那麼模糊柔和，車輪馬蹄的聲音和煙塵混在一起，街上的聲音帶著音樂的哀悼的氣氛。因此，那個稀薄的弧形的蒼穹，始終沒有被打得粉碎。地平線上的西山是藍色的、灰色的、紫色的，隨一天之內的陽光的顏色千變萬化；到了暮色蒼茫的黃昏，西山的輪廓給夕陽烘托得如火如荼。萬千人家的灰色的屋頂，故宮的金黃色的琉璃瓦，那些廣闊的屋檐，宛若祈禱祝福的姿態。壁立千仞的灰色城牆，保衛著這個城。這些防禦工事，面對新侵略的武器——比較從前匈奴侵略我們的北方時所用的更殘暴、更有效的武器——似乎沒有多大用處了。 像這種寫景的功夫，不是只看景物的外表的人所能寫出來的，除非作者對於眼前的景物有深刻的認識。事實上，我們這位女作家不但對北京有認識，而且她夢魂所縈繞的是北京，思想所寄託的又是北京。 1943至1948年間她重往英國，修畢醫科的課程，得到醫學博士的學位。可是，好景不常，她的丈夫在內戰中犧牲了。接著，在南京政府崩潰的前夕，她不得不帶著她的愛女唐蓉梅暫時避難香港。那時由國內前往香港的，每星期幾達一萬人，他們包括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的是百萬富翁，有的是流氓地痞；有的是賭鬼嫖客，有的是各黨各派的地下工作人物。肺病隨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周光瑚以醫生的身份，整天為病人服務，忙得連氣也喘不過來。 在一次宴會裡，她偶爾和一位翩翩美少年的英國記者伊里奧·馬克（Mark Eliot）同席，大家一見鍾情。伊利奧在英國已經有了妻室，同時，他身負報道的責任，須時常東跑西走。為排脫愛情的苦惱，周光瑚特地飛回重慶，而且準備留在國內做醫生。不過，她本身是個混血兒，和歐美人士往還比較密切。她發覺有人懷疑她的行動，所以她不得不再去香港。別後重逢，她和伊里奧的友誼不消說有進一步的發展。不幸韓戰發生，伊里奧被派往朝鮮戰場去採訪新聞。誰料天公不作美，暫時的分離，竟成為永久的訣別。這種突如其來的打擊，使她痛不欲生。就在哀悼亡友的時期，她開始著述她的第二部著作《戀愛至上》（A Many Splendored Thing）。內容用日記的體裁，中間點綴一些信件詩歌，時間是從1950年4月開始，到同年八月伊里奧犧牲的消息在報紙上披露時止。她赤裸裸地描寫她和伊里奧的戀愛的過程，那大膽的作風，坦白的方法，恐怕不是一般東方的婦女界的讀者所能看得慣；但西方的讀者對於本書卻推崇備至。連東南亞最高專員麥唐納氏，在百忙中也抽出時間替她寫了一篇長序呢。 《戀愛至上》雖然是一部戀愛小說，但它的情調的和諧，文筆的優美，也是使讀者愛不忍釋。例如她從報紙上看到伊里奧死訊時，她的身邊僅有一個女友和一個愛女唐蓉梅。她寫道： 我跑出飯廳。我覺得我曾大聲呼號。我很大力地開了門，然後跑進客廳，環顧周遭一切。這兒有個空空的椅子。我瞪著這椅子，繼續瞪著。假如我再看久一點，我不會看不到他，他將坐在那兒。 但是他不來，然後我知道將來永遠都是如此，空洞的房子，空空的椅子，我仍在那兒坐著、瞪著、等著，但他都不在那兒。 生命無影無蹤地過去。 接著，門鈴響了，電話響了，進來的人一面說話，一面哭哭啼啼，其中有些人曾和他在一起談笑、吃飯，並且喜歡他。 第二天早晨，劉神父給他做彌撒，僅有菲奧亞和我在場。梅在她的日記里寫道：「我有一個朋友，他想娶媽媽，媽媽想嫁給他。但是，不行了，現在他已經死了，多麼可憐呀！」 第二天，馬克的信件開始寄到。一封一封地寄來。從朝鮮一共寄來二十一封信。 一切都完了。 本書就這樣收場。我想當周光瑚寫這一段文章的時候，她的苦悶的心情，只有杜甫的兩句詩：「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也許能夠形容出一二。 自她抵達馬來亞後，她的生命史可以說開始走上另一階段。起初她在新山政府醫院做醫生，同時，她還抽出時間到新加坡的防癆醫院服務。最近她才辭去政府醫院的職務，自己在新山的海濱大道上開個藥房，不過她每周總要跑到柔佛古來市，替一般貧苦的兒童免費檢查一次。她對馬來亞問題極感興趣，準備替那些像啞巴一樣的無辜的人民吐出他們的痛苦和願望。 她非常愛護中國文化。她曾說過豪語：「我（周光瑚）之所以能夠寫出漂亮的英文，因為我懂得中文。」這種一針見血的話，倒值得一般僑生子弟特別注意。 歸途，我覺得東西合璧的結晶品，假如管教得法，他大可兼備二者的優點，好像蘇聯的生物學家密邱林的接種方法那樣，因為配合得法，果實纍纍。不過這種人是可遇而不可求，周光瑚就是這種僅見的優秀人物之一而已。 1953年8月26日 （按：周光瑚即著名女作家漢素音。周光瑚是原名，漢素音是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