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集 · 懷想許地山

在文學研究會的幾名健將中，「落華生」的名字在中國文壇上曾叫得很響亮。他的大名叫做許地山，落華生是他的筆名。他是文學家兼學者，寫文學作品的時候用筆名，寫學術論著的時候才拿出他的真名。 許地山先生是閩南漳州府龍溪縣人，他的父親許南英先生是進士出身，在廣東做過幾個縣的縣長。據他自己說：「我在廣州韶舞講習所從龍積之先生學，在隨宦學堂受過龍伯純先生底教，二位都是康有為先生底高足，但我不敢說我師承了康先生底學統。」許先生不承認自己受康有為先生的影響，這是一個問題；但他家學淵源，師承有自，這給他的國學奠定切實的基礎。 青年沒有一個不想前進的，許先生年輕時代曾追隨國民黨的先烈到南洋各地宣傳革命。他是閩南人，生長廣州，所以閩粵方言及國語都說得正確而流利。據說，他跟革命先烈在南洋活動的時候，主要的是擔任翻譯工作。有人用廣東話演講時，他用閩南話來翻譯；有人用國語演講時，他便用閩粵兩種方言來翻譯。他從事實際工作的期間不算長久，但是，這短期的革命工作，給他養成不屈不撓的前進精神。 當五四運動的前夜，燕京大學在北京哈德門盔甲廠創辦起來。許先生就是燕大初期的高才生。那時燕大剛成立，地方狹小，教授有限，一切設備都談不到。普通學生如進了那種學校，前途難免要受很大的限制。可是許先生天資穎悟，而又特別用功。他服膺孟子的名言：「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那時，燕大的藏書不過幾個書架，他就拚命地把這幾個書架書陸續看完。中文本來很有根底的許先生，加上西文所介紹的知識，左右逢源，豁然貫通。因此，他馬上在同學中露出頭角。 五四運動所結的最大的果實，就是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雖然在北大，但其他學校的學生也不示弱。交通大學的鄭振鐸，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的瞿秋白、耿濟之，燕大的許地山、冰心女士，以及上海的沈雁冰（即茅盾）、葉紹鈞，再加上魯迅和周作人，他們很快就組織成一個文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有商務印書館做後盾，勢力雄厚，步伐整齊，在介紹西洋文學作品上造成不可磨滅的功績。 許先生經常在文學研究會所主辦的刊物中發表小說和散文，這些文字後來收為專集，如《空山靈雨》、《勞網掇拾》等書。他的文字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對於宇宙和人生等大問題，他尤其有獨到的見解。據說，他每個月總要熬了幾個晚上去撰述他的作品。這些作品所換回的一點稿費，除津貼生活費用外，便全部拿來買書。他對學問有濃厚的趣味和高尚的志趣。他酷愛文學，但他最大的造詣，還是在於宗教這一門。 燕大畢業後，他曾到美國和英國留學幾年。這幾年的留學生活，使他的趣味逐漸從文學引到學術上去，年輕時從事文學，長大後專攻學術；這種例子在中國近代中國文學史上數見不鮮；如王國維先生、許地山先生、聞一多先生，他們走的都是這條路線。 當許先生在英國的期間，他認識了舒舍予先生。舒先生所著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這兩部長篇小說，就在許先生的鼓勵和介紹下，以「老舍」這筆名，拿到《小說月報》去發表。一舉成名，使中國文壇上產生了這麼一個英勇有為的壯士。 許先生從英國回來後，一直在燕大教書。他不擔任行政工作，只是一面教書，一面從事深刻的研究。他待人和藹，終年面露笑容。因為博學多能，所以他講書時，引證詳明，極得學生的讚許。據我個人的觀察，這一階段生活是他的黃金時代；他天天有進步，天天可以找到適當的對象來傳道授業。悠閒的生活，寧靜的心情，豐富的圖書，專門的研究；這正是一個學者求之不得的環境。 當他休假的期間，他曾赴印度旅行一次。他對印度問題下過相當工夫，這一點從他所著的《印度文學》可以看出來。此外，他所搜集的中國服裝特別多，我們只看他在《大公報》上所發表的《中國服裝研究》，便知他的鑑賞力多麼高。 在這社會上，一個人不管閒事，固然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和精力，但是，大權旁落，俯仰由人，什麼事情都搞不通。許先生在燕大教書的十年中，對於校務不聞不問，同時，因為在母校服務的緣故，他有時也難免覺得自己毫無權力。湊巧香港大學創辦中文學院，這位由牛津大學出身的中國著名文學家兼學者當然會中選。他於1935年率眷南下，擔任香港大學教授，同時，聘請一位燕大舊同事馬季明先生來幫忙。 香港大學的報酬不消說比燕大高些，可是以許先生的資歷和經驗來與港大的歐籍同事相較，那又是太委屈他了。 最可惜的是，許先生個人的學術上的造詣，在香港的幾年間，不能充分發揮出來。在北京，有的是圖書，有的是專門學者；在香港，除銅臭比較濃厚外，圖書與專家都十分貧乏。此外，許先生在燕大，教的多是專門的課程；在香港，他只能傳授生徒以啟蒙的課程。在北京，他可以躲在書房裡安心研究，什麼事情都不理；在香港，中外各社團的活動少不了他，甚至高等法院關於華人契約上的糾紛，也要徵求他的意見；時間浪費，精力分散，所以我說許先生逗留香港的幾年，可以說是他表現最少的幾年。 自許先生到香港後，他的名字在國內的報章雜誌上銷聲匿跡，直至七七事變爆發後，我從北京逃難到香港時，這才知道他已經變成香港的社會領袖。 從七七抗戰到他逝世（1941年8月4日）的幾年間，他和流亡在香港的各位文人，都是很熱心地從事抗日工作，每天除了固定的時間和家人閒敘外，他幾乎沒有白費光陰。不久《大公報》在香港出版，他經常用通信的體裁，發表他個人對於時局的感想。這些小品文，後來收集在一起，名為《危巢墜簡》，觀察深刻，文字洗鍊，富有時代的意義。 在香港期間，他對於中國新文字的提倡不遺餘力。他發表幾篇論文，題為《中國文字底命運》、《拼音字和象形字底比較》、《中國文字底將來》。 當他沒有南下前，他曾給哈佛燕京社編了一部《道藏引得》；到了香港後，他對道藏的研究還有很大的興趣。他親手抄錄《雲笈七籤》的詞彙，預備出一本引得或辭典一類的書籍，可惜這種大規模的編著工作沒有成功，他個人已經與世長辭了。 記得1941年的暑假，他曾往九龍沙田的友人家裡去寫作。窮兩日的工夫，寫成《國粹與國學》一文，洋洋萬言，發前人所沒有發。這篇論文於7月15日開始在香港《大公報》連載，我每天一起身，總要把它先讀完，然後吃早點。誰料墨痕猶新，許先生突然作古！ 當許先生的噩耗由報章發表出來的時候，全國文化界人士都表示深痛的哀悼。他的靈柩停在香港大學的大禮堂，祭幛花籃排滿整個大廈。從港大移靈到般含道基督教墳場的路上，素車白馬，誰都覺得無限悲哀。 今年是許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在過去悠長的歲月中，我屢次想為文紀念他，只因心為形役，日無暇晷，執筆而又擱筆已經不下三四回。今天偶閱《國粹與國學》一書，心裡若有所感，於是摒棄俗務，趕緊寫成這篇短文，一了十年的心愿。 「平生風誼兼師友」，這位溫文爾雅的師友的嘉言懿行，永遠刻在我的心裡。 1951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