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集 · 學習顧頡剛
在當代中國的學者中，我個人最欽佩的可以說是顧頡剛先生。
顧先生是江蘇蘇州人，家學淵源，自小就打好很切實的國學基礎。在中學時代，他和葉聖陶先生（紹鈞）是同學，兩個人都以優異的成績冠於儕輩。中學畢業後，他就跑到北京大學，進的是哲學系，並非史學系。他曾上胡適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的功課。起初他以為胡先生像普通有名無實的留學生一樣，很瞧不起他。後來他拜讀胡先生的幾篇論文，尤其《紅樓夢考證》、《井田辨》那一類的文章，深知胡先生是個懂得運用西洋的科學方法來治國學的學者。他得到這種暗示後，便加倍用功。他花了兩年工夫去研究《詩經》。因為用懷疑的眼光看古書，所以各種問題層出不窮。簡單說一句，受過科學方法洗禮後的顧先生，幾乎覺得沒有一本古書沒有問題，沒有一本古書不是研究的對象，更沒有一本古書不是可以取材的資料。
當五四運動的時代，北大的師生真是天之驕子，稍微寫過三五篇文章的人，都榮膺學者專家的尊號。那時顧先生雖然也給《新潮》寫過文章，但他的興趣別有所在，所以他僅用顧誠吾的筆名來發表作品。大學畢業後，他曾在國學研究所做助理員，同時，也發表與古史有關的作品。他的眼光的深刻，假設的大膽，引證的詳博，一下子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這部書就是1926年出版的劃時代的《古史辨》。從此以後，中國的學者專家對於古史的態度，才從「信古」變成「疑古」。這在學術思想上，不能不說是個大轉變。
離開北大後，《古史辨》還沒有編訂成書前，顧先生曾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公餘之暇，他仍努力寫作。他編成一部《中國史》，校訂過胡適先生編的《詞選》以及其他著作。到了1926年，他和魯迅先生被廈門大學聘為教授，第二年又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擔任講席。在這期間，他和魯迅先生鬧過意見，打過筆墨官司，後來兩人都離開廣州；魯迅先生到上海，顧先生徑往燕京大學，擔任研究教授。
像上海是中國文藝的大本營一樣，北京是中國學術的搖籃。顧先生到了燕京大學，人地相宜，如魚得水。在短短的一年內，他寫了不少東西。不料用功過猛，得了失眠的毛病。蒙燕大當局的允許，組織一個旅行團，到河北、河南、陝西、山東四省去旅行。那次旅行的目標，一方面為燕大圖書館及小型的博物館搜購文物，一方面因為連年天災人禍，歷史文化的遺存必受摧殘，所以趁這個機會去調查實際狀況。他們於1931年春假中出發，歷時兩個月才回校，跋涉既甚，宿疾不用服藥而痊癒。那時，各方慕名求見先生的客人日多，他在成府蔣家胡同三號的大廈只用來藏書，自己一個人卻跑到海淀侯芸圻先生處去寫作，晨出午歸，費了二十多天，寫成一部洋洋七萬言的《辛未訪古日記》，這是他第一次考古旅行的大收穫。
那年秋天，九一八事變發生。先生為愛國熱誠所激勵，跟燕大的同事及同學們組織「愛國十人團」，旋又覺得國家的衰弱，主要的是由於民眾教育不普及，於是組織三戶書店，編輯各種通俗讀物，藉以喚醒民眾的愛國的情緒，灌輸現代科學的知識。所謂「三戶」，是根據「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個典故。後來因華北的局勢越來越壞，傀儡政權正在醞釀中，於是把三戶書店改為通俗讀物編刊社，編印鼓兒詞及各種故事，流行於華北各地，影響極大。
1935年春，先生髮起禹貢學會，刊行《禹貢》半月刊，起初只印16開版，後來社務逐漸發達，會員越來越多，如遇專門問題的專號，篇幅總是超過100頁以上。這些有價值的專門論文，都是許多家道清寒的學者窮年累月研究所得的成績。他們把心血的結晶，找個發表的機會，藉以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便心滿意足。至於稿費呢，不瞞諸位說，連一個銅板也沒有，從此可見北京的學術空氣的濃厚，真正研究學問的人，多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但是個人的利害可置之度外，國家的前途卻不能不加倍關心。1935年間，先生就開始組織大眾知識社，發行刊物，由先生任總編輯，由吳世昌兄、楊剛女士、先室鄭侃嬨女士及我分任各部門的編輯。不料這個以民眾為對象的刊物，因為鋒芒太露，遭南京政府的干涉，很艱苦地辦了六期，便告一結束。這時，先生心灰意懶，知道干實際的社會運動，阻力實在太大，於是又傾全力去發掘故紙堆。
燕大另一個名教授，名叫洪煨蓮。洪先生是福州人，留美出身，他研究的雖然是國際問題，但他對於西洋人的治學方法很有心得。他認為西洋的科學的進步，主要的是得力於工具書。中國人因為工具書缺乏，什麼東西都要靠博聞強識，結果，不但記憶不清楚，而且浪費許多寶貴的時間。從前中國的讀書人所研究的範圍很窄狹，所以幾部基本的書籍，他們可以讀得爛熟，現在我們需要博引繁征，而博引繁征絕對不能單靠記憶。他發明一種檢字的方法，然後把中國的重要的舊書拿來做引得（index，即索引）。這部門工作得到哈佛燕京學社的支持，工作十分順利，在短短的幾年間，便編印了幾十種引得，中外學人都覺得十分便利。顧先生對於經學研究有素，所以他從事編纂《書經引得》。本來《書經》這本書，是歷來聚訟紛紜的書，經過先生的整理後，凡是研究中國古史、古文法、文字學的人，將有事半功倍的樂趣。
先生治史，對於《史記》所下的工夫尤深。經過多年整理後，我們不但有一部校訂無訛的《史記》可讀，而且段落分明，標點正確，引得完備，這對於史學家是個大幫忙。因為素養很深，所以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寫了一部《漢代學術史略》，深入淺出，如數家珍，的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七七事變的時候，先生已離開北京。他所藏的汗牛充棟的書籍，由他的從叔起潛先生（廷龍）代為安頓，有的藏於燕大校園，有的藏於城裡禹貢學會，而以稿件比較整齊的藏於天津中國銀行倉庫。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起來，日人蹂躪英美租界，藏在燕大的書籍被日人捆載而去，寄天津的付之拍賣。幸虧章元群先生知道這事情，代為收購，改藏於浙江興業銀行，到戰後才原璧歸趙。中國社會的尊重讀書人及愛惜書籍稿本，從此可見一斑。
當全面抗戰的期間，先生寄居大後方，生活雖日益困難，但好學之心一天也沒有鬆弛下去。他編輯《文史雜誌》，風行一時，為亂世研治學術的一個好氣象。戰後，他重返江南，為著提高學術，普及教育，宣揚文化這幾個大任務，整天僕僕於京、滬、蘇之間。自新政府成立，迄今不通音問，先生大概安居於文化中心的北京罷。
現在我要說一說和先生的關係。
我初到北京時，曾看過《古史辨》，那篇《自序》很詳盡地敘述他的出身，治學的經過及今後的志願，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後來周作人先生編輯《中國散文選集》時，把這篇洋洋幾萬言的《自序》收進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漢摩爾先生曾把它譯成英文，以廣流傳。
1929年秋，先生初到燕京任教時，我已經在三年級，因為時間關係，並沒有選到他的功課。這一點我並不懊悔，因為先生的長處在於發現問題及指點門徑，公開演講，並不是他的特長，因為他說話相當吃力，欲急反慢。因此，許多慕名聽講的學生，上不了幾堂功課，便不能再忍耐聽下去。
到了我快要畢業燕大的前夕，窗友齊思和兄（致中）約我到先生的府上去拜訪。在會談的一個鐘頭中，蒙他一一指點治學的門徑，發聾振瞶，好像初進他的大門時，我是一個人；出了他的大門後，自己完全換了一個人。簡單說一句，他所給我的影響，就是信心和努力。
一般說來，上海的文人的通病在於輕率，北京的文人的通病在於矜持。輕率的流弊是粗製濫造；矜持的流弊是呆板拘滯。先生生於江南，長於冀北，南人北相，兼備兩地的優點，而避免它們的缺點。先生智圓行方，膽大細心；自經先生的指示後，我才敢執筆學寫文章。
1934年至1937年間，我和先生的過從頗密。我讀過他求學時代的日記稿本，我看過他的讀書筆記，我更有機會時常跟他通訊和談天。他告訴我說，他之所以懷疑古史，為的是在大學時代，他是個戲迷，每天從沙灘步行到前門外去看戲，經過兩年看戲的經驗，他發現許多戲文的故事是幾經更改，才成為目前的定本。根據這觀點，他認為中國許多歷史的傳說，都是累積而成。觀點既然把握得堅定，回頭再看古書，覺得興趣盎然，到處都有可取的材料。
先生雖以古史名家，但他對於中國古代經書的看法，跟普通的冬烘先生完全兩樣。先生曾說：假如有人拿了許多經書堆在我們的面前，問有什麼用處，那麼我們可以乾脆答道：沒有用。因為《詩經》里的詩已不能唱了；《易經》里的占卜我們是不信的；《禮經》和《禮記》中許多瑣碎的禮節，看著也頭痛；《春秋》中的褒貶予奪，完全表現階級思想，絕不是現代的倫理；《尚書》里的說話，動不動叫著上帝和祖先，我們的理智也提不起這種信仰了。這種東西，實在只有一種無用的用處，就是它的史料價值。把這比較有系統的書本材料來聯串無系統的地下實物，互相印證，於是我們可以希望寫出一部比較真實的上古史。
老實說：「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們應該疑其所當疑，信其所當信。各種重要史料，經過考訂、明辨、證實、排比之後，歷史的真相多少可以明白。
先生行將達到花甲的年齡。戰後我在南京見他的時候，他的兩鬢已經呈灰白的樣子，但他精神奕奕，整天沒有倦容。他不抽菸、不喝酒。他的最大的享受，就是孜孜不倦地研究學問，及繼續不斷地誘掖青年。像先生這種以學問為生命，以青年為救星的大學者，應該長享「仁者壽」的境域呢。
1951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