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紀行 · 漳州
到廈門的第十二天是農曆六月十七日。
一早醒來，我看了看枕邊的懷表，還不到六點十五分。大概是接受了大前天沒趕上小蒸汽船的教訓，今天我醒得特別早。從床上起身向窗外望去，烏雲密布，甚至連灰色的天空本身也仿佛就要落下來似的。每天早上在窗前樹枝上快活地歌唱的小鳥，今天也膽怯地沉默了。但是我已約好了今天前往，如果今天不去的話，也許以後再也沒機會去了。於是，我沒多想就匆匆起來，又匆匆出了門。——我想看看自到廈門後就一直有各種傳聞徘徊於耳邊的漳州，還有占據那裡的陳炯明的治理措施。又聽說，近兩周漳州軍將要與廣東軍決一死戰，這更增添了我的好奇心。
小鄭——就是從台灣的打狗開始，一直陪著我越過海峽來到他自己故鄉的小鄭——替我拎著包，送我到碼頭。他本來是要和我一起去漳州的，但臨時有事，必須得明天乘船回打狗。我只好忍耐著諸多不便，比他晚三天乘開往基隆的船回台灣。我想，乾脆趁這個機會去看看漳州，而且別人也是這麼勸我的。因此，我們今天碼頭道別，只待四五天後在台灣再見了。在這四五天之中，我將獨自一人，留在這陌生的異國土地上。
和小鄭告別後，我登上了舢板。待在這艘從鼓浪嶼開往廈門的船上時，天空果然下起了傾盆大雨。十五分鐘的行程中，我的柞絲綢西裝全部濕透了，雨水甚至滲到了皮膚上。船到了英租界的碼頭後，我上了岸，向鎮那街的新高銀行分行門前走去——今天將陪我一起去漳州的三個台灣人，應該已在那兒等我。但是已經到了約定的七點鐘了，他們還是沒有來，我只好悄然站在簡直要打穿洋傘的瓢潑大雨之中。不久，他們從對面過來了，看到我後打了招呼。原來，剛才他們一直在店裡買雜貨、藥品等。這三人是大前天旭瀛書院（設在廈門的日本小學，由當地的台灣公會經營）的岡本先生受我之託替我找的翻譯兼嚮導——包括該書院的教師徐朝帆和余錦華，另外還有一位我沒見過的紳士。寒暄後我才知道，這一位叫許連城，畢業於台北醫校，現在在漳州開業行醫，同時在漳州軍兼職，具體說就是援閩粵軍的一等軍醫。
本來這裡到漳州是有火車的，地圖上也標出了這附近唯一的一條鐵路——據說叫作漳廈鐵路，十多年前修的。從廈門乘小蒸汽船到嵩嶼，剩下的九十七里（這裡的「里」是中國的距離單位，下同）就可以坐火車。但現在因為內戰，鐵路已停止使用了，因此我們只能乘小蒸汽船去。本來由於廈門到漳州有一百多里，我應該去領事館領取內地旅行許可證，但我嫌麻煩，再說即使沒有許可證，誰也不會說什麼的，所以就沒去領它。
我們要乘的小蒸汽船浮在離英租界不遠的水面上，船上早已擠滿了人，幾乎連讓我們舒服坐下的空間都快沒有了。再說這船吧，它大約是隅田川的蒸汽船的五倍大小，像個怪異而老掉牙的代用品，讓人覺得從船底到引擎的鋼鐵似乎無處不在冒煙。好在現在雨停了，但我又不安起來：在這靠不住的低垂雨雲下，在如此破爛的小船上，擠著這麼多的人，萬一沉船的話……我向四周看了看，沒人顯得擔心害怕。可能的確沒事吧，但是中國人一向不慌不忙，心安理得，他們的這種安心可靠不住。要是等到沉船時才驚慌不安的話，那可就為時已晚了。萬一真發生這種事，在這個日本人不受歡迎的地方，一定沒人會救我這個日本人的性命的。又或是我被人找碴打架，萬一被推落水中的話，恐怕不會有人來伸手救我……我胡思亂想著這種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不時看看周圍。——這也是因為船總也不開，令人覺得十分無聊之故。同時，也是因為在這擁擠不堪的人群之中，我是唯一的外國人的緣故。船似乎早就可以開了，但它就是不開。我們的船要上溯的河流的河床很淺，為了使船能向上游儘量開得遠些，每天必須算準當日漲潮的時間。可是即使在漲潮的時候開船，也不能到達漳州。所以，我們在中途必須換乘吃水淺的河船。
昨天小鄭的朋友周先生告訴我，漳州中學的英語教師朱雨亭也將與我同船，並給了我他的介紹信。但是在這人群之中，我實在分辨不出哪個是他。據說，周先生也告訴了朱先生我今天與他同船一事，這樣的話，若朱先生稍稍機靈點，認出我這個船上唯一的日本人，並招呼我一聲「對不起，請問您是去漳州的日本人佐藤嗎」的話，該多好啊！對了，這句用英語該怎麼說？反正我是不會說。朱雨亭先生會不會也因為這句話的英語太麻煩而在等我先開口呢？不可能！他和我不一樣，他可是英語教師……話又說回來，東京的朋友要是聽說我用英語交談一定很高興吧——此時此地，我突然十分想念東京了。汽笛緩緩響了，船像是要開的樣子。已經九點了，我們竟等了將近兩個小時。但是，好在天氣似乎要轉晴了。
小蒸汽船從鼓浪嶼的外側繞到了內側，先要橫穿鷺江。我們遇到了三四次在海上航行時常見的暴雨，使得船中著實騷動了一陣。但這畢竟是從江口向內河行船，所以沒碰上什麼搖動船體的大風大浪。只是四周因雨而朦朦朧朧，我再也看不見前天在集美的歸途中所見的景色了。此外，船篷因破舊而嚴重漏雨，所以大家都在它的下面撐著傘。這也沒什麼。從他們傘上落下的水珠，滴滴答答地不斷打在他們的脖頸、肩膀以及帽子上，他們卻宛若不知；可是一旦我傘上的水滴，哪怕是一點點，滴到他們那兒，他們就立刻瞪起眼看著我。這時候，船員推開眾人來賣船費牌了。這種牌子是把竹片的頂部削成紫萼狀，再染上紅墨水之類而製成的。看上去有些像小孩子的玩具，倒挺像中國人的風格的，非常有意思。因為今天下雨，所以牌子是平常的兩倍價錢——六十錢。這就是廈門到石碼十七海里的船費。船上的早飯餛飩是一碗十二錢。所有賣掉的牌子，到最後要再次收回。
當船員來收回竹牌時，坐在我旁邊的一個老頭兒好像剛才沒有買，現在正在付錢。他堅持說現在是晴天，只付三十錢。的確，剛才來賣牌子時雖在下雨，但現在已經在漸漸轉晴，微弱的太陽也出來了。他的說法倒也不無道理。儘管，這個老頭兒握著三十錢，從剛才開始就一直觀察雲彩移動的行為，總是令人感到有點怪。
起航後大約一個半小時，船前方的左側就出現了一個名叫海澄的小鎮，沿支流南溪和主流西江的交匯處建有碼頭。這時天氣漸明，在蛋黃色陽光的薄照里，碼頭上停著三四十隻揚著帆的帆船。周圍一帶儘是禿山，只有南溪兩岸的水中倒映著蔥蔥綠色，令人嚮往。南溪之水與我們所過河流的混水相比，顯得格外清澈。即使在融入主流之處，水也保持了一段清碧。我猜想「海澄」這個名字，大概就是由此而來的吧。總之，這一隅的綠樹綠水，就像回憶兒時的事時的定格一樣，顯得特別鮮明。站在遠遠的船上望去，這個小鎮頗具日本風光。我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遊玩過的九州島原附近的一個無名漁村，它的入江處與這裡的情趣完全相同。後來，我聽說這裡明末時是倭寇的根據地。——我不知道生活在殺戮中的他們，在這裡是否也像我一樣懷念故鄉的風景？在海澄附近，我們的船暫時停了下來，就這麼浮在河中。不久，從海澄清澈的水面上，駛來一葉舢板——原來我們的船在等它。我想可能是要讓乘客上舢板去，但事實並非如此。舢板上有幾個漳州軍的士兵——據說最近對每一隻船都要檢查，看看有無可疑物品。他們有四個人，上了蒸汽船後就叫我們開船，然後在船上四處查看。他們看上去有些耀武揚威。聽說這一帶近來時有小戰——也許稱不上「戰」，只是小小的交火吧，我感到果然有幾分這種氣氛。左岸隨處可見不太大但卻很高的正方形建築物，它們的牆壁是白色的，別人告訴我那是槍塔。
不久，也即離開海澄約三四十分鐘後，小蒸汽船到了石碼。我們在這兒下了船，準備換乘河船。在快竣工的花崗岩石壁旁，果然停著許多等待客人的河船。因為正是十二點，旅客們要先在石碼吃中飯，所以我們定好河船後也先去城裡轉了轉。石碼並不大，據許連城說，這裡是漳州的門戶。因此，漳州軍在改建其根據地漳州城的大街小巷時，也把這裡改建了一番，修了公園，開通了漳州石碼之間的道路等等。那壯觀的花崗岩護岸工程也是他們所為。許先生到底是漳州軍的軍醫，言辭之間對漳州軍頗有袒護——儘管陳炯明的所作所為在外面是毀譽參半。現在的石碼已擴展到了原先的三倍大小，看看到處殘留的以前的房屋基石，就可明白這一點。新的道路約有近十米寬，兩邊的房屋並不是廈門街市上那種骯髒卻帶有某種凝重氣氛的紅磚建築，而是新建的、單薄的、模仿西洋的白色建築，有些像小小的電影院。在這種意義上，我認為石碼變糟了——中國的傳統美蕩然無存，而同時新興的勢力又極其微弱，簡直如同可有可無的騙局，令人感到不安。考慮到這些變化僅僅發生在一年之內，現在也算是可以理解的吧。然而道路確是寬廣便利了。當我說到在這種路上可以使用人力車時，許連城道：「想用人力車的話確實是能用，現在也有人這麼提議過。但是漳州政府認為這種人拉人的交通工具是不民主的，因而禁止了。」
大路的盡頭是公園，這裡原是城郊的田地，後來人們填平田地，在上面修建了這個公園。看那布滿鐵絲的木柵欄，就可想見它有多麼粗俗。公園裡種有一些奇怪的樹，一邊的角落處有一個呈趴伏狀的研缽形人造斜丘，上面新種了草坪，草還不是很茂盛。我在這因下了雨而泥濘不堪的「人造土丘」上環顧四周，仿佛是為使公園名副其實似的，只見附近開著一些不大的紅花，也許他們認為這就可以算是公園了。在山丘上簡陋的亭子中，一個男人正悠閒地坐在白木製的凳子上。
光看這所謂的公園，（雖不免性急了些）我就開始有些討厭陳炯明了——在此之前，我只有純粹的好奇而絕無好惡之念，可現在看來，這人也許只是個投機的騙子。即便人格上並非如此，但至少他在漳州地區的所作所為，似乎並不是完全的建設。我作為一個旅行者，以旅行之人特有的不負責任之心，雖未免急了些，但已在對陳炯明毀譽參半的種種議論中，在毀與貶的那一端，開始加上自己小小的砝碼。
陳炯明是何許人？在漳州幹什麼？當時當地的內亂又是怎麼回事？
回到廈門，不等我詢問，便能聽到各地關於陳炯明的種種傳言和議論。綜合這些傳聞，情況大致是這樣的——
陳炯明是廣東人。起先，他在廣東擁兵自重，但被莫榮新的廣西軍打敗，不得不逃離廣東。於是他率部來到福建，稱自己的部隊為「援閩粵軍」（支援福建省的廣東軍），當然他就是總司令。他擁兵的目的，據說是為了把不統一的中華民國建為一個聯邦共和國，即在中國講不同方言的地區，先建立各自的地區政府，然後由這些地區的獨立政府再形成一個聯邦——中華民國。這就是他們的理想。
福建地區也有人持這種理想，但當時的福建地區尚未形成這樣的集中勢力。福建省最德高望重的人是林季商。對於陳炯明入福建一事，雖有人表示不歡迎，但林季商不知出於什麼考慮，決定歡迎陳炯明。由於地方上的人皆服林季商，因此大家就依順了林季商，沒人再反對了。另一方面，他們即使拒絕讓陳炯明入福建，看樣子也勝不了他。於是，陳炯明憑藉自己的勢力，再加上與林季商的默契，不戰而入閩。
陳炯明自任為省長，隨後就按自己的構想，開始改造這個地處漳州平原中心、廣闊但街市古老破舊的漳州。他試圖以中國人自己的雙手，在這偏隅之地建成像上海、廣東那樣由外國人建造出的文明街市。首先是市區修建。他們修了公園，在道路四方設立了公家的市場，在龍溪沿岸的堅固岩石一帶修築了護堤工程。除了這種市容上的改變，他們還設立了衛生會，規定在瘟疫流行時全漳州的西醫必須義務出診。又創建了貧民教養院，市民按貧富被分為三等，每年上等交十二元，中等交六元，下等交三元，作為貧民教養院的基本維持費用。他們還設立了國民學校，強制實施義務教育。國民學校既有官辦的，也有公立的，公立學校的基本經費來自地方上的物產收入。此外，還有工讀學校，即教授工業工藝技術以及一般普通學科知識的實業學校；以及農林學校，進一步還要創辦農業實驗所。現在他們已經向法國、美國派遣了若干留學生，從明年開始，還要每年向日據的台灣派遣十名學生。他們還發行了教育雜誌（月刊），以及名為《閩星日刊》的報紙，在上面發表文章，鼓吹他們的理想。報紙全部是口語體的白話文，陳炯明自己是主要骨幹，幾乎總在執筆。因為他們的思想是社會主義，所以這份報紙作為「危險激進刊物」被禁止進入廈門。
大約在一年的時間裡，陳炯明讓漳州的街市面貌一新，把上述計劃付諸實施或著手準備。人們對他議論紛紛——「不管怎麼說，他很了不起。」「什麼？他打算這樣干到什麼時候？不過是吹牛皮、煽起假繁榮的氣氛罷了。」「他總是想出各種點子來收稅，這太過分了吧！強收的稅中，用於所謂的計劃、工程之類的只有一點點，甚至可以說十成都是進了他自己的腰包了吧。要不怎麼養得起那麼多的部下！」「但是陳炯明自己的月薪只有二百元，而且他還沒結婚，每月從這微薄的薪水中只留四十元作為己用，剩下的錢全寄給故鄉的母親。」相當於大尉軍銜的一等軍醫許連城兼開業行醫，據說每月有八十元收入。這樣算來，任總司令的陳炯明的確收入不高。我又聽說，士兵的月薪是八元。可有人說：「士兵都是無賴，當兵只是副業。賭博自不用說，甚至還干強盜的勾當。」但是，在當地即使每月只有八元，也夠一個男人生活了。
漳州軍現在實際人數是兩萬人，其中只有將近兩千人是陳炯明從廣東帶來的，可以說，他們是隨陳炯明出生入死的精銳部隊。擁有兩萬兵眾的陳炯明，必須向市民徵收軍費，這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聽說一年中，多時曾一次徵收了十五萬元左右，一般的徵收也不下萬元。對於愛惜錢財的中國人來說，這是最難忍受的事情了。私下裡的不滿之聲時有所聞，現在還有憤憤不平的人說：「陳炯明並不是真心要發展漳州，他們是在廣東被逼得待不下去了才來福建的。他正在隨心所欲地搞垮福建，福建不像是廣東的殖民地嗎？」很多人覺得以前福建人自己治理福建挺好的，沒有讓廣東人來幫助治理的道理，因而心裡頗為不平。
這些人中就有安海的許督蓮。在袁世凱當政時期，他住在廈門，是一家報社的社長。當時他順應民意，以尖銳的筆觸大肆抨擊北京政府的各種弊政，結果得罪了政府，被趕出廈門。於是他逃到了離石井（該地因是鄭成功之父鄭芝龍的故鄉而聞名）不遠的海濱小鎮安海，在那裡實踐自己的理想。他把附近的荒地開墾為罌粟田，與地主均分所獲的鴉片收入，再把自己所得的錢用於地方的各種建設事業。例如他出錢在附近一帶鋪設了鐵路——雖稱鐵路，但實際上走的是台車，即軌道上的手推車。在可以說絕無陸上交通之便的那一帶，用台車運送旅客及貨物已是超出人們想像的天大的恩惠了。自任國士的許督蓮雖已近壯年，但尚未娶妻，只與一個八十歲的老母親相依為命。他克盡孝道，深受全城人的敬仰。
許督蓮對陳炯明頗為不滿，於是就派密使去他一向敬重的林季商——林當時是陳炯明的參謀長，但似乎不太得意——那裡，說道：「請您早日離開陳炯明來安海吧，許督蓮將以他在安海的全部力量擁護您。」但是林季商念及與陳炯明的交情，更重要的是他的父輩祖先是因在太平天國之亂時盡忠國事而升至提督的，遂謝絕道：「若因與土豪合作而被誤認為是土匪之首的話，那我就要愧對名聲清白的列祖列宗了。」
好像是在早春的時候吧，一天，廈門港里突然來了許多帆船，碼頭上立時擠滿了從船上下來的大批男女老幼。詢問後，原來這些人都是從安海來的——安海的街頭巷尾正在交戰。「我們總算是命大，逃了出來。」「敵人是誰？」「雲南軍。」雲南軍是一幫七拼八湊的土匪。遭受突然襲擊的安海雖然落入雲南軍之手，但數日後他們就撤走了。於是，擁戴許督蓮的安海市民又迎回了許督蓮。然而，當許督蓮回來、安海正要恢復往日的寧靜之際，雲南軍突然又一下子冒了出來——看樣子他們的撤離是有預謀的。這第二次的襲擊成了持續三天的街巷肉搏戰，安海可說是全城覆滅。「死者三千，處女全無。」——廈門的報紙上如此形容。最奇怪的事是，相傳在這場騷亂中，許督蓮八十歲的老母親受到了雲南軍的輪流侮辱——他們笑著用手猛打這位老人身體的某處，待其腫大，而後又幹了某事等等。這一事件不僅是出於他們野獸一樣的好奇心，而且是對有孝行的許督蓮有意進行的最大最露骨的侮辱。據說，許督蓮之母悲憤地投井而死。
很多事情和理由顯示，雲南軍在安海的這種令人髮指的行徑是受了陳炯明的指使。許督蓮向林季商派去的密使不知何故向陳炯明告了密。此後，陳氏遂對許氏懷有極大的反感。但因雙方主張一致，沒辦法公開向許氏挑戰，只好隱忍未發。所以，這次是陳炯明暗地裡唆使雲南軍做出這一舉動的吧——若無後盾，無論是兵力，還是軍用物資方面，雲南軍都不會有如此強大的戰鬥力——這就是一般的看法。許督蓮也心知此事，因此隻身逃脫的許督蓮向陳炯明下了決鬥狀，發誓終其一生要報此不共戴天之仇。關於其結果如何，廈門方面還沒有報道。但是，安海之亂的始末漸漸明朗之後，陳炯明的威望就一落千丈了。
害怕因與土豪合作而被認為是土匪頭子的林季商，看到陳炯明其實也和土匪無異，表面上雖仍顯得與其沒什麼齟齬，但是卻辭去了漳州軍的參謀一職，帶著自己的手下隱居於漳州附近的德化。人們也因此認為，這位雖說頭腦也許有些簡單馬虎，但人品高貴的人，把當地混亂的責任歸咎於自己一身。因為德化向來是瓷器產地，因而他開設陶窯，用古風的手法嘗試製陶，意在以這種託身風流的方法來排遣心中的鬱悶。
現在，到處傳言引起了這麼大非議的漳州軍，近日要與廣東軍決一勝負了。廈門的人議論紛紛：「漳州軍的決戰還早著呢！」「但是，這次是真的要打了。陳炯明現在勢力那麼大，他肯定想早日捲土重來，打回故鄉。」「再說他已經以各種名義榨取了漳州的財富，現在再待在漳州也沒什麼名義可以再榨錢了。」在這裡，一個應該注意的現象是，極其冷淡地談論陳炯明的人多是日本人，而台灣人卻都說「不管怎樣」——多多少少對陳炯明的見識與作為持有同感。這使我不得不感到，一直抱有被統治意識的台灣人，大概在陳炯明的主張中，找到了給予他們幾許安慰的東西吧。
有人說：「這次漳州的決戰，兩軍要出動飛機進行空戰，到時候大街小巷都會化為一片廢墟。」可是當問到飛機在哪裡、有幾架時，又沒人答得上來。還有人說：「別說飛機，連飛艇參戰的事我都沒聽說過。」——傳言是五花八門，但決戰這事本身大概是真的。聽說漳州現在已陸續有人回鄉下避難了，許連城先生也說打算讓家人去廈門避難。
我們在石碼由小蒸汽船換了河船，沿龍溪逆流而上。據說，龍溪是福建第二大江。
同船的人中，加上我們一行四人，共有十二三人。船——這種船也許該叫舫吧——的大小足以讓我們這些乘客躺下，它的圓頂由茅草之類的東西修葺而成。現在，我們正揚帆前進，天完全放晴了，耀眼的陽光穿過雲縫，在水面上閃閃躍動。雖是太陽正盛的時候，但水上還是很冷。尤其是我們又坐在無頂之處，風就特別大；再加上這裡剛好是帆影所在，一點兒陽光也沒有——但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賞四周的景色。
「這裡土地很肥沃，肯定比台北附近的田地更適於農耕。即便在那山上，只要種了樹，就一定會很茂盛的。」徐朝帆先生眺望著微風中蘆荻搖曳的兩岸土地，以及稍遠處的裸露的丘陵，不斷地發著感慨。他生於台北附近的一戶農家，因此，看到這開闊的土地立刻就興奮起來。他十分有興致地觀賞著四周的景物，後來似乎累了，就讓船家拿來枕頭，躺下休息了。船家順便也給了我一個枕頭——這裡所謂的枕頭，是一個直徑約五寸的竹筒，一面被削得正好可以穩當地放置。這種竹筒枕著又硬又疼，但是很耐用，感覺很涼。這一帶的人睡木床，坐石凳，自然是不在乎這竹筒之涼了。我最初兩晚在廈門的中國旅館睡覺時，一點兒也受不了那木枕，但後來也就習慣了。
在我們的河船船尾附近坐著一男一女，除了船家外，船上的人都躺下了，只有他們倆從開船時就一直並排而坐，親密地相互點菸，一塊兒吃糕點，不停地喃喃細語。那情形甚至讓人覺得，兩人是因為想在一起說話而故意避開眾人，找了那麼個地方坐著。男的三十二三歲，女的可能二十四五吧。男的正當盛年，卻並非盛氣凌人；女的微胖的身材雖乏吸引力，但卻有著頗為艷麗、整齊的長相。她穿了件黑色廣東絲製衣服，手腕上戴了兩隻相疊的翡翠和黃金手鐲。我不了解當地風俗，不會區別良家婦女與教坊的妓女，但從她的言行舉止看，總覺應屬後者。隨著帆影移動，每當兩人頭上有陽光時，男的就打開那綠色里子的絹制洋傘，撐在女子頭上，女的也象徵性地把自己小巧白嫩的手指搭在傘柄上。不知他們倆是夫婦還是情人，他們的微笑與私語仿佛永無休止。我不由覺得，兩人現在的心情一定就像兩隻看不見的美麗蝴蝶，互相陪伴著飛向高高的碧空——那真是令鬱鬱不樂的孤單遊客艷羨不已的倩影。但願你們能永遠這樣，永不知閨怨與傷春為何物，永無因怨恨命運而傷心追憶今日江上快樂時光的那一天——若日後有人知道我這次出來旅行的真意的話，一定不會笑我這一番感觸了……
我的視線由他們倆移向了在船上正幹得起勁的年輕船夫，他回我一個無聲的微笑，又繼續奮力划槳，黝黑的雙腕上暴起的青筋與肌肉隨之鼓動。他大概是船主之子，也許不到二十歲，身材高大，只是一隻眼中有個斑點。他幹活的動作十分敏捷，他父親也在船上，但不大幹活。他一會兒按父親的意思命令船員調節風帆，一會兒為趕超前方的行船而迫不及待地搶過舵手手中的舵，改由自己來掌，於是我們的船便頗為有趣、精神抖擻地超過了前面的船隻。就這樣，因為我們四人在石碼觀光而延遲出發的這隻船，不知不覺中加入了最前面的幾艘船的行列。年輕船夫幹活的麻利、體格的健壯、嘴邊不斷的微笑中流露出來的快活，以及眯縫起一隻眼的神態，為這平凡的旅程增添了幾分浪漫的情調。
因為一直朝著一個方向枕在竹筒上，不一會兒我的頭和脖子就疼了起來。於是我換了個方向，卻不意中發現眼前有張英文報紙的紙片——它是用來包裹與我們剛才吃的蛋糕類似的糕點的。無聊之中，我撿起它，弄平上面的折皺，看了起來。上面登著街市房屋的情況並附有照片，還有篇題為「木製建築的經濟價值」的文章等等。它的體裁類似報紙，但應是建築雜誌的殘頁，那小小的活字展示了一個與現在這隻船全然不同的世界。我這麼隨意地看了一會兒，不知不覺中也像大家一樣進入了夢鄉。當我聽到眾人的喧鬧之聲睜眼醒來的時候，只見在船前方稍遠處，一座長長的石橋跨在夕陽映照下的水面上——這就是漳州的舊橋。回頭向下遊方向望去，無數船隻正一個接一個地鼓足風帆，逆流而上。現在是四點四十分，大概五點就能到目的地了。正像那年輕而又快活的船夫說的：「有時要六個小時，不過像現在這樣的風的話……」——我們的船隻用了四個小時就走完了這三十海里的水路。
船家收起風帆，放下桅杆。在穿過舊橋之後，對面又出現了一座長石橋，它叫新橋。船停靠在右岸由漂亮的花崗岩建成的牆壁處，那裡有一段石階。我記得船費是八十錢。
我們先去了離岸較近的許連城先生的宏仁醫院，放好隨身行李。許先生必須去看看他一直掛念的病人，因此就讓一個十五歲左右的男孩替他陪我們參觀。稍後才得知，這男孩其實是許先生的長子。我稍覺奇怪：許先生年紀與我們差不多，竟已有了這麼大的孩子。後轉念一想，也許是由於台灣人普遍結婚很早，所以這也是很自然之事吧。徐朝帆先生和余錦華先生雖在廈門住了兩三年，但也是第一次來漳州。
在日落之前的一兩個小時裡，我們就由這個男孩帶領著，在漳州城各處觀光。這裡的房屋像在石碼時見到的那樣，要麼是在修建中，要麼是明明已經造好了，卻仍顯得像在修建中那樣沒安定下來。首先映入我們眼帘的，是鄉村郵局、牙醫診所以及城中的理髮店、電影院等等林立的情景。這些房子是在道路擴建時由政府出資重建的。——當然，部分改造資金並非來自政府。夾在兩邊房屋之間的是一條寬約數米的鋪有石頭的大道。這裡的石甃是一大問題。為一丈石甃，兩邊住戶必須各出二十五塊銀元。廈門那裡對此議論紛紛——至多五元的活兒這裡卻收了五十元。這漂亮的石甃，在我們日本人眼中看來，以日本的行情計算，五十元也是很便宜的。但是，因為在鼓浪嶼，磚石構造的漂亮洋房，一平方丈也只要九十元或一百元。並且漳州這兒鋪的石頭並非新鑿制運來，而是從舊城牆上拆下來的東西，因此五十元的價錢確實是太貴了。說賺了十倍也許稍微誇張了些，但三五倍肯定是有的。此外，還有並非用上好石板，只是細石鋪設的街道，也要兩邊住戶各出十五元。未鋪石頭的土路也如此。而在這五十元的道路上的行人們——嘿！就如東京的三田街那樣擁擠雜亂、川流不息。漳州城內外人口據說總共有十五萬，而在街上來往的行人中，有七成是穿草黃色軍裝的士兵，他們在隨意地溜達著。
不知從哪兒不斷傳來軍樂隊的聲音。
不久，我們到了公園——它確實名副其實。夾竹桃花正在盛開，公園裡有草坪，圍繞草坪的是一條圓形小徑。大紅花一簇又一簇，各處的樹蔭下放著許多塗成天藍色的長椅。在長椅上、草坪中，以及各條小路上，「草黃色軍裝」們自豪地或臥或走著。天空暮靄繚繞，一片赤紅。公園的入口處——我們從後門進來，一直走到前門出去——聳立著三丈多高的石碑，其表面鑲著青銅板，板上刻有「博愛」、「平等」、「互助」、「自由」四個詞，分別位於石碑的四面——這倒令人想起了法國大革命時的三大口號。一處樹蔭下有一方水池，池中有噴泉裝置，但噴泉裝置中沒有水——至少我是這麼記得的。
男孩領我們逛了公園之後，穿過公園把我們帶到了東門附近的公家市場。但我們看了也等於沒看。更糟的是，一旦我有不明白之事詢問余、徐兩位先生，他們就都奇怪地顯出很不高興的樣子。余先生好像忍不住了，拉拉我的衣袖小聲說：「最好少說日語，這裡的人很討厭日本人。」看樣子好像與我這個遭人厭惡的日本人同行也給他們帶來了很大麻煩。有時我的問話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也只好硬生生地把後半截又咽了回去。我們毫無興致地從排列著豬的內臟的地方穿過，出了市場，來到城的外圍地帶。這裡也到處都是士兵，他們正在折下龍眼樹枝吃龍眼肉。男孩指著西邊的山向我們介紹著什麼——山上籠罩著紅色的暮靄，似乎很熱，朦朦朧朧看不分明。我問余、徐兩位先生男孩在說些什麼，余錦華只是簡短地答了一句：「他在說那座山。」
結果，看完了那座我一無所知的山，我們再次回到了城中心。男孩走到一個十字路口處停了下來，想了想，就帶大家去了一個有許多士兵的地方。從那裡的氣氛中，我察覺出那是妓院的一角。據說陳炯明把分散在大街小巷的妓院全都集中到這裡，在街道的拐角地帶，一家接一家大約有五十多處。我們看到了四五塊好像寫有「上海某某女士」之類的招牌並排懸掛著。有一家傳出陣陣琵琶聲，從最大的那家妓院中不斷飄出弦歌之聲——這家位於拐角處，看上去頗為不錯，所有妓院中只有這家圍著木製圍牆，裡面好像有個庭院。木圍牆是臨時所築，十分粗糙，上面有許多縫隙。我好奇地往裡望去，只見有一個大池塘，在那混濁的水面上，穿著軍服、少年軍官模樣的人正與妓女泛舟遊玩。
很自然地，我們再次來到了公園。這時，由二十多個士兵護送的一頂大轎正從那兒經過——大家都目送著它。轎子裡坐著一個四十多歲、穿中式服裝的紳士。後面還跟著一個轎子，它的護送士兵人數約為前者的一半。轎中垂著帘子，裡面是位婦女。我一瞥之下，隱隱覺得應是位二十五六歲的美女。我們正目送其背影之際，又有一頂轎子由三四個士兵護送著從我們身邊經過，它好像故意比前面兩個轎子慢了五十來米。因為沒放下轎簾，所以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轎中婦女的容貌——她年輕端莊，看上去像少女似的，穿著水色衣衫，還不失體面地回頭看了看我們這一群人。當她從面前經過時，陣陣茉莉花香襲來，也許是頭髮上所飾的吧，她的容貌真是令人難忘。余先生問道：「是陳炯明嗎？」徐先生說：「不是，是浙江軍的軍人。」我問：「為什麼？浙江軍的軍人現在都來了嗎？」看上去並沒有證據證明這一定是浙江軍的將軍。余先生與徐先生時常會這樣毫無根據地想像，倒也是蠻有趣的人。不管怎樣，我在這兒姑且自己斷定轎上是一位大人物，還有他的夫人；而那後面的轎子上的，多半是二房吧。
大家都有些累了。剛要在長椅上坐下的時候，走來了兩個穿西裝的青年，看樣子其中的一位正巧是徐先生他們的朋友，他們便站著聊開了。這青年也是台灣人，但他卻在用日語與別人談話。我無意中聽到以下對話：
「我一直在做那個工作，但總不見成功，因此放棄了。現在又有了新的打算。」
「是什麼？」
「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工作。」
「賺錢的事嗎？」
「嗯，可以這麼說吧——我想飼養蜜蜂。這一帶有很多龍眼、荔枝、芭蕉等等，鮮花也不少，所以我想這主意一定行。」
「是啊，很好啊。這兒的土地非常適於農耕。」——說這話的好像就是從河船上開始，腦子裡就一直考慮這個問題的徐先生。
歸途中，我們繞道去看了孔廟。廟的木製部分在手可觸及的範圍內已全被剝去了——這一定是寒冬中聚於此廟的士兵為取得生火的木材而乾的。現在，廟裡有七八個人團團圍坐，正在專心地幹著什麼——可能是陶醉在下棋之類的事中了吧。我們回到了宏仁醫院，但是主人許連城先生還沒有從病人那裡回來。據他留下的話，說是要和我們一起吃晚飯。在等許先生的時候，我們提出想去河那邊看看。
一出宏仁醫院的後門，便是河岸。一個年輕的士兵不知怎麼掉進了水裡，正在掙扎，一群納涼的人站在四周作壁上觀，就像在看一隻落入水溝的貓一樣。可能是河水本來就不深吧，那士兵好不容易從水中爬了出來，上了臨近的一隻船。他直打哆嗦，臉色白得嚇人，看著十分可憐。我在黃昏中，在花崗岩牆壁外約二尺來寬的白色石路上，看著這一切緩步而行。這時，從舊橋上不斷飄來弦歌之聲。舊橋上有一座祠堂，據說是為了防止水害而修建的觀音堂，音樂聲就是從那兒傳出來的。我們不約而同地向河流下方的舊橋方向走去。沿著岩石砌的牆，有許多用繩索連繫的河船，人們可以從岩牆處登木梯上船。河船上點著燈，不時傳出喝酒談笑之聲——這就是所謂的花舫吧，這裡約有二十多隻花舫。
在舊橋的觀音堂中吹管弄弦的，仍是穿草黃色軍裝的士兵們。祠堂附近，許多納涼的人正憑欄而立。人群中穿行著三四輛大板車，它們正向對岸奔去。忽然，大板車中響起了貓叫聲。我想這一定是預想到決戰而逃避戰禍的難民的車子。東面的天空因月出前的白光而變白了，月亮馬上就要從那兒升起了吧。在一群異鄉人中，耳邊充斥著喧譁之聲，我一隻胳膊撐在石欄之上，眺望著遠方的天空。此時的我，精疲力竭而倍感飢餓，心中只剩下濃濃的哀愁。
讀者們一定厭倦了我這散漫的敘述了。雖然在讀者面前我沒必要拘束，但若總這樣寫的話，就不知這對一年前的回憶要到何時才能結束，這實在太讓人為難了——再這樣的話，我恐怕連在路旁玩耍的豬的尾巴的搖擺方向等等都要回憶起來了。
我在漳州住了兩天，頭一晚住在一個名叫中華旅社的中國旅館，第二晚在宏仁醫院。我原先打算投宿的有溫泉的旅館正在改建，我們晚上在它的門口張望時，還以為它停業了呢。我們選的中華旅社，比我在廈門住的南華大旅社要乾淨，並且服務上也熱情得多。如此一來，還可湊合一夜。——即使是對於我這個實際上不以潔淨為美德的人來說，南華大旅社也實在是太髒了。
中華旅社住一晚外加早飯是一元二十錢，我們早上離開旅社時，把三人各出的二十錢合計六十錢(1)交給一位五十歲上下、留著辮子的僕役（不知中文應如何稱呼），他單膝跪在地上，雙手舉向空中，用了一種唱戲似的、甚有古風，但又有些超乎常情的殷勤的禮節，不但目送我們直至大門口，還詳詳細細地邊用手指邊告訴我們去中學的路，幾乎讓人覺得有些囉唆了。
我去官立中學探訪朱雨亭先生，學校正放暑假，所以朱先生不在。又聽說他家在很遠的城外，因此我就在學校里留了個口信，大致內容是：若朱先生回校，請告訴他某某日本人來過，現在正在名叫許連城的醫生家裡。這學校古樸典雅，大門外有四根石柱，上面生動地雕有飛天之龍，龍上塗以金色或朱色。穿過大門，有一條小道，它的左側有一長方形的大水池。從水池沿岸的柳樹間向遠處望去，池對面立著以水邊的石頭為基石的銀灰色牆壁，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八角窗。走過約八九米長的石橋，就到了校舍大樓。裡面有小屋數間，複雜地彎曲的走廊、石階等，顯得頗有詩意。詢問後才知道，這裡是清朝時那些胸懷青雲之志，來有考棚（考試地）的此地考秀才、稟生、貢生的少年們的住宿之處。建築物的這半個部分平時充當孩子們的教育場所，另半個部分則成為中學後面的師範學校——這是我日後遇見了朱雨亭先生，他向我讚美學校時為我說明的。另外，他得意地說，因為是從前之物，房間又小又暗，所以最近要改建。雖是他人之事，但我還是不禁擔心：不會又變成一個電影院之類的東西吧！
考棚在芝山的山腳處。芝山上有仰止亭，據說此亭是朱子講經之地。他講經時附近蛙聲不斷，於是朱子對青蛙說：「我正講道，快停止你的叫聲。」於是，蛙聲戛然而止。「仰」聽了「停止」——這就成為了亭子的名字。朱子很感激這聽話的青蛙，為了紀念它，就在其脖子上系了觀世縒——後來就成了一道白線。因此，至今在芝山的一些洞裡，還有一種脖子上有白線的青蛙。——這個傳說也是小鄭告訴我的。他因為自己不能來漳州，就把他認為我應知道的有關漳州的事兒全部做了說明，並一一寫在了我的記事本上，包括漳州的人口、地勢、物產——米、紙、砂糖、芭蕉果、荔枝、龍眼肉、竹筍、絲、印泥等等。漳州水果數第一，當地的水仙花也是馳名世界的商品。他還寫下了值得參觀的地方——公園、仰止亭、考棚、景色優美的西門外、南靖橋、漳州第一的御寺南院。得益於小鄭的這番費心，對於漳州的情況，我知道的居然比應該是我的嚮導的徐先生和余先生還要多。我向他們舉出小鄭告訴我的應遊覽之處，可他們除了公園外，什麼也不知道。
我終於拜訪了許連城先生。他昨晚因為病人的病情突然惡化，沒能和我們一起吃晚飯，覺得很過意不去。今天，他還是讓其長子領我們去參觀。徐先生問道：「我們想去仰止亭，它在哪兒？」許先生回頭看看兒子，頗有些父親架勢地、稍稍不滿地說：「你沒領他們去仰止亭啊？」男孩一臉的不可解之色，說：「昨天我明明對他們講過仰止亭了。」再仔細一問，原來我們在城外所見的士兵們摘龍眼肉吃的山，便是芝山，仰止亭就在芝山上。這麼一說，我們好像確實看見了亭子一類的東西。看樣子，看著那山卻什麼也不明白的，不單是我一個人。這樣一來，要怪就應該怪明明不懂卻偏要裝懂的余、徐兩先生了。——他倆頗有老師之風，不喜向別人發問。同時，當被問及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時，也是甚為生氣。聽了仰止亭的傳說，徐先生突然對它產生了興趣，不僅要遙望，還說今天要上去看看。我自然是贊成的了，但余先生看上去卻不太感興趣。他一路之上，無論在參觀什麼，總是叫著：「真熱！真熱！」而且，接連幾個小時都是愣愣的，一副沒精打采的神情。他只有二十三歲左右，在我們三人中是最年輕的。對於仰止亭，他是一副「那種地方也要去？」的表情，但又沒法反對，所以就只好附和了。
在去芝山的路上，徐先生說想給岡本帶點禮物，於是想要去買印泥。我們便去了某一條街上的印泥店，那裡最上等的印泥是不足四十克而要銀元十八元的。這家店歷史悠久，製造方法頗具傳統，因而聞名全中國。徐先生要買二十克，其時，從裡面出來一位白髯老者，在微暗的店角，單手持一把小秤認真地稱出印泥的重量，又一言不發地到裡面去了，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了這家店，我們又走了很長一段路。默默地走甚為無聊，所以我就邊走邊看家家門口貼的橫聯或豎聯。於是，我有了一個發現——在一般的橫聯語句如「萬商雲集」、「珠玉滿堂」、「五福臨門」、「貴客常臨」、「天官賜福」等之外，在這面目一新的漳州街市上，相應地出現了反映新思想的語句。我現在還記得的，有「輸新文明」、「世界更新」、「人民平等」等等。說到新思想，那天早上我在許先生家裡瀏覽了一下有名的《閩星日刊》，這是把兩面的普通報紙折為四面的小報，用的是九磅的活字。第一面上登著法國留學生何某對社會主義學說的翻譯。在外國電報欄的開頭一欄里，寫著「日本三井公司職員大淘汰」的標題，下面用很大的活字登著「資金××億，職員×萬，號稱日本第一的大公司三井，一次性淘汰了職員×百人。……作為中產階級的一大恐慌，引起諸多社會問題」云云。中間是柯羅連科(2)原著、何某翻譯的連載小說，這倒很少見。我本來為作日後參考買了一份這期報紙，但不知遺失在哪裡了，以後再也沒找到。當時沒仔細看柯羅連科寫的是什麼，又是如何譯的，真是很遺憾。不知有多少人抱有何種程度的興趣來看它，但在報紙上登載柯羅連科的小說，確是一件很高尚的事。
向行人問過路後，我們總算找到了登仰止亭的入口。這個入口處是朱子廟，現在成了軍隊的駐紮地，因而，我們被一個馬夫模樣的人訓斥了一番，說是不可入內。無奈我們只好從豎著一塊寫著「漳州農事試驗所預定地」的牌子的地方，有些魯莽地開始登山，山上儘是刺草，我們的手指都被刺破了。上了這個沒有路的山坡後，眼前是一個搭起的帳篷，還有七八個士兵、兩門大炮，炮口衝著與街市相反的方向。徐先生走上前想詢問是否可以去仰止亭，卻突然在胸前出現了一把槍刺。
我們好不容易登上了仰止亭，果然像余先生的神情所示，這裡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是當我們脫去上衣，領略了透體的萬斛涼風，再往東南望去時，漳州全景，集於眼底。從這裡看漳州街市，發現它比想像得要大。芝山背面，是一片片黑壓壓的樹林，全是果樹；山腳下是甘蔗田。這一派豐饒的豐收景象令農家長大的徐先生大飽眼福。
下了山，有一座廢棄的、用紅磚牆圍住的建築物，好像被用作了炮兵駐紮地。後來我才知道，這就是考棚的廢屋。我們來到了西門外，這邊由於地勢較低，龍溪之水流了進來，感覺像半個湖泊。在樹木繁茂的水邊，散布著些許人家，頗有些水鄉特色。在這景色的一角，有一座高塔，名叫龍門塔。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樣的塔是出於一種地勢迷信而建造的。由於漳州在地形上水與土的關係呈撒網之狀——我不知這是什麼意思，總之是顯出那麼一種相貌，而龍門塔一帶就是網的收束之處，所以若不重視這個位置，漳州的土地就會遭受水災或其他災害。因此，人們就在這個位置上建造了龍門塔。別的暫且不論，單就它與四周風光的相輔相成這一點，也值得讚嘆——我甚至想，是不是哪位聰慧高雅之士，為增添風光之美，遂巧妙利用俗世想法而建造了舊橋上的觀音堂和這龍門塔的呢。龍溪流域的水害十分嚴重，就在兩周前，這裡還發過水。我們原本想去一座小橋處，可到那裡一看，它已被水沖走了。路邊的樹幹上，有一丈左右的部分染成了泥色，這是浸泡在水裡的緣故。
在一棵大荔枝樹的樹蔭里，三十多個穿草黃色軍裝的傢伙正圍在一處，把二十錢的銀幣往一件脫下的軍裝上堆高賭博。旁邊有一個賣粗點心和零食的茶店，一個老人正在裡面煮茶。
這次漳州旅行結束後大約過了一個月，我在報紙上看到了如下消息——漳州軍終於與廣東軍進行了決戰，並且以如此破竹之勢攻到了汕頭、潮州一帶，據推測，不日將攻入廣東。其實在此之前，我就通過台灣的報紙，一直關注著漳州的情況。譬如有個旅行者曾在報上說，漳州的稅收日益加重，每頭豬徵稅三十錢（？），每隻雞徵稅十錢（？）等。我還看到有報導說，漳州民眾生活得苦不堪言，對陳炯明怨聲載道。我一邊看著漳州軍終於與廣東軍決戰並占了很大優勢的報導，一邊想起了在漳州觀光的那日黃昏，所見落水掙扎而後費力上船的那個士兵臉色蒼白、渾身哆嗦的滑稽而可憐的樣子。那樣虛弱的士兵所組成的部隊竟然打敗了廣東軍，可見廣東軍是如何不堪了。另一方面，人的感情的確很奇妙。我只在漳州玩了兩天，但就因為這樣一點點原因，我就不禁希望漳州取勝。一個多月後，當我遊覽完台灣的日月潭、埔裏社以及番夷之地的霧社和能高山等地，回到了台中的街市，把兩週遊覽期間的報紙放在手邊翻閱的時候，我從某日的新聞中，讀到了漳州的陳炯明攻克廣東的消息。
我的那篇《星》，是以住在許先生的宏仁醫院二樓的那晚，睡前從徐朝帆先生處聽到的一個故事為核心，展開寫成的。那一晚，我一邊看著十八日的月光從少窗的中國房子裡的有些力度的天窗——雜亂地插在屋脊瓦中的玻璃中漏進，灑落在我的腳邊，一邊窮於應付有臭蟲的毯子。雖然已是深夜，但不知誰家的孩子似乎仍未休息，也不知從什麼地方，不斷傳來弦歌之聲。我久久難以入睡，後悔地想，為什麼不在水上花舫中度過這樣的良宵呢？……黃昏時我們曾談到過這事，可……即使是今天，回想起來，我仍然頗有悔意。另外一個遺憾，是沒有去看江東橋。小鄭在說漳州城外三十里處的南靖拱橋值得一看時，漏說了江東橋，我對此甚而有些恨意。關於江東橋，廈門日本僑民會發行的《廈門事情》中，有如下記載：……在離同安縣道的漳州五里處，有座著名的大橋，建於唐代，長約二百五十米，以長近二十米、寬一米六、厚兩米的巨大石材建成，等等。雖然我自我安慰：「即使去了，看到的也可能不過是平常之物而已。」但我還是感到十分可惜——竟然沒有去看我那般憧憬的唐代遺物而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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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譯者註：此處似有錯誤,應為三元六十錢,但原文如此。
(2) 譯者註：柯羅連科（1853—1921），俄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