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集 · 經濟制度與社會制度 （三十三年）

在《新事論》的《原家國》一篇中，我說：「有以家為本位底生產方法，即有以家為本位底生產制度。有以家為本位底生產制度，即有以家為本位底社會制度。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制度中，所有底一切社會組織，均以家為中心。」 近來梁漱溟先生有《社會演進上中西殊途》一文，載在《理想與文化》第五期。在此文里，梁先生特別提出我的說法，予以檢討，他提出了三點反證，以明中國舊社會之所以特別注重家庭，並不是由於「生產家庭化」。 梁先生說：「中國人特重家庭倫理，但各時各地，亦有變化不同。例如戰國時，就有相當變動，特別是商鞅變法底秦國。」梁先生引賈誼《新書》中底一段話說：「商君違禮義，棄倫理，並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不同禽獸僅焉耳。」梁先生說：「當時商君的意思是站在國家立場要打破家族、使個人直接國家（關於這一點證據很多），獎勵作戰，用以對外，其傾向正與歐洲相合，但當時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沒有改進，卻難詳考。怕不是由生產力而決定其上層建築底吧。相反地，或者倒是由（上層建築）而影響於經濟影響於生產。」這是梁先生所舉底第一個反證。 梁先生又說：「再舉第二個例。歐洲的瑞士，於一九〇七年新頒民法，頗重家庭制度，在其三三一條以下特設家權一節。其最重要者為家產共有，且於親權外並立家長權，但我們能不能說瑞士這時候還沒有經過產業革命呢？」這是梁先生所舉底第二個反證。 梁先生又說：「還有在另文中，我們說到西北如甘肅等地方，回民漢民雜處，其道德習慣互異，可得一對照。漢人一家一家，散漫自由，回民則生活於其宗教團體規律之中，我們能不能指出其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何不同呢？」這是梁先生所舉第三個反證。 因此梁先生結論說：「從上面三個事例來看，家庭在中國人生活里之特重，明明不是『生產家庭化』這一點可以解釋得了。」 談到文化問題，梁先生的出發點，與我的出發點根本不同。梁先生的出發點是求異，我的出發點是求同，梁先生注重在中外的比較，我注重在古今的比較。因有此根本底不同，所以見解就很難一致了。關於梁先生所提出底三點反證，其前二點，我以為是可以解釋底。 關於第一點，秦人是否不注重家庭倫理，似乎尚是一個問題，專靠賈誼所說，似乎只是一面之辭。漢人反對秦人，常為秦人作反宣傳。賈誼是作《過秦論》底人，其說秦人的事底話，似乎不能不打一點折扣。若就秦人自己的話看，則秦琅琊刻石文說：「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六親相保，終無寇賊。」會稽刻石文說：「節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潔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照這些文中所說，似乎秦人的倫理標準，不見得一定與別的時代有什麼特別。你可以說：這不過是些官樣文章，不足為憑。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於這些文中，看出他們的倫理標準。這就夠了。會稽刻石特別注重女子的貞操，有子不能改嫁，這正是以家為本位底社會的倫理。 在春秋至戰國，中國的社會，是經過一種根本底變化。不過其變化不是打破個人的家族，而是打破貴族的家族，在以前底貴族政治中，天子並不能直接管理人民，他只能管理諸侯之國。諸侯亦不能直接管理人民，他只能管理卿大夫之家。秦朝造成底局勢，是把這些「國」「家」都丟掉了，天子直接管理人民，這種變動，固然是很大底，但與工業化所與社會底變動，尚不是一回事。照我的說法，這種變化，也是由於經濟變動所致，現在研究中國歷史底人，有許多人說，由於利用鐵器為農具，農民的生產力大增，所以能壓倒貴族，關於這一點，尚無定論。不過無定論不足以為對於我在《新事論》中底說法的反證。 關於第二點，我們要知道，所謂歐洲是一個地理名詞。其中各地方的經濟狀況，並非完全一致。在歐洲英國最先工業化，法國次之，德國又次之，俄國最晚。至於歐洲其餘國家，也許是只受到別人的工業化的一部分好處，但是其本身並沒有工業化，至少說並沒有完全工業化。受到別人的工業化的好處，與其本身完全工業化，並非一事。例如中國上海一帶，就表面上看，與倫敦、紐約，似乎是一類底都市。但只是表面上看是如此。這些地方只是受到別人的工業化的一部分的好處，並非其自身工業化，至少說，並沒有完全工業化。又例如昆明現在已有飛機、汽車、電燈、自來水，但這也是只受到別人的工業化的一部分的好處，並非其自身工業化。所以在上海、昆明這些地方，社會組織並沒有根本改變，這是不足為異底。像瑞士這一類的國家，在歐洲，因為接近工業化底國家的緣故，所以先受到別人工業化的一部分的好處。但其自身並未工業化，或未完全工業化，所以尚維持一部分舊日的家庭倫理，亦是不足為異底。瑞士於一九〇七年尚維持舊日的家庭倫理，不足為對於我在《新事論》中底說法的反證，猶之一九四四年中國許多地方，雖有飛機、汽車、電燈，而尚維持舊日家庭倫理，不足為我在《新事論》中底說法的反證。 所以梁先生所舉底前二點，我認為都可以解釋底。至於梁先生所舉底第三點，我因尚未見梁先生的文章，亦未到過甘肅等處，不敢妄有陳說，容俟以後論之。 梁先生說：「中國一直是一個沒有經過產業革命底農業社會。中國傳統底禮教風俗，無疑底自要與他相適應。尤其見於二千年文化頗少變革，更不難推想中間相互適應已達於高度。但我沒有理由，可以遽行論斷一切中國風教禮俗，就為這種經濟所決定而形成。」又說，「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而家庭制度不得不變，固系事實」，如此說，梁先生亦承認有了這種經濟制度，就有這種家庭制度，沒有這種經濟制度，就沒有這種家庭制度。我們所說，不過如此。邏輯上證明兩事物間底因果關係，也是如此已足，我們並不要斷定「一切」中國禮教風俗，都為這種經濟所決定而形成。我們只斷定其「主要底」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