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集 · 「貧窮的哲學」 （二十九年四月）
有人說：中國先賢多讚美貧窮。例如孔子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說：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子以後，思想家，文學家，詩人，更多有讚美貧窮者，中國一般人都受了這些人的影響，都以貧窮為可樂。因為一般人既都以貧窮為可樂，所以也就少有人去努力生產事業，開發富源了。中國的生產事業不發達，至少一部分是吃了這些先賢的虧。
中國的生產事業不發達，究竟原因何在，我們於此不論。不過我們可以斷定地說，中國的生產事業不發達，其原因並不在上所說底方面，並且，中國先賢並不讚美貧窮。
中國先賢非但並不讚美貧窮，而且亦讚美富貴。舊日商店門口底對聯，往往是：「洪範五福先言富，大學十章半理財。」《洪範》所說五福，是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易·繫辭》說：「崇高莫大乎富貴。」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孟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富的本身，是可欲底，這是沒有人能否認底。
富雖是可欲底，但求富並不是一件道德底事。用正當底方法求富，固然亦不是不道德底事。不是不道德底事，不一定就是道德底事。是道德底，與是不道德底，中間還有一個中立底地帶。求富雖不是道德底事，但為大眾求富，卻是最大底道德底事。例如仁是最大底道德，仁者愛人，愛人者決不希望人窮。他只希望人富。古人所謂聖君賢相，發政施仁，決不是想叫天下人都「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是想叫天下人都能「衣帛食肉」，「養生送死無憾」。現在所有政治上，社會上底各種主義，其所以號召者，在於此，其所以有道德底根據者，亦在於此。
富的本身是可欲底，雖是可欲底，但與道德是無干底。雖與道德是無干底，而有些道德的行為，卻非藉此不能表現。譬如糖果酒肉，其本身是可欲底，但亦與道德無干。雖與道德無干，但父母以糖果與子女，其行為卻是慈；子女以酒食奉父母，其行為卻是孝。在有些情形下，孝慈非借這些東西不能表現。我們不能因為這些東西的本身沒有道德底價值，遂以與這些東西有關底行為亦皆沒有道德底價值。我們亦不能因為與這些東西有關底行為，有些有道德底價值，遂以這些東西的本身，亦有道德底價值。我們不能因為有些人常說這些東西，而遂以為他們必不注重道德底價值。我們亦不能因為有些人常講道德底價值，而遂以為他們必不注重這些東西。
然則孔子對於顏回的陋巷等，又何以談得津津有味；而其自己亦要「浮雲富貴」呢？於此我們說，陋巷等的本身是不可欲底。孔子所以稱讚顏回者，並不是，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是顏回雖在如此底環境中，而仍「不改其樂」。其樂並不是樂陋巷等，而是別有所樂。宋儒常教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其所樂何事，我們於此不論。不過我們可以斷定地說，其所樂並不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這些話所注重者是「不義」，及「不以其道得之」。求富貴雖不是不道德底事，但用不道德底方法以求富貴，卻不折不扣是不道德底事。這些事當然是不能作底。若專以求富貴為目的，而不計其求之方法是否道德底，則必至「大則弒父與君，小則吮癰舐痔」。
於此我們可知，我們先賢並不以貧窮本身為可欲而讚美之。富本身是可欲底，而且還是為有些道德底行為的實現所必需。不過富的本身是與道德無干底。而我們先賢又常注重道德底價值。所以有些人以為，先賢必不注重富。不過這以為是起於人的思想的混亂，如上文所說。
另有一問題亦起於此類底思想的混亂。在民初新文化運動的時候，有些人以為宋儒提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不講人道。他們看見我們先賢，常講「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為先賢大概都是些草菅人命底劊子手，一定是視人命如兒戲底。這些人的這些以為，又是錯誤底。生是可欲底，其本身固亦與道德無干，但救人之生，卻是最大底道德。《論語》說：孔子下朝回來，見他的馬棚為火燒了。他只問「傷人乎」，「不問馬」。因為人命至重也。孟子因為齊宣王不忍殺一牛，而斷其能行仁政。因為孟子所謂仁政，是從不忍人之心，發出來底。所以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就是仁之端。孟子教人把此端擴而充之，以成為仁人。宋儒對於孟子此點，特別發揮。他們萬不料後世會有人說他們不講人道。
但何以又要「殺身成仁呢」？這並不是因為殺身的事的本身有什麼好處，而是因為不能「求生害仁」。所以孔子說：「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孟子亦說：「生吾所欲也，義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話著重在「二者不可得兼」。我們不能因為先賢常說殺身捨生，而即以為他們不以為身與生的本身是可欲底。亦不能因此，即以為他們以為，殺身與捨生的本身即是可欲底。
又有些人讀《孟子》，見因為齊宣王問了一句「何以利吾國」，被孟子大加駁斥，而孟子卻又發表了許多經濟計劃，叫人能衣帛食肉，養生送死無憾，他們即說：孟子所說底不是利嗎？何以孟子只准百姓點燈，不許州官放火呢？他們不知梁惠王所謂利吾國者，是為自己求利，而孟子所講經濟計劃，是為大眾求利。利的本身是可欲底。為自己求利，可以不是不道德底事。但為大眾求利，則一定是道德底事，道德底事是義不是利。所以《大學》雖講「理財」，而仍說：「君子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以義為利，並不是不講利，而是不為自己講利，而為大眾講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