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現在該幹什麼了呢 · 美國戲劇：抑制種種

一 只有依靠命運的某種讓人瞠目結舌的盲目播弄，美國才會在未來的二十五年里出現大致算得上健全的戲劇——結構完整，製作講究，演技精湛。當前，劇作家們與演員們只能聽任環境擺布，環境會必不可免地把一切具有想像力的人——他們的判斷力不至於一下子不知偏到何處去——全都驅趕到自以為輕鬆的各種狀況中去；厚著臉皮往弗蘭克·克萊因的市場上拉皮條——端著只精神上的痰盂，比方說吧，為某個階層，不幸的是，在這個國家裡就數這階層的人有錢——上歐洲去；還有就是奔有假冒威士忌的地方去。 寫點東西的人全都悲慘地受到兩種力量的撕扯，一種是想在世界上當個人物，另一種則是對自我的帶病態的興趣——那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關於民族混雜會引起精力混亂這一理論移植產生出來的惡果。而且，因為存在著頗具特色的全國性的不安感，有想像力和多少有些才能的人會感到無法忍受。奧尼爾背對美國去寫大海。馬斯登·哈特利去探究蒙馬特爾復仇性的爆竹，艾爾弗雷德·克雷姆堡上義大利去了，而艾茲拉·龐德則在倫敦瘋狂地倒賣青銅贗品。他們全都發現美國在美學上已無可救藥；不過既然是美國人，他們總有一天會回來的，有少數人會遁入消化不良的自我流放，其他人則會興高采烈地去寫電影腳本。 二 在美國，我們有戲劇創作的一個永不枯竭的源泉。有兩個題材是任何人都會想到去採用的：舊時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以及鐵路帶浪漫色彩的發展歷史。不過，一提到密西西比河，只有馬克·吐溫一個人會浮上人們的心頭：他實際上只不過是個死用功的寫家，放在歐洲，連第四流都排不上的，他玩弄花招，翻造出幾個文學骸骨，那都是累試不爽「穩操勝券」的老花樣，再添加些鄉土色彩，自能勾起淺薄、懶惰的人的興趣。 但是，健全的藝術，並不依賴現成材料的質量與數量；一個有真正能力的人總能發現足夠多的專屬他自己的第一手材料。對於那些創作原動力不足，難以從自己腦子裡生產出鮮活人物形象的人來說，材料是能幫上一些忙的；材料豐富，比他乞靈於其他方法，總還是多少有用些。不過，在美國，沒有人——沒有任何一個作家——寫東西能完全擺脫掉美國的文學切口和種族屠殺的；寫出有價值的作品的人孜孜不倦，但這在成果中並不一定能顯現出來，因為他們必須克服種種的自我折磨，必須首先得殺掉他們自己豢養的惡龍。我這兒有一個恰當的例子，那是紐約一家雜誌的劇評作家告訴我的，他說：羅伯特·艾德蒙·瓊斯，一位舞台布景設計師，發現好些時候以來，他得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毛病。他發現自己工作的水平神秘地下降，他的睡眠與胃口也都受到影響。一個朋友——也許就是幫他發現他情況不妙的那一位——勸他到一位新的心理分析治療方法的專家那裡去看看。他去了，也經過「心治」了，胃口、睡眠立刻就變得正常了，舞台設計方面原來的精力也得到恢復。這樣的徵象正是每一個受到美國流行文學傾向侵襲的作家都必須抗爭的；而且，只要社會主義、心理分析和唯美主義既能生出利潤又能是受到歡迎的情形存在一天，那麼，與之抗爭的狀態就得持續一天。 在我們戲劇的地平線上有一彎彩虹：用美國口語寫成的台詞。與之相比，英國的台詞就是星期天晚上麵包加茶那樣的夜宵了——是在修剪過的規規整整的樹籬里唱歌的夜鶯，挺悅耳只是有點單調。別的語言的台詞這裡就不說了：北歐人基本上是詩人和戲劇家，一如法國人是畫家，德國人是音樂家。根據健全的規律寫作——也就是說，語言上簡潔有力，對素材能徹底掌握以及結構上力求清晰——其結果並不總是能夠寫出一部好戲；如果真能如此，寫劇本就是件相當簡單的事情了。（對於蕭伯納，語言根本是件無關緊要的事情，如果不是恰好出生在某地，他也很可能會用法語寫作的。）不過，在美國，由於心理平衡上有所欠缺，語言便成了我們天然的救世主了。只有極少數幾位作家才會讓他的角色簡簡單單地說話；這些極端主義者在幾位過時的風格家的寫法之間變過來換過去——也從而學得了一種大可用來做肥皂與香菸的廣告的文筆——其實也就是痴人在說夢。那些懂得語言是我們手中最好的王牌的人，想用俚語和我們「硬氣十足」的口語建起一幢大廈，情況很像一個石匠想蓋摩天大樓，他打算只用磚頭，卻忘記磚頭裡面還需要鋼筋結構的。 我們語言上的財富與我們的詞不達意（亦即沒有能力從語言裡汲取到任何物質利益）都是由於同樣的原因：我們種族上的動亂不安以及我們本能上總是急於想實現我們比較簡單的要求，並且用種種辦法來使其得到成功。從國民性來說，我們是勇於行動的人（電影工業的驚人發展即是一例）；就連我們的語言，與其說是思想交流還不如說是行動工具呢：那些能夠被公允地稱為思想家的人一本正經地進行思考，這對他們來說是心智活動靈活性的一種鍛煉，也就是顛倒過來的瑞典健身操，而他們還坦率、天真地招呼近旁的人圍過來欣賞與崇拜呢。 這是我們養癰成患的九頭蛇，在它面前我們成了悲觀主義者或是白痴屠殺者；我們，擁有現代最豐富的語言的基本條件；這種語言對於新來到的外國人來說，是一大堆多餘的副標題，因為那僅僅是實際行動不可能採用或不宜採用時所用的一種安慰人的工具，所有的階級都用它，上到哈佛教授，中到愛好園藝的高傲的年輕自由主義者，下到最低賤的在人們跳舞的公園裡賣爆玉米花的攤販。 （原載《密西西比人》，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七日與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