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現在該幹什麼了呢 · 美國戲劇：尤金·奧尼爾[1]

有某個人說過——也許是位法國人吧；反正一切妙語都讓他們說掉了——藝術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它的鄉土性：也就是說，它是直接由某個特定的時代和特定的地域所產生的。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論點；因為《李爾王》《哈姆雷特》與《皆大歡喜》除了在伊麗莎白統治下的英國是不可能在別處寫成的（這一點也從出自丹麥與瑞典的各種版本的《哈姆雷特》與法國喜劇里的《皆大歡喜》得到證明），《包法利夫人》也只有在十八世紀[2]的羅訥河谷才可能寫成；正如巴爾扎克是十九世紀巴黎的產兒。不過這一點也不是沒有例外的，正如包含有正確成分的一切規律一樣；兩個現代的例子便是康拉德和尤金·奧尼爾。此二人可謂是反常的異例，特別是約瑟夫·康拉德；他在這一點上推翻了所有的文學傳統。把奧尼爾聯繫上去尚為時過早，雖然年輕，他已經具有足夠的分量，讓人對上面所說的道理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這倒不算是一件太難的事——在一個人寫出作品與逝世之後——追溯他把哪些源泉匯聚到一起，寫到紙上，變成他自己的作品。人們可以看到，莎士比亞是如何粗暴地從他的前輩與同時代人那裡，攫取他所需要的東西，從而在自己身後留下了一整套的戲劇作品，那是但凡未沾血腥的手都會摘下帽子表示敬意的。德國的戲劇家，都顯而易見與有板有眼地遵循了一直到豪普特曼[3]與穆勒的作品為止都仍然是在嚴守的條頓民族的思想標準，服從著他們的命運；辛格[4]是個鄉土性很強的作家，再沒有別的現代作家和他一樣，帶有自己出生的土地的濃鬱氣味了（辛格如今已不在人世）；可是在美國戲劇方方面面都有成就的那個人卻是與藝術的所有概念全都相衝突的。 原因可能是在於這個事實：美國本來就沒有配稱為戲劇或文學的東西，因此也就沒有傳統可言。如果原因確實如此，我們就必須真的相信，命運給此人開了一個卑鄙的玩笑，竟讓他投生在二十世紀的美國，倘若是在一個具有傳統的國家裡，他原是可以發展到驚人的極端的。不過，有關康拉德（他是個比奧尼爾更加自我矛盾的人）的事實，提供了一個依據，使我們希望，命運為了使這樣的一件東西不朽，心腸還是不至於太硬的；而且顯示，天才——真是個可怕的詞——是怎樣的一件無法估算、無法確定的東西。 關於奧尼爾最不尋常的一件事就是一個現代的作家居然會寫有關海洋的劇本。鹹水的傳統在美國文學中斷都已經有一百年了。英國人是漂流者，而我們基本上不是。可是這兒有一個人，他還是紐約政壇某位「大佬」的兒子，從小在紐約長大，是普林斯頓大學學生，可是卻寫海洋。他自己還是個水手，雖然是出於偶然。他被誘拐上了一條駛往南美洲的船，被迫成為一個正兒八經的海員，從里約去往利物浦，以便返回家鄉。他體質並不健壯，因為染有肺結核病，照說是必須小心翼翼，不能過於勞累，不能過分暴露在空氣陽光底下的，然而，他創作的第一個階段卻為海洋所主宰。 而且他寫出了優秀、健康的劇本，而且——說來也怪——紐約居然理解了他這樣寫也算是一種可能。《瓊斯皇帝》是在那裡演出的，《稻草》和《安娜·克里斯蒂》今年冬天正在紐約演出。後面這兩個劇是稍後的作品，並非寫海的，但是裡面使戲往前推進的東西和《黃金》《不一樣》中使戲劇得以進行的東西是一樣的，也就是同樣的東西，使瓊斯皇帝在他的自我中心與殘忍里崛起，裝腔作勢，最終又在自己祖傳的恐懼中死去：它們都具有結構與語言上的清澈性與簡樸性。在《花花公子》[5]之後，再沒有人像奧尼爾那樣具有舞台語言背後的力量了。《瓊斯皇帝》里的「何人吃了豹子膽，竟敢在本大帝的宮殿里吹口哨？」可謂直追《花花公子》里的台詞：「正是那類東西，會讓戴主教冠的聖者，一個個擠到天堂樂園的鐵柵欄跟前，為的是看清楚，海倫是怎樣披著金色紗巾，邁著貓步，一路款款地走過去的。」 奧尼爾仍然在往前發展；他後來的劇本，如《稻草》和《安娜·克里斯蒂》，透露出一種正在變化的態度，作者對他筆下那些純粹因環境關係而變得低下的人物，從保持距離的觀察，演變到對他們的喜悅與希望、痛苦與絕望有著更加個人化的關懷。說不定或遲或早，他會寫出一些有價值的作品的，就以我們國家豐饒的自然資源為基礎，而其中最為豐富的一筆就是我們的語言。一個國家的民族文學是不能產生自民間文學的——雖然老天爺知道，人們經常強迫著這樣試驗——因為美國太大，民間文學種類太多了：南方黑人的、西班牙的、法蘭西族裔的、老西部的，因為這些將永遠作為口語文學而保存下去；也不會從我們的俚語中產生，那同樣也是有限制的地區的土生土長的產物。不過，民族文學倒是可以從有想像力的習語的力量中產生，那樣的習語是所有讀英語的人都能理解的。今天，除了愛爾蘭的某些地區之外，再沒有別的地方，像在美國一樣，英語讓人說得那麼富於強烈的泥土氣息了；雖然就整個國家來說，我們仍然是口齒不清，詞不達意的。 （原載《密西西比人》，一九二二年二月三日。） * * * [1] 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1888—1953），美國劇作家。 [2] 原文如此。實際上《包法利夫人》是一八五七年出版的。 [3] 豪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1862—1946），德國戲劇家。 [4] 辛格（John Synge，1871—1909），愛爾蘭戲劇家。 [5] 指辛格一九〇七年的作品《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