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現在該幹什麼了呢 · 評埃里希·馬里亞·雷馬克的《歸來》

有一種勝利不以成敗計算，連戰勝者自身都全然不知那是勝利。遠離失敗的戰場、銅刻的姓名、鉛鑄的墳墓的一灣回流、一片淺灘，在一旁守衛與作標誌的並非飛揚跋扈的、手臂粗若男子、擎著棕櫚枝與刀劍的女神，而是幾個代表著對自身失望的、沉思的、紋絲不動的侍女。 人似乎不太經受得住過多的順境；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更是如此了。失敗對人，對民族、國家，卻有好處。勝利是焰火，是炫目的光輝，是一時之間的成仙成聖，那樣的境況因為需要與時間巧妙配合才能實現，故而必定短命：勝利是終結時四下迸射的火花，跟著便是垂死與一片死寂，留下的也許僅僅是一個詞語、一個名字、一個日期，給孩子們的初級歷史課本平添一項單調枯燥的內容。而失敗，違反人的信仰與願望給他帶來好處的失敗，卻讓他別轉身子，獨自面向能夠支撐他的那一些：他的戰友、他的同種族的兄弟，他自己，大地，無情的泥土、汗滴凝成的紀念碑與墳墓。 這是超出在嚼舌、尖刻的措辭、推託藉口與詭辯之外的，是超出於失望的。它也超出了那個可怕的希望與要求，亦即：通過堅持一己的立場、喋喋不休的說明與解釋（這已被證明是支撐不可逃脫的結局的最佳做法）來證明，災難是有道理的與意味深遠的，而勝利則是不言自明、無須解釋的。它存在，這便足夠了：這是良好的屏障與掩護；直截了當，一錘定音：能夠審察它的唯有歷史。正當整個當代世界注視著失敗者時，那未曾失敗的人則因為此一事實而得以存活。 這便是有必要談論與解釋的原因了。雷馬克之所以讓他筆下的人物講他們原本講不出來的言論，道理即在於此。我倒不是說這些言論不真實。如果作品中的人物聽到別人說這樣的話，他們會第一個站出來說：「一點兒不錯。這正是我所想的，也是我會說的，如果我先想到這層意思的話。」不過他們自己是不可能說出這些言論來的。而且這樣的做法並不可取，除非是用於寫宣傳材料。讓筆下人物說比這個人物能想出的更為精彩的言詞，這是作家的特權，但是這樣做的目的僅僅是，允許與幫助這個人物在精神上解除戒備時，要證明自己是有道理的，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但是當這個人物必須針對一個種族與一種形勢發表道德見解時，那他最好還是躲在希臘元老們的合唱隊那樣沒有時間性、沒有性別的背景處。 不過也許這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小節。也許這是作者種族立場上的一個小疵，因為這次大戰如此收場，部分原因正是由於德國在種族問題上犯了一個錯誤：它相信數學上的計算要優於擠壓得處於一隅的群鼠的絕望。反正，雷馬克為自己辯護說：「……我試著去安慰他。我說的話不能使他信服，可是倒使我輕鬆了一些……安慰人的結果往往是這樣。」 這是一本動人的書。因為雷馬克自己在寫的過程中是動了感情的。就算他的意圖不只是樂觀主義，藝術上是否成功，還要看是不是能將真實經歷一一化為文字，能將獨特的反應化為真實的情景，即使那反應的確很能打動人。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不管他是多麼的敏感，個人經歷對於他來說，就跟對於街上的某位對個人意義有著同樣信仰、同樣信心的仁兄一樣，那人因為他是作家，便攀住他的紐扣眼兒強留住他說：「聽著。你只需按原樣把事情寫下來就成。寫我的一生，我所遇到的事。它會成為一本好書的，可惜我自己不是一個作家。所以我願意把故事給你。要是我自己是作家，有時間自己來寫，那你是連一個字都無須改動的。」但是儘管如此終歸還是變不成一本書。不管故事有多麼生動，在親身經歷與白紙鉛筆之間的某處，它死掉了。也許是字詞殺死了它。 讓我們對雷馬克的錯誤作善意的解釋，把這本書看作是對絕望的一次逆向反應吧。勝利也是有它的絕望的，因為勝利者不但一無所獲，而且當歡呼聲終於熄滅時，勝利者甚至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而戰，他們希望得到什麼，因為整件事情中哪怕再小的百分率，也被失敗者拿走了。如果勝利的是德國，這本書是不會寫出來的。如果美國不是讓它的百分之五十的軍隊完整歸來，梅毒與大都會豪華生活造成的意外傷亡尚不統計在內，那麼，這本書也不會有人買（我希望並相信情況會是這樣）、有人讀的。而且也不會是由軍人團[1]來掏錢買上四萬本的，即使該組織只有四萬個成員是按時繳納會費的。 這本書能打動你，就像在看到一個幼兒在母親下葬的那天捏泥巴餅時，你會受到感動一樣。可是書的結尾處仍然給人以一種失卻意義的感覺，就像在任何一次比賽，特別是一九一八年後來自德國的比賽，失敗的一方會出現的那樣，那主要是由西方貿易而出現的，為的是好在異教徒中間推銷五光十色的玻璃。而從感傷情緒、失敗與喋喋不休的談話中，至少生出這樣一個情況：美國不是被捐軀於法國與佛蘭芒戰壕的德國士兵征服的，而是被死亡於德國人所寫的書里的德國大兵征服的。 （原載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日《新共和》） * * * [1] 美國退伍軍人團（American Legion），美國退伍軍人的一個政治上保守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