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現在該幹什麼了呢 · 那麼現在該幹什麼了呢
他的曾祖父是從田納西州山區徒步來本地的,在那裡他殺死過一個人,他幹活,節衣縮食,買了一小塊地,靠打牌、擲骰子又弄到一些錢,可是卻死在一支手槍的槍口之前,當時他打算通過選舉當官再多撈一些錢;他的祖父耳朵聾,人倒是很正直,總穿一身白布衣服,把繼承得來的錢都浪費在政治活動上了。他有一間法律事務辦公室,不過他一天的多半時間都是坐在法院的院子裡度過的,這麼一個陷入沉思的、脾氣執拗的老人,耳朵太聾無法參加到大家的談話中去,甚至是最愚笨的小孩跟他下棋都能贏他。他的父親喜愛馬匹更甚於喜愛書本與學習;他開了家馬車行,這男孩就是在這裡長大的,整天吸進去的都是馬匹散發出的濃烈的阿摩尼亞氣味。十歲時,他就能站在一隻木箱上給馬兒套挽具了,他讓馬兒夾在輕便馬車的兩根轅木之間,動作快得幾乎跟大人不相上下,像只蛐蛐兒那樣靈活地在馬肚子底下鑽過來鑽過去,給它扣緊皮帶,一邊還用蛐蛐兒那樣尖細的嗓音咒罵馬兒;到十二歲時,他已經從黑人馬夫們那裡學到擲兩顆骰子的好本領了。
每一年聖誕節前夕,他的父親總會提來一隻籃子,裡面放滿了一品脫裝的威士忌酒瓶,父親站在辦公室門口,背對火光,此時,在黑洞般的馬棚里,黑人們便會湊攏過來,眼球在眼眶裡滾動,閃光的牙齒相互碰擊,使馬棚里充滿了因高興而發出的噴氣聲與蹬腳聲。男孩此時已經是個半大小子了,因此也幫著喝;他嘴巴里的酒氣有時讓老太太們聞出來,於是她們便試著去拯救他的靈魂。接下去,他十六歲了,卻開始對他父親的行當懷有一種自卑情結了。他上完了文法學校和中學一年級,男女同學們(遇到下雨天,他總是趕了一輛父親提供的馬車,在附近幾條街上兜來兜去,免費接送同學,最後馬車裡塞得實實足足,連多一個也擠不下了)的父親不是律師便是醫生和商人——反正做的都是上等職業,連衣領都是上了漿挺括括的。直到此時之前,他都是很不自覺的,很贊同只要能掙到麵包幹什麼工作都無所謂,願意幹什麼只管去干就是了。可是如今他的看法改變了。一切改變都起因於他正在起變化的身體。青春期以及這之前,他對女人的了解都是從修理馬車的黑人和白人更夫那裡得來的,是通過道聽途說才略有所知的。如今,在街上,他看著一些姑娘的背影,她們就是他過去用父親的馬車送去上學的那幾個人,他望著她們逐漸變得豐滿的腿,想像著她們正在發育的臀部,便不由自主地產生了一種逆反的自卑心理。他內心把自己設想為一個巨人,可是這個巨人的肌肉卻是不靈活的。那些少年人,醫生、商人和律師的兒子,在藥房門前的街角上晃蕩。他們擲起兩粒骰子來卻沒有一個比他靈的。
鎮上開來了一輛汽車。馬兒們都用轉動的眼球傲視著它,一邊警惕地噴著鼻息。一次戰爭爆發了,從遙遠處傳來消息。他十八歲了,三年來他一直沒有正經上學;那輛發銹的馬車如今靜靜地躺在馬棚院子的雜草叢裡,是在餵蛾子呢。他不再是一身的阿摩尼亞味兒了,因為隨便哪個星期天他都可以在火車站附近小公園裡靠雙骰子贏他個二三十塊錢;在藥房前的街角上,一幫姑娘香風也似的穿過,互相用指尖或手臂輕輕接觸,這時,你都無法把他與律師、商人或醫生的兒子區分開來了。姑娘們倒不歧視他,她們有越來越豐腴的大腿,有雙唇,這些跟別的說不清楚的東西一起,讓你晚上無法入睡,到底是什麼東西呢?——為喪失純潔品質而感到的羞恥、男子漢的驕傲、像毒品一樣的欲望。現在,身體變得不純淨了,驕傲也蒙上了污垢。可是卻又是為了什麼呢?
一個姑娘遇到麻煩了,於是他緊緊抱住鐵路貨車的梯子,或是躺在空蕩蕩的無蓋貨車裡,聽寒星底下鐵軌接頭處發出的咔嗒咔嗒聲。寒霜尚未打在棉花株上,但已經撫觸到兩旁排列著橡膠樹的肯塔基公路和廣闊的牧場,也降落在月光下俄亥俄州農場裡沒有思想準備的玉米稈上了。他仰臥在俄亥俄的乾草堆上。溫暖的乾草幾乎蓋沒了他的大腿。乾草吸收了整整一個夏季的陽光,將他托起在乾燥、發出噝噝聲的溫暖之中,他蠕動著,睡不著覺,用胳膊托著腦袋,在想家。姑娘們是沒有什麼不好的,可是到處都有這麼多的姑娘。她們有這麼多,一個男人務必得很有禮貌地從滿世界的姑娘當中穿過去。這就意味著要很有技巧。千萬別對她們做出什麼損害。劈開雙腿也就意味著把自己的頭腦的接受能力劈成兩半。這一切他就早已知道,可是現實生活就像是讀一篇小說接著又看根據它改拍的電影似的,還帶配音什麼的呢。溫柔鄉。隱秘,卻很像是陷阱。就像去尋找某件你想要的東西,卻落入了蜘蛛網叢。你拿到了那件東西,但緊接著你還得把蜘蛛網清除掉,而每回你摘下一片,它又粘回在了你的手上。即使在你對那件事再無需要之後,那些網仍然死死地纏住你。直到最後,你可記住了蜘蛛網怎樣讓你奇癢難忍,當你又需要那件事時,只要想一想那股難受勁兒就行了。不。是流沙。沒錯,正是流沙。真的一直蹚過去,你也就走出去了。可是男人又不願意這樣。他居然還想什麼地方都涉足過;結果呢,爬上對岸時人全癱了。但是什麼事情都還未做成呢。不得不重新回去,再讓蜘蛛網粘滿全身。「基督呀,你得向她們袒露那麼多的事兒。連你的腦子都不夠使的呢。而她們永遠也不會忘掉哪次你做成了哪次沒有做成。她們到底想要怎麼樣呢?」
排成V字形的大雁在月亮前面滑過,它們淒涼的鳴叫聲在冰冷、高傲的星星的光亮里飄浮,穿過驚悚的莊稼與供人仰臥的土地,聲音孤獨、悲哀又狂放不羈。冬天:是犯罪與死亡的季節。大雁南飛,可是他的方向卻總是朝北。一天晚上,在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上的一家小酒店裡,他認識了一個人,那人騎著匹慢慢踱著步子的馬,從一個縣府小鎮走向另一個縣府小鎮,在四處的集市上擺攤子。那人很狡獪,領子上連飾條都沒有,對自己那匹馬走的步子讚不絕口,激動得直流淚;他們一起朝南漂流,他的外套一次又一次地吸飽了阿摩尼亞的氣味。馬兒們的氣味又讓他覺得很好聞了,那股阿摩尼亞味兒真沖呀,馬兒的耳朵卻耷拉著,像被霜打蔫的藤葉。
(原載《密西西比季刊》一九七三年夏季號,根據可能寫於一九二五年春或初夏的顯然是未完成的手稿刊出。此處文本根據的即是該季刊的文本。此文的不尋常之處,在於包含很明顯的自傳性內容。福克納可能原本想將它寫成一篇短篇小說,因此並非所有情節均能與現實對應,但在已完成的部分中,福克納加入了比以往任何一部虛構性作品分量都大的自身經歷。直到二十五年之後,寫作半虛構式散文《密西西比》時,他才再次如此明顯地把筆墨集中在自己的經歷上。)
關於《墳墓里的旗幟》的創作、編輯與刪節[1]
大約兩年前,有一天,正當我在懶洋洋地思考時間與死亡問題的時候,我忽然想到,既然我的肉體無疑是越來越順從呼吸的標準化的強制操作,那麼,總會有一天,我的靈魂的上顎必定也會對世界上最簡單的麵包與鹽都不做出反應的——那個動作,是我在開始懂事的年齡就學會的——那麼同樣,不久之後,除非用只塊菌來撥撩,我肉體的上顎也是會不起反應的。於是我就開始像頭獵狗似的嗅來嗅去,查找起事情的根由來了。
我真正希望得到的真實很簡單,僅僅是一塊試金石,一句簡單的話或是一個姿態;可是這之前的兩年,我都是處在詞語的詛咒之下,兩回在墨水的痛苦的面前都一無所獲,除了我費盡了氣力,於一本書的封面與封底之間,創造出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我已經準備喪失與為之感到遺憾的,同時以年輕人的病態心理感覺到,我不僅已處在衰老的邊緣,而且逐漸進入老境是整個熙熙攘攘的世界中唯獨我單獨一人才會有的經驗,我還渴望,倘若不能像保存一根樹枝或一片樹葉以顯示失去的森林那樣,將那個世界攝下與定影,至少也應把那片腐爛的葉子能引人遐思的筋脈留存下來的吧。
於是我開始寫了,沒有太多的目的,直到我明白,要使作品有真正的感染力,還必須有個人色彩,為的是不僅僅在作品裡保留我自己的興趣,而且在再普通不過的麵包與鹽的內容里保存我的信仰。於是我把人物放入作品之中,因為除了再現人物還有什麼是更具有個人色彩的呢,它在兩種意義上具有個人色彩,審美上的意義與哺乳類動物的意義。實際上,還是只有一種意義,因為審美上的那種也仍然是女性的原則,那是一種欲望,要去感覺骨頭在伸展與分開,用某種自我產生的,由肉體的抗議性的釋放所孕育的活生生的東西。於是我得到了一些人物,有些是我想像出來的,別的則是我從黑人廚子們與各種年紀的馬夫講的故事裡生化出來的,講故事者中有獨臂喬比,當時十八歲,他教會我寫自己的名字,用紅墨水寫在他穿的防塵風衣上,他當時幹嗎要穿這樣的一件衣服我們倆都記不起來了,還有老洛維尼亞,她記得哪些星辰什麼時候「掉落」了下來,也記得哪些熟人不拘禮地用教名稱呼我的祖父,後來她死了,在某個催人慾睡的漫長下午。我說生髮出來的,因為寫他們,部分是根據他們在真實生活中的情形,部分則是依據他們本應是的實際上卻並未如此的情況:就這樣我改進了上帝的工作,他老人家本身的事跡雖然很有戲劇性,但是他卻沒有戲劇的意識與感覺。
其實這種意識與感覺我也同樣沒有,因為我投寄去六百多頁稿紙的第一個出版家表示拒絕出版,理由是它太混亂,既沒有頭也沒有尾。我簡直是大吃一驚;我情緒上的第一個反應是盲目的抗議,接著我又變得客觀了一小會兒,就像被告知自己的小孩是個小偷、白痴或是麻風病患者的父母那樣;好長一段時間,我在驚愕與絕望中沉思這件事;接著像那對父母那樣,我在反抗的憤怒之中閉上了雙眼。我頑固地緊抱著自己的幻想;我把稿件拿給幾位朋友看,他們也都對我說了同樣的一般看法——說這部作品缺乏任何形式;最後,一位朋友拿去給另一位出版家看,這位先生建議好好刪節、編輯一下,看看是否還有些東西。
這時,我已經拒絕再與它有什麼關係了。這之前我與被指派編輯此書的那個人激烈地爭辯了一場,我認為他肯定在一切方面都會吃力不討好,最後也不會有好結果。我說:「一棵白菜長大成熟了。你看著這棵白菜,它長得不對稱;你說,我來修削一下,讓它變得更像藝術;我要使它變得像是一隻孔雀、一座寶塔或是三隻油炸甜麵包圈。好得很呀,我說:你來干吧,改完後這棵白菜也就死了。」
「那我們還是可以把它醃成酸菜的呀,」他說,「同樣多的酸白菜,比起白菜來,可是夠多一倍的人吃呢。」一兩天之後他拿了稿子上我這兒來。「問題在於,」他說,「你這裡有大約六部作品的內容。你想在同一時間裡把它們全都寫下來。」他顯示給我看他所指的意思,又給我看他刪改後的情況,我這才第一次了解到我已經比我所知道的要做得好得多了,我有責任要去完成的那部長長的作品也在我的面前展示了出來,我感覺自己周圍是地獄的邊緣,在那裡有一些陰暗的幻影,那一大群變化著還未完全成形的人,每一個都有其逼真的成分,等待著成為一個完整的形象,我有某種理由相信,它們在這個世界上不應該完全置於人們的記憶之外,我又沉思,這些晦暗卻很聰明的身影,靠了他們的努力我可以懷著大量的謙卑,在這個真實卻又不穩定的世界裡重新樹立我創作的自我衝動力量,我琢磨著時間與死亡的問題,尋思我有沒有發明出一個應該為之獻出生命的世界,或者是這個世界有沒有尋找到我,賦予我一種迅速幻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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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三四年三月,福克納從家鄉奧克斯福給他在紐約的文學代理人莫頓·戈德曼寄去一份兩頁的稿子,裡面提到他的第三部小說《墳墓里的旗幟》(雖然稿子裡並未出現這個書名)寫作、被出版者拒絕以及後來由另一個人(那是他的朋友和未來的經紀人本·沃森,名字亦未寫明)編輯、刪節的情形。這份手稿顯然是寫於更早些時候,可能是在一九二八年深秋或一九二九年初,也說不定是在一年之後。福克納並沒有讓代理人設法發表,因為筆跡非常潦草,難以辨認,估計他是想作為作家手稿出售以換得一些生活費的。福克納當時經濟上非常困難。字跡後來由約瑟夫·布洛特納設法辨認謄清,發表在一九七三年一月號的《耶魯大學圖書館公報》上。——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