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現在該幹什麼了呢 · 致黑人種族領袖們的一封信[1]

近些日子以來，好幾種雜誌都引用這樣的文字，說我「……在美國與密西西比州之間……願意挑選密西西比州這一邊……即使（要付出的代價是或是這就意味著）要上街去射殺黑人」。每一回見到這樣的聲明，我總要寫一封信去加以更正，大意是：這樣的聲明沒有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會做出，同樣，也是沒有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會相信的，原因是，這樣的話不僅很愚蠢，而且也很危險，因為需要做出這樣的選擇接著又要這樣行動的時機永遠不會來到，而光是這樣建議卻也會進一步煽動美國少數人（我相信是少數）的情緒，他們說不定仍然相信這樣的時刻沒準會來臨。 下面的這段話引自今年三月五日《生活》雜誌上刊登的我的一篇叫《致北方的一封信》的文章里，《信》里的這一段話是專門對「有色人種協進會」以及其他積極消除種族隔離的組織說的：「現在該放慢速度了。暫時先停一停，等一等吧。你們現在已占上風了；你們有條件可以約束一下，不以勢壓人了。你們幹得不壞，你們已經讓對手失去平衡了，他們現在的弱點都暴露出來了。但是你們先就停一停吧；別讓對方利用機會獲得優勢從而混淆了問題的實質，要知道，公眾總是，出於人類本能就有的一種純粹的自發感情，會普遍地自動對處於劣勢的一方產生同情，僅僅因為它處於劣勢……你們已經向南方人顯示了你們能夠做什麼以及必要時你們打算做什麼；給他們一個空間吧，讓他們可以在其中呼吸並且消化一下這個認識；讓他們琢磨琢磨並且看清楚：（一）沒有人打算從外部把種族融合強加在他們的身上；（二）是他們自己在面臨自己家鄉的積習，這種積習只有他們自己才能清除；是他們自己在面臨一種狀態，這種狀態不僅是必須加以治療的道德狀態，而且是必須加以矯正的一種身體狀態，如果他們，南方的白人，想過多少算是太平的日子，總不能每年都面臨一次法律程序、一次法律行動吧，而且年復一年都會如此，直到他們度完此生。」 我說「放慢速度，先停一停」，實際上的意思是，「得有些靈活性」。當我寫這封信並且利用我所知道的每一種方法讓它及時刊登出來時，奧瑟琳·露西剛剛被迫暫時從亞拉巴馬大學退學，因為當地的暴力行為已經危險到了失去控制的邊緣。我相信當法官判定她重新入校的權利有效時，這一點法官必須得做，支持她入學的那股力量會支持她這樣做，而沒準這就是她失去生命的時刻。這樣的事情後來倒也沒有發生。我願意相信，支持露西小姐的那些力量自身是足夠聰明的，所以沒有讓她回去上學——不只是足夠聰明，救了她一條命，而且是足夠聰明，能預見到，即使讓她當了烈士，從長遠來說，那也不會比下面這樣的做法更有實效：時不時簡簡單單地卻又是沒完沒了地提一下她的名字，這就夠讓人心煩的了，而這也就是我所說的下面這段話的意思：「……而且是必須加以矯正的一種身體狀態，如果他們，南方白人，想過多少算是太平的日子，總不能每年都面臨另一位（原文如此）露西小姐……直到他們度完此生。」 我並不是要每個黑人放棄或是降低一點點他要求平等的希望與意願，我只是希望黑人的領袖與組織在爭取目標時能夠在方法上永遠具有靈活性，並且能從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如果我是當今美國的一個黑人，我就會建議我的種族的領袖們按這樣的程式去做：每一天都派一個我的種族的學生，到他的能力與水平相稱的白人學校去，讓他打起精神，穿著整整齊齊，彬彬有禮，既不威脅也不使用暴力，要求進入學校；如果他遭到拒絕，我就暫且先忘掉他這個人，但是第二天我會派另一個孩子去，仍然是精神振作，乾乾淨淨，彬彬有禮，他自然也會遭到拒絕，但就是這樣的一直做下去，直到那個白人不得不承認，除非他自己設法解決這個難題，否則他休想有太太平平的日子可以過。 這是甘地的做法。如果我是一個黑人，我就會勸我們的長老與領袖把這樣的做法作為我們矢志不渝、堅定不移的方針——這是堅定不移的卻又是非暴力、極具靈活性的方針，正如在反對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公共汽車排隊線路時所做的那樣，所針對的則不僅僅是學校而且也是所有排斥我們的公共機構。要記住：永遠都不能沒有靈活性：當然必須要堅定不移與矢志不渝，但這指的僅僅是希望與意志方面，在時間、地點與環境方面呢，則永遠都要講靈活性。我倒是很願意成為有色人種協進會的一個會員的，因為迄今為止，美國文化中還沒有哪一個機構向我的種族提供過那麼多的希望。但是我留在該組織內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它得承認我們的問題中最為嚴重的是數量的問題，就我所知，它至今尚未公開承認這一點；另外，它還需將靈活性視作該組織行動方法的圭臬。我想對我的種族的其他成員說，我們在平等權利的希望與要求上是絲毫也不能讓步的，我們可以做到的只是在實現的方法上允許有靈活性。我要對我的種族的其他成員說，我不知道這個「慢行」階段要持續多久，不過如果你們允許我將「慢行」解釋為有靈活性，我不相信除了「慢行」還有什麼別的能使我們的希望得以推進。而我們的靈活性的指導方針則必須是正派、不張揚、彬彬有禮、有尊嚴；如果出了什麼暴力與不理智的事，那必須是並非出自我們這一方。我要說，蒙哥馬利市全體黑人都應該支持公共汽車排隊的抵制行動，但是絕不是說全體都必須參加，因為那樣一來，我們就會降低到用壓迫者壓迫我們時的同樣方法的水平上去了，我們的勝利將一文不值，如果它不是自願給予而是被迫給予的話。我得說，我們的種族必須在心理上做些自我調整，使自身不再是適應於一個被隔離的社會的一種不明確的持續狀態，而是適應於一種該維持多久便維持多久的恆定不變、毫不鬆懈地保持著靈活性的持續狀態，這樣，到頭來，便會使得白人自己都厭煩與發膩，以至不想再斗下去了。 嘴皮子動動，說上一句「如果我是黑人，我會這樣做或是那樣做」，那是最容易不過的了。可是一個白人只能在一瞬間想像自己是黑人；他無法做另一個種族的那個人，去擔心他的憂慮，思考他的問題。因此，有些問題他可以向自己提出卻無法回答，例如：問：由於實際困難，你願意降低你人生目的指標與你的希望嗎？答：不。但是我可以在方法上變得靈活一些。問：這一點你也會用在你孩子們的身上嗎？答：我會把意願與靈活性一併教給他們的。不過這裡希望是有的，因為生命本身只是由於活著便有希望，因為活著便是存在著變化，變化必然不是走向進步便是走向死亡。問：你如何指導自己的行為，使爭論與敵意得以避免，使你們黑人能夠交上朋友而不是樹立敵人呢？答：依靠正直、尊嚴、道德與社會責任呀。問：你會如何向上帝祈求人類正義與種族解放呢？答：我不相信人應該向上帝祈求人類正義與種族解放。我相信他可以向上帝證實，不朽的個人尊嚴永遠比不正義活得更久，在個人尊嚴的面前，家庭、家族、部落談到自己時，以人類種族之一的面目而不是以人類的唯一種族的面目出現，它們崛起、經歷與消失，就如同也曾崛起、經歷與消失過的那麼多的塵土一樣。他僅僅是重新確定自己對個人的優美、尊嚴、不朽的信心而已，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伊凡一樣，在他的小說里，伊凡棄絕任何把秩序建立在單獨一個孩子的痛苦呼號聲上面的上帝。問：你被敵視的白人所包圍，是不是覺得很難不憎恨他們呢？答：我願向自己重複布克·T.華盛頓說過的話，他說：「我永遠也不會讓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是什麼膚色，引起我的憎恨。」 因此，如果我是一個黑人，我會對我的同種族的人說：「讓我們永遠堅定不移、毫不動搖地固守靈活性的原則。但是這樣做時，永遠要正直、不張揚、彬彬有禮，有尊嚴並且不迷信暴力。另外，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白人用了三百年教我們要有耐心；至少在這一點上我們做得比他們好。讓我們把這化為一件反對他們的武器。讓我們不是作為一個消極因素來運用這件武器，而是作為一件積極的武器。不過，在與白人打交道時，讓我們永遠保持潔淨、正直、彬彬有禮與有尊嚴。白人已教會我們在和他們一起時要更有耐心與彬彬有禮，讓我們在其他方面也顯得比他們更加高明吧。」 但是，我要對我們種族的領導人特別叮囑一句，我認為尤其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學會夠資格得到平等，這樣我們在得到它之後才能保住它不丟失它。我們必須學會負責任，負平等的責任。我們還必須學會，無須任何約束的『權利』是根本不存在的，因為不需任何代價就能給予的東西，它本身就是毫無價值的。我們必須學會，我們的不可剝奪的平等、自由、解放與追求幸福的權利，其意義與建立我們國家的先輩們所界定的意義是完全一樣的，那就是：享有自由與平等的機會的權利，當為有資格的人得到時，是需要通過辛勤勞作，才能得到與保有的。而且需要的還不只是有那種機會的權利，還得要有接受這一責任的意願與能力——有責任感，能夠保持身體上的潔淨與道德上的正直，具有能區別正確與錯誤的意識並且有服從正確選擇的意志，還需要具有能相信別人的度量與不依賴救濟與援助的獨立精神。 「白人可沒有教我們這些。他們只教我們要有耐心與禮貌。他們甚至沒有看到我們有這樣的環境，在這裡我們可以教會我們自己潔淨、獨立、正直與可以信賴。因此我們得教會我們自己這一切。我們的領導人必須教會我們這些。我們作為一個種族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提高自我的水平，使我們夠資格負起平等的責任，以至在得到它以後能夠保留住它。我們的悲劇是，這些責任方面的道德是白人炫耀單為他們所有的，但是我們黑人，卻必須在這些方面走在他們的前面。我們的希望是，在耐心與禮貌上勝過他們之後，我們也許還可以在其他這些方面也做得比他們強。」 （原載《黑檀》，一九五六年九月號。此處文本根據的是福克納打字稿。） * * * [1] 這是福克納自己所定的題目，原來發表時的標題為《如果我是一個黑人》。——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