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現在該幹什麼了呢 · 論恐懼

陣痛中的邊遠的南方：密西西比 （美國夢：它出了什麼事？） 最高法院剛做出判決說是要在學校里取消種族隔離，密西西比州立刻就開始出現種種議論，研究能用什麼方法提高稅收，使黑人學校能趕上白人學校的水平。當時，我給孟菲斯讀者數量最大的報紙的公眾論壇版寫去了下面的這封信： 我們密西西比人早已知道我們現在學校的水平是不夠高的。我們的年輕男女自己每一年就都向我們證明，當他們中間最優秀的那些想受到最好的教育時——那本是他們應該得到也是有能力得到的，不僅是在人文科學方面而且在科學技術方面，如法律、醫學與工程學，亦都如此——他們必須上別的州去深造。而且通常的情況是，十有八九，他們去了就再也不回來了。 所以說，當前，我們的學校即使對白人來說都是不夠好的；我們州目前的教育質量甚至都不能滿足白人青年男女的要求。在這樣的情況下，它又怎麼能使黑人的需要得到滿足呢，他們顯然是更加乾渴，更有需要，否則聯邦政府就不必非得要通過法令，強迫密西西比州（自然，還有別的州）儘可能地對黑人開放它的教育了。 那就是說，我們現有的學校甚至對白人來說都是不夠水平的。那麼我們怎麼做呢？是使它們變得好一些，儘可能加以改進嗎？不是的，我們吵吵鬧鬧，東摳摳西搜搜，要提高額外的稅項，以建立起另一套制度的教育，它頂多也只是趕得上原來就不夠好的那種教育，因此對黑人來說也同樣是不夠好的；我們會有兩種一模一樣的學制，它們哪一種對任何人都是不夠好的。 這封信在報上刊出數天之後，我收到一份郵件，是寫給孟菲斯報紙同一個欄目的一封信的複寫副件。信里寫道：「當哭寶寶威利·福克納因為密西西比州的學校不夠水準而大掉眼淚的時候……我們倒要對他在這些方面有無信心而提出疑問了。」等等，等等。接下去，信里便列舉了一些事實，都是所有的南方人極有理由引以為豪的，那就是：我們南方土地上的教育種子儲備，那可是經歷了內戰後的艱苦歲月保存下來的，當時我們這裡還是一片戰敗與被占領的土地，而這樣的成績，完全是靠了一批有獻身精神的教師不圖回報所做出的貢獻才得以做到的。接下去，在對我文章的質量與從事寫作顯然是出於牟利的動機做了一番嘲笑之後，作者在結束處寫道：「我建議哭寶寶威利把眼淚擦乾，在知識方面趕緊做些進補，因為對於他的州的基本經濟狀態，他也未免過於無知了。」 接著，在這封信也在孟菲斯那份報上刊出之後，我又收到作者轉來的一封讀者寫給他的信，寫信的是密西西比州另一小鎮的人，內容主要是對授給我的諾貝爾獎的譏諷，以及對「哭寶寶威利」一信的作者的讚揚，誇他幹得好，能這麼快就站出來反對那樣的人，他們不識好歹，竟把教育質量看得比受教育者的膚色還重要。「哭寶寶威利」一文的作者把他的回信也一併附下，裡面實際上的意思就是：「在我看來，福克納是當今南方現實生活最有才情的評判者……倘若我們能羞辱他，使他下功夫對我們地區的基本經濟狀況做深入些的了解，他顯然已經可能（原文如此）對我們反對種族混合的鬥爭做出天大的貢獻了。」 我的答覆是，我不相信，在教會某人什麼，在勸導別人按羞辱者自己認為是對的去想去做這方面，羞辱是個非常健全的方法。我再一次表示，在密西西比，我們最最需要的是儘可能好的學校，是儘可能好地利用我們培養出來的優秀男女人才，不論他們膚色如何。而且即使我們還不能擁有一個可以培養出優秀人才的教育制度，至少讓我們有一個制度，它對學生不加區別，除了僅僅是從能力上做些區分，因為今天美國最主要、也許是至為迫切的需要就是：所有的美國人至少都應該站在美國一邊；如果所有的美國人都站在同一邊，我們在談到人類自由時，就無須害怕別的國家與意識形態持有者會懷疑我們的誠意了。 不過，這還沒有接觸到問題的實質。問題的實質是，在這種現象背後的是什麼。悲慘的並不是那個僵持的局面，而是在僵局背後的那個東西——我們在南方面對著兩個顯然是互不相讓的事實：一個是我們中央政府關於全體公民在教育上必須是絕對平等的法令，另一個則是南方的白人認為白人學生與黑人學生永遠不能坐在同一間教室里。但只不過是顯然互相不能讓步，因為它們必須相互讓步，否則便只有死路一條了。事實上，南方也有一些人，南方土生土長的人，他們不僅相信兩者可以調和，而且他們是熱愛這片土地的——不是單單只愛白人也不是單單只愛黑人，而是愛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氣候、我們的地理，愛我們人民的品質，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因為他們誠實公正，有光榮的傳統，有輝煌的歷史——這些都足以讓人試圖去調和雙方，即使會落個兩頭都不討好的下場：既受北方激進派的輕蔑，他們認為我們做得太不夠，又受到我們自己南方頑固派的侮辱與威脅，他們深信我們所做出的一切已經太多。 悲劇即在於這樣的事實背後的理由，在於這樣的事實背後的恐懼：南方的一些白人——他們在其他方面還是很有理性，很有文化，很慷慨大度與和善的——想要，一定要，為反對黑人獲得的每一點點的社會進步而作寸步不讓的鬥爭；這種拚死精神背後的恐懼會驅使那些有理性、成功的人士（寫信給我的那位，亦即「哭寶寶威利」的作者，即是一位銀行家，可能是像我家鄉那樣的又一個密西西比小鎮上的一家——也許是唯一的一家——銀行的董事長）抓起這樣的稻草當作武器，對任何敢於建議改善黑人狀況的聲音加以羞辱、威脅與侮辱，以便讓它改變，其實這樣的建議還不一定必然是白人種族死亡的預兆呢。同樣，悲劇亦非在於這種恐懼上面，若不是這種恐懼具有一種庸俗的品質的話——對黑人的恐懼並非對作為個人甚至亦不是作為種族的黑人，而是作為一個經濟上的階級、階層或是因素，因為黑人所威脅的並非南方白人的社會制度而是南方白人的經濟制度——那種經濟制度，白人知道卻不敢向自己承認，是建築在過時的基礎之上的——亦即人為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因此本身就已經過時因而註定要消亡的。白人知道，僅僅三百年前，黑人光著身子的先輩還在非洲雨林里吃大象或是河馬的腐肉，但是就在三百年內，黑人中產生出了拉爾夫·本奇[1]博士、喬治·華盛頓·卡弗[2]與布克·T.華盛頓[3]這樣的人物。白人知道，僅僅在九十年之前，黑人種族中，能擁有一張地契的還不到百分之一，能看懂地契的就更加少了；然而就在這九十年里，雖說他與縣法院的唯一接觸只是那扇他把稅款交進去的窗子——他交了稅卻不能選舉自己的代表——但是他已經能擁有自己的地塊，可以用瘦弱的牲畜、破舊的農具與機械來耕作它了——換了白人來用那些配備便只有挨餓的份兒了——他靠這些養大孩子，餵飽他們，讓他們有衣服穿，送他們上進得去的隨便哪所學校，甚至偶爾還送他們去北方，在那裡他們能得到平等的學習機會，到老黑人一生走完時他可以昂著頭，因為他不欠誰一個子兒，而且還剩下足夠的錢，夠買棺材與辦喪事的。這正是南方的白人所懼怕的：黑人，沒有機會，卻做出來那麼多的事，要是得到平等的機會，真不知會做出多大的成績呢，他很可能把白人的經濟奪過去，黑人成了銀行家、商人、種植園主，而白人卻成了佃農或是長工。正因如此，黑人可以因為在異國戰場上超常完成了挽救、保衛或維持了白人的生命的任務而獲得我國最高級的英勇勳章，可是南方的白人呢，卻不敢讓黑人孩子們和黑人拯救與保衛了生命的白人的孩子們，在同一個教室里學習基礎知識。 現在，最高法院發了言，對它要說的意思做了精確的界定：它所說的「平等」，簡簡單單就是平等的意思，沒有任何限制性或條件性的形容詞：並非「分開但是平等」，也不是「平等地分開」，而是簡簡單單的，就只是平等；而此刻，密西西比的眾多聲音卻還在談論甚至都已經不再存在的事情。 十九世紀上半葉，在奴隸制還未在美國被廢除之前，托馬斯·傑斐遜與亞伯拉罕·林肯都認為，黑人還沒有成長到能夠平等的地步。 說這樣的話到現在已經過去九十多年了，沒有人說得清，他們的看法到現在是否會有所改變或是根本不會改變。 不過假定他們並未改變看法，而這個看法又是正確的。假定黑人現在仍然沒有成熟到可以平等的地步，這一點是黑人自己和白人都不會知道的，除非我們做些試驗。 不過，下面這一點我們是知道的，在聯邦政府的支持下，黑人即將獲得權利，試著做做看他們是否適宜於得到平等。而如果南方白人對於黑人獲得像平等這樣性質溫和的東西都表示不能信任，那麼南方白人在他們有權時打算怎麼做呢？他們有權——他們有得到聯邦政府支持的團結一致的一千五百萬人——可是同時，這種權力的唯一障礙偏偏是已經成了黑人的同盟軍的聯邦政府。 一八四九年，約翰·C.卡爾霍恩參議員發表演說支持會議決定，如果威爾莫特的書被採納的話。同年的十月十二日，傑斐遜·戴維斯參議員向南方寫了一封公開信，說：「在這個問題上逃避責任的一代傳播了風，並讓這旋風留傳下來使他們的孩子獲益。讓我們團結起來，建立起製造業，進入對工業的追求，等著靠自己的力量過豐衣足食的生活吧。」 當時，憲法規定，黑人和所有其他財產一樣，也是財產，因此卡爾荷恩參議員和戴維斯參議員才具有當時有無可爭辯的法律效力的州權，來支持自己的立場。現在，憲法保證黑人享有同等的平等權利，可是密西西比州輿論界談到的州權，卻已蕩然無存。二十年前，當我們接受了第一次棉花價格維持的補助金時，我們——密西西比人——便已將我們的州權賣還給了聯邦政府。我們的經濟再也不是農業性的了。我們的經濟即是聯邦政府。我們再也不在密西西比棉田裡耕作了。如今我們是在華盛頓的走廊上和參議院的會議室里耕耘呢。 我們——南方——當時沒有注意戴維斯參議員的警告。不過我們現在還是注意傾聽為好。如果我們不想看到我們的家鄉不到一百年里第二次因為黑人的問題被弄得殘敗凋敝不堪的話，我們這一回可得看清邁出去的步子日後會走向何方了。 在密西西比有許多聲音。有一種是我們的一個美國參議員的聲音，雖然他現在並不是在代表美國參議院說話，他所鼓吹的亦與數年前他進入高官辦公室宣誓時的內容並不完全相符，至少他沒有企圖隱瞞他的身份與狀況。另一種則是我們的巡迴法官中的一位的聲音，雖然他現在並非開庭發言，他的主張亦與他在法律面前發誓的內容稍稍有異，那部法律規定凡人生而平等，弱者應該得到幫助與支持，這位法官倒也不打算隱瞞自己的身份與狀況。另外，還有普通公民的聲音，這些人雖然沒有聲稱專門代表白人的公民委員會與有色人種協進會，但是並不掩飾自己的感情與信念；我們就不去提學者們的聲音了——教師、教授和學生——雖然，由於大多數的密西西比學校都是州立的或是受到州政府支持的，他們在公開信里並不總敢簽上自己的名字。 事實上這就是所有的聲音了，但是另外還有一種。而這一種會預示所有的聲音都變得喑啞，因為它是所有聲音中至高無上的一種，因為它是上帝的光輝、權威與人的希望、冀求之間有生命力的聯繫環節。教會，那可是我們的南方生活中最強大的凝聚力量呢，因為並非所有的南方人都是白人與民主黨人，但是所有的南方人都信教，而所有的宗教都是信奉單獨的同一位上帝的，不管給他起的名字是什麼。那個聲音如今在何處呢，我所見到的唯一提到之處是我們孟菲斯報紙公共論壇版上的一封讀者來信，信中說就他（信的作者）所知，巴不得要離開南方的人中沒有一個是任何一個教會的會眾，他們沒有一個人懷疑，人類種族中總有一個分支永遠註定要比所有其他部分質量差一些，因為《舊約》早在五千年之前就是這麼說的。 那個聲音如今在何處呢？它是應該對這些尚未得到解決的問題提供兩個至少是一個答案的呀。 一、美國憲法說：凡我合眾國的公民，於法律面前，不應有人為製造的不平等——不論是種族、信仰還是金錢上的不平等。 二、道德教誨說：你們願意人怎麼待你們，你們也要怎麼待人。 三、基督教義說：我是人中精英，因為信奉我的，必將永生不死。 在我們這樣一個多事與難以委決的時代里，這樣的聲音又在哪裡呢？是不是通過保持沉默，它想告訴我們，這樣的聲音是沒有實效的，而且除了在聖殿內它的象徵性的塔尖後面，它也不想有什麼實效呢？ 如果《瞭望》雜誌上對蒂爾事件的敘述是正確的話，那麼，基本情況就是這樣：兩個成年人，帶有武器，在黑夜中劫持了一個十四歲的男孩，把他帶走，想嚇唬他。可是那個十四歲的男孩偏偏不害怕，因為他沒有武裝，獨自一人待在黑暗中，倒是把兩個武裝的成年人嚇著了，因此他們必須要把那男孩消滅。 我們密西西比人幹嗎要害怕呢？我們為什麼這麼小瞧自己，竟然會害怕這些人呢，他們就我們的全部標準來看豈不是都不如我們嗎？——從經濟上看：那就是說，他們所擁有的比我們少得多，因此必須為我們工作，條件不由他們定而是由我們說了算；從教育上看：那就是說，他們的學校條件大大不如白人學校，使得聯邦政府都威脅說要出來干涉，以給予他們平等的條件；從政治上看，那就是說，他們不可能指望會得到法律的保護，也無法因為受到不公正與暴力的對待而獲得賠償。 我們何以要對我們的血統與傳統評價這麼低，以至會擔心，一旦讓黑人從前門進入我們的屋子，緊接著他就會向我們的女兒求婚，而她也會立即就接受他呢？ 我們的祖先並不這樣畏懼——我們的祖父一輩，他們曾浴血征戰，參加過第一、第二次的馬納薩斯戰役、沙普斯保、錫洛、弗蘭克林、奇卡毛加、錢塞洛斯維爾戰役和荒原戰役[4]。更不必說那些人，他們經歷內戰挺了下來，並且在重建時期拿出更大的勇氣，經受更大的痛苦，以便挨過這個難關，好歹活下去。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為了留給後人一些遺產。我們，那麼勇敢的人的後裔與繼承人，又有什麼可害怕呢？我們怕的究竟是什麼呢？過了還不到一百年，我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為了便於辯論，姑且讓我們先同意這樣的一個說法：所有的南方白人（也許是全體的美國白人）都詛咒那一天，當時，第一批的英國佬或是美國佬，駕駛了第一艘裝有上了手銬腳鐐的黑人的船，穿過中央航道，把他們運到美國奴隸市場上來拍賣掉。其實這件事對目前來說已經無關緊要了。今天，不管生活在世界上哪一個角落，卻因為種族與膚色的關係反對平等，那就不啻住在阿拉斯加卻反對雪。雪，我們已經有了。就像阿拉斯加人的情況一樣，光是與雪和平共處是不夠的。我們最好能像阿拉斯加人一樣，好好地利用雪。 大約五年前，事先沒有任何徵兆，我突然染上了喜歡旅行的習慣。從那時起，我觀光了（有些地方看得少些，有些地方則稍微多一些）遠東和近東、北非、歐洲與斯堪的納維亞。我去的國家（當時）自然不是共產主義國家，不僅僅如此，它們甚至都不是傾向於共產主義的，可是在我看來它們倒應該是的。於是我琢磨開了。接下去我突然不無驚訝地對自己說：那是因為有美國呀。這裡的人仍然相信美利堅夢想呢；他們當時還不知道美國夢出了點兒問題。他們相信我們，願意信任我們，追隨我們，不是因為我們的物質力量——有那種力量的是俄國——而是因為個人自由、解放與平等的理想，我們的國家就是以這樣的理想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建立我們國家的先輩便是認定「美利堅」一詞即系這一理想的別稱的。 五年之後，這些國家仍然未曾共產主義化，之所以未曾，原因是這些：崇尚個人自由、平等與解放的理想。我們可以因為這一點而感謝我們的天神，因為我們沒有其他與共產主義相抗爭的武器；在外交上，我們與共產黨的外交家相比簡直是三歲孩童，而在一個自由國家裡總是可以讓生產承受損失的，因為他們的政府領導下，所有的生產力卻可以都由國家統一支配。不過好在我們並不需要別的什麼，因為「人可以是自由的」這一簡單的信仰，這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我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運用好這樣的信仰。 由於這樣做能顯示出來一幅浮淺與簡單的圖景，我們便願意認為今天世界的局勢是兩大絕不妥協的意識形態相互對抗的不穩定、有爆炸性的暫時平衡的局勢：它的平衡是相對性的，一旦搖晃了，便會將整個世界一起拖進深淵。其實情況並不是這樣的。相對立的雙方中只有一方是一種意識形態。另一方無非是對「人」有一種簡單的信任：是對個體的人的簡簡單單的信任，認為他是能夠、應該和將會得到自由的。另外，我們這些仍然是自由也繼續想自由的人，我們這些暫時仍然是自由的人，最好是緊密地聯合起來，跟所有那些仍然能夠選擇自由的人——不是作為黑人也不是作為白人與作為藍色、粉紅色或是綠色的人，而是作為仍然是自由的人，跟所有別的仍然是自由的人，結成同盟而且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倘若我們想要有一個這樣的世界（即使是世界的一個部分）的話，在這樣的世界裡，個體的人能夠享有自由，能夠繼續苦熬著生存下去。 而且我們最好是儘可能多地團結世界上的非白人，他們並非全然自由，可是他們要得到自由，想做自由人，我們得趕在反對個人自由的那另外一種力量蠱惑住他們、奪取到他們之前就做到這一點。曾幾何時，非白人滿足於——至少是曾經滿足於——接受自己的本能想法，認為自由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可是情況再也不是如此了；白人自己教會了他們與白人文化不同的另一個方面，採取了殖民擴張與剝削的那個方面，它是建築在（也是道德上有所欠缺於）這樣的前提上的：人類是不平等的，不是因為個人才能有懸殊而是因為人群有種族與膚色的區別。其結果是，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我們看到了非白人將白人驅趕出，用血腥的暴力，如果有必要的話，中東和亞洲的全部地區，那些過去為白人所統治的地區，在騰出來的真空里已經開始移入另外的那種不友好的力量，那是相信自由的人們視為敵對勢力的——那種力量對非白人說：「我們不向你們提供自由，因為自由這東西本來就是沒有的；你們不久前驅趕出去的白人老爺已經向你們證明了這一點。可是我們會向你們提供平等，至少是在當奴隸上的平等；如果你們會當奴隸，至少你們可以當與你們自己膚色、種族和宗教相同的人的奴隸。」 我們白人，相信在這種僅僅是當奴隸的平等之上、之外，還存在有一種個人自由的西方的白人，在仍然留下的不多的時間裡，必須教會非白人這一點。我們，美國，必須向所有別的人民，白人以及非白人，奴隸或是（暫時還是）自由人，教會這一點。我們，美國，有最好的機會來做這件事，因為我們可以在這裡，在家裡，開始做；我們用不著花重金派遣自由工作隊深入不友好的非白人的外國，那裡早已有成見，深信對非白人來說，是根本不存在自由、解放與平等這一套的，我們不如就在家裡實踐與推廣吧。因為我們的非白人少數民族地區已經就是在我們這一邊的了；我們無須把美國與自由這一套向黑人推銷，因為過去已經推銷過了；即便他們資質愚魯或是未受過教育，即便有他們在歷史上不平等的記錄，他們是仍然相信我們對於自由與民主的觀念的。 這是僅僅三百年里美國為他們所做出的事。不是對他們做出：而是為他們做出，因為說來慚愧，直到目前為止我們在教會他們怎樣當美國人上，實在是做得太少，更不用說利用他們的能量與能力來使我們成為一個更加強大、更加團結的美國了；——這個種族，僅僅在三百年前還居住在地球上最大的內陸湖旁邊，卻從未想到要揚帆弄舟，他們每年都要整個村子、整個部落地遷徙以避開饑饉、瘟疫與仇敵，卻從未想起利用輪輻，然而三百年來卻成了嫻熟的工匠，在當今這個技術文化的時代里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這個種族，三百年前仍在熱帶森林中吃食腐肉，可是就在三百年里卻產生出了許多優秀的高級人才，出現了本奇博士、卡弗與布克·華盛頓一類的人以及詩人、音樂家；他們還需創造出自己的富克斯、羅森堡、戈爾德、布吉斯、麥克萊恩或是希斯[5]呢，再說，出了一位羅伯遜，自會湧現一千位與他不相上下的白人歌唱家的。 那些本奇、華盛頓、卡弗以及那些音樂家和詩人，他們不僅僅是好人，而且還是好教師，教會他們——黑人們——通過言教與身教，那麼許多我們白人還沒有學會的東西：例如，要得到平等，你必須有足夠的水平以配得上得到它，而要有足夠的水平，你必須弄明白它是什麼：世界上可沒有天生的平等那樣的東西，而是只有做出的努力確實相配才能得到平等：那是盡一生之所能，對不公正、壓迫或是暴力全不畏懼地做了鬥爭才能獲得的平等權利與機會。如果在九十年、五十年甚至是十年之前我們就給予黑人以這樣的平等，那就不會有最高法院在一九五四年做出裁決這麼一回事了。 可是我們沒有給。我們不敢給；在我們目前的經濟狀況下，黑人絕對不能享有這方面的平等，這是我們南方白人的恥辱；加倍可恥的是，我們害怕給了黑人更多的社會平等會損害白人目前的經濟地位；而三倍可恥的則是，為了證明自己立場正確，我們必須以種族混合的威脅來把問題弄得更加複雜；竟然還出現了這樣的論調，說是世界上唯一白人可以逃去使自己純潔的血液不至於污染並且能得到法律保護的地方，就只有非洲了——非洲：那不是威脅的來源與出處嗎？不正是這威脅目前存在於美國才迫使白人要逃離美國的嗎？ 不久之後，我們全體——不僅是南方人，甚至還不僅是美國人，而是所有仍然是自由的而且希望繼續保有自由的人——將不得不面臨選擇，（否則我們要面臨的下一個，也是最後的一個選擇了）那並不是共產主義者反對反共分子，而乾脆是剩下的一小撮白人反對不屬於白色人種的形形色色的絕大多數人群。我們將不得不做選擇，並非在膚色、種族、宗教以及東西方之間，而僅僅是在當奴隸與做自由人之間。而且我們必須作一次性的斷然選擇；因為從各方面都選一點，面面俱到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可以選擇當奴隸，若是我們強大得能躋身於最前面的二、三名甚至是第十名，我們還可以領到一張有點小權的特許狀——直到某個更兇殘的強人崛起，用機槍將我們射死在地下室的牆壁之前。不過我們切切不可選擇建立在自由等級制度之上，像軍階般的種姓制度之上的那種自由。我們不能因為聲稱了便可以得到自由，而是要因為實行了才能夠得到；我們的自由必須得到這樣的理念支撐：同類物種都是平等、不容爭辯地享有自由的，不論其膚色如何，這樣，全世界各地的所有其他的不友好的力量——屬於各個政治、宗教、種族或是民族制度的力量——不僅會因為我們實踐了自由而尊重我們，而且還會對我們敬畏有加。 （原載《哈潑斯》月刊，一九五六年六月號，此處文本根據的是福克納做過修改的打字稿。） * * * [1] 拉爾夫·本奇（Ralph Bunche，1904—1971），美國黑人外交家，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 [2] 喬治·華盛頓·卡弗（George Washington Carver，1864—1943），美國黑人農業化學家。 [3] 布克·T.華盛頓（Booker T.Washington，1856—1915），美國黑人教育家。 [4] 以上均系美國南北戰爭中的著名戰役。 [5] 這些都是當時美國名噪一時的風雲人物，且是當時美國一般人心目中的左翼人士。下面提到的保爾·羅伯遜則是著名的黑人歌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