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 三十八
那麼到底怎麼辦？我們有什麼辦法呢？這個既包含著一個承認我們的生活不好不正常的意思，同時也仿佛包含著一個這一切終究是無法改變的推託的問題，過去我從四面八方聽到過，現在仍從四面八方聽到，因此我只選了這個問題為此文通篇的題目。我描述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探索和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我是個和大家一樣的人，如果說我有什麼東西比我們這個圈子中的平常人突出一些，那麼主要就是我比平常人更多地侍奉和縱容了我們這個世界的錯誤學說，從維護這個占統治地位的學說的人士那裡得到過更多的讚揚，因此比別人更腐化，錯更大。因此我才覺得，我為自己找到的那個問題答案，對所有給自己提出這一問題的真誠的人來說都將是有用的。
首先，我對應該怎麼辦的問題是這樣回答自己的：無論對人對己都不要說謊，不要害怕真理，無論它會把我引向哪裡。
我們大家都知道對人說謊意味著什麼，但我們並不擔心對自己說謊。然而，在人前說的謊話就是再惡劣，再直接，騙人騙得再厲害，比起我們說給自己聽的、我們藉以安排自己生活的那種謊話來，後果還算不了什麼。
要能夠回答應該怎麼辦的問題，就不要說這樣一種謊話。事實上，當我所做的一切，我的全部生活都建築在謊話上，而我還想方設法在別人和自己面前用這謊話冒充真理的時候，怎麼能回答應該怎麼辦的問題呢？在這個意義上，不說謊就意味著不害怕真理，不為使自己聽不見理性和良心的結論而支吾搪塞，也不接受別人為此而作的支吾搪塞；不害怕和周圍的一切決裂而獨自堅持理性和良心；不害怕真理將使我們面臨的那種情況，堅信真理和良心所指向的那種情況無論多麼可怕，也不會比建築在謊話之上的東西更壞。處在我們這些有特權的人、從事腦力勞動的人的地位上，不說謊意味著不害怕清算。
也許債已經欠得太多，還不清了。但是無論欠多少債，知道多總比不管不顧好。無論在錯誤的道路上走了多遠，知道遠總比繼續走下去好。對人說謊有弊無利，因為解決任何事情用真理永遠比用謊話來得直接和簡便。對人說謊只會把事情攪亂，解決起來更難。對自己說謊並用它冒充真理則會毀掉一個人的一生。如果一個人選擇了錯誤的道路卻認為它是真正的道路，那麼他在這條路上每跨出一步都會使他離目的地更遠。如果一個人在這條錯誤道路上走了很久，自己猜到或者聽別人說這條路是錯誤的，但他不敢想自己往歧途上走了多遠，卻竭力使自己相信也許從這裡也能走上正路，那麼他就永遠走不上正路。如果一個人面對真理畏縮不前，明明看到它卻不承認它，反把謊話當做真理來看待，那麼這個人就永遠不會知道他應該怎麼辦。我們這些不但富裕而且享有特權的所謂有教養的人，在錯誤道路上已經走得太遠，因此我們要猛醒回頭，承認我們賴以為生的那種謊話，就需要有更大的決心，或者在錯誤的道路上忍受巨大的痛苦。我認識到我們這種生活的虛偽，靠的就是錯誤道路給我帶來的那些痛苦。我承認我所走的那條道路是錯誤的以後，就有勇氣朝理性和良心指引我的方向走去（以前僅僅在思想上），再不考慮它們會把我帶到哪裡。於是我為這勇氣得到了報償。
我周圍的一切複雜、零散、混亂和無法理解的生活現象突然變得清楚了，我以前在這些現象中間所處的奇怪而艱難的地位突然變得自然和輕鬆了。
在這個新的地位上，我的活動得到了非常準確的規定——根本不是以前我所想像的那種活動，而是一種嶄新的、寧靜得多的、充滿了愛和喜悅的活動。正是以前使我驚恐的那種東西，現在開始吸引我了。因此我想，誰能真誠地對自己提出應該怎麼辦的問題，並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不對自己說謊，而是走向他的理性指引他去的地方，他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只要他不再對自己說謊，他就會認識到應該做什麼，在哪裡做，以及怎樣做。
只有一種情況會妨礙他找到出路，那就是錯誤地抬高自己和自己的地位。我就有過這種情況。因此應該怎麼辦這個問題的另一個答案，亦即從第一個答案中產生的答案，對我來說就是徹底悔悟，也就是完全改變對自己的地位和活動的評價，不再認為自己的活動是有用的和嚴肅的，而是承認它有害和渺小；不再認為自己有教養，而是承認自己無知；不再認為自己善良、有道德，而是承認自己不道德、殘酷；不再認為自己高尚，而是承認自己卑下。我說，除了不對自己說謊之外我還應當悔悟，是因為雖說這後一件事本來就是前一件事的要求，但關於我具有崇高意義的錯誤觀念已經和我牢牢地連在了一起，我若不真心誠意地悔悟，不否定我給自己作出的錯誤評價，我就無法看到我對自己說的大部分謊話。只有我悔悟了，也就是說不再把自己看成特殊人物，而是開始把自己看成和大家一樣的人，我才能清楚地認識我的道路。以前我所以無法回答應該怎麼辦的問題，正因為我對問題本身的提法不對。
在我沒有悔悟的時候，我是這樣提出問題的：我，一個具有我所有的這種教育和這些才華的人，應該選擇怎樣的活動呢？我該怎樣用這些才華和這種教育來報償我過去和現在取之於人民的東西呢？這種問法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包含著一個錯誤的觀念：我不是和大家一樣的人，而是一個特殊的人，我的使命是用我通過四十年的訓練才得到的才華和教育為人們服務。我給自己提出一個問題，但在實際上我已預先回答了這個問題，因為我已預先選定了一種使我愉快的活動，以為我的使命就是用這種活動來為人們服務。其實我就是這樣問自己的：我，一個如此出色的作家，有這麼多的知識和才華，應該怎樣運用它們才符合人們的利益呢？
而問題本來應該像是擺在一個修完了《塔木德》[36]課並且熟記一切經書的字母數目和自己這門學問的全部精義的博學的拉比[37]面前。無論對拉比還是對我，問題的提法都應該是：我，一個由於不幸的環境沒有把最好的學習年月用來培養勞動習慣，而是耗費在學習文法、地理、法學、詩歌、小說、法語、鋼琴、哲學理論和軍事操練上的人，一個把自己生命的大好時光耗費在一些無聊而又腐化心靈的事情上的人，雖然有過去不幸的環境，應該怎麼辦才能報答那些在這段時間裡供我吃穿，眼下還在供我吃穿的人呢？如果問題是像現在我悔悟了之後的樣子擺在我的面前，即：我這樣一個被教壞了的人應該怎麼辦？那麼回答起來很容易。首先應該努力誠實地謀生，也就是說學會不靠別人養活，而在學習這樣做的同時和學會這樣做之後，一有機會就用雙手、雙腳、大腦、心靈以及一切為人們所需要的東西為人們造福。
因此我說，對於我們這個圈子裡的人，除了不對別人也不對自己說謊之外，還要悔過自新，把在我們身上生了根的因為自己受過教育、講究趣味和秉有才華而產生的傲慢剷除乾淨，意識到自己並不是人民的恩主，並不是樂於和人民分享自己有的有用之物的先進分子，承認自己完全是個有罪過的、被教壞的、毫無用處的人，一個希望痛改前非，一個不求對人民施恩、但求不再侮辱和欺凌人民的人。有一些很好的年輕人贊成我的文章中的批判部分，我經常聽見他們問：那麼我該怎麼辦？我，一個學完了大學或其他學校的課程的人，究竟應該怎麼辦呢？這些年輕人問是這樣問，但在內心深處早已認定他們受的教育是他們的一大優點，他們希望正是用自己的這個優點來為人民服務。因此有一件事是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去做的，那就是坦率誠實地對他們所謂自己受的教育抱批判態度，問一問自己，他們所謂自己受的教育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如果他們這樣去做，他們就不可避免地會感到必須否定自己受的教育，必須重新開始學習，這也正是唯一需要他們做的事。他們無論如何也解決不了應該怎麼辦的問題，因為他們並沒有照應該的那樣提出問題。問題應該這樣提：我，一個軟弱無能、毫無用處、由於環境的不幸而把最好的學習年月毀在腐化心靈和肉體的《塔木德》研究上的人，應該怎樣糾正這個錯誤並且學會為他人服務呢？他們卻是這樣提的：我，一個得到了這麼多美妙的知識的人，應該怎樣利用這些美妙的知識去造福於人呢？這樣一種人只要不悔悟，就永遠回答不了應該怎麼辦的問題。悔悟並不可怕，就像真理並不可怕一樣，悔悟也像真理一樣令人快樂並且有良好的作用。只要徹底地接受真理和徹底地悔悟，就會懂得任何人都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權利、優點和特殊的生活地位，而應盡的義務卻無窮無盡，並且人的一個首要的和無疑的義務就是為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參加到同大自然進行的鬥爭中去。
正是人的這種對義務的意識，構成了應該怎麼辦這個問題的第三個答案的實質。
我努力不對自己說謊了，我努力從自己心中剔除關於我的教育和才華的錯誤看法的殘餘，我悔悟了。但在解決應該怎麼辦這一問題的道路上，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困難：可做的事情有那麼多種類，總得指點我究竟應該怎麼辦呀。只要對我生活在其中的那種罪惡表示出真心的悔悟，就能對這個問題作出回答。
怎麼辦？究竟應該怎麼辦呢？——大家都在這樣問，我也一直這樣問。後來我擺脫了對自己的使命評價過高的影響，這才看到我首先並且無疑應該去做的事，就是自己給自己飯吃，給自己衣穿，給自己取暖，給自己蓋屋，並且要在這些事情上為他人服務，因為自有世界以來，這一直是並且仍然是任何人應盡的首要和無疑的義務。
事實上，無論一個人認為自己的使命是什麼，是管轄別人也好，是保衛自己的同胞也好，是侍奉上帝也好，是教導別人也好，是發明增添生活樂趣的手段也好，是揭示世界的規律也好，是用藝術形象體現永恆的真理也好——對一個有理性的人來說，為維持自己的生命和別人的生命而參加到同大自然進行的鬥爭中去，將永遠是他應盡的最為首要和最無疑問的義務。這所以是一個首要的義務，是因為對人們來說最要緊的就是他們的生命，因此要保護人們和教導人們，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愉快，就應該保持這生命本身。而我不參加鬥爭，侵吞他人的勞動，這就是消滅他人的生命。可見，一邊消滅他人的生命一邊為他人的生命服務是講不通的。當我活著顯然有害於他人時，是談不上我為他人服務的。
人為獲得生活資料而同大自然進行鬥爭的義務，永遠是一切應盡的義務中最首要和最無疑的義務，因為這個義務是生命的法則，背離這個法則就會招致不可避免的懲罰——人的生命從肉體上或是從精神上遭到毀滅。如果一個人獨自生活而給自己解除了同大自然作鬥爭的義務，他立即就會遭到肉體毀滅的懲罰。而如果一個人給自己解除了這個義務，卻迫使別人以毀滅自己生命的代價來履行這個義務，那麼他立即就會遭到毀滅自己合理的生活即具有合理的目的的生命的懲罰。
人只有在這一件事上，如果他分擔這件事的話，才能使自己天生的各種肉體和精神需要獲得充分的滿足。吃飯、穿衣、愛護自己和自己的親人——這是肉體需要的滿足，為別人做同樣的事——這是精神需要的滿足。人的任何其他活動只有在目的是滿足人的這種第一需要的時候才是合法的，因為人的全部生活正是在於這種需要的滿足。
我曾被自己過去的生活扭曲得那麼厲害，這條上帝的或者說大自然的首要而無疑的法則又在我們的世界裡被掩蓋得那麼嚴實，以至我曾覺得執行這條法則是奇怪的，可怕的，甚至是可恥的，仿佛執行永恆的無疑的法則而不是背離它會是可怕、奇怪和可恥的似的。
起初我以為，要做這種事需要慢慢籌備，把志同道合者組織在一起，徵得家庭同意並生活在農村。後來我又以為，做這種在我們的生活中不習慣做的事，譬如說體力勞動，就像是要在人前表現自己似的，很難為情，因此不知道怎樣著手去做才好。但只要我一懂得這並不是什麼需要發明和組織的特殊活動，這種活動僅僅是從我所處的錯誤地位回歸自然的地位，僅僅是糾正我生活在其中的錯誤——只要我一意識到這一切，所有這些困難就都迎刃而解了。根本用不著組織和籌備，根本用不著期待別人的同意，因為無論我處在什麼地位，從來都有人在那裡不但供他們自己，而且還供我吃飯、穿衣和取暖，因此我隨時隨地都能為自己也為他們做這種事，只要我有足夠的時間和力氣。我同樣也不會因為做這種為人們所不習慣並且似乎還會覺得稀奇的事而感到虛偽的羞恥，因為不做這種事的時候，我已感到了不是虛偽的，而是真正的羞恥。
就在這時，我產生了這種意識並且從中引出了實際結論，我也就因為沒有在理性的結論面前畏縮而是走向它指引的方向受到了充分的獎賞。得出了這個實際的結論以後，我驚奇地看到，所有以前在我看來是非常困難和複雜的問題解決起來竟如此容易和簡單。要問應該怎麼辦？有一個最無可懷疑的答案：首先，應該去做我自己需要的一切，即給自己煮茶，給自己生爐子，給自己提水，給自己縫衣服——做我自己能做的一切。要問那些常做這種事的人是否會對此覺得奇怪？那麼要奇怪也只會奇怪一個星期，一星期之後，如果我又回復到原來的樣子，人們才會奇怪呢。要問這種體力勞動是否需要組織，是否需要在農村，在土地上建立勞動組合？這一切全都不需要，只要勞動的目的不是為了使自己有可能遊手好閒地坐享他人的勞動，像那些積攢金錢的人的勞動一樣，而是為了滿足需求，那麼它自己會把人們從城市吸引到農村，吸引到土地上，到有這種最富於成效和最快樂的勞動的地方。不需要成立任何組合，因為一個從事勞動的人總是自己會自然而然地加入其他勞動者的現有組合。要問這種勞動會不會耗盡我的全部時間，會不會使我不再可能從事那種我所喜歡，我所習慣，我自負的時刻認為對別人不無益處的腦力活動？我得到了一個最意想不到的答案。腦力活動的精力增強了，它甩掉了多餘的消耗，隨著體力的加強而相應地增長。原來在八個小時——白天的一半（以前我是在同無聊進行艱苦鬥爭中度過的）用於體力勞動之後，我還留有八個小時，只需按我的條件抽出其中的五個小時用於腦力勞動。我是個非常多產的作家，四十年來別的什麼事也不做而只是寫作，寫出了三百印張。假如我在這四十年里一直和勞動人民在一起干普通的活兒，且不計冬日的傍晚和假日的閒暇，只要我每天讀書和學習五小時，在節假日才寫作，每個節假日寫兩頁紙（而我往往一天能寫一印張），那麼十四年我就能寫出三百印張。結果出了一件怪事，一道最簡單的算術題，連七歲的小孩子都會做，可我至今不會做。一晝夜有二十四個小時，我們睡八個小時，還余有十六個小時。無論哪個從事腦力活動的人，如果他每天把五個小時用於自己的活動，也能做出非常多的事情來。可餘下的十一個小時上哪兒去了呢？
原來體力勞動不但不排除腦力活動的可能性，不但可以提高它的質量，而且還能促進它。
要問這種體力勞動會不會使我失去人所應有的許多無害的快樂，如享受藝術，獲得知識，與人交際和一般意義上的生活幸福？事實上完全相反，勞動越是緊張，越是接近被視為最粗笨的農業勞動，我得到的享受和知識就越多，和人們結成的關係越是親密友愛，生活的幸福也越多。
要問（我經常從一些不十分真誠的人們口裡聽到這個問題）大海里的這樣一滴小小的水珠會產生什麼結果，我把我個人的體力勞動投入我正在耗費的勞動大海中會有什麼結果？答案同樣是最令人滿意、最意想不到的。事實是，一旦我把體力勞動變成自己生活的習慣條件，我就立即拋棄了我在肉體懶散時形成的大部分錯誤而代價昂貴的習慣和要求，而且沒有絲毫的勉強。且不說那些顛倒晝夜、講究被衾衣著和規矩重重的清潔的習慣，那在從事體力勞動的條件下根本不可能有而且令人害臊，就是飲食本身和對飲食質量的要求也完全改變了。最簡單的食物，如菜湯、粥、黑麵包、邊咬糖塊邊喝的茶，代替了以前愛吃的甜蜜、油膩、精緻、複雜和開胃的東西，成了最需要和最令人愉快的東西。我在干體力活的時候結交的那些只滿足於很少一點東西的普通勞動者的榜樣無疑對我產生了影響，就是我的需求本身也由於勞動生活而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因此，隨著我漸漸習慣和掌握了勞動本領，我的這一滴體力勞動的水珠在共同勞動的大海里變得越來越大。而隨著我的勞動漸漸地出了成效，我對別人勞動的要求也變得越來越小，生活自然而然地，既不勉強也無損失地漸漸接近我在未履行勞動法則時甚至無法夢想的簡樸生活。由此可見，我對生活的那些花費昂貴的要求，那些虛榮和消愁解悶的要求，是直接從遊手好閒的生活中產生的。干體力活的時候既沒有虛榮的地位，也不需要消愁解悶，因為時間過得又愉快又充實，疲勞之餘喝喝茶，看看書，和朋友們聊聊天，這種簡單的休息要比戲院、紙牌、音樂會、大社交場等一切只在肉體懶散時才需要並且代價昂貴的東西不知愉快多少。
要問這種不習慣的勞動會不會使要能為他人服務就必不可少的健康受到損害？雖然許多著名醫生斷定，緊張的體力勞動會造成許多極有害的後果，尤其在我的年齡更是如此（因此最好採取做瑞典體操、按摩等應該代替人的自然生活條件的保健方法）。事實上，勞動越是緊張，我就越是覺得自己結實，精力充沛，快活，善良。因此毫無疑問，正像人腦的種種巧妙發明，如報紙、戲劇、音樂會、拜訪、舞會、紙牌、雜誌、小說等等，不外乎是維持沒有為他人勞動的自然條件的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種手段，人腦為飲食、起居、通風、取暖、衣著、藥物、水療、按摩、體操、電療和其他療法作出的種種衛生學和醫學上的巧妙發明也僅僅是一些維持處在勞動的自然條件之外的人的肉體生活的手段。原來人腦為給那些肉體懶散的人安排一個愉快的生活而作的一切巧妙發明，同人們為給一個完全密封的房間製造一種最適於呼吸的空氣而想出的種種妙策完全一樣。他們藉助機械裝置、水汽蒸發和各種植物來調節空氣，雖說只消開一扇窗子就行了。
為我們這個圈子的人想出來的種種醫療衛生髮明，活像是一個機械師想出了那樣的辦法，給一個不工作的汽缸點上火，堵住了所有的閥門，然後設法使這汽缸不發生爆炸。各種娛樂、舒適和醫療衛生保健設施都是為了使人們免於精神和肉體的疾病，要代替這一切極為複雜並且耗費了許許多多勞動的設施，只需有一件東西就夠了，那就是執行生活的法則，也就是去做不但是人，而且連動物都應該做的事，即通過體力勞動把以食物形態攝入的能量釋放出來。用普通的話說就是去掙飯吃，不勞動者不得食，或者說要吃多少就得掙多少。
當我清楚地懂得了這一切的時候，我覺得可笑。我經過那麼多的懷疑和探索，走過那麼長的思想歷程，最後才認識了這個非同尋常的真理，即人有眼睛是為了用它們看，有耳朵是為了聽，有腳是為了走路，有手和脊背是為了幹活。如果一個人不用這些肢體去做它們天生應該做的事，那他的情況就會越來越糟糕。我得出了一個結論：我們這些享有特權的人的情況和我一個熟人養的牡馬的情況一樣。我這個熟人的管家並不愛好養馬，也不是養馬行家，他接到主人要把一些最好的牡馬關進單馬欄的命令以後，就把它們從馬群里挑出來關進了單馬欄，餵它們燕麥，給它們飲水。但他對這些名貴的馬匹放心不下，不敢把它們交給任何人，不騎它們，不放它們，甚至不把它們牽出馬廄。這些馬全都垮了，一點用處也沒有了。我們的情況也是一樣，區別僅僅在於，馬是沒有辦法可以騙的，要不放它們出去，就得用皮帶拴著，而我們是被一些誘惑拴在同樣一種不自然的、對我們來說是致命的狀態中，這些誘惑攪亂了我們的思想並且像鐵鏈一樣勒著我們。
我們給自己安排了一種既違反人的道德天性又違反人的肉體天性的生活，我們絞盡腦汁地要人們相信這正是一種最名副其實的生活。我們稱之為文化的那一切，我們的科學和藝術，各種生活樂趣的完善，都是企圖欺騙人的道德要求。我們稱之為衛生學和醫學的那一切，都是企圖欺騙人類天生的肉體要求。但這些騙局總有自己的盡頭，我們也已走到了這些盡頭。時下正充當主宰的最時髦的叔本華和哈特曼[38]的哲學聲稱，如果人類的真正的生活就是這樣，那麼不如乾脆不要生活。特權階級中日益增多的自殺現象也說，如果生活就是這樣，那麼不如不要生活。科學所縱容的各門醫學以及科學所發明的種種扼殺婦女生育能力的詭計又說，如果生活就是這樣，那麼最好連我們的後代也不要生活了。
《聖經》上說，人的法則是「汗流滿面地謀食，備受苦楚地生育。」有個姓邦達列夫的莊稼漢寫過一篇文章，為我說明了這句話的智慧所在[39]。
然而，正如莫里哀筆下的一個人物在胡扯了一通醫學並且說肝臟是長在左邊之後所說的，nous avons changé tout ça[40]，我們把這一切全都改變了。人們無須勞動就能有飯吃，機器會包辦一切，婦女也無鬚生兒育女了。醫學會教給人們各種各樣的手段，再說人也實在太多了。
克拉皮夫納縣有一個衣衫襤褸的莊稼漢。戰時他曾經在一名軍需官手下當過糧食採辦員。這個莊稼漢常在軍需官身邊，看見了他過的快活日子，因此發了瘋，以為自己也和大人老爺一樣，可以不幹活而得到他應得的那份皇帝陛下給的薪俸。這個莊稼漢現在自稱特級威武公爵勃洛辛、上下各等軍需官。他心想，他已「做過各品大官」，按他的軍功勞績，應從皇帝陛下那兒得到花不完的金錢、衣著、制服、馬匹、馬車、茶、豌豆、僕役和應有盡有的食品。這個人對許多人來說是可笑的，但是對我來說，他的瘋狂的意義卻是可怕的。別人問他想不想幹活，他總是驕傲地回答說：「多謝多謝，農民會處理這一切的。」如果你對他說，農民也不想幹活。他就回答：「這種事的處理對於農民並不困難。」（他說話一般都是文縐縐地，喜歡使用動名詞）他說：「現在機器的發明是為了讓農民輕鬆。對他們來說沒有困難。」如果人們問他為什麼活著，他就回答說：「為了時間的消磨。」我總是把這個人當做一面鏡子。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和我們的整個等級。一級級地做官，以便為消磨時間活著並且得到花不完的金錢，卻讓農民去做所有的事，因為發明了機器，這一切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困難的。這真是我們圈子裡那些人的瘋狂信仰的絕好表達。
當我們問我們究竟應該怎麼辦的時候，實際上什麼東西也沒有問，而僅僅是像做過各品大官而喪失了理智的特級威武公爵勃洛辛一樣，承認我們什麼事也不想做，只不過我們的承認不像他那樣坦誠罷了。一個明理的人是不可能問這種問題的，因為，一方面，他正在享用的一切都是別人以前和現在用雙手做出來的；另一方面，一個健康人只要一覺睡醒，吃了點東西，就會立即產生用雙腳、雙手和大腦來工作的要求。為了找到工作，為了工作，他只須不賴著不去幹活。只有那種認為幹活丟臉的人，譬如一位闊太太，她請客人不必費事動手開門，等她打鈴喚人來開，只有這樣的人才會給自己提出應該做什麼的問題。
問題不在於要想出一些活兒來干——可以為自己和為別人幹的活兒多得干不完。問題是要拋棄只為自己快活而吃吃睡睡的有罪的生活觀，養成簡單而誠實的生活觀。一個做工的人從小到大都是按這種觀點生活的，即人首先是一架靠食物維持的用於謀生的機器。因此，丟臉的、難堪的、不應該有的情況是光吃不做。光吃不做是最放肆最違反自然的，因此也是最危險的一種類似獸奸的情況。只要有這個認識，要乾的活兒就有了，幹活也就成了充滿快樂並且能夠滿足精神和肉體需要的事情了。
我是這樣看這個問題的。任何一個人的一天都可以根據進餐分成四個部分，或者用農民的說法，分成四股子勁：1）早飯以前；2）從早飯到午飯；3）從午飯到午茶；4）從午茶到天黑。人按自己的本質而感到需要的活動也可分成四種：1）體力活動，用兩手、兩腳、肩膀、脊背乾的活兒——使人出汗的重體力勞動；2）手掌和手指的活動，技巧性的活動；3）智力和想像的活動；4）與別人交往的活動。
人所享有的福利同樣可分成四種。任何人都要享用的首先是重體力勞動的產品，如糧食、牲畜、房屋、水井、池塘之類；第二是手工勞動的製品，如衣服、靴子、器具之類；第三是科學、藝術等腦力活動的產品；第四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我覺得，最好是把一天該做的事情交替著做，以便鍛煉人的所有四種能力並且給自己創造人們可以享有的所有四種福利，也就是把一天中的一個部分——第一股子勁——用來從事重體力勞動，第二部分用來從事腦力勞動，第三部分用來從事手工勞動，第四部分用來與人交往。
我覺得，只有那樣才能消滅我們社會中存在的錯誤分工，才能建立起不會破壞人的幸福的正確分工。
譬如我一生都在從事腦力勞動。我對自己說，我的分工就是這樣，寫作，也就是腦力勞動，是我的專職，而把我所需要的其他事情交給（或者迫使）別人去做。但是這種對於腦力勞動似乎是最為有利的安排，卻恰恰不利於腦力勞動，且不說它還是不公平的。
我根據這幾個小時的特種工作來安排自己的全部生活——吃、睡、娛樂，除了特種工作之外什麼事也不做。結果第一，我縮小了自己的觀察和知識範圍，常常沒有資料可研究，常常在給自己提出描寫人們的生活這一任務（研究人們的生活是任何腦力活動的永久性任務）之後，就感到自己無知，不得不去學習，向人們請教那些任何一個不從事專業工作的人都知道的事情。第二，我坐下來寫作，但心裡沒有半點寫作的內在欲望，誰也不需要我的寫作成其為寫作，也就是說表達出我的思想，而是需要我的名字為雜誌增色。我絞盡腦汁儘量擠出一點東西來寫，有時什麼東西也擠不出來，有時只擠出一點很糟糕的東西，使我感到不滿和苦悶。可是現在，當我認識到了必須干既粗重而又須有手藝的體力活兒時，情況就變得完全不同。我的時間排滿了，無論用在什麼不起眼的事上，對我來說無疑都是有好處的，愉快的，富於教益的。因此，我只在感到有一種內心需要，看到對我的寫作勞動直接提出了要求的時候，才放下這種無疑有益和愉快的事去從事自己的專長。
唯有這樣的要求才能保證我的特種工作是高質量的，因而也是有益的和愉快的。由此可見，從事那些我像任何人一樣必須從事的體力勞動，不但沒有妨礙我從事特種活動，而且還為特種活動成為有益的、高質量的和愉快的提供了必要條件。
鳥的生活是這樣安排的，它必須飛翔，行走，啄食，動腦子。只有在它做這種種事情的時候，它才是滿足的，幸福的，它才成其為鳥。人也是一樣，只有在他走路，搬東西，抬東西，運東西，用手指、眼睛、耳朵、舌頭和大腦來工作的時候，他才是滿足的，他才成其為人。
一個認識到自己的勞動使命的人會自然而然地為滿足自己的種種內外需求而相應地變換勞動方式，他不會隨隨便便就改變這一方式，除非是他感到心中對某種特殊勞動產生出了無法克制的意向，而別人也對這種勞動提出了要求。
勞動的特性便是如此，要滿足人的一切需求，就必須交替進行各種不同的勞動。這種更換使勞動不成為負擔，而成為快樂。只有把勞動看做天譴的錯誤信念才會使人脫離某些種類的勞動，也就是占有他人的勞動，而他人的勞動又要求另一些人非從事特種勞動不可，我們把從事特種勞動稱做分工。
我們不過是習慣了我們對勞動結構抱有的錯誤看法，因此才以為對一個靴匠、機車司機、作家或音樂家來說，最好是能使自己擺脫人應該從事的勞動。在對他人的勞動不會施加暴力的地方，在對遊手好閒的樂趣不會抱有錯誤信念的地方，沒有一個人會為從事特種勞動而脫離為滿足他的需求必須從事的體力勞動，因為特種工作並不是特權，而是人為自己的愛好和自己的弟兄作出的犧牲。
一個農村裡的靴匠放下習以為常的快樂的田間勞動，開始用自己的手藝給鄰人修補或縫製靴子，使自己失去總是快樂的田間勞動，僅僅是因為他喜歡縫靴子，他知道沒有人能把靴子縫得像他這樣好，知道人們會因此而感謝他。但他不可能希望自己一輩子不再從事另一種快樂的勞動。
村長、機車司機、作家、科學家也是一樣。要知道，只有我們抱著我們那種扭曲了的概念才會以為，一個辦事員被主人降為莊稼漢或者一個部長被流放就是遭到懲罰，就是倒霉。其實，這對於他倒是一件大好事，也就是說，用另一種快樂的勞動替換了他原先的沉悶的特種勞動。在自然的社會裡人們的看法完全不同。我知道一個人們在那裡自行謀生的村社。這個社會的成員中有一個人比別人受的教育多一些，人們要求他讀書給大家聽，為此他必須在白天做好準備，以便晚上朗讀。他很高興這樣做，覺得自己對別人有用，覺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好事。但他做厭了這種專用腦力的工作，他的身體也變壞了。村社的成員們都覺得他很可憐，請他還是到地里去幹活。
對那些把勞動看做生活的本質和歡愉的人來說，生活的根底和基礎永遠是同大自然作鬥爭，即農業、手工業、腦力的勞動，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放棄其中的一種或許多種勞動而去從事特種工作，只能是在從事特種工作的人熱愛這項工作並且知道他能比別人做得更好，為滿足別人直接對他提出的要求而犧牲了自己的好處的時候。只有形成了這種勞動觀和由它而產生的自然分工，那種在我們的想像中加之於勞動的詛咒才會消失，任何一種勞動才會永遠是快樂的，因為一個人要麼將從事那種無疑是有益的、快樂的、不叫人覺得負擔的勞動，要麼去從事比較沉悶的專門的勞動，然而卻是為別人謀福利，因此意識到自己在作出犧牲。
但分工總是比較有利的。對誰比較有利呢？更快地製作出儘可能多的靴子和花布總是比較有利的。誰來製作這些靴子和花布呢？那些祖祖輩輩只做大頭針的人。那麼怎麼能說這對人們比較有利呢？如果問題在於製作出儘可能多的印花布和大頭針，那麼這樣說還可以。然而問題在於人，在於人的福利。人的福利又在於生活。而生活又在於工作。那麼怎麼能說必須做令人痛苦壓抑的工作對人們比較有利呢？如果問題僅僅在於一些人的利益而無須考慮所有人的福利，那麼對一些人來說最有利的就是吃另一些人。據說吃起來味道很好。而對所有人都比較有利的卻只有一樣，那也正是我希望自己能得到的，即得到最大的福利，使我身上各種肉體的、精神的、良心的和理性的需求都得到最大的滿足。於是為了我自己，我認為，要得到福利和滿足這些需求，我只需治好我和那個克拉皮夫納縣的瘋人同樣患有的瘋狂，擺脫那種以為某些人不應該幹活而所有這些事都應該讓別人去乾的精神失常狀態，因此只需要去做人所應該做的事，也就是去幹活，使自己的各種需求得到滿足。認識到這一點，我就深信，為了滿足自己的種種需求而從事的勞動自然而然要分成各種勞動種類，其中每一種都有自己的魅力，它不但不構成人的負擔，而且每一種對另一種來說都是休息。我以粗略的形式（絲毫無意堅持這種分法的正確性），根據我生活中的那些要求，按照一天工作的四股子勁，把這樣的勞動分成了四個部分，努力使這些要求得到滿足。
為了回答我們應該怎麼辦這個問題，我給自己找到的答案如下：
第一，不對自己說謊，無論我的生活道路離開理性指點我的那條正確道路有多遠。
第二，不再以為自己在其他人面前是有理的，優越的，特殊的，並且承認自己有罪。
第三，執行那條永恆無疑的人的法則——不以任何勞動為恥，為維持自己和別人的生命用自己全身心的勞動與大自然作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