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 三十二

在人類社會裡，分工從來就存在而且將來大概也會存在；不過，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現在和將來有分工，而在於，我們應該遵循什麼才能使這種分工合理。如果我們把觀察到的現象當作準繩，那麼我們就會因此拋棄了任何準繩；於是，我們會把在人們之間看到的、並覺得合理的任何分工都認作合理的；如今占統治地位的科學的科學也正導致這種看法。 分工！ 一些人從事腦力的、精神的活動，另一些人從事體力的、物質的勞動。這些人說得多麼充滿信心啊！他們願意這麼想，於是，他們就覺得在出現最普通的古老的暴力的地方，真的就產生了完全合理的相互服務。你，或者不如說你們（因為從來就要許多人來供養一個人），你們供我吃，供我穿，替我干我所需要而你們自幼干慣了的一切粗活，我將為你們做我所擅長而又已經干慣了的腦力勞動。你們給我物質食糧，我將給你們精神食糧。好像賬算得完全不錯，而且如果這種互相服務是自由的，如果那些供應物質食糧的人在得到精神食糧之前不必先提供物質食糧，這筆賬算得也會是完全不錯的。精神食糧的生產者說：為了我能給你們精神食糧，請你們供我吃，供我穿，替我清除我的垃圾。物質食糧的生產者卻不提出任何要求，就給了物質食糧，雖則他並未得到精神食糧。假定交換是自由的，那麼這些人和另一些人的條件會是相同的。科學家和藝術家說：在我們能開始以精神食糧為人們服務之前，需要人們給我們供應物質食糧。但是，為什麼物質生產者不能說，當我必須以物質食糧為你們服務之前，我需要精神食糧，而在尚未得到它時我就不能工作？你們說：為了製作我的精神食糧，我需要農夫、鐵匠、鞋匠、木工、石匠、金銀匠等人為我幹活。每個勞動者也會說：當我要去做工、為你們準備物質食糧之前，我已經需要精神食糧的果實了。為了有力量幹活，我需要宗教的教義，共同生活中的秩序，運用於勞動的知識，藝術給予的愉快和安慰。我無暇去制定自己的關於生活目的的學說，請你們把它給我。我無暇思考一種共同生活的準則，使得正義不致受到摧殘，請你們把這種準則給我。我無暇研究機械學、物理學、化學、工藝學，請你們給我書籍，以指導我怎樣改進自己的工具、自己的工作方法、自己的住宅以及自己取暖和照明的設備。我無暇親自去創作詩歌、造型藝術和音樂，請你們給我這些生活所必需的刺激和安慰，給我這些藝術作品。你們說，假如你們沒有勞動者為你們負擔的勞動，你們就不能從事重要的並為別人需要的你們的事業，而我則說，——勞動者會說——假如我沒有宗教的和符合我的理智和良心要求的合理的行政管理的指導，以保障我的勞動，沒有知識方面的指點以減輕我的工作，沒有藝術所給予的愉快以提高我的勞動效益，我也不能從事同樣重要的和你們需要的我的事業。迄今為止，你們作為精神食糧提供我的一切不僅對我無用，我甚至不能理解這對誰會有什麼用處。在我還未得到那種適合於我、也適合於每一個人的食糧之前，我不能用我所製造的物質食糧供你們食用。假如勞動者這麼說，那又怎麼辦呢？而且，假如他這麼說，這也並不是玩笑，而只是普普通通的公道話。要是勞動者只是這麼說，在他那邊的道理，要比腦力勞動者這邊的多得多。道理之所以更多地在他那邊，是因為體力勞動者所提供的勞動，比之腦力勞動者的勞動更為重要，更為必需，也因為沒有任何東西妨礙腦力勞動者將他許諾給體力勞動者的精神食糧給他，而體力勞動者呢，因他自己還缺乏物質食糧，這就妨礙他提供這種物質食糧。 假如對我們提出這樣簡單而又合理的要求，那麼我們腦力勞動者又該怎樣回答呢？我們用什麼來滿足這些要求呢？假如以菲拉列特[2]的教理問答、索科洛夫[3]們的神聖歷史和各個修道院和伊薩克大教堂[4]的典籍來滿足他的宗教方面的要求；假如以法典和各個司局的上訴判決以及各種委員會和特設委員會的章程來滿足秩序方面的要求，假如以光譜的分析、銀河的測量、假想幾何學、顯微鏡研究、招魂術和降神術的爭論、科學院的活動來滿足知識方面的要求，那麼又以什麼來滿足他的藝術方面的要求呢？以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以法國沙龍和畫裸體女人、綾羅、天鵝絨、風景和風習的我國藝術家的繪畫，以瓦格納或者晚近的音樂家們的音樂嗎？這些都毫無用處，也不可能有用處，因為我們依仗自己的權利去享用人民的勞動而不承擔任何義務，在製作精神食糧時完全忽視了我們的活動所應負的唯一使命。我們甚至不知道勞動人民需要什麼，我們甚至忘記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對事物的看法、他們的語言，甚至忘掉了勞動人民本身，我們忘掉了他們，並且把他們當作某種民族學奇珍或新發現的美洲來加以研究。 就是這樣，為了要求物質食糧，我們負責提供精神食糧；但是，由於這種假想的分工，（按照假想中的分工，我們不僅可以先吃飯後製作，而且可以世世代代不幹活但吃得香甜可口。）我們為報答人民對我們的供養而製作的，只是一些依我們看來有益於我們，有益於科學和藝術的東西，但對於我們以提供精神食糧為藉口而侵吞其勞動成果的那些人卻既不適用，又難理解，甚至像林堡的乾酪一樣令人討厭。我們忘乎所以，以至忽視自己承擔的義務到了這樣的程度，甚至忘了我們是為了什麼而工作，甚至把我們負責為其服務的人民本身也當成我們的科學和藝術活動的對象。我們研究和描寫他們只是供自己娛樂和消遣，我們完全忘了我們必須為他們服務，而不是去研究他們，描寫他們。我們如此忽略了自己所承擔的義務，甚至沒有注意到，在科學和藝術領域裡我們負責要做的事，不是由我們，而是已經由別人做了，我們的位置原來已經被別人占了。原來當我們爭論的時候——像神學者爭論無垢受胎一樣——有時爭論有機體的自然產生，有時爭論招魂術，有時爭論原子的形式，有時爭論有機體的泛生論[5]，有時爭論原形質里還存在著什麼，以及其他等等的時候，人民依然需要他們的精神食糧。於是科學界和藝術界的窮途潦倒的人士，聽從一心只想發財的投機商的意旨，開始給人民提供、而且正在提供這種精神食糧。這樣，在歐洲四十年來，在我們俄國十年來已經發行了數以百萬計的各種書籍、繪畫和歌集，開設了遊藝場，人民既觀賞又歌唱，他們得到精神食糧，不過不是從負責提供這種食糧的我們這裡獲得的，而我們卻以自己似乎能夠提供的這種精神食糧為自己的懶散辯解，袖手旁觀。我們是不應該袖手旁觀的，要知道為自己辯解的最後一點理由也正從我們腳底溜走。我們有專門知識，我們有我們特殊的職能活動，我們是人民的頭腦。他們養活我們，我們則負責教育他們，只是因此我們才不勞動。我們教會了他們什麼，現在又教他們什麼呢？他們期待過幾年、幾十年、幾百年。而我們總在閒談，互相指教，互相悅娛，而對於他們，我們甚至忘得一乾二淨。我們忘記得如此乾淨，以至當別人去教育他們、悅娛他們時，我們連注意都沒有注意到。我們如此輕率地談論分工，很明顯，我們所說的我們帶給人民的好處，只不過是恬不知恥的託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