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 三十一
分工是一切現存事物的規律，因此它在人類社會裡是應該有的。很可能事實的確如此，但是畢竟還有這樣一個問題：現在我在我們這個人類社會中看到的分工是否就是應該有的那種分工呢？如果人們認為某種分工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那麼無論怎樣的科學也無法對人們證明他們認為不合理和不公正的東西是應該有的。神學理論曾經證明權力是上帝給的，很可能它也的確是上帝給的，但還是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誰的權力？葉卡捷琳娜的還是普加喬夫的？神學縱有再大的精妙也無法消釋這個疑團。精神哲學曾經證明，國家是個人發展的形式。但還是存在這樣一個問題：能不能認為尼祿或成吉思汗的國家是為發展個人而有的形式呢？無論什麼樣的超驗語言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有科學性的科學也是一樣。分工是機體和人類社會的生存條件。但是應該把這些人類社會裡的什麼東西認作機體的分工呢？任憑科學把蛔蟲細胞的分工研究得多麼透徹，所有這些觀察仍然無法迫使一個人承認他的理性和良心認為是不正確的那種分工是正確的。不管在被觀察的機體裡細胞分工的證據多麼有說服力，一個人只要還沒有失卻理智，他還是會說，人不應該一輩子織花布，這不是分工，而是壓迫人。斯賓塞之類的人常說，存在著整群整群的織布工，因此織布活動是機體的分工。但是他們的這種說法和神學家們的說法一模一樣：存在著權力，因此它是上帝給的，無論這是什麼樣的權力。存在著織布工，這就是說，分工如此。如果權力和整群整群的織布工是自動產生的，那麼這樣說說也不壞，可是我們知道，它們並不是自動產生的，而是我們製造出來的。那麼就需要了解，我們製造這權力究竟是出於上帝還是出於自己？我們製造這些織布工究竟是根據機體的規律還是根據別的什麼東西？
人們生活著，以種地為生，這本是一切人的天性。有個人造起一座打鐵爐來修理自己的犁，一個鄰人來求他修一下犁，答應為此替他做工或給他錢。人們接二連三地走來，於是在這些互相交往的人中間產生了這樣的分工——出現了鐵匠。另一個人把自己的子女教育得很好，鄰人就把子女帶到他這兒來，請他教育，於是出現了教師。但鐵匠和教師得以產生並存在下去僅僅是因為有人求他們做鐵匠做教師。倘若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即出現了許多鐵匠和許多教師，或者倘若他們的工作不再被人需要了，他們立即就會像常識所要求的那樣，像那些並不存在破壞正常分工的原因的地方常見的那樣，放棄自己的技藝重新去種地。這樣行事的人是受了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良心的支配，因此我們，即有理性有良心的人們，都認為這樣的分工是正常的。但是倘若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即鐵匠們能夠強迫別人替他們做工，倘若人們並不需要蹄鐵而他們還在打蹄鐵，倘若誰也不做學生而教師還在教書的話，那麼任何一個頭腦健全的人，作為一個人，即一個有理性有良心的生物，就會清楚地看到這已不是分工，而是侵占他人的勞動。然而恰恰是這樣一種活動被有科學性的科學稱做分工。人們正在做一些別人沒想要求他們做的事，可他們卻要求別人因此來養活他們，還說這樣做是公正的，因為這是分工。
那個不僅僅在我們這裡構成人民的主要社會災難的東西叫做管理，即無數的官吏。那個構成我們時代的經濟災難的原因的東西用英國人的說法叫做overproduction，即生產過剩（就是說生產出許許多多既沒有地方放也沒有人需要的東西）。
如果一個靴匠竟然認為人們應該因為他在不停地縫製早已無人需要的靴子而養活他的話，那是很奇怪的。而那些政府、教會、科學和藝術界的人士根本什麼都不縫，也不做任何不光是好看而且對人民有益的事，他們的商品無人問津，但他們同樣有勇氣以分工為理由要求人們養活他們，給他們好吃好穿。這種人該讓人怎麼說呢？可能有，並且確實有這樣一些巫師，他們的活動是人們需要的，人們為此給他們送去麵餅和燒酒。但是很難想像會有這樣的巫師，誰也不需要他們的巫術，可他們卻因為自己會行巫術而氣壯如牛地要求人們給他們好吃好喝。在我們這個世界裡，那些政府、教會、科學和藝術界人士卻正在這樣做。這一切所以會發生，根據都是那個錯誤的分工概念，它不是取決於理性和良心，而是取決於科學界人士同心信奉的那種觀察結果。
分工的確一直存在，但它只在一個人用自己的良心和理性決定應做怎樣的分工，而不是在他將去觀察這分工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一切人的良心和理性都能非常簡單、毫無疑問和異議地解決這個問題。他們為這問題找到的答案總是這樣的：分工只有在一個人的特殊活動為大家十分需要，大家請求他提供服務，也因為他能為大家做事而情願供養他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如果一個人可以從幼年到三十歲一直靠別人養活，答應學成之後再去做一些非常有用然而誰也不請他做的事，後來又可以從三十歲一直到死過同樣的生活，仍然僅僅答應要去做一些誰也不請他做的事，那麼這就不是分工（正如我們這個社會裡實際上也沒有分工），而只能是強者侵占他人的勞動，就像現在的情況一樣。以前神學家把強者侵占他人的勞動稱之為天賦使命，後來哲學家稱之為生活的必然形式，而現在，有科學性的科學又稱之為機體的分工。
科學的全部意義僅在於此。如今是它成了發放逍遙證書的人，因為唯有它在自己的聖殿里研究和規定人在社會機體裡可有何種寄生的、何種有機的活動。仿佛一個人靠理性和良心無法把這一點了解得準確和簡明得多。正像以前對於僧侶，後來對於國務人士來說，什麼人對別人最有用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一樣，如今在從事有科學性的科學的人士看來，他們的活動無疑是有機活動這一點同樣是不容置疑的，他們這些科學界和藝術界的活動家們乃是機體的腦細胞，亦即最最寶貴的細胞。
上帝保佑，讓他們主宰好了，他們只管去吃好的喝好的，逍遙自在，就像祭司和詭辯家們也曾經逍遙自在和主宰過一樣。只是但願他們不要像祭司和詭辯家們那樣使人腐化。
自有人類，即有理性的生物以來，人們就一直在區分善惡並利用著前人在這方面的成就——他們和惡作過鬥爭，探索過真正的、最好的道路，緩慢然而頑強地在這條道路上前進。但總是有各種各樣的騙局設在人們面前擋住他們的道路，這些騙局的目的是向他們表明不應該這樣做，而應該過另一種應有的生活。一個可怕而古老的騙局是教會人士的騙局。人們通過極為艱苦的鬥爭和勞動才漸漸擺脫了這個騙局，但他們剛剛從這個騙局裡脫出身來，在老騙局的地方就立刻出現了一個新騙局——國家的、哲學的騙局。人們又掙脫了它的迷惑。可是一個新的、更為兇惡的騙局又在人們的道路上出現了，即科學的騙局。
這個新騙局和以前的老騙局一樣，其實質在於用一種外部的東西偷偷取代我們的理性和良心以及我們前人的理性和良心的作用。在教會的學說里，這個外部的東西是啟示；在科學的騙局裡，這個外部的東西是觀察。
這門科學的圈套就是讓人們看到由他們的理性和良心的作用造成的最粗暴的歪曲，從而破壞他們對理性和良心本身的信任，使他們相信，正是理性和良心告訴他們，自有世界以來理性和良心對人類的那些最高代表所說的一切全都是相對的和主觀的。
他們說，應把這一切全都拋掉。不能憑理性來認識真理，因為會犯錯誤。還有另外一條道路，一條不會出錯的、幾乎是機械式的道路，即研究事實。而研究事實又應以有科學性的科學，即假冒成最無可懷疑的真理的實證論和進化論這兩個毫無根據的推測為依據。這門占統治地位的科學擺出一副騙人的莊重模樣，聲稱要解決生活的全部問題只有通過研究自然界的各種事實尤其是機體才行。容易輕信的年輕人被這個不但沒有被批評摧毀，甚至沒有被批評觸動過的權威的新奇弄得暈頭轉向，紛紛去研究這些自然科學中的事實，奔向那條在占統治地位的學說看來是唯一能夠說明各種生活問題的道路。然而，學生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推進得越遠，他們離開解決各種生活問題的可能性，甚至是離開解決各種生活問題的願望本身也越遠，他們也就越來越不習慣於觀察，而是越來越習慣於輕信他人的觀察（相信細胞、原生質、物體的四種形態等等），越來越只見形式而不見內容，越來越意識不到善惡，越來越不能理解那些由人類以往全部生活得出來的善惡的表達法和定義，越來越多地學會由許多並不具備全人類意義的術語構成的科學行話，越來越深地陷入那些無法說明的觀察結果的迷宮裡。他們不但越來越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且越來越不能理解與他們不同的，處在他們的聖法經傳之外的清新的人類思想。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和生活，也就是和勞動漸漸疏遠的過程中虛度大好年華，漸漸習慣於認為自己的地位是合理的，在肉體上變成毫不中用的寄生蟲，在精神上使自己的頭腦脫離常軌，成為思想上的閹人。同樣，他們一方面變得越來越愚蠢，另一方面又漸漸獲得一種自信心，這種自信心使他們永遠不可能回到普通的勞動生活中去，重新獲得簡單、明確、人類共同的思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