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 二十六
一個人，我且不說是自認為基督徒，自認為有教養或講人道的人，只要是一個還沒有喪盡理智和良心的人，怎麼會這樣生活，不參加為全人類的生活而進行的鬥爭，只知侵吞那些為人們的生活而進行鬥爭的人的勞動，用自己的種種需求加重鬥爭者的勞動並擴大這場鬥爭中的死亡者人數呢？可是這樣的人在我們這個所謂基督教的有教養的世界上卻比比皆是。事情還不止於我們的世界充滿了這樣的人，在我們這個有教養的基督教世界裡，人們的理想是獲得最多的財產，也就是說，盡最大可能使自己脫離生活鬥爭，儘量多地享用死在這場鬥爭中的兄弟們的勞動。
人們怎麼會陷入這種令人驚異的迷誤中呢？
他們怎麼會變得看不見，聽不到，心裡也不明白那個顯而易見、無可置疑的道理？要知道，只要花一點點時間好好想想，就會對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信仰之間的驚人矛盾感到恐懼。而我們是所謂的——我就不說是基督徒了吧——講人道的有教養的人。
無論上帝還是世界和人們賴以存在的自然法則安排得好不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從我們知道的時代起就是這樣的：他們赤裸著，身上沒有皮毛，沒有洞穴可以藏身，也沒有可以在田野上找到的食物，就像孤島上的魯濱遜一樣，人人都必須經常不斷地同大自然作鬥爭，以便給自己縫製衣服，遮身蔽體，圍地築牆，修建房屋，烹製食物，一天兩次或三次吃飯充飢，給自己那些不能工作的老人和孩子吃飯充飢。
無論我們在什麼地方，什麼時代，什麼範圍內觀察人們的生活，無論在歐洲也好，中國也好，美國也好，俄國也好，無論我們考察的是整個人類還是它的某一小部分，是古時候的人也好，遊牧狀態的人也好，或者是我們這個有了蒸汽機、縫紉機、發達的農業和電照明的時代也好，我們都會看到同一種情形：人們不停地緊張地工作，卻無法給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和老人弄到衣食住所，而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因生活資料不足和為得到這些生活資料勞累過度而紛紛死亡。
無論我們生活在哪裡，只要我們在自己周圍畫一個十萬俄里或一千俄里或十俄里或一俄里的圓圈，並且看一看被我們的圓圈圍起來的那些人的生活，我們就會看到，在這個圓圈裡有許多發育不良的孩子，有許多老頭、老太婆、產婦、病人和身體虛弱的人，他們正在幹著力所不及的工作，又沒有足夠的食物和休息來維持生命，因此紛紛過早地死亡。我們會看到，有許多年富力強的人簡直就是被危險和有害的工作殺死的。
從有世界存在的時候起，我們就看見人們在極度緊張、匱乏和痛苦的狀態中與人類共同的貧困進行鬥爭而又無法戰勝這貧困。
此外我們還知道，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無論他生活在哪裡，無論他怎樣生活，他有意無意地總是每日每刻在自己身上耗費人類勞動的一部分產品。無論他生活在哪裡，無論他怎樣生活，房子、住所都不是自動從地上長出來的，木柴不會自動跑進他的火爐，水也不會自動流來，烤熟的麵包也不會自天而降，飯菜、衣服和鞋子也都同樣。而給他做了這一切的並不只是一些過去的人，已經死去的人。為他做了這些事，現在仍在為他做這些事的還有那樣一些人，其中成千上萬的人正在徒然的努力中憔悴和死去，這徒然的努力就是要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們掙得足夠的衣食住所，即能把自己和孩子們從苦難和夭折中拯救出來的生活資料。
所有的人都在和貧困作鬥爭。他們的鬥爭是那樣緊張，以至在他們身邊每一秒鐘都有他們的兄弟、父親、母親和孩子死去。人們在這個世界上，就像是在一艘進水而只有少量食物儲備的船上一樣，全都被上帝或者大自然放在這樣一個地位上，必須珍惜這點食物，必須不停地往外舀水。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只要一停止這種勞動，只要做出任何無益於共同事業的侵吞他人勞動的事，對我們本身和我們的弟兄來說都是致命的。
但究竟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即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多數有教養人士自己不做工，心安理得地侵吞他人的為生活所必需的勞動，卻認為這種生活是最自然、最合理的呢？
他們之所以能夠脫離大家都應該從事的十分自然的勞動，把它推給別人，並且還不認為自己是叛徒和竊賊，其原因只可能有兩種假設：第一，我們這些不參加共同勞動的人是些不同於做工的人的特殊人物，我們在社會上有特殊使命，就像雄蜂和蜂王有不同於工蜂的使命一樣；第二，我們這些脫離了生活鬥爭的人為其他人做的事情，對所有的人來說都那麼有用，想必可以贖回我們因加重別人的負擔而對他們造成的禍害。
以前，享用他人勞動的人曾經斷言：第一，他們是特殊血統的人；第二，上帝賦予他們關心別人的福利，也就是說管轄別人和教導別人的特殊使命。因此他們總是勸別人相信並且經常連自己也相信，他們做的事情對人民來說要比他們所享用的那些勞動更有用更重要。在人們還沒有懷疑神靈對人事的直接干預和血統區分的時候，這條辯護理由曾經是很充足的。自從有了基督教，自從有了從基督教產生的人人平等一致的意識，這條理由就不可能再採取原來的形式了。已經不能肯定地說，人們生來就有血統之分，尊卑之分，使命之分，因此這舊的理由雖說還有某些人支持，漸漸地還是銷聲匿跡，幾乎已不存在了。人有特殊血統的理由不存在了，但是脫離勞動並享有他人勞動這一事實本身，對於那些有權這樣做的人卻依然如故，為了解釋這一現存的事實，經常發明出許多新的理由，這些理由雖不承認人有特殊血統，但在它們的解釋之下，那些能夠勞動的人脫離勞動似乎是理所當然的。
這樣的理由已經發明出了很多。無論這會使人覺得多麼奇怪，一切在某個時期被稱之為科學的東西，一切構成科學之主導方針的東西，其主要的活動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尋覓這樣的理由。這是神學活動的目的，也是法學的目的，也是所謂的哲學的目的，最近（無論這對我們這些運用著這一理由的現代人來說顯得多麼奇怪）它還成了當代經驗科學的目的。
神學之全部精妙是設法證明某教會是基督的唯一真正的繼承人，因此唯有它才對人們的靈魂以及肉體有充分的無限的權力——這個目的就是神學活動的主導動機。
一切的法學，如國家法、刑事法、民事法、國際法等，也只具有這一使命。大部分哲學理論，尤其是統治了那麼長久的黑格爾理論及其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國家是個性完善的必然形式等觀點，也只具有這一目的。
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和由它產生的關於人類是一個機體的學說，達爾文關於似乎支配著生活的那個生存鬥爭規律的學說和由它產生的區分人種的學說，以及眼下十分得寵的人類學、生物學和社會學，全都只具有這一目的。所有這些科學都成了得寵的科學，因為它們全都為一些人脫離人皆應盡的勞動職責而侵吞另一些人的勞動這一現存事實提供理由。
所有這些理論向來是在祭司們的神秘殿堂里炮製出來，通過種種模糊含混的表達方式在人群中傳播而為人群所接受。正如古代，為教權和政權的暴力進行辯護的神學之全部精妙總是為祭司們所專有，而聲稱國王、僧侶和貴族的權力是神聖的那些既定結論，漸漸就被當做信仰在人群中流傳開來。後來所謂科學的哲學和法學的精妙之處，也是為科學的祭司們所專有，而被當做信仰在人群中流傳開來的也僅僅是聲稱社會結構應該像現在這樣並且不可能不是這樣的那些結論。
現在仍是如此，生活的規律和機體發展的規律僅僅在祭司的聖殿里細加研究，而被當做信仰在人群中流傳的結論卻聲稱勞動分工是一條為科學所證實的規律，並且認為一些人應該死於飢餓和勞作，另一些人應該永遠過節，而這一些人的死亡和另一些人的過節又應該是人類生活的一條無可置疑、必須服從的法則。為了給從事著形形色色活動的一切所謂有教養的人——從辦鐵路的人到作家和藝術家——的安逸生活進行辯護，時下流行的說法是：
我們這些卸脫了參加生存鬥爭這一全人類應盡職責的人，是在為進步服務，從而給全社會的人帶來好處，這個好處可以贖回因為消費人民的勞動而對人民造成的禍害。
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看來，這種辯護詞似乎完全不同於以前的不勞動者用來給自己辯解的那些道理，就像羅馬皇帝和羅馬公民關於有教養世界沒有他們就會滅亡的那番道理在他們看來似乎完全有別於埃及人和波斯人的道理，也像同一種道理在中世紀的騎士和僧侶看來似乎也完全有別於羅馬人的道理一樣。但這僅僅是似乎如此。只要深入研究一下我們這個時代的辯護詞的實質，就能確信裡面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它只是經過了一些改頭換面，內容還是原來的，因為它建立在原來的辯護詞的基礎之上。
為一個自己不做工而侵吞他人勞動的人所做的任何辯解，如法老和祭司們的辯解，羅馬和中世紀的皇帝及其公民——騎士、祭司和僧侶們的辯解，總是由兩個觀點構成：其一，我們占取庶民的勞動，因為我們是特殊人物，上帝指定我們來管轄庶民並且把上帝的真理教給他們；其二，我們帶給庶民福利，而應當向他們取得多少勞動，不可能由庶民來裁決，因為，正如法利賽人早已說過的那樣：「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詛的。」（《約翰福音》第七章第四十九節）人民不懂得什麼是他們的福利，因此不可能對此作出判斷。
我們時代的辯護詞雖然表面上顯得特別，實際上還是由那兩個基本觀點構成：其一，我們這些特殊的人，我們這些有教養的人在為進步和文明服務，從而給庶民帶來巨大的好處；其二，沒有受過教育的庶民不懂得我們帶給他們的好處，因此不可能對此作出判斷。
我們自己脫離了勞動，享用著他人的勞動，從而加重了我們的兄弟的負擔，但我們斷言，作為這一點的補償，我們給他們帶來極大的好處，而他們因為自己無知，卻不可能對此作出判斷。難道這不是一回事嗎？區別僅僅在於，以前是羅馬公民、祭司、騎士和貴族有權占有他人的勞動，現在是一個被稱為有教養的人的特殊種姓有權這樣做。
這是同樣的虛偽，因為這些為自己辯解的人有著同樣虛偽的地位。虛偽就虛偽在，某些人，如法老、祭司或我們這些有教養的人，在作出這番關於脫離勞動的人給人民帶來好處的議論之前，無論是法老還是我們，在作出議論之前本身已處在這種地位上，維護著這個地位，然後才給它想出一篇辯護詞。
正是一些人能對另一些人施加暴力的地位，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始終充當著一切的基礎。
我們的辯護詞和最古老的辯護詞的區別僅僅在於，我們的辯護詞更站不住腳。古代的那些皇帝和教皇們，如果本人相信並且人民也相信他們賦有天命的話，可以直截了當地解釋，為什麼應該享用他人勞動的人恰恰是他們。他們說，是上帝規定他們這樣做的，也是上帝指示他們把上帝啟示給他們的真理傳達給人民並且去管轄人民。而我們時代的這些四體不勤的有教養的人，既是承認了人與人的平等，就無法解釋，為什麼負有使命給人提供某種輕易可得的好處的幸運兒恰恰是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因為教育只有靠金錢——權力才能獲得），而不是那些為供養他們有可能受教育而成千上萬地死亡的千百萬人。
他們唯一的辯護詞就是，他們——現在的這一類人——雖因脫離勞動和侵吞人民的勞動而給人民帶來了惡，但作為補償，卻給人民帶來一種人民所無法了解的好處，這種好處可以贖回他們造成的全部禍害，雖然人民對這好處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