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 二十一

不足為奇的是,那些自古以來備受奴役的奴隸本身意識不到自己的地位,認為他們一向所處的奴隸地位是人類生活的自然條件,並把奴隸制形式的更換看做緩和。同樣不足為奇的是,奴隸主們有時也真誠地想要解放奴隸,雖然只是在一顆螺絲已經擰緊的時候旋鬆另一顆螺絲。雙方都習慣了自己的地位。奴隸一方因為不曾領略過自由,所尋求的僅僅是緩和抑或僅僅是奴隸制形式的更換。奴隸主一方因為希望掩飾自己的謊言,竭力賦予他們用來代替舊形式套在人們頭上的新形式的奴隸制以特殊意義。但令人驚奇的是,科學,所謂自由的科學,怎麼能在研究人民生活的經濟條件時不看到那個構成一切經濟條件的基礎的東西。科學的任務本來似乎應該是探索現象與現象的聯繫和一系列現象的共同原因。可是政治經濟學卻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拚命掩蓋現象之間的聯繫和諸現象的意義,拚命避免回答那些最簡單和最重要的問題。它就像一匹拖拖拉拉的懶馬,只有在沿坡而下無須負重的時候才能好好走路,但是一碰到需要負重的時候,就立即向一邊溜去,裝出一副需要走到邊上一個什麼地方去的樣子,好像有自己的事要做似的。科學只要一面臨嚴肅而重要的問題,就立即開始討論起種種與問題無關並且唯一目的就是把注意力從問題上引開的事情來。 你問:怎麼會產生這種不自然的、畸形的、非理性的、對人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的現象,即一些人若不遵循另一些人的意志就既不能吃飯也不能做工?科學板起面孔回答說:因為一些人支配著另一些人的工作和供養——生產的法則就是這樣。 你問:一些人占有另一些人的土地、食物和勞動工具所根據的所有權是什麼?科學板起面孔回答說:這種法權的基礎是保護自己的勞動,也就是說,保護一些人的勞動可以表現為侵占另一些人的勞動。 你問:政府亦即政權到處在鑄造和印製的、向做工的人強行搜颳得如此之多,並以國債形式向未來一代代做工的人徵收的金錢是什麼?你問:這些儘可能搜刮到最後限度的作為賦稅的金錢,會不會對繳稅金者的經濟關係產生影響呢?科學板起面孔回答說:金錢是一種和白糖、花布一樣的商品,它和其他商品的區別僅僅在於它更便於用來交換。而賦稅對人民的經濟條件也不會有絲毫影響,生產、交換和財富分配的法則是獨立存在的,賦稅也是獨立存在的。 你問:政府能夠按自己的意志抬高和降低價格,能夠提高賦稅以奴役一切沒有土地的人,這對經濟條件有沒有影響呢?科學板起面孔回答說:毫無影響!生產、交換和分配的法則是一門科學,即政治經濟學,而賦稅和一般的國家經濟事務是另一門科學,即財政法。 最後,你還看見全體人民淪為政府的奴隸,政府能按自己的意志使所有的人破產,奪取人們的全部勞動產品,甚至使人本身和勞動分離,使他們成為穿上士兵衣服的奴隸,於是你問:這種情況對經濟條件有沒有什麼影響呢?對於這個問題科學甚至不想費心回答:這完全是一種特殊的情形,這是國家法。科學鄭重其事地分析其全部行為、全部活動都取決於奴役者的意志的人民的經濟生活規律,認為奴役者的這種影響是人民生活的自然條件。科學的這種做法就像一個研究者研究各種主人手下的人身奴隸的經濟生活條件,卻不注意主人的意志對這些奴隸的生活的影響,雖然主人可以隨心所欲地迫使奴隸做這件工作或那件工作,可以隨心所欲地把奴隸從一個地方趕到另一個地方,隨心所欲地給他們飯吃或不給他們飯吃,殺死他們或留給他們一條活路。 這使人不由得要想,科學是因為愚蠢才這樣做。可是只要深入探究一下科學的地位就會相信,這不是出於愚蠢,而是出於明智。這種科學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的,並且竭力要達到這個目的。這個目的就是維護存在於人們中間的迷信和騙局,從而阻撓人類向著真理和幸福前進。很早就有,現在仍然有一種可怕的迷信,它給人們造成的禍害幾乎比最可怕的宗教迷信還要大。而所謂的科學正是竭盡全力地維護這種迷信。這種迷信和宗教迷信十分相似,它斷言人除了對人負有義務之外,還對一個想像出來的實體負有更為重要的義務。對於宗教來說,這個想像出來的實體是上帝,而對於各門政治學來說,這個想像出來的實體就是國家。 宗教迷信說,為想像出來的實體作出各種犧牲,有時甚至犧牲人的生命是必要的,可以並且應該用包括暴力在內的一切手段來使人們作出這些犧牲。政治迷信說,人除了對人負有義務之外,還對一個想像出來的實體負有更為重要的義務,因此為這想像出來的實體即國家作出種種犧牲(經常是犧牲人的生命)也是必要的,可以而且應該儘可能用一切包括暴力在內的手段來使人們作出這些犧牲。 正是這種以前由各種宗教的祭司們加以維護的迷信,現在由所謂的科學來維護了。 人們正在遭受一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殘酷的最可怕的奴役。但科學卻努力使人們相信這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國家有必要為人民的福利而存在,有必要執行自己的職能,即管轄人民,使人民免受敵人侵犯。為此,國家就需要金錢和軍隊。全體國民都應該交納金錢。因此人與人的一切關係都應放在國家組織的必要條件下加以觀察。 一個沒有學問的普通老百姓說:我想幫助父親干農活,我想娶親,可是人們把我抓到喀山去當六年兵。我退了伍,想去種地養家,可是只要我不繳納我所沒有的金錢的話,人家就禁止我在周圍一百俄里之內種地,而那些要我交錢給他們的人又不會種地,卻為一塊土地收那麼多的錢,弄得我只好把自己的全部勞動送給他們。但我畢竟還攢下幾個錢,想把自己的全部積餘留給孩子們。可是警察局長來找我,把這些積余作為稅錢奪走了。我又去掙錢,可我的一切又被奪走。我的全部經濟活動一總無遺地取決於國家的要求,因此我覺得,我和我的弟兄們的處境只有在把我們從國家的要求中解脫出來時才能改善。但是科學卻說,你們的看法來自你們的無知。去研究一下生產、交換和財富分配的法則吧,不要把經濟問題同國家問題混淆起來。你們所指出的那些現象並不是你們的自由受到壓制,而是你們和其他人為了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作出的必要犧牲。這個普通老百姓又說:但是抓走了我的一個兒子,還說等我把其他兒子盼大就要奪走我所有的兒子,他們被人用暴力拉走,趕到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地方去吃槍子兒,說是為了一些我們不可能明白的目的。可是要知道,不讓我們耕種我們缺了它就會餓死的土地,卻由一個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甚至弄不懂他有什麼用處的人霸占著。警察局長為了收齊稅款用暴力奪走了我那幾個孩子的母牛,而據我所知,這些稅款就是給這個搶我母牛的警察局長的,還有一些我不知道也不相信有什麼用處的委員會和內閣的大小成員。這些暴力怎麼會保障我的自由,這一切惡又怎麼會給我帶來福呢? 可以強迫一個人當奴隸並且去做他認為對自己有害的事,但是無法強迫他認為他在忍受暴力的時候還是自由的,認為他所忍受的那種明明白白的惡就是他的福。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可人們卻在我們這個時代藉助科學做到的正是這件事。 政府,即手持武器施行暴力的一群人,決定他們需要從那些承受他們的暴力的人那兒得到什麼東西。就像英國人對待斐濟人那樣,他們決定需要自己的奴隸做多少工,決定需要多少個助手來收取這些工作的成果,以士兵的形式、土地私有者的形式和收稅人的形式組織起自己的助手。於是奴隸獻出自己的勞動,同時還相信他們獻出勞動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主人要他們這樣干,而是因為對他們的自由和福利來說,為神靈和所謂「國家」效勞和流血犧牲是必要的,而除了為神靈效勞之外,他們還是自由的。他們相信這一點是因為過去宗教,即祭司們這樣說過,現在科學,即有學問的人也這樣說。但是只要不再盲目相信那些自稱為祭司或有學問的人說的話,就能清楚地看出這種結論的荒誕無稽。一些人對另一些人施行著暴力,卻要他們相信這種暴力是國家所必需的,而國家又是他們的自由和福利所必需的,結果強暴者對人們施行暴力是為了他們的自由,對人們作惡是為了給他們造福。 人之所以是有理性的生物,正因為能夠理解什麼是自己的福利並且能夠自由地造福。人們無法理解有什麼好處而經常是迫於暴力才去做的事情對他們來說不可能是福利,因為有理性的人只能把他的理性認為是福利的東西看做福利。如果說一些人因為情慾或者缺乏理智而迷戀於惡的話,那麼不這樣行事的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開導人們去做構成他們真正福利的事情。可以勸人們相信,如果他們全都去當兵,全都喪失土地並交出自己的全部勞動去納稅的話,他們的福利就會變得更多。但是只要所有的人都不認為這是自己的福利,因此也不樂意做這些事的話,就不可能稱這些事為人們的共同福利。一件事是不是福利,唯一的標誌就是看人們是不是自由地做這件事。這樣的事在人們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十個工匠為了在一起幹活置辦了一套制桶工具,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毫無疑問是做著一件對他們大家都有利的事。即使是想像也絕不可能想像出這十個工匠在用暴力迫使第十一個人加入他們的勞動組合之後還能斷言他們的共同福利對於第十一個人來說同樣是福利。老爺們也是這樣,他們可以請自己的隨便哪一位朋友吃飯,但他們也無法斷言,對於為這頓飯被他們用暴力奪走十個盧布的人來說這頓飯會是福利。農民也一樣,他們可以為自己的便利決定挖一個池塘。對於那些認為有這個池塘比起為它花費的勞動來福利更大的人來說,挖池塘將是他們的共同福利。但是對於一個認為這池塘的存在比起他所耽誤的收割莊稼一事福利較小的人來說,挖這個池塘就不可能是福利。人們修建道路也是一樣,教堂也好,博物館也好,形形色色的社會和國家的事務也好,都是一樣。所有這些事都跟為勞動組合買工具、老爺請客吃飯、莊稼漢挖池塘一樣,都只對那些認為它們是福利因而自由和樂意地去做這些事的人來說才能成為福利。而必須用強力驅趕人們去做的那些事恰恰由於使用暴力而不再成其為共同的事業和福利事業。 這一切是那麼清楚而簡單,倘不是人們很早就受了矇騙,根本不需要加以闡釋。 […………] 這就是阻撓人類向著真理和福利前進的主要的迷信和主要的騙局。支持這個迷信和這個騙局是一般政治學,尤其是所謂政治經濟學的目的。目的在於不讓人們看見他們所處的受壓迫、受奴役的地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是把制約著受奴役者的全部經濟生活的暴力說成一種自然和必然的東西,以此欺騙人,並且把人們的視線從他們受苦受難的真正原因上引開。 奴隸制早已開始消滅。它在羅馬、在美國和我國都已消滅,但消滅了的僅僅是名義,而非實質。奴隸制是一些人使自己擺脫為滿足自己的需求而必須付出的勞動,其手段是通過暴力把這個勞動轉移給他人。哪裡有一個人不是因為別人喜歡為他做工而不做工,而是他有可能自己不做工卻迫使別人為他做工,哪裡就有奴隸制。哪裡有一些人通過暴力享受著千萬人的勞動並認為這是自己的權利,另一些人卻向暴力屈服並承認這是自己的義務——就像所有歐洲社會的情況那樣,哪裡的奴隸制就達到了可怕的規模。 奴隸制依然存在。它究竟是什麼呢? 它一直是強者和手持武器者對弱者和手無寸鐵者施行的暴力,無此就不可能存在。 奴隸制及其對人身施以暴力的三種基本方式,即兵役、靠兵役支持的地租、給一切居民造成直接稅和間接稅而同樣靠兵役支持的貢賦,現在仍像以前一樣存在,我們只是看不見它而已,因為奴隸制這三種形式中的每一種都獲得了新的辯解,使我們看不見它的意義。手持武器者對手無寸鐵者的人身施行暴力在保衛祖國防止武裝敵人侵犯的名義下獲得了辯解。實際上這種暴力仍然只有一個古老的意義,即使被征服者向強暴者屈服。從在土地上勞動的人手裡奪取土地的暴力,在獎勵為虛構的共同福利效勞的名義下獲得了辯解,並且通過繼承法而得到了肯定。實際上呢,這種暴力仍然做著過去由軍隊(政權)來做的那種奪取人們的土地並且奴役人們的事。最後一種暴力,金錢暴力,亦即賦稅暴力,是當今最強大和最主要的暴力,它獲得了最為驚人的辯解:剝奪人們的財產、自由和他們的全部福利是為了自由和共同福利。實際上呢,這種暴力不是別的什麼東西,而恰恰就是奴隸制,只不過是一種非人身奴隸制而已。 哪裡有合法的暴力,哪裡就會有奴隸制。暴力表現為王公帶領親兵四處襲擊、殘殺婦孥和焚毀村落也好,表現為奴隸主向奴隸徵集勞力或抽取地租而碰到有人不交租就召來軍隊也好,表現為一些人向另一些人課以賦稅並手持武器四鄉巡視也好,表現為內務部通過省長和警察局長收斂金錢而碰到拒不納稅的情形就下達軍事命令也好——總之一句話,哪裡有刺刀支持的暴力,哪裡就不會有人與人之間的財富分配,財富就會全數流入強暴者的腰包。 喬治[20]關於土地國有化的方案精彩地表明了這一情形的真實性。喬治建議承認全部土地為國家財產,從而用地租來代替一切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稅收。也就是說,要使任何一個使用土地的人都付給國家土地租金。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土地奴隸制會在國家範圍內被全部消滅,就是說,土地將屬於國家:英國會有自己的土地,美國也會有自己的土地,等等,等等,也就是說,會出現一種由土地的使用量決定的奴隸制。 也許某些(務農的)勞工的處境會得到改善,但是只要還有強制徵收租稅的做法,奴隸制就還會存在。一個農民如遇歉收而無力繳納人們向他強行徵收的地租,要不失去一切,就須為了保住土地而去做有錢人的奴隸。 假如一隻木桶漏水,想必是有洞。我們看看桶底,可能會覺得水是從幾個洞裡流出來的。但是無論我們從外部堵塞多少個這些想像出來的漏洞,水還是會流出來。要讓桶不漏水,就應該找到水從桶里往外流的那個地方,從裡面把它堵住。人們建議用來制止不正確的財富分配,堵塞那些使人民的財富外流的漏洞的措施也是同樣。人們說:建立勞工團體吧,使資本變成公共財產吧,使土地變成國有財產吧。所有這一切僅僅是從外部堵塞那些我們覺得漏水的地方。要制止財富從勞工手裡外流到非勞工的手裡,就必須從內部找到造成這種外流的漏洞。這個漏洞就是手持武器者對手無寸鐵者施行的暴力,就是軍隊的暴力,通過這種暴力,人的自身脫離了勞動,土地脫離了人們,人們的勞動產品受到了搶奪。只要還有一個手持武器的人可以憑他得到承認的權利殺死任何一個別的人,就會有不正確的財富分配,即奴隸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