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 三

就在我從利亞平夜店回到家的當天晚上，我把自己的印象說給一位朋友聽了。這位朋友，一個城市居民，十分愉快地告訴我說，這是一種最自然不過的都市現象，只因為我自己土頭土腦，才這麼少見多怪。他說這種事情向來如此，將來也永遠如此，還說本來就應該如此，這是文明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倫敦的情形更糟呢……可見，這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好，對此不滿是不應該的。我開始反駁自己的朋友，但我的話說得那樣激烈，那樣憤怒，連妻子都從隔壁房間跑過來，問我們出了什麼事。原來我自己也沒有注意到，我竟連哭帶喊地朝我那位朋友揮舞兩手。我叫喊著說：「不能這樣生活，不能這樣生活！不能！」他們為我這種不必要的暴躁羞臊了我一番，說我根本不會平心靜氣地說話，說我的激憤令人不快。主要的是，他們向我證明，這樣一些不幸者的存在絕不應該成為毒化自己親友的生活的原因。 我必須承認，這話是有道理的，於是就沉默了。但在靈魂深處我覺得我是對的，因此又無法感到寬慰。 以前對於我就是陌生而奇怪的城市生活，現在更加使我厭惡，以至我原先當做快樂的奢侈生活的種種樂趣，現在對我來說成了痛苦。無論我怎樣想方設法從自己內心找出一點能為我們這種生活辯白的理由，我還是不能心安理得地面對自己的或別人的客廳、清潔而氣派的酒菜、輕便馬車、養得肥壯的車夫和馬匹、店鋪、劇院、俱樂部。我不能不看見，就在這一切的旁邊，有利亞平夜店裡的人在忍飢，挨凍，受辱。我不能擺脫一種想法，即這兩件事是有聯繫的，一件事是由另一件事產生的。我記得，我的這種負疚感一產生就始終留在我的心頭，不過很快又有另一種東西摻進這種感覺之中並且淹沒了它。 當我把我對利亞平夜店的印象說給我的好朋友和熟人聽的時候，他們給我的回答全都和我曾向他叫喊的那第一個朋友給的一樣。此外，他們還對我的善良和同情心大加讚揚，讓我明白，這種景象之所以對我產生非常特別的影響，僅僅是因為我，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是個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人。我也就十分樂意地相信了這一點。一眨眼的工夫，我起初體驗到的那種譴責和悔恨的感覺，就在我心裡變成了一種對自己的美德十分滿意的感覺和一種把這美德說給人們聽的願望。 我對自己說，的確，對此應負罪責的必定不是過著奢侈生活的我，而是各種必然的生活條件。要知道，改變我的生活並不能糾正我所看見的惡。我若改變自己的生活，只會使自己和自己的親人不幸，而那些人的不幸依然如故。 因此，我的任務並不像我起初以為的那樣是要改變自己的生活，而是盡我所能地促使那些引起我憐恤的不幸者的處境得到改善。問題全在於我是個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人，我希望為他人做好事。於是我開始考慮一個慈善活動的計劃，以便在這種活動中表現出自己的全部美德。然而應該說，就是在考慮這種慈善活動的時候，我的心靈深處總是覺得這不對頭。但是正像常有的情形那樣，理智和想像的活動在我身上壓下了這種良心的聲音。這時開始了人口調查。[4]我覺得這正是實施那種我想藉以表現自己的美德的慈善事業的手段。我知道莫斯科的許多慈善機關和團體，但在我看來，他們的全部活動比起我想乾的那番事業來是既虛偽，又渺小。我想出了這樣的點子：喚起富人對城市貧民的同情，收募錢財，徵集有志於促進這一事業的人員，借人口調查之便走訪所有的貧民窟，除進行人口調查工作之外，還要與不幸的人們交往，詳細了解他們的需要，用給他們錢，幫他們找工作，把他們送出莫斯科，安排孩子上學，安排老人進養老院和福利院等各種方式幫助他們。非但如此，我還想由參加這一事業的人組織一個常設團體，要它分管莫斯科的各個地區，留意不再讓貧窮和困苦孳生出來，要它經常在貧窮剛剛露頭的時候就把它消滅。它將履行的職責與其說是醫治城市的貧窮，不如說是預防城市的貧窮。我甚至已在想像，今後城裡不要說是乞丐，就連普通的窮人也不會有，這一切都將是我的功勞，我們富人在這之後就能心安理得地坐在自己的客廳里，吃有五道菜的飯，坐轎式馬車去戲院和俱樂部，再不必為我在利亞平夜店裡看見的那種景象感到難為情了。 我制定了這個計劃以後，寫了一篇有關的文章[5]。在把它送去付印之前，我找過許多熟人，希望得到他們的協助。對我在那一天見到的所有人（我特地去找了許多富人），我都說了幾乎和我後來寫在文章里的同樣的話，建議利用這次人口調查弄清莫斯科貧民的情況，用行動和錢財幫助他們，使莫斯科再不會有窮人，而我們富人就能心安理得地享受我們所習慣的安樂生活了。大家全都專心而嚴肅地聽我說話，雖然這樣，在他們身上還是發生了同樣的情況。只要聽眾一明白事情的關鍵，就都仿佛變得困窘和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他們仿佛覺得害臊，主要是為我害臊，因為我說的是蠢話，但又是一些他們怎麼也無法直截了當地說它是蠢話的那種蠢話。仿佛有一種外部的原因使他們不得不遷就我的這番蠢話。 「是啊，是啊！當然啦。這樣做是非常好的，」他們對我說，「自然，對這樣的事是不可能不表示同情的。不錯，你想出了一個好主意。我自己也這樣想過，但是……我們這兒的人一般都麻木不仁，恐怕很難指望會有多大成功……話說回來，從我這方面來說，當然，我還是很願意合作的。」 大家都對我說了這一類話。大家都表示贊成，但他們之所以贊成，我覺得不是因為我說服了他們，也不是因為他們自願，而是有一種不容他們不表示贊成的外部原因。我覺察到這一點，是因為在那些答應用金錢來提供合作的人中間，竟沒有一個是本人定出他打算捐獻的款額的，總是必須由我來確定這個數目，並且問他：「那麼我能指望您出三百盧布，還是二百盧布，還是一百盧布，還是二十五盧布呢？」沒有一個人掏錢。我注意到這一點，是因為當人們掏錢買他們自己想要的東西時，他們通常給錢給得很快。如果是訂薩拉·伯恩哈特[6]的包廂，為了穩妥起見，他們會立刻把錢塞到別人的手裡。可是在所有同意捐錢並表示了同情的人們中間，卻沒有一個人提議馬上付錢，他們只不過默認了我所定下的數目。在我那天晚上所到的最後一戶人家，我無意中碰上了一個很大的團體。這戶人家的女主人好幾年來一直從事著慈善事業。門口停著幾輛轎式馬車，前廳里坐著一些僕人，都穿著講究的鑲金邊制服。大客廳里有許多身穿華貴的衣服和佩戴華貴的首飾的太太小姐，她們圍坐在兩張桌子和好幾盞燈的四周，正在給一些小布娃娃穿衣服。有幾個青年男子也在這裡，伴在女士們身邊。這些女士製作的布娃娃想必是要拿去讓窮人抽彩的。 這間客廳和聚集在裡面的人的模樣令我感到極不愉快。且不說聚集在這裡的人家資都有幾百萬之多，且不說花費在衣服、花邊、青銅器、胸針、車輛、馬匹、鑲金邊制服和僕役這些上面的錢所生的利息都要比這些女士製作的東西多一百倍，單是那些開銷，即這些先生女士坐車上這兒來一次，他們的手套、內衣、車馬費，以及女主人的蠟燭、茶葉、砂糖、點心等所花掉的錢，就比這裡正在製作的東西多一百倍。我已領教過這一切，因此心裡十分清楚，我的事業是不會從這裡得到同情的。但我來這裡是為了提出自己的建議，因此無論這對於我有多難堪，我還是說了心裡想說的話（我說的話和我寫在文章里的幾乎完全一樣）。 在這些人中間有一位女士表示願意捐錢，她說，因為自己易動感情，無法親自前去看望窮人，但錢是可以給的。至於捐多少錢，什麼時候交錢，她卻沒有說。另一位女士和一位年輕人表示願意走訪窮人，但我沒有接受他們的提議。而我前來求助的那位主要人物則告訴我說，幫不了大忙，因為資金不足。而資金不足的原因是莫斯科的富人已經全都上了帳，從他們身上已經要走了能要的一切，這些慈善家們也已全都獲得了官職、獎章和其他各種榮譽，要使募捐成功，就需要向當局申請到一些新的榮譽，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但是非常難做到。 那一天，我回到家裡躺下睡覺的時候，不僅有一種我的設想將會完全落空的預感，而且還覺得可恥，意識到自己整整一天乾的都是非常可鄙可恥的事。但我沒有使這件事半途而廢。首先，事情已經開了頭，單是一種不正確的羞恥心也會使我不能就此罷手。其次，不但是這件事情的成功，致力於這件事本身就使我能夠繼續生活在我的生活條件中。然而失敗卻使我必須拋棄自己的生活去探索新的生活道路。那正是我無意之中害怕的。因此我沒有相信內心的聲音，繼續做那已經開了頭的事情。 我把文章送去付印以後，又在市議會上宣讀了它的校樣。我讀它的時候，臉紅得都流出了眼淚，而且結結巴巴起來，我覺得實在太難堪了。我看見所有的聽眾也都覺得難堪。當我讀完了文章，問人口調查的領導者們是否願意接受我的提議，留在各自的崗位上充當社會和窮人之間的中介時，全場報以一片令人難堪的沉默。後來有兩個很會說話的人發了言。他們的發言仿佛扭轉了由我的提議引起的難堪局面。他們表示和我有同感，但又指出，我這個得到眾人讚許的想法是無法實行的。大家這才鬆了口氣。可是後來，由於我仍然希望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分別去問那些領導者是否同意在人口調查的同時考察一下窮人的需要，並留在各自的崗位上充當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中介時，他們又都作難了。他們的眼睛似乎在對我說：真是的，別人因為尊敬你才給你打了圓場，可你又來了！他們臉上帶著這樣的表情，可是嘴裡卻對我表示同意，其中還有兩位就像商量過似的，用同樣的話分別對我說：「我們認為自己在道德上有義務這樣做。」我的意見對一些前來擔任人口統計員的大學生也產生了同樣的影響，我對他們說，我們在做人口調查的時候，除了人口調查的目的，還應當力求達到一個慈善的目的。當我們談到這一點的時候，我發現他們仿佛都不好意思看我的眼睛，就像是不好意思看一個說蠢話的好心人那樣。當我把文章交給報社的編輯時，我的文章對他也產生了同樣的影響。對我的兒子，對我的妻子，對各式各樣的人物都是這樣。大家不知道為什麼都覺得難堪，但又都覺得必須贊成這個想法。在贊成之後，他們大家又立即對事情能不能成功表示懷疑，不知道為什麼（但無一例外）還譴責我們這個社會和所有的人（他們自己顯然除外）麻木不仁，冷酷無情。 我在心靈深處始終覺得這一切都不對頭，都要落空。但文章已經發表了，我也就參加了人口調查。事情由我發端，現在它牽著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