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 二

當我和城裡的居民們談起這些城市貧民時，他們總是對我說：「啊！您看見的這些還不算什麼。您倒上希特羅夫市場去看看那兒的夜店。您在那兒會看見真正的『叫花子連』。」一個愛開玩笑的人還對我說，現在他們已不是「叫花子連」，而是「叫花子團」了，因為人數太多。這個愛開玩笑的人說得不錯，但是，如果他說現在莫斯科的這類人已不是連，也不是團，而是整整一支我想約有五萬人的大軍的話，他就說得更對了。一些城裡的老住戶向我說到城市貧民時，總是帶著幾分高興，好像為他們知道這事而在我面前感到自豪。我記得，當我在倫敦的時候，[2]那裡的老住戶在說到倫敦的貧民時也仿佛是在誇口。他們說，瞧，我們這兒就是這樣。 我很想見識一下我所聽說的這種赤貧狀況的全貌。我曾經幾次動身去希特羅夫市場，但每一次我都感到可怕和內疚。一個聲音說：「為什麼我要去看那些我幫不上忙的人的痛苦？」另一個聲音說：「既然你生活在這裡，看到了城市生活的全部迷人之處，那就也去看看這個吧。」 於是，在一八八三年的十二月，一個寒冷的颳風的日子裡，我到這個城市貧民的中心希特羅夫市場去了。那是一個平常的工作日，時間是下午三點多鐘。我才走到鹽庫街，就發現越來越多的人穿著一種不是自己的古怪的衣服和更加古怪的鞋子，越來越多的人帶著一種特別的不健康的臉色，主要是帶著一種為他們所特有的對周圍一切漠不關心的神情。穿著這麼一身不三不四的古怪衣服，他們卻走得十分自在，顯然根本不去想他們在旁人眼裡是什麼模樣。這些人全都朝一個方向走去。我不知路怎麼走，但也不問，就跟著他們來到了希特羅夫市場。市場上有一些同樣的女人，老老少少的，都穿著破破爛爛的長衫、大衣、短褂、靴子和套鞋，儘管穿得丑，卻照樣從容自在，有的坐在那裡做買賣，有的走來走去，相互謾罵。市場上人很少。顯然是已經收攤了，人們大多從市場邊上或穿過市場往山上去，全都朝著同一個方向走。我也跟了上去。越往前走，匯集到同一條路上的這類人就越是多。在穿過市場沿街而上的時候，我趕上了兩個女人，一個老，一個少。兩人都穿著一身破破爛爛的灰衣服。她們邊走邊談著一件事。 在每個該說的詞後面，她們總要再說上一兩個沒有用的，最猥褻的詞。她們並沒有喝醉，正在為什麼事情發愁，而那些迎面走來的，以及走在她們前面或後面的男人，卻對她們這種我聽起來希奇古怪的語言不加任何注意。看來這一帶的人向來就是這樣說話的。左邊有幾家私人開的夜店，有的人進去了，別的人繼續向前走。上山途中，我們來到街角一幢大房子跟前。和我同行的人多數在這幢房子門口停下來。在房前的人行道上，以及街上雪地里站著坐著的，全都是些這樣的人。大門的右邊是女人，左邊是男人。我從女人們身邊走過，又從男人們身邊走過（總共有好幾百人），在這條長龍的盡頭停步。這幢讓人們等在門口的大房子就是利亞平免費夜店。這群人是寄宿者，正等著開門。通常要到傍晚五點鐘才開門放人。幾乎所有那些被我趕上的人都是到這裡來投宿的。 我站在男隊的末尾。離我最近的一些人開始打量我，用目光追究著我的底細。他們身上的破衣爛裳是那樣五花八門，但他們投向我的一支支目光，表情卻完全一樣。所有的目光都流露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你，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要在這裡站在我們旁邊？你是誰？是一個想用我們的貧窮來取樂，打發自己的無聊，然後再折磨我們一番的得意的財主，還是一個不常有也不可能有的人——一個憐恤我們的人？每個人的臉上都在這樣問。他們不時瞟我一眼，一遇到我的目光，就轉過臉去。我想找個人說話，卻遲遲開不了口。但就在我們默默不語的時候，彼此的目光卻使我們接近了。儘管生活把我們遙遙隔開，但在兩三次交視之後，我們就感到了我們雙方都是人，因此也不再互相害怕了。站得靠我最近的是一個農民，臉龐浮腫，留一把紅褐色的大鬍子，身上穿一件滿是窟窿的長衣，光腳套著一雙歪歪斜斜的膠皮鞋。而那時卻是零下八度。當我第三次或第四次和他的目光相遇時，我覺得和他已是那麼親近，因此不再不好意思和他說話，而是不好意思不說話了。我問他從哪裡來。他很樂意地回答了我，也說起話來。其他人也走攏來了。他是斯摩棱斯克人，來莫斯科是為了找活兒謀生和納稅。「沒活兒干，」他說，「如今活兒全讓當兵的給奪走了。現在我就這樣流浪。說實在的，都兩天沒吃啦。」他一邊說，一邊怯生生地試圖笑一笑。有個賣蜜糖水的老兵就站在近旁。我喚他過來，讓他倒了一杯蜜糖水。那農民把滾燙的杯子捧在兩隻手裡，在喝之前，不肯把熱氣白白放跑，用杯子暖著兩手。他乘暖手的工夫對我敘說了自己的奇遇。這些奇遇，或者說奇遇的故事，幾乎全都一個樣：干過一陣零活兒，後來活幹完了，就在這裡的夜店中被人掏了錢包和車票。現在是出不了莫斯科了。他說，白天他在一些小酒館裡取暖，靠吃點雜食（酒館裡的碎麵包塊）填肚子。有時人家給他點吃的，有時卻趕他走。晚上就在這個利亞平夜店裡免費過夜。他單等警察來巡視，好把他作為無身份證者關進監獄，解押到居住地去。「聽說星期四會來巡視，」他說，「到時候就會抓人。但願能挨到星期四就好了。」（監獄和解送站對他來說就像是一片樂土） 在他說話的時候，人群里有兩三個人連聲稱是，說他們的處境也完全相同。 一個瘦削、蒼白的長鼻子青年，身上穿一件兩肩有洞的襯衣，頭上戴一頂掉了硬檐的制帽，側著身子從人群中向我擠過來。他不停地發抖，而且抖得很厲害，但努力對農民們的話不屑地冷笑，以為這樣會討得我的好，並且用兩隻眼睛盯著我。我也請他喝了一杯蜜糖水。他同樣捧著杯子用它暖手，但剛要開口說話，就被一個長鷹鉤鼻子、穿花布襯衣和坎肩，但沒有戴帽子的黑臉大漢推到一邊。鷹鉤鼻子也要一杯蜜糖水。接著是個細長條子的老頭，留一撮山羊鬍子，穿長大衣，腰裡束著根繩子，腳下是樹皮鞋，喝得醉醺醺的。接著又是個小個子，浮腫的臉，眼裡不停地流淚，穿一件褐色的粗布上衣，從他那條夏天穿的單褲的窟窿里，兩隻光光的膝蓋很難看地鼓了出來，因為打哆嗦而不斷地互相撞擊。他由於哆嗦沒能拿住杯子，把水灑到了身上。大夥紛紛罵他，而他只是可憐地強笑，繼續打著哆嗦。再接下去是個獨眼的殘疾人，裹著一身破布，赤腳穿一雙破鞋。往下輪到的是個當過軍官的，再往下是個任過神職的，然後是個臉相古怪的沒有鼻子的——所有這些又飢又冷、苦苦哀求而又恭恭順順的人都擁擠在我的周圍，猶豫不決地想討一杯蜜糖水喝。他們都喝到了蜜糖水。有個人向我要錢，我給了他。第二個、第三個也伸手要，一大群人把我包圍住了。一片混亂和擁擠。鄰屋的管院人為把這群人從他屋前的人行道上趕走，朝他們大喝了一聲，這群人就乖乖地執行了他的命令。人群中出現了幾個管理員，把我保護起來，想把我從擁擠的人堆里拉出去，可是先前沿著人行道排隊的人，現在整個亂了，全都向我擠攏來。所有的人都看著我，向我伸出了手。他們的臉一張比一張更可憐，更疲憊，更屈辱。我帶著的錢不多，約有二十盧布樣子。我把身上所有的錢都分光後，就和人群一起走進了夜店。 這個夜店相當大，由四個部分組成。上兩層住男人，下兩層住女人。我先走進女人住的地方。整個大房間裡排滿了床，很像是火車三等廂里的鋪位。這些床鋪分成兩層——上鋪和下鋪。許多模樣古怪而穿著同一類破衣爛衫的女人，有老有少，走進房間，各自占好了鋪位，有的睡上鋪，有的睡下鋪。一些老婦人畫著十字，為當年蓋下這幢棲身之所的人做著祈禱，另一些人卻在嬉笑和罵人。我走上樓去。那裡的男人也同樣占好了鋪位。我在他們中間認出了一個我曾給過錢的人。一看見他，我突然覺得萬分羞愧，就趕緊抽身走開。我懷著一種犯了罪的感覺離開了這幢房子，步行回家。到了家裡，我踩著樓梯上鋪的氈毯走進前廳，那裡的地板上包著一層呢子，我脫去皮大衣，坐下來吃了一頓有五道菜的飯，由兩個身穿燕尾服並戴著白領結和白手套的僕人服侍。 三十年前，我在巴黎見過人們當著幾千個目擊者的面用斷頭機砍掉了一個人的腦袋。[3]我知道那個人是個可怕的惡棍。我也知道千百年來人們為給這種行為辯白而寫下的所有那些理論。我還知道人們是故意地、自覺地這麼幹的。可是在腦袋和身體分家並落進了木箱的那一刻，我還是驚叫了一聲，並且不是用頭腦，不是用心靈，而是用我的整個生命懂得了，我聽到過的關於死刑的一切都是邪惡的胡說八道；懂得了，無論有多少人為了殺人而聚集在一起，無論他們把自己稱做什麼，殺人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惡，而剛才就是在我眼前發生了一起這樣的罪惡。我因為自己在場袖手旁觀而贊成了這起罪惡，參與了這起罪惡。現在也是同樣，看見成千的人在挨餓，挨凍，受辱，我不是用頭腦，不是用心靈，而是用我的整個生命懂得了，當莫斯科有幾萬個這樣的人存在的時候，我和另外成千上萬的人卻在大吃裡脊肉和鱘魚肉，用呢絨氈毯蓋馬匹和鋪地板，無論世界上一切有學問的人怎樣告訴我說，這樣的事是多麼必要，我還是懂得了，這就是犯罪，並且不是一次性的犯罪，而是經常不斷地犯罪。我還懂得了，過著這種奢侈生活的我不但是罪行的縱容者，而且還是罪行的直接參與者。對我來說，這兩次印象的區別僅僅是，在那裡我所能做的只是對那些站在斷頭機旁邊主使殺人的兇手們喊叫，說他們是在作惡，並努力使出一切手段去阻撓他們。但即使我那樣做，也能預先知道，我的行為阻撓不了殺人。而在這裡，我能給予的就不僅僅是蜜糖水和隨身帶著的一些零錢，我還能奉獻出自己身上的大衣和家中所有的一切。可是我沒有這樣做，因此當時我覺得，現在也覺得，並且還將不斷地覺得自己是這種經常不斷地犯罪的參與者，只要我有多餘的食物，而另一個人完全沒有食物，我有兩件衣服，而別人連一件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