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短篇小說集 · 紀念希加耶夫

列昂尼德·伊萬諾維奇·希加耶夫逝世……俄羅斯訃告中常常出現的省略號，肯定代表詞語的蹤跡。這些詞語踮著腳尖畢恭畢敬地排成一列縱隊離去了，把它們的足跡留在了大理石墓碑上……不過，我還是想打破這死一般的寂靜。請允許我……只是些零零散散、混亂無序、基本上沒有必要的回憶……不過說說沒關係。他和我相識於大約十一年前，那對我來說正是多災多難的一年，事實上我當時已經瀕臨崩潰了。你可以想像一下，一個年輕人，還非常年輕，整日孤單無助，懷著一顆永久受傷的心靈（它就像傷口處裸露的肉，輕輕碰一下都不行），無法承受悲傷的愛情帶來的陣陣劇痛……恕我冒昧，我就先從這事說起吧。 那個身材瘦弱、留著短髮的德國姑娘其實本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那時每當看到她，看到她那曬得黝黑的面頰，看到她那滿頭濃密的金髮，尤其是看到她那泛著金黃和橄欖色的光滑閃亮的髮捲從頭頂側垂到脖頸時，我都忍不住想溫柔地大喊幾聲。我那一腔柔情不願就這樣簡簡單單、舒舒服服地待在我心裡，執意要破門而出，結果卻偏偏塞在門縫中，既不得入，亦不得出——塊頭大，卻很脆弱，對任何人毫無用處，對那個姑娘來說最沒有用處。長話短說，我發現她背著我每周都在她家和一個受人尊敬的有婦之夫鬼混一次。順便說一下，那個人是個一絲不苟的人，走到哪裡都會自帶鞋撐。這一切都隨著我狠狠地打了她一記可怕的耳光而結束了。那耳光如馬戲團閃亮登場般在她耳邊炸開，她倒在那裡蜷縮成一團，眼睛透過攤開的手指縫隙亮閃閃地看著我——現在想來，還算開心。我不假思索地想要找件什麼東西朝她扔過去，結果看到了復活節時我送給她的那個瓷糖罐，於是我拿起糖罐夾在腋下，砰的一聲摔門而去。 一條腳註：這只是我想像中和她分手的眾多場景之一。當我酩酊大醉、頭腦發熱時，我想像過很多這種根本不可能發生的場景。一會兒想像著痛痛快快地扇她一耳光該是多麼心滿意足，一會兒想像著用一把舊帕爾貝盧姆手槍打死她和我自己，或者打死她和那個有婦之夫，或者只打死她，或者只打死我自己，然後，終於是冰冷的諷刺，崇高的悲哀，沉默——唉，事情的發展有諸多可能，而我早已忘了實際情況是怎樣的。 我那時的房東是一個體格健壯的柏林人，卻常年患有癤瘡病：脖子後面貼著一塊令人噁心的粉色橡皮膏藥，上面還有三個整整齊齊的孔眼——可能是為了透氣，要麼是為了放膿。我在一家流亡人士出版社工作，老闆看起來無精打采的，實際上都是狡猾的騙子。普通人一見他們，胸口就會陣陣發緊，如同爬上了高聳入雲的峰頂一般。我開始遲到（他們稱之為「系統性遲到」）、曠工，或者我人雖到了，他們卻不得不打發我回家，這樣我們的關係就變得水火不容了。在幾個人的通力合作下——簿記員和一個拿著手稿進來的陌生人——我終於被解僱了。 我那可憐、可悲的青春！往事歷歷，如在眼前：月租五美元的寒酸小房間，牆紙上醜陋的小花朵，難看的電燈吊在繩上，裸露的燈泡發出慘白的光，有時一直亮到天明。我在這裡活得如此悽慘，如此狼狽，可憐到了極點。這四壁之內，到現在一定還充滿著霉運和瘋狂！真是難以想像，在我離開之後，會有個快樂的傢伙住在那裡，還能吹著口哨，哼著小曲過日子。時光荏苒，轉眼十年，可現在我依然能夠清晰地回想起那時的我：一個臉色蒼白的小伙子坐在微微泛光的鏡子前，額頭髮青，鬍鬚黝黑。他穿一件破舊的襯衫，縱情狂飲著廉價的酒，和鏡中自己的影子碰杯。往事不堪回首！我不僅對世上任何人沒有用處，也想像不出在什麼情況下還會有人給我一丁點的在乎。 由於長時間持續不斷地一個人喝悶酒，我的視覺也變得粗俗不堪，出現了典型的俄國人式的幻覺：我開始看見鬼了。每天晚上，當我從白日夢中醒來，打開那盞可憐的燈去驅除早已吞沒了我的暮色時，我就會看到鬼。是的，我確確實實看到了鬼，甚至比眼下看到我這雙不停抖動的手還要真實。那些寶貝闖了進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甚至習慣了它們的存在，因為它們不怎麼折騰。它們身材矮小，卻十分肥胖，像超大號的蟾蜍那樣大小——一些小怪物，舉止安靜，行動遲緩，皮膚黝黑，身上或多或少地長著疣。它們行動的樣子與其說是在走，不如說是在爬。然而，它們貌似笨拙，實則難以捕捉。我記得曾買過一條打狗的鞭子，待到它們在我的桌子上越聚越多時，就試圖狠狠抽它們一頓，但它們奇蹟般地躲開了我的抽打。我揮鞭再抽，卻見離我最近的那個鬼眼睛狡猾地轉動一下，一閃身就躲過去了，活像一條緊張的狗，守著一點誘人的糞便，趕也趕不走一般。其他的鬼拖著後腿散去了。我擦除濺在桌上的墨水，扶起一張倒掉的畫像，這時它們再次悄然而來，聚集在一起。一般來說，它們最喜歡聚在我那張寫字檯的附近。它們在桌底下現出身形，然後悠哉游哉地沿著桌子腿往上爬。它們黏黏的肚子拍打著木頭，劈啪作響，那姿勢頗似攀爬桅杆的水手。我曾試著用凡士林塗抹它們攀爬的路線，但並不管用。有時我碰巧看到個特別招打的小渾蛋正專心致志地往上爬，就一鞭抽下去，要麼拿鞋子拍下去。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它才撲通一聲掉到地上，像個肥胖的蟾蜍一般。可是不一會兒，它又出現了，正從另一個角落往上爬。由於全身發力，它那紫色的舌頭也伸了出來。一到桌面上，它就加入到同伴中去了。這些多得數不勝數的東西，乍看之下，還和我有幾分相似：同樣的矮小、黝黑，都有著肥胖和藹的面龐。它們時常五六個一群，聚在桌上。有的坐在各種文件上，有的坐在一本普希金詩集上，神情漠然地注視著我。其中一個用腳撓了撓耳後，長長的爪子發出刺耳的刮擦聲，然後便一動不動，全然忘了一條腿還在半空中。另外一個則別彆扭扭地靠在同伴身上打瞌睡。它的同伴讓它擠著了，本身也有不是之處：這些兩棲動物本就不懂得相互體貼，長得越大，應對複雜形勢的能力也就越差。漸漸地，我能把它們一一區分開來了。我現在想起來了，我還根據它們與我認識的人或是各種動物的相似之處給它們取了名字。它們中大一點的和小一點的都好認出來（不過基本上都長得很小巧），有些長得難看，其他的外貌尚可接受。有些身上有腫塊或瘤子，其他的則十分光滑。有個別的還有互相吐口水的習慣。有一次它們帶來一個新成員，是一個變種：遍身灰色，眼睛就像是紅魚子醬的顆粒。它看起來昏昏欲睡，無精打采，慢吞吞地往上爬。如果竭盡全力，集中意志，我可以暫且阻止這種幻覺。但那麼用力很痛苦，仿佛我全身是一塊磁鐵，硬要抗拒一個可怕的鐵疙瘩。而我別無選擇，只好放棄，輕輕地一點一點散了定力，於是幻覺再次出現，而且越發細緻真實，恍若身臨其境一般。這時我就感到非常放鬆，其實只是假象而已——絕望的放鬆，唉——當我放棄定力，任憑幻覺再次出現時，那些又冷又濕的厚皮傢伙也就再次出現，對著我坐在桌子上。我不僅嘗試用打狗的鞭子抽它們，還使用了一種久負盛名的方法。如今看來，是我使用不當，尤其不當的是，我想必用錯了地方，完全用錯了地方。不過，第一次使用時，這個方法還是管用的：我做了一個指頭合攏的手勢，是某個宗教聖禮的手勢，不慌不忙地在這群密集的鬼魂上方幾英寸處緩緩掠過。這手勢從它們身上壓過，如同滾燙的烙鐵，發出燒灼汁液的嘶嘶之聲，痛快，也刺耳。就這樣燒得這些無賴蠕動著四散奔逃，撲通撲通地紛紛墜地。可是當我用這個辦法對付新聚起來的一群時，效果就不顯著了，到後來根本不管用了，也就是說，它們很快就產生了免疫力……真是無可奈何啊！我大笑一聲——除了笑我還能做什麼呢？——又大喊一聲「Tfoo！」（順便說一下，這個感嘆詞是從俄語的「魔鬼」一詞里借來的，相當於德語的「Teufel」），然後就和衣睡了（當然，我睡在被單外面，生怕和那些討厭的傢伙同床共枕）。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如果這還能稱之為過日子的話——真不是人過的日子，而是一團永不散去的迷霧——我一覺醒來後，卻發現自己滾到了地板上，和健壯的房東扭打在一起，家具亂成了一團糟。我拚命一撲，終於掙脫開來，衝出房間，跑到樓梯上。接下來我唯一記得的就是我走在大街上，渾身發抖，衣衫不整，手指上還粘著一塊骯髒的外國膏藥。我全身疼痛，腦子裡嗡嗡作響，但人卻十分清醒。 就是在那段艱難日子裡，列昂尼德·伊萬諾維奇照顧了我。「老兄，你怎麼了？」（我們那時彼此有了點了解，他一直在編一本俄德技術術語袖珍詞典，經常光顧我工作的辦公室。）「等一下，老兄，你看你都成什麼樣子了。」就在那個拐角處（他剛從一個熟食店走出來，公文包里裝著買好的晚飯），我放聲大哭起來。列昂尼德·伊萬諾維奇一言未發，把我帶到了他的住處。他把我安頓在沙發上，給我吃了些肝泥香腸，喝了些牛肉湯，往我身上蓋了一件棉大衣，大衣的俄國羔皮領已經破損了。我又是抖，又是哭，後來就睡著了。 簡言之，我在他的小公寓裡住了兩個星期，就在沙發上對付著睡。之後我租了他隔壁的房間，兩人每天都能見面。然而，誰會想到我倆有什麼共同之處呢？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我們都是截然不同的！他的年齡幾乎是我的兩倍；他踏實可靠，溫文爾雅；他身材魁梧，總是穿著一身燕尾服，整潔而簡樸，就像我們流亡者中大多數井井有條的老單身漢一樣。值得好好看看，尤其是值得好好聽聽，他是如何在清晨一絲不苟、有條不紊地刷他的褲子的。那刷褲子的聲音在我的記憶中印象極其深刻，如今與他密不可分了——尤其是刷子的節奏和刮刮停停的動靜：只要懷疑有不乾淨之處，就停下刷子，用指甲輕輕刮一刮，或是拿到燈下細細查看。唉，這些「不明不白的污點」（他的說法），讓天空的蔚藍色在膝蓋處閃爍，拿起來刮刮，不明不白的污點就不明不白地淨化了！ 他的住房儘管寒酸簡陋，但卻樸素整潔。他總是用一個橡皮圖章（橡皮圖章！）在信件中印上他的地址和電話號碼。他知道怎麼做botviniya，就是一種用甜菜做的冷湯。他會連續幾個小時向別人展示一件他認為是天才作品的小飾品，比如一個新奇的袖口鏈扣，或是叫賣小販花言巧語推銷給他的一個打火機（列昂尼德·伊萬諾維奇本人倒是不抽菸的）。要麼展示他的寵物：三隻脖子像老太太般皺巴巴的小烏龜。其中一隻總是喜歡繞著桌邊爬，好似一個跛子在匆匆行走，以為它走的是一條通向遙遙遠方的直路，我眼看著它從桌邊掉下來摔死了。還有件東西我記憶猶新：他的床就像監獄小床一般平整，床上方的牆上掛著兩幅石版畫：一幅是從亞歷山大凱旋柱上鳥瞰的涅瓦河風景，另一幅則是亞歷山大一世的肖像。這是在他一度懷念帝國時代時偶然買到的，他一直認為這種懷舊情緒和對故鄉的懷念是截然不同的。 列昂尼德·伊萬諾維奇毫無幽默感，他對藝術、文學，還有如今大家都知道的自然常識，一概不感興趣。比如說，談話碰巧轉向了詩歌，他只能貢獻一句這樣的話：「不，隨你怎麼說，但萊蒙托夫總比普希金離我們更近些。」我纏著要他引用哪怕一句萊蒙托夫的詩行時，他就絞盡腦汁地想，結果想出來的卻是魯賓斯坦的歌劇《惡魔》，要麼答道：「很久沒有再讀他了，『一切都是昔日輝煌』，隨你怎麼說，親愛的維克多，讓我一個人待會兒吧。」順便說一句，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他這句話恰好引自普希金的《魯斯蘭與柳德米拉》。 在夏季的周日，他總是去鎮外遊玩。他對柏林市郊了如指掌，並為自己熟知那些別人不知道的「精彩景點」而頗為得意。這是一種純粹的自得其樂，或許和收藏家的快樂差不多，又或許和古玩業餘愛好者的快樂差不多。否則，就很難理解他為什麼要這麼做：煞費苦心的路線設計，花樣百出的交通方式（去時坐火車，回時坐汽船，接著坐巴士，一趟下來也花錢不多，誰都不知道，就連德國人也不知道可以如此便宜）。不過，當他和我最終來到樹林中時，他卻分不清蜜蜂和大黃蜂，也分不清榿木和榛木。他只是例行公事似的大體一看：綠色的植物，晴朗的天氣，長有羽毛的鳥，小蟲子。當鄉下長大的我純粹為了好玩而說起我們周圍的植物群跟俄羅斯中部森林的不同時，還惹得他生了氣。他覺得，眼前的植物和俄國的森林沒有什麼重大區別，只是見景生情才覺得二者大有區別。 他喜歡舒展身子躺在樹蔭下的草坪上，用右肘撐起身體，然後開始滔滔不絕地談論國際形勢，或者講他兄弟彼得的故事。顯然，彼得是一個多事的傢伙——他喜歡女人，喜歡音樂，愛打架。很久以前的一個夏日晚上，他淹死在第聶伯河裡——真是個轟動一時的結局。這個故事由親愛的老列昂尼德·伊萬諾維奇講出來，就變得索然無味。他講得那麼認真細緻，那麼面面俱到，以至於有一次在樹林裡休息時，他突然面帶微笑地問道：「彼得有次騎了村里牧師的母山羊，這故事我可曾跟你講過？」我一聽都要哭喊起來：「聽過，聽過，你早就說過了，現在就饒了我吧！」 可惜如今再也聽不到他那又臭又長的故事了，再也看不到他那茫然卻又和善的眼神了，再也看不到他發紅的禿頂和日漸花白的雙鬢了。如果他的一切都是那麼無趣，他如此迷人的秘密又在哪裡？為什麼每個人都那麼喜歡他，為什麼大家都對他依依不捨？他做了什麼而如此受人喜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那些他不在我身邊的早晨，我常會感到不安。有時候他去社會科學院（他在那裡專心研讀《經濟世界》的合訂本，用工整而秀氣的字體抄下他認為重要的、最值得注意的段落），有時候又會上門做俄語家教。他一直在給一對老夫妻和他們的女婿教俄語，和他們的交往使他對德國人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很多誤解——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也是世上最不被注意的群體）認為自己對德國人的生活方式最有發言權。對，我會感到不安，好像我早就有不祥之感，預料到他會在布拉格的街上突然心臟衰竭而死。儘管當初得到布拉格的那份工作時，他曾是那麼快樂，笑得那麼開心。給他送行那天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想想看，一個人終於有了機會去講授他最喜歡的課程，那該是多麼快樂啊！他給我留下了一堆舊雜誌（若論過期之快，塵封之久，沒有什麼比得上蘇聯的雜誌），留下了他的鞋撐（好像我命中注定躲不開鞋撐），還留下了一支嶄新的鋼筆（那是留作紀念的）。他走後還是很關心我，後來當我們的通信漸漸減少、終至停止時，生活又一次陷入了深沉的黑暗之中——黑暗中成千上萬的人在哀號，我好像不大可能從中逃出——我知道，列昂尼德·伊萬諾維奇一直沒有忘記我，一直在打聽我，盡力給我些間接的幫助。他是在一個美麗的夏日裡走的，給他送別的人情不自禁，淚如泉湧。一個近視眼的猶太女孩，戴著長腿眼鏡和白手套，捧來一大束罌粟花和矢車菊，列昂尼德·伊萬諾維奇笨拙地聞著花香，滿臉笑容。我當時是否意識到這有可能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呢？ 當然我是意識到了的。我當時確確實實想到了這一點：對，我是來見你最後一面的。事實上，我從來都是這麼個想法，對每件事情，對每個人。有些東西，有些人，我痛苦地、簡短地、瘋狂地向他們致意，他們往往不理不睬，我就不斷地和這樣的人和事告別，一輩子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