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短篇小說集 · 助理製片人
一
什麼意思?唉,只因生活往往不過如此——一個助理製片人而已。今晚我們就去看電影。回到三十年代,再往前回到二十年代。拐過街角,到老歐洲電影院。她是位著名歌星。不唱歌劇,就連《鄉村騎士》也不唱,不唱那類東西。「斯拉夫斯卡」——這是法國人給她起的名。風格:十分之一的茨岡人,七分之一的俄國村姑(她原來的出身),九分之五的通俗流行——我所謂的通俗流行,是一種大雜燴,既有編造的民間故事,也有軍事情節劇,還有官方愛國宣傳。剩下不多的一點空白,似乎足以用來代表她奇妙歌喉的實質華彩。
她的這種風格來自俄羅斯的最中心地帶,那地方從地理上看至少是俄羅斯的中心。漸漸傳到了大城市,像莫斯科、聖彼得堡等,也傳到了沙皇周圍,沙皇圈子對這種風格特別欣賞。費奧多·夏里亞平(1)的更衣室里掛著一張她的照片:俄羅斯風格的珍珠頭飾,一手托腮,豐滿的唇間牙齒閃亮,一行笨拙潦草的大字橫穿照片,寫的是「費兄留念」。大家排起了長隊,等售票房開門,片片雪花在花邊融化之前展現出複雜的對稱性,輕輕地落在排隊人的肩上,衣袖上,鬍鬚上,帽子上。直至去世,她始終把沙皇皇后給她的一塊特殊獎牌和一枚碩大的胸針奉為至寶,超過所有東西——也許是假裝如此。這兩樣東西來自一家財源廣進的珠寶店,這家店生意興隆靠的是逢年過節向沙皇夫婦呈獻某樣標誌著沙俄大帝國的禮品(價值一年高過一年)。要麼是一大塊紫水晶,頂上擱著一輛鑲滿紅寶石的青銅三駕馬車,宛如諾亞方舟擱淺在亞拉臘山上;要麼是一個西瓜大小的水晶球,上面立著一隻金鷹,嵌著方鑽的鷹眼酷似拉斯普廷的雙眼(多年之後,一些象徵意義弱一點的同類禮品被蘇聯政府當作自己藝術繁榮的樣品在世界博覽會上展出)。
假如當年的形勢就如當時那樣發展下去,她今晚可能依然在某個有中央暖氣系統的貴族廳演唱,或在皇村演唱,我則會在草原之母西伯利亞的某個僻遠角落關掉她的廣播歌聲。然而命運拐錯了彎。革命一爆發,「紅白戰爭」接踵而至,她狡黠的農家頭腦便選擇了比較實際的黨派。
電影上助理製片人的名字淡出後,可以看到鬼魅一般的哥薩克人騎在鬼魅一般的馬上衝鋒而來,鬼魅一般地多。然後出現了衣著整潔的戈盧布科夫將軍,正用一副歌劇望遠鏡懶懶地查看戰場。想當年電影和我們都還年輕,我們通常看到的正是被視線整整齊齊框在兩個圓圈裡的東西。如今不是這樣的了。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戈盧布科夫將軍,全身的懶散突然消失,飛身上馬,在後腿直立起來的馬背上高聳入雲地閃現了一下,然後火箭一般沖入瘋狂的廝殺中去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藝術光譜中的紅外線:沒有機關槍答答答的反射,遠方卻傳來了女人的歌聲。歌聲越來越近,最終蓋過了所有聲音。美妙的女低音擴展成音樂指導在他資料中找得到的任何俄羅斯風格的曲調。是誰在帶領這支紅外線里的紅軍?原來是個女人。那支訓練有素的獨特部隊里有個唱歌的幽靈。她一馬當先,踏著苜蓿草,高唱著她那首「伏爾加——伏爾加」的歌。衣冠楚楚而又英勇無畏的戈盧布科夫居高臨下(現在我們知道他剛才望見什麼了),雖然身受幾處傷,仍能將她一把擄上馬來。她性感迷人地掙扎著,被遠遠帶走了。
說也奇怪,這麼個濫劇本也居然真的上演了。我本人就至少認識兩名目擊此事的可靠證人。歷史的哨兵也毫不盤查,就將它順利放行。不久我們便發現,她以黝黑豐滿的美貌和狂野的歌曲讓軍官俱樂部為之瘋狂。她是個多情的美女(2),身上有股那個無情的綠妖女路易絲·馮·倫茨所缺乏的衝擊力。自從她在戈盧布科夫將軍大營中神奇地出現後,白軍便全面敗退。也正是因為有了她,敗退才變得甜蜜。我們瞥見陰沉的一瞬,是渡鴉,還是烏鴉,反正是見得著的鳥,在暮色中盤旋,緩緩降落在一片屍體橫陳的平原上,大概在文圖拉縣什麼地方。一名白軍士兵死去的手中仍握著一枚胸墜,上面有他母親的臉。附近一名紅軍士兵碎裂的胸膛上躺著一封家書,同樣一個老太太閃現在已經模糊的字裡行間。
接著,以慣用的對比方式,強烈的音樂和歌聲「啪」地爆發出來,配著拍手打出的音樂節拍,穿著靴子的腳也踏著節拍,我們看見戈盧布科夫將軍的手下正在狂歡作樂——一名體態柔軟的喬治亞人拿著一柄匕首跳舞,銅茶壺上自覺地映出一張張扭曲的臉。斯拉夫斯卡頭往後仰,發出嘶啞的笑聲,部隊中的那個胖子已喝得昏了頭,鬆開了緊扣的衣領,噘起油膩的嘴唇,想來一個野蠻的吻。他一彎腰撲向桌子對面(鏡頭一個特寫,一隻翻倒的玻璃杯),要抱住什麼——卻撲了個空,原來精瘦的戈盧布科夫將軍異常清醒,已經巧妙地將她拉到一邊。這時他二人站在大夥面前,他用冷靜清晰的聲調宣布:「先生們,我要向大家介紹一下我的新娘」——接下來大家驚得鴉雀無聲,外面一顆流彈碰巧擊碎了青色黎明的窗玻璃,屋裡這才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向這對魅力無限的新人道賀。
毫無疑問,她被擄一事,不完全是樁偶然事件。製片廠是嚴禁非決定論的。更無疑問的是,大逃亡一開始,他們和大家一樣,經西魯克茲街到莫茨街,再到伏吉拉爾街,(3)一路上將軍和他的夫人已經形成了同一個團隊,同一首歌,同一個密碼。自然而然,他成了「白盟」(白軍戰士聯盟)的一員干將,四處奔走,為俄羅斯小伙組織軍事課程,安排慰問音樂會,尋找兵營安置窮人,排解當地糾紛,而且做了這麼多好事卻不出風頭。我以為這麼做在某些方面是有用的。說來不巧,那個「白盟」為了保持精神上的優勢,始終不能與海外的保皇黨劃清界線,也不能像流亡的知識分子那樣體會到那些荒唐而邪惡的組織中存在著可怕的暴力傾向,希特勒主義盛行。每當美國人出於好意問我認不認識迷人的某某上校,或顯赫的奇科夫斯基老伯爵時,我總不忍心告訴他們陰暗的事實真相。
不過和「白盟」有關的還有另一類人。我想到的是那些喜歡冒險的人,他們用別的方式幫助這事業。他們穿過白雪覆蓋的冷杉森林,跨越邊界,利用昔日社會革命派獨特設計的各種偽裝在故國大地上遊蕩,然後把一些有用的、凡是間諜都要給老闆帶回來一些的小道消息帶回到巴黎那家叫「啊,麵包圈」的小咖啡館,或是帶到柏林那家沒有專門名字的Kneipe(4)。這些人裡面有一些和其他國家的情報部門糾纏起來,難分難解,你要是從背後輕拍一下他們的肩頭,他們會可笑地跳起來。倒是有不多幾個是覺得好玩而去做探子的。也有一兩個也許真的相信他們是在用某種神秘的方式為重建過去做準備,一種神聖的、略帶霉味的過去。
二
此刻我們要去看看一連串極為奇怪,又極其沒意思的事件。「白盟」第一任主席,死在了任上。他是整個白派運動的領袖,到目前為止,也是眾多主席里最優秀的一個。他是突然病倒的,有些說不清楚的症狀使人隱隱感到是有人下了毒。下一任主席,一個大塊頭的壯漢,講話聲大如雷,頭像一顆炮彈,既高且壯的傢伙,被不知名的人綁架了。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死於過量的三氯甲烷。第三任主席——我的電影膠片也跑得太快了些。其實除掉頭兩個主席就花了七年時間——倒不是因為這種事幹起來不可能是舉手之勞,而是因為有些特殊的情況需要非常精確的時間計算,才能協調一個人自己按部就班的升遷與位子突然空出之間的間隔。讓我們解釋一下。
戈盧布科夫不僅是個多才多藝的間諜(事實上是個三重間諜),也是個野心極大的小傢伙。他夢想主持一個勢同墓園落日的組織,這個夢想對他為什麼如此重要,這對那些沒有愛好或缺乏激情的人來說只是一個謎。他就是很想當這個頭兒——如此而已。讓人不好理解的是,他堅信自己能在強大派系之間的傾軋中保存自己微弱的實力,從各派那裡都收受危險的金錢和危險的幫助。我希望你們集中注意力,因為形勢變化莫測,漏過了微妙之處可就遺憾了。
蘇維埃政權的主體已經鞏固,幽靈般的白軍向他們重新開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他們並不為此特別擔心。但飄忽不定的「白盟」黑手到處搜集軍事重鎮和工廠的情報,然後德國人坐享其成,這讓他們非常惱火。流亡人士的政治色彩千差萬別,深奧微妙,德國人懶得過問,但一位「白盟」主席愛國心切,每每因堅持道義而阻礙了友好合作的流暢進行,他們也會感到惱火。
於是,戈盧布科夫將軍遇上了天賜良機。蘇維埃一心盼望由他統治「白盟」,那樣他們就會對「白盟」的所有間諜了如指掌——同時隨機應變,讓德國人虛耗精力,得到假情報。德國人也同樣相信,通過他,他們可以把一大批自己絕對可靠的情報員安插在「白盟」的日常情報員中間。兩方都不幻想戈盧布科夫將軍對自己忠誠,但兩方都以為有他在兩邊擺來擺去,自己便從中有利可圖。單純的俄國老百姓,那些流散在邊遠地區辛勤勞作的俄羅斯難民家庭,仍和在薩拉托夫或特維爾一樣,操持著他們卑微而誠實的生意,養育著脆弱的兒女,天真地相信「白盟」是什麼「亞瑟王的圓桌騎士」之類,代表著俄羅斯童話過去和未來的一切美好、體面、強大的事物——這就是俄國老百姓的夢,這些夢想很可能被影片剪輯者視為長在主題上面的贅疣。
「白盟」成立之初,戈盧布科夫將軍的掌門候選地位(當然是純理論上的地位,因為誰也不曾預料到當時的領導會死)還遠在一長串名單的下端——其中原因並非他傳奇式的英勇事跡沒有得到同輩軍官的充分讚賞,而是他碰巧是全軍最年輕的將軍。快到第二任掌門選舉之時,戈盧布科夫將軍已經展現了組織者的巨大才能,覺得他能夠安全地從掌門候選名單上划去好幾位,也就順便救下了這幾位的性命。第二位將軍除去之後,許多「白盟」成員都相信,下一位候選掌門費琴科將軍會將他憑年紀、聲譽和專業素養理當享受的權利讓給這位後起之秀。然而老先生雖對「理當享受」心存懷疑,卻覺得躲開已經要了兩條人命的工作有懦夫之嫌。於是戈盧布科夫將軍一咬牙,又從頭做起。
他在外表上缺乏吸引力。全身上下沒有一點你們熟悉的俄國將軍的樣子,沒有一點和善、魁梧、凸眼、粗頸的樣子。他身材瘦弱,五官鮮明,嘴上一道短髭,頭髮剪成俄國人所謂的「刺蝟」型:又短又硬,筆直,密實,聳立而整潔。多毛的手腕上戴著一圈細細的銀鐲,他遞給你的香菸要麼是純粹的俄國自造煙,要麼是帶李子干氣味的英國「卡普斯騰」牌——這個牌子他念出來就是這樣的音(5)——菸捲整整齊齊地排列在一個寬大的黑皮舊煙盒裡,這個煙盒曾伴他經歷過無數戰役,受過的硝煙洗禮應是可想而知的。他為人極其客氣,從不招搖。
每當「斯拉夫斯卡」在她眾多的「藝術資助人」家裡「搞接待」時(有一位波羅的海的什麼男爵,一位首任妻子曾是歌劇《卡門》名角的巴克拉克醫生,還有一位是個老派俄國商人,正在通貨急劇膨脹的柏林生意興隆,以十英鎊一棟的價格買下一幢連一幢的房子),她毫不起眼的丈夫會一聲不響地穿梭在客人中間,要麼給你端上一份臘腸黃瓜三明治,要麼送來一小杯淡霜顏色的伏特加。「斯拉夫斯卡」歌唱的時候(她在這樣的非正式場合下,總是坐著唱,一拳支腮,另一隻手攤掌托肘),他會遠遠站在一邊,要麼靠在什麼東西上,要麼踮著腳尖踱向遠處的一個菸灰缸,將它拿來輕輕擺在你座椅的寬大扶手上。
我認為,從藝術角度看,他如此不露聲色,做得過了頭,無意間有奴顏婢膝之嫌——如今看來倒是恰到好處。不過他當然是希望把自己的存在建立在對比原則上,也常以此取得激動人心的效果。他會從一些美好的跡象中——有人頭一偏,眼睛一轉——準確地得知屋裡遠處的某人正在請一位新來賓注意一個令人神往的事實:眼前這位低調謙恭的人竟然是一場傳奇式的戰爭中功勳卓著的英雄(曾單槍匹馬攻城掠地,以及類似的事跡)。
三
德國的電影公司,當年就像毒蘑菇一樣紛紛冒出(那時候光的孩子還沒有學會說話),通過雇用俄國流亡人士找到了廉價的勞動力。那些俄國流亡人士,希望和工作全都在過去——也就是說,這是一幫完全虛幻的人——讓他們來代表影片中「真實」的觀眾。一個幻覺緊接著另一個幻覺,讓敏感的人產生住在鏡子宮裡——或者不如說住在鏡子囚室里的印象,一時分不清孰為鏡子,孰為己身。
說來也是,我只要想起「斯拉夫斯卡」在柏林和巴黎唱歌的地方以及在那裡見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就會覺得我仿佛在對某部舊電影進行色彩和聲音的技術處理。影片中的生活是一陣灰色的振動,葬禮上的驚慌奔走,只有大海帶上了顏色(一種病態的藍色),後台某種手動的機器模仿著與畫面不同步的海浪拍岸聲。一個故事中的人物,形跡可疑,受到救援組織的憎恨。這人是個禿頂男子,眼露凶光,雙腿盤坐,像個上了年紀的胎兒一般,緩緩地飄過我的視野,然後神奇地落在後排一個座位上。我們的那位伯爵朋友也在,全身從高領到髒鞋罩都可看見。還有一位可敬卻又俗氣的神甫,寬厚的胸上一枚十字架在微微起伏,坐在第一排,兩眼直視前方。
一提「斯拉夫斯卡」這個名字,我頭腦里就浮現出那些右翼慶典節目,其性質和她的聽眾一樣虛幻。一個多面手的藝人,取了個斯拉夫假名,是個吉他高手。這種人在音樂廳演出中常是最先出場的廉價藝人,在這裡反而極受歡迎。他的樂器裝有玻璃面板,上面綴著閃亮的小飾品,腿上穿著天藍色的絲褲,他後面的演出者也大體都是如此打扮。有個大鬍子的老無賴,穿著一件下擺裁成圓形的破舊外衣,從前是「神聖俄國至上會」的會員,常做主持人,把「以色列之子」和「互濟會」(兩個秘密的閃族人組織)對俄國人民的所作所為作一番生動的描述。
現在,女士們,先生們,我們高興而又榮幸地請到——這時她就會站在那邊,背後是棕櫚樹和國旗組成的難看背景。她用蒼白的舌頭舔濕濃妝艷抹的嘴唇,戴著小山羊皮手套的手悠閒地握起來,放在緊身衣收束的腹部。她那位固定的伴奏,臉上像大理石一般冷靜的約瑟夫·萊溫斯基,追隨著她的歌聲,從沙皇御用的音樂廳到盧那察爾斯基同志的沙龍,再到君士坦丁堡一些無名的地方,彈出一串跳板般的音符,組成簡短的引子。
有時候,唱歌的地方要是個正經地方,她就會先唱國歌,再唱她那些有限卻廣受歡迎的曲目。免不了會有那首哀怨的《去卡露加的老路》(第四十九里處有株雷劈過的松樹),還有開頭是「我的俄羅斯深埋雪中」的那一首,俄文的歌詞印在德文翻譯前面。再就是那首古老的民謠(一位平民寫於八十年代(6)),唱的是一個土匪頭子和他可愛的波斯公主,後來他的手下抱怨他兒女情長,他就把公主扔進了伏爾加河。
她不講究藝術品味,歌唱技巧也是時好時壞,整體風格堪稱粗暴。可對有些人來說,音樂和感情渾然一體,也有些人喜歡用歌聲作靈媒,把昔日裡最早讓他們害怕過的場景再次招魂於眼前。這樣的人聽她的歌,總是心懷感激。他們在她無比響亮的歌喉里找到了對往昔的懷念,對故國的熱愛。如果她的歌聲里響起一股狂野魯莽的氣概,大家便認為這時的她尤其富有感染力。假如這種狂放氣概不是那麼公然地做作的話,她或許還能憑此擺脫徹底的粗俗。那又小又硬的東西,原是她的靈魂,從她的歌聲中突顯出來,她性情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只是一個漩渦,而不是自由奔騰的洪流。如今在哪個俄國家庭里打開留聲機,一聽見她保存在唱片上的女低音,我就不由自主地要打冷戰。我就會記起她假裝唱到高潮時忸怩作態的樣子,發出最後一聲激情的呼喊時,嘴的全部構造展現無遺,藍黑色的頭髮像美麗的波浪一般飄動,雙手交叉按在胸前的緞帶獎章上,接受大家發狂的喝彩。她肥胖的黝黑身軀即使在鞠躬時仍然僵硬,這是因為裹在結實的銀色綢緞里,使她看上去像個雪堆成的婦人或一條高貴的美人魚。
四
接下來你就可以看到她(如果電影審查官不覺得以下內容有辱宗教虔誠的話),跪在一間擁擠的俄羅斯教堂蜜色的煙霧中,放聲痛哭,身旁就是那位遭了綁架的將軍的妻子或者遺孀(是妻子還是遺孀她心裡清清楚楚)。原來綁架是她丈夫精心策劃的,老闆派了幾個高大幹練的無名漢子來巴黎實施,做得乾淨利落。
兩三年後的另外一天,你也會看見她在喬治·桑大街上某間公寓裡歌唱,身邊圍著一群捧場的朋友。你可以看見她兩眼輕輕眯成一條線,歌唱時的微笑漸漸消失,原來她丈夫悄悄溜了進來。他方才在處理手頭一樁事情,最後的細節交代完畢才進來。一位頭髮花白的上校想把自己的座位讓給他,他輕輕打了個不要起來的手勢。她任由一首唱了一千遍的歌下意識地流淌而出,眼睛則朝他斜瞟過去(她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樣略微近視),試圖看清一個確切的信號。然後她沉入水中,他的畫舫揚帆遠航,最後一個信號是薩馬拉州那段伏爾加河上的一圈漣漪,盪進了單調的永恆之中(因為這是她演唱的最後一首歌了),她丈夫走到她身旁,用一種人類的掌聲無法蓋過的聲調說:「瑪莎,那棵樹將在明天砍倒!」
關於樹的這點情況,那只是戈盧布科夫將軍在他鴿灰色的事業中讓自己享受的一點戲劇性的樂趣。這是擋在他前途路上的最後一位將軍,次日的事件將自動導致他當選,記得這一點的話,我們就會原諒他那麼口無遮攔了。近來,他們的朋友間流傳著一個小笑話(俄國幽默是只一點麵包屑就能餵飽的小鳥),說這兩個大孩子正在鬧口角,很有意思。原來他們郊外夏日別墅旁有一株高大的老白楊樹,遮暗了她的錄音室窗戶,她一氣之下要砍了它。他爭辯說,這個老而彌堅的傢伙是她最嫩的仰慕者(令人捧腹大笑),理應赦免。也請注意這位披著貂皮披肩的胖女士,她好心地尋將軍的開心,嘲笑他沒堅持多久就投降了。還有「斯拉夫斯卡」容光煥發的微笑,她舒展開來的像果凍那般冰涼的胳膊。
第二天傍晚時分,戈盧布科夫將軍陪著夫人到她的裁縫鋪里,坐下看了會兒《巴黎晚報》,然後受到差遣,回家去取一件她本來要放寬一點卻忘了帶來的衣服。這中間她找幾個適當的時候,裝模作樣地往家裡打電話,喋喋不休地指點他翻找那件衣服。剪裁師是個亞美尼亞女人,縫製師是杜曼諾夫小公主,這兩位就在隔壁屋裡津津有味聽她用各種各樣的鄉下話賭咒發誓(多虧了這些鄉下話,她才不至於把一個單憑她的想像實難應付的角色演砸)。這個證明不在作案現場的伎倆老掉牙了,設計之初就沒有設想萬一出錯當如何補救——原因是不可能出錯。它的意圖很簡單,就是在大家想知道誰最後見過費琴科將軍的時候,一個大家做夢都不會想到的人站出來把自己的日常行程作個解釋。等假想的衣物被翻箱倒櫃進行了足夠的搜尋後,又見戈盧布科夫將軍返回裁縫鋪,拿來找到的衣服(那當然是早就在車上放好的)。他繼續讀他的報,他的夫人繼續試她的衣服。
五
他離開了僅僅三十五分鐘左右,這點時間其實已經綽綽有餘。就在她開始拿切斷了的電話做戲時,他已經在一個行人稀少的街角接將軍上了車,送他去見一個假想中要見的人。這場會見事先做了周密安排,令其自然而然顯得既是個秘密會面,又不得不去。驅車幾分鐘後他停了下來,兩人都下了車。「不是這條街。」費琴科將軍說。「不是,」戈盧布科夫將軍說,「但這裡停車方便。我不想正對著咖啡館門口停車。我們抄近路從那條小巷穿過去。就兩分鐘的路。」「好,我們走過去。」老先生清清嗓子說。
在巴黎那個特別的區里,街道以各位哲學家命名,他們正走的那條小巷就被某位博學的創市之父定名為皮埃爾·拉賓街。它溫柔地引你經過一座昏暗的教堂,經過一些腳手架,來到一個叫不上名字的地帶。私家住宅掛著百葉窗,遠遠地坐落在各家院子深處,院外圍著鐵欄杆。垂死的楓葉從枯樹枝上飄落到潮濕的人行道上,途中就在鐵欄杆上暫歇。巷子左邊有道長牆,粗糙的灰色牆面零零星星地露出磚頭來,像是填詞遊戲的條形框。牆上某處有扇綠色的小門。
他們走近那門的時候,戈盧布科夫將軍掏出他那個戰痕累累的煙盒,旋即停下來點菸。費琴科將軍不吸菸,但講究禮貌,便也停了下來。暮色中刷拉拉颳起一陣急風,第一根火柴熄滅了。「我還是覺得——」費琴科將軍談起他們近來正在討論的某樁小事。「我還是覺得,」他說(他要說點什麼事情,這時就站在那扇綠色小門附近),「菲德爾神父要是堅持自掏腰包負責所有的食宿費用,那我們起碼能做的就是提供燃料。」第二根火柴也熄滅了。一個過路人的背影朦朦朧朧地遠去,終於消失了。戈盧布科夫將軍提高聲音罵起風來。原來這是動手的信號,那扇綠門打開了,三雙手以驚人的速度與技巧將老人一拂,就不見了蹤影。門砰一聲關上。戈盧布科夫將軍點燃他的香菸,邁著輕快的步子原路返回去。
從此人們再沒見過這位老人。幾個安安靜靜的外國人,租下了某一棟安安靜靜的房子,安安靜靜地住了一個月,他們不是荷蘭人就是丹麥人,什麼也不知道。這只是個障眼法。根本沒有什麼綠門,只有一扇人力撞不開的灰門。我翻遍了權威的百科全書,也沒找出來:壓根就沒有叫做皮埃爾·拉賓的哲學家。
但我在她眼裡看見了驚恐。俄語裡有句老話「vsevo dvoe i est; smert da sovest」——可以這樣翻譯:「世上真正存在的只有兩件事——人終歸要死,人良心自知。」人性的可愛之處,就在於人行善時常常糊裡糊塗,作惡時卻是永遠心知肚明。有一個非常可怕的罪犯,其妻子比他還可怕,當年我做教士的日子裡,他曾告訴過我,讓他始終感到困惑的是,他有個問題想不通,想和她討論討論,卻又羞於啟齒,為此他深感自卑。他想不通的問題是:她有沒有可能打心底里瞧他不起,要麼她是否暗自疑惑他有沒有可能打心底里瞧她不起。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才準確地知道戈盧布科夫將軍和他的夫人最後單獨相處的時候,兩人臉上是何種表情。
六
然而好景不長。晚上十點左右,「白盟」秘書長L將軍接到R將軍的通知,說費琴科太太為丈夫無緣無故消失而萬分焦急。直到這時候,L將軍才想起中午時分主席曾漫不經心地(不過這是老先生一慣的風格)告訴他,他下午晚些時候要到城裡辦點事,如果晚上八點還沒回來,就請L將軍看看主席書桌中間那個抽屜里的一張字條。兩位將軍立即趕往辦公室,半途折返,回來取L將軍忘了的鑰匙,再回頭奔去,終於找到了那張字條。上面寫著:「一種奇怪的感覺困擾著我,以後也許會因庸人自擾而不好意思。今天下午五時半,我在笛卡兒大街45號的一家咖啡館有個約會,會見來自另一邊的一位間諜。我懷疑其中有詐。整個事情由戈盧布科夫將軍安排,他開車來接我過去。」
我們在此略過L將軍說了什麼,也略過R將軍答了什麼——不過他二人顯然思維遲鈍,跟一位怒氣衝天的咖啡館老闆在電話上糾纏不清,為此又浪費了一些時間。等到身披印花睡袍、故作睡眼惺忪的「斯拉夫斯卡」把他們讓進門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午夜時分了。她不想吵醒丈夫,說他已經睡著了。她問這是怎麼回事,莫非是費琴科將軍出了事。「他失蹤了。」老實的L將軍說。「斯拉夫斯卡」「哎呀」一聲暈死過去,跌倒在地時險些砸壞客廳。她給歌壇帶來的損失不像她的歌迷們所想的那麼嚴重。
出於某種考慮,兩位將軍故意不向戈盧布科夫將軍提起那張小字條的事,因此當他準備隨他們前往「白盟」總部的時候,還以為他們真要和他討論討論是該立刻給警察局打電話呢,還是該先請示八十八歲高齡的海軍上將格羅莫鮑耶夫,他老人家不知為何被視為「白盟」的所羅門王。
「這是什麼意思?」L將軍說道,將那個要命的字條交給戈盧布科夫將軍,「請你仔細讀一下。」
戈盧布科夫將軍仔細讀了——他馬上明白一切全完了。我們無須俯瞰他內心感受的無底深淵。他聳聳瘦削的肩膀,遞還了字條。
「如果這真是將軍所寫,」他說,「我也得承認這看來的確很像是出自他的手筆,那麼我只能說有人在假冒我。不過,我有理由相信,格羅莫鮑耶夫海軍上將一定能替我洗清罪名。我建議馬上就去。」
「對,」L將軍說,「雖然很晚了,我們還是馬上去。」
戈盧布科夫將軍抖抖索索地穿上雨衣,第一個出了門。R將軍幫L將軍撿回圍巾。圍巾剛才從一把椅子上半耷拉下來,這幾把前廳座椅從今往後註定只會載物,不會坐人了。L將軍嘆口氣,戴上他那頂舊氈帽,用雙手來完成這個輕柔的動作。他走向門口。「等等,將軍,」R將軍壓低聲音說,「我想問你點事。我倆軍人間的對話,你能絕對肯定……呃,戈盧布科夫將軍說的是實話?」
「這正是我們要調查的。」L將軍答道。他是那種深信只要句子是個句子就必然有其意義的人。
他們在門口輕輕地碰碰對方的胳膊肘禮讓對方先出門。最後年紀稍長的那位接受了這個特權,面帶得意之色出了門。然後兩人在樓梯口站住,樓梯上太過寂靜,讓他們愕然。「將軍!」L將軍沖樓下喊。他們面面相覷,而後匆忙而笨拙地奔下樓去,踩得醜陋的樓梯通通響。他們出來了,站在漆黑的細雨之中,這邊看看,那邊看看,然後再互相看看。
她在次日清晨被捕。整個審訊過程中,她始終不曾丟棄傷心無辜的姿態。法國警方在追查可能線索的時候,表現出一種奇特的冷漠態度,好像他們認為俄國將軍的失蹤已是當地一種獨特風俗,是一種東方現象,是一種自動消解的過程,也許不該發生,卻也無法阻止。然而人們還是有這樣的印象:比起外交智慧,法國保安局更適合討論這類消失戲法的運作。海外報紙報道此事,都是出自善意,但方式上帶些嘲諷,不太生動。整體而言,「斯拉夫斯卡事件」做不成醒目的新聞提要——俄國流亡人士鐵定都在新聞焦點之外。有趣的巧合是,一家德國新聞社和一家蘇聯新聞社不約而同地對兩名在巴黎的俄國將軍席捲白軍資金潛逃一事作了簡要報道。
七
那場審判離奇得很,糊塗了事,無果而終。證人沒一個像樣的,給「斯拉夫斯卡」最後定為綁架罪,這在法理上很難站得住腳。不相干的瑣事不斷地遮掩了要害問題。錯誤的人記起了正確的事,或者正好相反。有一份賬單,是一位農人加斯東·庫洛簽的,事由是「砍倒了一棵樹」。L將軍和R將軍在一名虐待狂律師手中飽受折磨。一個巴黎街頭的流浪漢,本是爛鼻頭、從不刮臉的那種人(一個不難演的角色),衣服上的幾個大口袋裡揣著他們在人世間的全部家當,最後一隻襪子丟了後,便把破報紙一層一層地裹在腳上。常見他們坐在某棟永遠不曾完工的房子前,抱著酒瓶,舒舒服服地叉開兩腿靠在牆皮剝落的牆上。就是這麼個人也作了一番可怕的描述,說他從某個有利位置目睹了一位老人受到粗暴對待。兩個俄國女人,其中一個曾長期接受嚴重的歇斯底里症的治療,說她們在案發當天看見戈盧布科夫將軍和費琴科將軍同乘前者的車走了。一位俄國小提琴家坐在一輛德國火車的餐車中時……但實在沒有必要把那些差勁的謠言再說一遍。
我們看到「斯拉夫斯卡」在獄中的最後幾幅畫面:窩在角落裡乖乖地織毛線;給費琴科太太寫信,滿紙沾淚,說她們如今就是親姐妹,因為她二人的丈夫都被布爾什維克擄走了;哀求讓她使用口紅;在一位臉色蒼白的俄國年輕修女懷中啜泣祈禱,修女來此是為了告訴她,自己曾做了一夢,說明戈盧布科夫將軍是清白的;吵著要那本還扣在警方手裡的《新約》——扣著的主要原因是不讓專家順利地開始破譯寫在《約翰福音》書頁邊上的某些密碼。二戰爆發後的某個時期,她得了一種不明不白的內科病症。一個夏日早晨,三名德國軍官到監獄醫院要求見她,當即被告知她已經去世——這可能是事實。
人們不免疑惑,是不是她丈夫通過某種途徑設法讓她得知了他的行蹤,要麼是他覺得對她不聞不問更為安全。他往何處去了,這可憐的迷路的人?可能性的明鏡不能代替窺見真情的小孔。也許他在德國找到了安身之所,在貝德克爾青年間諜訓練學校里謀得了一個行政管理方面的小職位。也許他回到了他曾赤手空拳攻城掠地的那片大地。也許他沒有回去。也許他的頂頭上司把他召去,用我們大家都熟悉的那種略帶外國腔而又特別平靜的語調對他說:「我的朋友,我們恐怕再用不著你了。」——正當那個X轉身要走時,普朋邁斯特(7)博士纖細的食指按下了安裝在他並不起眼的書桌邊上的按鈕,一個陷阱在X腳下張開大口,他跌下去摔死了(他知道得太多了),或是正好掉進樓下那對老夫婦的起居室里,摔碎了他的肘關節。
不管怎樣,電影演完了。你幫女伴穿上大衣,加入由許多像你一樣的人組成的人潮,緩緩朝出口移動。安全門打開,沒想到門外已是黑夜,人流在附近漸漸稀散。如果你像我一樣,為了不迷失方向而選擇原路返回,你就會再次經過那些兩小時前還似乎相當誘人的海報。穿著半波蘭式制服的俄國騎兵從他的小馬背上彎腰撈起腳穿紅靴的浪漫情人,她的黑髮從羊羔皮帽中翻滾出來。凱旋門與圓頂昏暗的克里姆林宮並肩而立。戴著單片眼鏡的外國間諜從戈盧布科夫將軍手中接過一捆秘密文件……快點,孩子們,讓我們離開此地,走進清醒的夜裡,走進在熟悉的人行道上漫步的寧靜里,走進由長著雀斑的好男孩和同志情誼的精神所構成的堅實世界裡。歡迎回到現實!經過那些廉價的刺激之後,這支貨真價實的香菸該多麼讓人提神。看看,走在我們前頭的那位衣著整潔的瘦削男子,也把一支「醒目」牌香菸在他那箇舊皮煙盒上頓了幾頓,然後點著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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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eodor chaliapin(1873—1938),著名的俄羅斯男低音歌唱家。
(2) 原文為「a Belle Dame with a good deal of Merci」,戲仿英國詩人濟慈《無情的美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一詩,該詩詠嘆騎士為妖女所惑,喪失鬥志。後世又有不少以此為題的畫作。
(3) 西魯克茲街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莫茨街在柏林,伏吉拉爾街在巴黎,分別代表當年許多俄國人的流亡路線。
(4) 德語,小酒館。
(5) 即英國的名牌香菸「絞盤牌」,英文是「Capstan」(卡普斯坦),這位將軍念出來是「Kapsten」。
(6) 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
(7) 原文Puppenmeister,有「木偶大師」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