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短篇小說集 · 那曾是在阿勒頗……

親愛的弗——這封信除了別的事情外，主要是要告訴你，我終於到了這裡，到了這個國家。在老家，看過多少夕陽都是朝這個國家的方向落下去的。剛來此地見到的人里有一位是我們的昔日好友格列布·亞歷山德洛維奇·蓋科，當時他正愁眉苦臉地穿過哥倫布大街，想找一個我們三人再也無緣重訪的那種街頭小咖啡館。他似乎認為，你不管出於何種原因，總歸是背叛了我們的民族文學。他給了我你的地址，頗為不滿地搖著他花白的頭，仿佛你不配得到我的來信似的。 我要給你講個故事。這故事讓我想起了——我是說這故事一講好像會讓我想起當年我們剛開始寫詩的歲月，那些乳臭未乾、充滿泡沫般空想的詩，所有的東西，一朵玫瑰、一個水坑、一扇亮燈的窗子，都在向我們呼喊：「我是韻腳！」不錯，寫詩是個極其有用的領域。我們嬉戲，我們死去：「ig」韻，「umi」韻。(2)俄語動詞響亮的靈魂使樹枝的胡搖亂擺有了意義，也使沒有盡頭的防波堤上隨風亂飄的那張廢報紙有了意義。曾記得那張廢報紙滑行一陣，停下來，又刷刷滑行一陣，像沒有翅膀的東西撲騰著要飛一般。不過此刻我可不是詩人。我到你這裡來，就像造訪契訶夫的那位女士，滔滔不絕，巴不得讓作家把她描寫一番。(3) 我結婚了——結婚的時間嘛，讓我想想看，大約是在你離開法國一個月後，溫文爾雅的德國人轟然擁入巴黎之前一兩周。雖然我能提供婚姻的證明文件，但現在我十分肯定，我的妻子壓根不曾存在。你也許會從別的渠道獲悉她的名字，但那也無關緊要：只是個幻想出來的名字。所以我現在說起她，能做到淡然處之，就像在說一個故事中的人物一般（準確點說，是你的一篇小說中的人物）。 我和她與其說是一見鍾情，不如說是一觸鍾情，因為我先前已和她見過幾面，卻沒有體驗到任何特殊的情緒。不過有一晚，我送她回家，她說了幾句極其精妙的話，惹得我笑彎了腰，也輕輕地吻了她的頭髮——當然我們都知道那種盲目的衝動，如同在一間人去樓空的屋子地板上拾起一個人家不要了的小玩偶。深陷在這種盲目衝動中的士兵是什麼都聽不見的，對他來說，那一陣衝動就是有生以來聚在他生命昏暗中心的一點微弱的亮光一下子來了個沒有聲響、沒有邊際的狂喜大爆炸。其實我們為何常用升天之類的話來說死亡呢，原因在於舉目可見的蒼穹就是我們內心無聲大爆炸的象徵，我們切切實實地感覺到它的永恆存在——尤其是夜裡，在我們燈火管制的巴黎，伊克賽爾芒大道上一道道拱門面目憔悴，無人的公共廁所里發出的水聲汩汩不絕於耳的時刻。 然而我無法看清她。她至今仍像我最好的一首詩那樣朦朦朧朧——就是你在《文學札記》上好好笑話過一場的那首。每當我想像她的模樣時，我必須集中心思細想她有汗毛的小臂上的那個褐色胎記，就像讀一句看不懂的句子時必須全神貫注地盯著一個標點符號。也許，她要是妝化得濃一些，或者化得勤一些，我今天還有可能想像出她的模樣，要麼至少能想起她又干又熱的紅唇上細細的橫紋。可我想不出來，想不出來——儘管那雙紅唇捉摸不定的觸覺我至今仍然感覺得到，在我的理智盲目迷亂之時，在嗚嗚咽咽的夢中。在夢中，她和我穿過傷心的迷霧，笨手笨腳地要拉住對方；我看不見她眼睛的顏色，因為她滿眶的淚水淹沒了眼眸，閃動著沒有顏色的光澤。 她比我年輕得多——雖不像曼妙裸肩、長串耳環的娜塔麗亞和黑黝黝的普希金相差那麼多歲，但仍有一定的差距，足以產生那種舊式的浪漫情懷。那情懷使我們樂於模仿一位曠世奇才的命運。即使模仿不了他的詩句，總可以模仿他的嫉妒，模仿他遭受的侮辱，模仿他眼看著她孔雀翎扇後一雙杏眼轉向一頭金髮的凱西奧(4)時尖刀剜心一般的痛苦。我的詩她倒還喜歡。別的人一見詩超過了十四行詩的長度就會哈欠連連，她卻很少這樣。如果說她在我心目中始終是個幻影，那麼我在她心目中恐怕也是如此。我以為她愛的只是我詩歌的朦朧感，後來她在這層朦朧面紗上戳了一個洞，看見了一張並不惹人喜愛的陌生臉孔。 你也知道，當時我一度籌劃，要以你為榜樣，來個幸運出逃。她同我談過她的一位叔父，據她說住在紐約。他曾在一所南方大學教過騎術，娶了個有錢的美國女人，藉此發了跡，兩人有個未成年的女兒，天生耳聾。她說她早把他們的地址丟了，但一兩天後地址又奇蹟般地被找到了。我們寫了一封言辭生動的信，結果石沉大海。這也沒關係，因為我已經從芝加哥的洛姆琴科教授那裡得到可靠的擔保書，只是我還沒來得及開始辦理手續以取得必要的文件，德國人就打進來了。那時我就料到，如果我們在巴黎繼續住下去，遲早會有某個樂於助人的同胞向有關當局指出，在我寫的書中，某一本的不少段落都表達了我的看法：德國因其罪孽深重，註定成為全世界永遠的笑柄。 於是我們開始了多災多難的蜜月。在《出埃及記》一般的流民潮中擠壓顛簸，等候不知什麼時候到、也不知開往哪裡的火車，穿過像陳舊的舞台背景那樣景象蕭條的城鎮，永遠活在疲憊不堪的暮色之中：我們就這樣流亡。流亡越久，我們便越清楚地感到，驅趕著我們的，不光是一個穿著長靴、挎著佩劍、擁有各色推進式垃圾的蠢人——他只是一個象徵，還有更為可怕的、不可捉摸的事情，一種無時不在的、沒有模樣的恐怖，如龐然大物，不知來自何時何處，至今緊緊跟在我的身後。即使在這裡，在這城市中心公園綠色的空曠中，仍然擺脫不了那種恐怖。 唉，這麼一個蜜月，她倒是勇敢地忍受下來了——還有點暈乎乎的高興。不過有一次，在一節富有同情氛圍的車廂里，她突然抽泣起來。「狗，」她說，「我們留下的那條狗。我忘不了那可憐的狗。」她是實實在在地傷心，我不由得吃了一驚，因為我們從來沒養過狗。「我知道，」她說，「可是我剛才想像著我們當初買下了那條獵狗。想想看，它現在就在一扇緊鎖的大門後面哀號。」可是我們也從來沒商量過要買什麼獵狗。 我也不想忘掉某段公路上的那一家難民（兩個女人，一個小孩），他們的老父親，要麼是祖父，半路上死了。天空中黑色和肉色的雲混在一起翻滾，遠處雲霧籠罩的山頂上落下一縷難看的殘陽。死人仰面躺在一株落滿灰塵的梧桐樹下，兩個女人靠一根棍子和兩雙手，拚命要在路邊挖出一個墳來。可是路邊的土太硬，她們實在挖不動了，就並排坐在貧血的罌粟花叢中，稍微離開那具屍體和那把翹起來的鬍鬚。但那小孩還仍然又挖又刮又刨，直到他翻開一塊扁平的石頭，一時間忘掉他莊嚴勞動的目的，蹲下身來，伸展開又細又長的脖子，仿佛要把頸上每根椎骨全讓行刑的劊子手看個明白。原來他發現了成千上萬的褐色小螞蟻，便又驚又喜地仔細觀察起來。只見螞蟻擁擁擠擠，蜿蜿蜒蜒，聚聚散散，向各處安全地帶爬去，去了嘉德省，去了奧德省，去了德羅姆省，去了瓦爾省，去了庇里牛斯——大西洋省——而我們只在波城(5)略作逗留。 去西班牙太過困難，我們便決定前往尼斯。在一個名叫弗熱赫的地方（此站停車十分鐘），我擠下車去買點食物。兩分鐘後我回來的時候，火車已經開走了。我眼前一片空虛，好不悽慘（只見兩根光鐵軌，對你的慘狀不理不睬，中間有煤灰一閃一閃地冒著熱氣，還有一片孤零零的橘子皮）。要為這一切負責的那個昏了頭的老頭，還蠻不講理地告訴我，說我本來就無權下車。 當時要是在一個好一點的世界裡，我還有可能聯絡上我的妻子，告訴她該怎麼辦（我們兩人的車票和大部分的錢都在我身上）。可是事與願違，我在電話上噩夢般掙扎一場，結果只是徒勞。於是只好放棄了電話上像是遠遠沖我咆哮的一系列微弱聲音，拍了兩三封可能到如今還沒送達的電報。天色已晚，我只好搭下一班區間慢車駛往蒙彼利埃，那是她乘的那列火車的最後一站。在那裡還是沒找到她，我只剩下兩個選擇：要麼繼續前行，因為她可能上了我剛剛錯過的馬賽專列；要麼返回弗熱赫，因為她有可能折了回去。現在我都忘了，當初是怎樣心亂如麻，讓我選擇了先到馬賽，再到尼斯。 警察平時只會幹些往錯誤的地方送去錯誤的信息之類的事，其他事就一點忙也幫不上了。其中一個沖我吼叫，嫌我太煩人，另一個避開眼下的問題，懷疑我的結婚證書有問題，因為他非說證書上的印章蓋在了錯誤的一面。第三個是個胖局長，棕色的眼睛很清澈，自稱業餘時間寫詩。尼斯有很多俄國人，或是定居，或是暫住，我在他們中間查找，問了各種各樣的熟人。聽他們中有些碰巧有猶太血統的人講，他們落難的親人擠滿了開往地獄的火車。我的苦難則和他們相反，平平常常，看上去有點脫離實際：坐在某個擁擠的咖啡館裡，望著眼前淡藍色的大海，身後是空殼響聲一般的喃喃細語，反反覆覆訴說著猶太人遭受的屠殺和苦難，還有大洋彼岸的灰色天堂，那些領事們辦事的粗暴態度和反覆無常的怪脾氣。 我到了尼斯一星期後，一位懶洋洋的便衣偵探來訪，領著我走進一條曲曲彎彎、臭氣熏天的街道，來到一棟黑漆漆的房子跟前，房子上的「旅館」二字飽經污垢和歲月的侵蝕，幾乎看不清了。他說，就在這裡找著了我的妻子。當然啦，他領來一個姑娘讓我看，完全是個陌生的人。可是我這位福爾摩斯朋友卻鍥而不捨地花了好長時間，非要我和她承認是已婚夫婦。與此同時，她那個肌肉強健的床伴就一聲不吭地站在一旁聽，兩隻光胳膊交叉起來抱在帶條紋的胸前。 當我終於擺脫這些人，回到我住的地方時，碰巧經過一行排得密密實實的隊伍，在等食品店開門。我的妻子就排在這行隊伍的尾端，正踮著腳尖費力張望店裡到底在賣什麼東西。我現在想想，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她希望店裡在賣橘子。 她的故事有點含混不清，但完全是老套路。她返回弗熱赫，沒有在我留下口訊的火車站詢問，而是直接去了警察局。一群難民建議她加入他們的行列，她便在一間沒有自行車的自行車店裡過夜，與三名老婦同睡在地板上。這三個老婦，據她說，躺在地上就像排成一行的三截木頭。次日她發現身上錢不夠，去不了尼斯。最後她向三個木頭老婦中的一個借了點錢，卻又搭錯一班火車，抵達一個她記不得名字的城鎮。兩天前她來到尼斯，在俄國教會找到幾個朋友。他們告訴她我在這一帶轉悠著找她，肯定很快會出現的。 又過了些時候，有一次我坐在我那小閣樓中唯一一把椅子的邊緣上，摟著她年輕嬌小的屁股（她正在梳理她細軟的頭髮，每梳一下，頭就往後甩一下），這時她淡淡的微笑一下子讓一切都奇怪地抖動起來。她將一隻手擱在我的肩上，低頭盯住我，仿佛我是個池中倒影，她如今第一次注意到這個倒影的存在。 「我一直沒有對你說實話，親愛的，」她說，「我是個騙子。我和一個在火車上遇見的野蠻傢伙在蒙彼利埃過了幾夜。那根本不是我情願的。他是推銷洗髮液的。」 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受了什麼樣的折磨。哪來的扇子，哪來的手套，哪來的面具。(6)那天我花了整整一夜，後來又花了不知多少個夜晚，想從她口中一點一點地查證清楚，但沒能全部搞清。我當時有個奇怪的想法，覺得我首先必須查明所有的細節，重建每一分鐘，然後才能決定我是否受得了。可是想要得知事實的欲望漫無邊際，我自己也不能斷定大概到了哪一步我才可以自認滿足。我想得知的情況可以分解為無限多個片斷，每個片斷之間的間隔不知有多大，那分母也不知會有多大。 唉，第一次盤問時她煩得很，對我的盤問懶得回答，第二次盤問時她乾脆無所謂，因為她確信我已經不要她了。她那些解釋，都是胡編亂造，只能引得我痛苦，她卻好像認為那是安慰我的獎品。事情就這樣沒完沒了地拖下去，她動輒精神崩潰，但很快又振作起來，回答我那些不好寫下來的低俗問題時，要麼聲音低得斷了氣一般，要麼可憐巴巴地笑笑，話題一拐，淨說些不著邊際的事。我恨得發瘋一般直咬牙，牙關疼得快要爆裂了——那種疼痛火燒火燎，但不知為何，好像比遲鈍而沉重、默默忍受的痛苦要好受一些。 請注意，就在這種審訊逼問的間歇期間，我們也在盡力從那些辦事不力的部門辦出必要的文件來。有了這些文件，才能合法地申辦第三種文件。有了這第三種文件，就等於得到一塊墊腳石，藉此墊腳石可以拿到一個許可證，持有此證就可以申辦一些別的文件。持證人憑藉這些別的文件就多少有可能發現這事原來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即使我能想像出那種反覆出現的邪惡場景，我卻仍然不能把它和我的妻子聯繫起來。那些場景像長著尖角的恐怖幻影，而我兇狠地抓住妻子逼問時，她的柔軟肢體卻搖搖晃晃，嘎吱作響，癱倒在我緊抓她的手掌中。 就這樣餘下的事只有互相折磨，連續好多個鐘頭在有關部門等候，填表，和已經摸清了各類簽證五臟六腑的朋友交換意見，向那些辦事員哀求，再填表，結果是她那位健壯能幹的旅行推銷員的形象和那些長著老鼠鬍鬚咆哮的官員可怕地混在了一起。還有快要腐爛了的老舊記錄宗卷，紫色墨水的臭味，塞在疽瘡點點的吸墨紙下的賄賂，用敏捷冰涼的帶墊腳爪搔弄潮濕頸部的肥蒼蠅，你的六張新洗出來的近似本人的照片笨拙地呈凹形，那些出生於斯魯茨克、斯塔羅杜布或博布魯斯克(7)等地的申請人悲哀的眼神和耐心等候的禮貌，像宗教異端裁判所里的刑具一般的漏斗和滑輪。還有一個戴眼鏡的禿頂男人，被告知護照找不著了，臉上露出可怕的笑容。 現在我承認，有天晚上，經過特別可怕的一天後，我跌坐在一條石凳上，哭著詛咒這個虛幻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千百萬人的生命掌握在這些領事和辦事員陰冷的手裡，任由他們擺布。我注意到她也在哭，於是我告訴她，假如她沒有跑去干她干過的那些事，眼下的事情再麻煩也沒什麼關係。 「你會以為我瘋了，」她激動地說起來，剎那間她幾乎像個真實的人了，「其實我什麼也沒做——我發誓我什麼也沒做。也許我同時過著好幾種生活。也許我那麼做是想考驗你。也許這凳子是個夢，我們現在是在薩拉托夫(8)，要麼是在某顆星星上。」 要回到她最初解釋為何姍姍來遲的說法上得經過好幾個不同的階段，一點點細說下來太囉嗦。我沒有跟她說話，多數時候我獨來獨往。她經常會閃現一下，然後消失，也常帶點她以為我會喜歡的小東西再出現——一把櫻桃，三支名貴香菸，諸如此類——對我就像護士照顧一個脾氣暴躁的康復期病人，平平靜靜地來來去去，一言不發，只是悉心照料。我倆共同的朋友中絕大部分我不再去拜訪了，因為他們對我辦護照的事情已經完全失去了興趣，也似乎對我隱隱有了敵意。我寫了幾首詩，喝掉了所有能夠到手的酒。一天，我將她摟在我充滿渴望的胸前，我們便去卡布爾住了一周，躺在狹窄的海灘邊粉紅色的小圓石子上。說來奇怪，我們的新關係越是融洽，我便越能隱隱感到一股鑽心的哀傷，但我不斷告訴自己，這是一切真正幸福固有的特徵。 與此同時，我們命中注定的漂泊方式有了變化，我終於從一間又暗又熱的辦公室出來，顫抖的雙手中捧著兩本厚厚的出境證。這東西裡面適時地注入了美國血清，我飛快地趕往馬賽，設法買到了下一班的船票。我回家沉重地踏上樓梯。我看見桌上一隻杯中插著一枝玫瑰——美得鮮亮，白裡透紅，花莖上有在水裡養了些時候的氣泡。她的兩件替換裙裝不見了，她的梳子不見了，她的花格外衣不見了，她當帽子用的那條打著紫紅色蝴蝶結的紫紅色髮帶也不見了。枕頭上沒有別上便條，屋裡也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我明白是怎麼回事。當然有那枝玫瑰，但那東西只不過是法國打油詩人所謂的une cheville(9)罷了。 我上韋雷坦尼科夫家，他們無可奉告。到海爾曼家，他們守口如瓶。再往埃拉金家，他們拿不准該不該告訴我。最後還是那位老太太——你知道安娜·弗拉季米羅夫娜在關鍵時刻是個什麼樣子——她要來她專用的那根墊了橡皮的拐杖，從她最愛坐的扶手椅中沉重卻精神矍鑠地抬起她龐大的身軀，領著我進了花園。到花園裡，她告訴我，她年歲長我兩倍，憑此她有權說我是個欺負弱小的無賴。 你必須想想當時的場景：鋪著小石子的小花園，裡面擺著一隻《一千零一夜》中說到的藍色瓷瓶，長著一棵孤獨的柏樹；一個裂了縫的平台，想當年老太太的父親從諾夫哥羅德州州長任上退休後，到尼斯過了最後幾晚，膝上蓋著毯子在平台上打盹。淡淡的碧空；漸濃的暮色中一絲香草氣息；蟋蟀發出金屬般的顫聲，調門高出中音C兩個八度；再就是安娜·弗拉季米羅夫娜，正沖我一頓臭罵，激動得臉頰上的皺褶突突晃動。她像母親一樣教訓我，卻大大冤枉了我。 我親愛的弗，就在前幾個星期，我那幽靈般的妻子還獨自拜訪過我倆都認識的三四戶人家。每次去時，她都往那些好心人急不可耐的耳朵里灌輸一個離奇故事。故事說，她瘋狂地愛上了一個法國青年，他能給她一個帶塔樓的家，讓她姓一個貴族的姓。所以她向我提出離婚，遭我拒絕。她還說，事實上我說過我寧肯開槍殺了她，然後自盡，也不願意獨自去紐約。她還說她說過她父親曾遇上類似的情況，卻表現出君子風度，我則回答說我一點也不在乎她的cocu de père(10)。 還有大量這類荒謬細節——但都以奇異的方式串聯起來，難怪老太太要我發誓決不端著上膛的槍去追尋那對情侶。她說他們已經住進洛澤爾省的一座城堡。我問她可曾親眼見過那男人。沒有，不過她見過那人的照片。我正準備告辭，情緒已經稍顯放鬆、甚至伸出五指讓我吻別的安娜·弗拉季米羅夫娜突然又發作起來，用拐杖敲著石子，聲音低沉而有力地說道：「可是有件事我永遠不會原諒你——她的那條狗，離開巴黎前是你親手勒死了那可憐的畜生。」 究竟是遊手好閒的公子哥變成了旅遊推銷員，還是變過來的人又變了回去，抑或他兩者皆非，只是我們結婚前追求過她的那個不知底細的俄國人——現在這一切絕對是無關緊要的了。她走了，一切都結束了。我要是把找她等她這種噩夢一般的事情從頭再做一遍，那我就是個傻瓜。 一次漫長鬱悶的航程中，第四天早晨我在甲板上遇見一位不苟言笑卻和藹可親的老醫生，我在巴黎和他下過棋。他問我，海上風浪大，我妻子是否很不舒服。我回答說我是獨自航行。他一聽面露迷惑，接著說他在上船前一兩天還見過她，也就是在馬賽的防波堤上散步，他覺得是在隨便閒逛。她說過一會兒我會帶著行李和船票來和她一起上船。 我想，這便是整個故事的點睛之處——只是換你來寫的話，最好別把他寫成醫生，因為這太老套了。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過來，她壓根就沒有存在過。還有一事我要告訴你。我剛到時，就急於滿足某種病態的好奇心：按她給過我的那個地址找過她一次，結果那是兩棟辦公樓之間一個無名的空隙。我在電話簿中查找她叔父的名字，電話簿里沒有這個人；我又到處打聽，無事不知的蓋科告訴我，此人和他那位特別喜歡馬的妻子倒是的確存在，但他們的聾啞小女兒死後，兩人就搬到舊金山去了。 回首栩栩如生的往事，我看見我們遍體鱗傷的浪漫戀情陷入了迷霧重重的深淵，兩邊是懸崖峭壁。這懸崖峭壁正好比現實中的兩座大山，一座是從前的真實生活，一座是從現在起即將變得真實的生活。我希望以後的生活真實起來，但未必是明天就開始。也許過了明天再說。你，快樂的凡人，有個可愛的家（伊內絲可好？雙胞胎可好？），工作也豐富多彩（你的苔蘚採得如何？），不好指望你和我心心相通，體味我的不幸。不過你可以以你的藝術為稜鏡，明鑑我的往事。 可是實在可惜。(11)我要詛咒你的藝術，我實在高興不起來。她仍然在海邊走來走去，棕色的漁網晾曬在熱石板上，海水拍打著一條泊在海邊的漁船，閃著濕漉漉的光。不知在何處，不知為什麼，反正我犯了個致命的錯誤。棕色的漁網裡，隨處可見碎魚鱗，星星點點地泛著白光。我要是不小心，到頭來也許是阿勒頗一幕。放過我吧，弗，你要是拿它作題目，恐怕會一語成讖，叫人無法忍受。 * * * (1)　阿勒頗是敘利亞西北部城市，接近土耳其國境。標題此句引文出自莎士比亞《奧賽羅》一劇：奧賽羅因伊阿古挑撥，懷疑妻子苔絲狄蒙娜與副將凱西奧有染，一怒殺妻。及至發現真相，悔恨莫及，遂拔劍自戕。刎頸前獨白（第五幕第二場）：「那時候你們應當說，這個人對愛情並不理智，但愛得刻骨銘心；這個人並不輕易嫉妒，但受人蠱惑，就會走上極端；這個人的手，就像低等的印第安人，扔掉了一顆比全部落還要貴重的珍珠；這個人的眼睛，儘管有淚不輕彈，但到傷心處卻也會淚如雨下，就像阿拉伯膠樹那樣流下可作藥用的樹脂。你們記下這番話。另外再添一句：那曾是在阿勒頗，有一個裹著頭巾的土耳其惡人，毆打一個威尼斯人，還罵我們的城邦，我抓住這個受過割禮的狗東西的脖子，就這樣一劍宰了他。」 (2)　這裡是作者玩的文字遊戲。「我們嬉戲，我們死去」的俄語讀音是「my igraem, my umiraem」，類似英語的「ig」韻和「umi」韻。前文的「一朵玫瑰、一個水坑、一扇亮燈的窗」，也都要還原為俄語才押韻。 (3)　高爾基寫的回憶契訶夫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位健壯、豐滿、衣著漂亮的女士造訪契訶夫，說起話都是契訶夫筆下人物的腔調：「生活真無聊……一切都是灰色的……」 (4)　《奧賽羅》中奧賽羅懷疑與自己妻子有染的副將，此處指普希金的情敵。 (5)　Pau，位於法國西南部、西班牙邊境，是庇里牛斯–大西洋省的首府。 (6)　兩句皆為《奧賽羅》中的台詞。 (7)　Slutzk, Starodub, Bobruisk，皆為俄羅斯城市，猶太人的聚集區。 (8)　Saratov，俄羅斯地名。 (9)　法語，湊韻腳的無意義的詞。 (10)　法語，戴綠帽子的父親。 (11)　《奧賽羅》第四幕第一場的台詞，是奧賽羅在伊阿古挑撥下決定殺妻時所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