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短篇小說集 · 被遺忘的詩人

一 一八八九年，聖彼得堡的日子沉悶而又舒適，這時一個有名的文化組織——「俄羅斯文學促進會」決定舉辦隆重會議，紀念詩人康斯坦丁·佩羅夫。這位詩人死於半個世紀前，不滿二十四歲就英年早逝。人們稱他為「俄國的蘭波」。儘管那位法國男孩天賦超過他，但將他比作蘭波也並非全無道理。他十八歲時，寫下了皇皇巨著《喬治亞之夜》，一部布局凌亂的長篇「夢幻史詩」。詩中有些篇章扯下了傳統東方背景的面紗，造出了天堂般的美妙畫面，於是突然像一首真正的好詩一般，能令人兩塊肩胛骨之間產生過電感覺。 這部作品完成三年後，又一卷詩集問世了。他引證了幾位德國哲學家，有幾首詩也難以卒讀，原因是詩人想法奇特，要把正宗的抒情感懷和對宇宙形上學的解釋結合起來。不過別的詩作仍很生動，不落俗套，和當年的作品一樣。想當年那個古怪的年輕人打亂了俄語詞彙的原有體系，扭斷了約定俗成的詞語的脖子，為的是讓詩歌嘶鳴尖叫，而不再輕聲啁啾。大部分讀者最喜歡他那些倡導解放的詩歌，極具俄羅斯五十年代的特點，隱而不露中有疾風暴雨的磅礴氣勢。曾有一位評論家指出，其氣勢「不指明敵人之所在，但讓你怒火欲燃，一心要投入戰鬥」。就個人而言，我更喜歡比較純淨一些同時又韻律不太齊整的詩作，如《吉卜賽人》或《蝙蝠》。 佩羅夫是個小地主的兒子。關於這個小地主，現在我們只知道他的田產在盧加附近，他曾在他家土地上試種茶葉。年輕的康斯坦丁（用傳記筆法來說）大部分時間在聖彼得堡，心不在焉地念大學，後來又心不在焉地找了一份文書工作——工作時的活動真的所知不多，只能依據他那類人一般都有些什麼活動，從中推斷出他的瑣碎行蹤。當時有一位著名詩人，名叫涅克拉索夫，有一次在一家書店碰上他，後來和他通信，其中有一段寫到他的外貌，說是一個「笨拙而又兇狠的」年輕人，話不多，情緒不穩定，長著「孩子一般的眼睛，家具搬運工的雙肩」。 有一份警察報告中也提到了他，說他「和另外兩個大學生」在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館裡「低聲說話」。他的姐姐，嫁給了來自里加的一位商人，據說她強烈反對詩人和女裁縫、洗衣女工等產生感情糾葛。一八四九年的秋天，他去看望他父親，其實別有打算，想要點錢，前往西班牙。他父親是個直脾氣，扇了他一記耳光。幾天後可憐的孩子在附近的河裡游泳時淹死了。他的衣服，還有一個吃了一半的蘋果，放在一棵樺樹下，可是屍首怎麼都找不到。 他的名望遲遲不起：選自《喬治亞之夜》的一段被收錄在所有的詩歌選本中，也總是這麼一段。一八五九年，一位激進的評論家杜勃羅留波夫寫了一篇感情強烈的文章，從他最差的詩作中挑出革命的暗語，大力吹捧。八十年代總的看法是：才華橫溢，即使有點不善辭令，但生不逢時，不能盡展其才，最終毀滅——看法也就是這麼一些。 到了九十年代，人們對詩歌的興趣相對健康了一些，政治上相應地出現了一個穩定的時期，不那麼敏感了，這也是常有的事。圍繞著佩羅夫的格律詩颳起了重評之風，另一方面，思想開明之士也不反對跟著杜勃羅留波夫的暗示走。大家捐款，要在一個公園裡為詩人建座紀念碑，這證明了詩人的極大成功。一家頂級出版社收集了有關佩羅夫生平的所有能夠收集到的零散資料，出版了他的全部詩作，印成厚厚一卷。學術月刊上登載了好幾篇全面述評的研究文章。首都最好的一所會堂里召開了隆重的紀念大會，吸引了大批的各界名流。 二 紀念大會開始前幾分鐘，發言人還聚在主席台後面的會議室里，門一陣風似的打開了，闖進來一個身強體壯的老頭，身穿一件雙排扣大衣——這身衣服在他身上或在別人身上時日已久，歷盡風霜。兩位佩戴袖章的大學生兼任會務，過來要擋住他，他根本不予理會，昂首挺胸地徑直走到眾發言人跟前，一欠身，說道：「我是佩羅夫。」 我的一位朋友，年紀幾乎長我一倍，當年那番情景的見證人中如今只有他還健在。他告訴我，當時會議主席（是一家報紙的主編，對付擅自闖入的人很有經驗）眼皮抬都沒抬，說：「趕他出去。」沒人遵命——也許是因為大家對一位看上去醉得不輕的老先生還存有幾分敬意。他在桌邊坐下，選中了一個長得最為面善的人，開始問話。此人名叫斯拉夫斯基，是個翻譯家，翻譯過朗費羅、海涅、蘇利·普呂多姆(1)（後來還有一個恐怖組織的成員）。老頭語調平淡，問「紀念碑捐款」是否已經籌齊，如果籌齊了，他什麼時候能拿到手。 所有的記述一致認為他說要錢的話時出奇地平靜。他也沒有過分強調要錢的事。他只是說了此事而已，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話有可能引起懷疑。大家不知所措，這麼奇怪的一件事，一開場就是這麼個老頭，來到那間不好找的隱秘屋子，當著那麼多各界名流，翹著一大把老族長式的鬍子，迷糊著一雙棕色老眼，挺著個土豆似的大鼻子，平平靜靜地打聽會議上的錢財問題，甚至不打算出示任何證據。就是普通的江湖騙子，也恐怕要弄出點證據示人吧。 「你是詩人的親戚？」有人問道。 「我的名字叫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佩羅夫，」老頭耐心地答道，「依我理解，我家的一位後人應該在會堂里，可是哪兒都找不到。」 「你多大歲數？」斯拉夫斯基問道。 「我七十四歲，」他答道，「連續歉收好幾年了。」 「你必須明白，」演員葉爾馬科夫說，「我們今晚集會紀念的那位詩人淹死在奧列傑日河裡了，距今整整五十年。」 「Vzdor（胡說），」老頭反駁道，「那是我演的一齣戲，原因嘛我自有道理。」 「那麼現在呢，我親愛的夥計，」主席說，「我真的認為你該走了。」 他們從他們的意識中趕走了他，然後魚貫而入，走上了燈火輝煌的主席台。主席台上另有一張會議桌，鋪著莊重的紅色桌布，桌後面擺著必要數目的座椅。會議桌上放著一個傳統的玻璃酒瓶，閃閃發光，晃得台下參會者眼睛迷離，已有好一陣子了。這個酒瓶靠左，眾人可以欣賞到一幅油畫，從舍列梅捷夫斯基畫廊借來。畫上是二十二歲的佩羅夫，皮膚黝黑的年輕人，披頭散髮，襯衣領子敞開著。油畫的底座用綠葉和鮮花做了細緻裝飾。講台的正前方也擺著一隻陰沉沉的玻璃酒瓶，一架大鋼琴等候在台側，稍後便會被推到台中央，為有音樂的節目伴奏。 大廳里各界人士濟濟一堂，有文人騷客，有見多識廣的律師，有教師學者，有熱情洋溢的男女大學生，等等。還有幾個便衣警察，受命出席會議，分散在會場上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因為政府根據經驗知道，一本正經的文化聚會有一種特殊本領，常會悄無聲息地演變成狂亂的革命宣傳。事實上，佩羅夫早期詩歌中有一首就遮遮掩掩但很善意地提及了一八二五年的動亂，這讓人不得不防。像「西伯利亞落葉松的蕭蕭悲鳴與地下礦產相呼應（sibirskikh pikht oogrewmyi shorokh s podzemnoy snositsa roodoy）」這樣的詩句，要是在公眾場合朗誦，實在難說會鬧出什麼亂子來。 有一種記述是這樣說的：「很快大家明白了，情況隱約有點像一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鬧劇，正在醞釀一種拙劣的懸疑氣氛。」（作者認為是指《群魔》中著名的一章。）這都是因那位老先生而起，他故意跟著紀念會主席團的七位委員，走到台上，還打算和他們一起在主席台上就座。大會主席盤算著還是不要在大庭廣眾之下廝打起來為好，便使了個招不讓他坐下來。他堆起在公共場合下自會堆起的禮貌笑臉，悄悄對這個大鬍子族長說，要是不放開斯拉夫斯基緊握的椅子背，就將他趕出會場。那張椅子已經被控制在斯拉夫斯基鐵鉗一般的手裡，他表面上不動聲色，手上一使勁，悄悄地從老頭粗糙的手裡奪了過來。老頭不鬆手，但椅子已不在他掌控之中，他便沒有座位可坐了。他四面看看，瞧見了台側的鋼琴凳，便沉著冷靜地將它拉上台來。幕後的服務生伸手阻攔，只慢了不到一秒鐘，沒有攔住。老頭將凳子放在離主席台有一段距離的地方，坐了下來，立馬成了地位突出的一號人物。 此時主席團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即又一次沒有理睬他的存在。我們再說一遍，主席團格外關心的，是不起爭執。再有一點，擺在油畫底座旁邊的八仙花半遮住了那個令人討厭的傢伙，主席團乍一眼看不到他。說來不巧，那老先生對著台下，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只見他坐在不該他坐的座椅上（那東西不停地發出吱扭吱扭聲，暗示著這響聲有持續下去的傾向），打開了眼鏡盒，像魚一般往眼鏡片上呵呵氣，心平氣和，舒坦自在，一顆滄桑頭顱，一身破舊黑衣，一雙兩邊帶鬆緊的靴子，這模樣既像俄羅斯窮酸的教授，也像俄羅斯有錢的殯葬工。 大會主席走到講台前，準備進行他的開場發言。會場裡響起絮絮低語聲，此起彼伏，大家自然奇怪，那老頭到底是誰呀。老頭穩穩地戴上眼鏡，雙手放在膝蓋上，側目看看台上掛著的畫像，然後轉過頭來，盯著台下前排仔細觀瞧。台下回望過來，忍不住望望他亮閃閃的腦門，又望望畫像上留著鬈髮的腦袋。主席發言冗長，期間問長問短的低語聲越來越多，有些人想像力豐富，展開了這樣的思緒：可能有一位幾乎是屬於傳說時代的詩人，後人只通過教科書才了解其人其詩，本是一個錯誤時代的產物，一個落入無知漁民網裡的活化石，一個瑞普·凡·溫克爾(2)式的人物，到年老昏聵之時親身參加了紀念他早年輝煌的聚會。 「讓佩羅夫這個名字，」主席結束髮言時說道，「永遠不要被俄國思想界忘記。丘特切夫說過，普希金將被我們的國家當作初戀永遠記住。那麼就佩羅夫而言，我們可以說他是俄羅斯自由的初次體驗。在眼光膚淺之人看來，這種自由似乎僅僅反映在佩羅夫詩歌意象的無比繁雜上，這讓藝術家著迷，民眾卻不以為然。可是我們呢，代表著比較清醒的一代，傾向於為我們自己破譯其詩句中更深刻、更重要、更具人性、更有社會價值的意義，比如以下詩句： 當最後一場雪蓋住了墓園圍牆的陰影， 我家鄰居那匹黑馬的外衣 在敏捷的四月陽光下閃爍著敏捷的藍光， 小水坑像一座座天堂，托在大地的黑色掌中， 這時我的心跳了出來，穿著破爛的外衣， 去看望窮人，看望盲人，看望愚笨的人， 弓身為了飽腹，辛勤勞苦， 所有這樣的人，因憂愁或欲望呆滯了目光， 看不見雪中的洞，藍色的馬，神奇的水坑。」 他的話迎來一陣掌聲，不過突然之間，掌聲驟停，接著傳來陣陣不和諧的笑聲。原來主席發言餘音未盡、正返回座位時，那個留著大鬍子的陌生人站起身來，頻頻點頭接受鼓掌，還伸出一隻手笨拙地揮舞致意，臉上的表情既有合乎規矩的謝意，也有不耐煩的樣子。斯拉夫斯基和另外兩位工作人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他架開，可是台下人群深處升起了喊叫聲：「不要臉，不要臉！」「Astavte starika（把老人放開）！」 我在一種記述中發現這樣的暗示：台下觀眾里有心懷叵測之人。但我認為，大眾的同情心和報復心都是說來就來，這就足以說明台下是同情和報復輪番交替的。那老頭又要應付架他的三個人，又要儘量保持行為舉止不失體面，所以當那幾個並不是真心要架他出去的人放手後，他重新坐上了剛才打鬥時弄翻的鋼琴凳，台下發出了滿意的咕噥聲。可是話說回來，這麼一鬧，大會的莊重氣氛算是徹底被破壞了。觀眾中那些愛吵鬧的年輕人開始盡情嬉鬧。主席鼻孔抽得直哆嗦，給自己倒了一杯水。兩個便衣特務從大廳里兩處不同的據點警惕地互換眼色。 三 主席演講之後，會計向大家報告收到捐款的賬目。捐款來自各個機構和個人，為的是在郊區一個公園裡建一座佩羅夫紀念碑。那老頭不慌不忙地拿出一點紙頭和一支又短又粗的鉛筆，將紙頭在膝蓋上攤開，開始核對正在報告的數字。這時佩羅夫的姐姐的孫女出現了，在主席台上站了一會兒。大會組織者原來就對議程中的這一項頗感頭疼，原因是這個要站到台上的人是個肥胖的年輕女人，凸眼睛，臉色蒼白，眼下正在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抑鬱症治療。她歪著嘴，穿著粉色病號服，對著觀眾亮了個相，然後被匆匆帶了下去，交到她家裡人委派的一個高大健壯的女人結實的手裡。 葉爾馬科夫當年是戲迷追捧的對象，用戲劇行話說，他是beau ténor(3)。當他開始以甜美的聲音演繹《喬治亞之夜》中王子的演說時，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最熱情的粉絲對那個老頭的反應比對他的優美表演更感興趣。只聽他念到以下幾句： 如果金屬不朽，那麼在某處 放著我遺失的閃亮紐扣 它在我第十七個生日那天遺失在花園之中。 請替我找到那顆紐扣，我的靈魂將得知 每個靈魂已得救，得到了珍藏。 這時老頭沉著鎮定之中第一次出現了閃失，他緩緩地打開一塊大手帕，使勁地擤鼻涕——只聽一聲響，害得葉爾馬科夫那化了濃妝、鑽石般閃亮的眼睛像受驚小馬駒一樣斜瞪起來。 大手帕被放回外衣口袋裡，又過了幾秒鐘，坐在第一排的人這才注意到老頭眼鏡下面流下淚來。他沒有打算擦去淚水，儘管他的手往眼鏡那兒伸了一兩次，手指像爪子那樣張開著。但眼淚又流了下來，好像他手這麼一伸，就引得眼淚流下一般（這時朗誦也到了整個作品精要之所在）。朗誦結束後全場掌聲雷動，但掌聲激賞的肯定是老頭聽得老淚縱橫，而非葉爾馬科夫朗誦的作品。掌聲漸漸稀落，老頭站起來，大踏步走到台邊上。 主席台沒有攔住他的意思，原因有二。其一是主席被老頭奪人眼球的表現激怒了，暫且退場，放話說不要管他。其二是這中間疑竇叢生，大會組織者中有些人開始不知所措。所以，當老頭兩肘往講台上一支，全場頓時鴉雀無聲。 「這就是名望。」他說道，聲音沙啞，於是後排傳來了喊聲：「Gromche, gromche!」（「大聲點，大聲點！」） 「我在說這就是名望，」他重複道，犀利的目光翻過眼鏡盯著觀眾，「多少無聊詩，都是荒唐言，一個人的名字受到紀念，好像他對人類有點用處似的！別這樣，先生們，不要自欺欺人了。我們的帝國和我們國父沙皇的寶座依然聳立著，像被冰雪封凍的雷電那樣堅不可破。半個世紀前，它誤導一個年輕人寫下反叛詩句，如今這個年輕人變成了遵紀守法的老人，受到正直民眾的尊敬。一位老人，讓我多說一句，一位需要你們保護的老人。我是環境的犧牲品：我流汗耕耘過的田地，我親自餵養過的羔羊，我見過的金臂揮舞的小麥……」 就在此時，兩個彪形大漢飛快地過來，毫不費力就把老頭架走了。觀眾看見了老頭被架出會場的一幕——他的外衣前襟往一邊張開，鬍子翹向另一邊，一副手銬晃蕩在他的手腕下，但眼神仍是那麼威嚴、高傲。 第二天，當地的主要日報報道這一慶典時，對於破壞慶典的事件卻只簡單地用一句「令人遺憾之事」一筆帶過。但聲譽不好的《聖彼得紀事報》卻與眾不同。這是一家專搞駭人新聞的反動小報，由赫斯托夫兄弟編輯，維護中下層階級和有幸成為半文盲的底層勞工的利益。它連連開火，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堅持認為那件「令人遺憾之事」不是別的，正是真正的佩羅夫再次現身。 四 與此同時，老頭被一位非常富有但性情古怪的商人格羅莫夫接走了。格羅莫夫供養了一大批食客，都是些流浪的僧侶、江湖醫生，還有些與集體迫害有關。《聖彼得紀事報》刊登了這個冒名頂替的騙子的訪談錄，他在訪談錄中說了些有關「革命黨奴僕」的事情。他們騙走了他的身份證，搶了他的錢。據他講，這些錢都是他從《佩羅夫全集》的出版商那裡合法取得的。一位投在格羅莫夫門下的學者酒後失言，指出（不幸被他言中）那老頭的五官特性和那幅畫像極為相似。 有一則記述甚是詳細，卻令人難以置信。說他演了一場自殺戲，那是為了在聖俄羅斯的懷抱中過上基督徒的生活。他什麼事都干過：販過毒，捕過鳥，在伏爾加河上做過艄公，還因要求在偏遠省份得到一塊地而被打傷。我曾看過一本破舊不堪的小冊子，書名叫《康斯坦丁·佩羅夫的死亡與復活》，過去都是由顫抖的乞丐在大街上叫賣的，一起出售的還有《薩德侯爵歷險記》和《亞馬遜人回憶錄》。 不過在翻閱那些舊文檔時，我最大的發現卻是一張污點斑斑的照片，照的是那個大鬍子騙子，高高站在還未完工的佩羅夫紀念碑的大理石底座上，紀念碑建在一個沒有綠葉的公園裡。照片上的他兩臂交叉，站得筆直，頭戴圓形皮帽，穿著新膠鞋，但沒穿大衣。一小群他的支持者簇擁在他的腳下，一張張白色的小臉注視著鏡頭。那些眼睛長得很特別，如肚臍眼一般；表情也很特別，自鳴得意的樣子，像舊時私刑隊的照片。 那時的風氣是流氓橫行，保守分子當道（如此切合統治者的看法，不管沙皇名叫亞歷山大、尼古拉斯還是喬），醜化佩羅夫就是種災難，知識界很難忍受。佩羅夫是個單純、熱情、有革命理想的詩人，那形象是融化在他的詩行之中的，怎麼能變成一個在漆過的豬圈裡打滾的粗俗老頭呢。可悲的一點是，格羅莫夫和赫斯托夫兄弟都不真正相信給他們提供樂趣的那個人是真正的佩羅夫，還有很多有教養的正派人被一種不可能的想法所困：他們所排斥的正是真理和正義。 最近公開了一封斯拉夫斯基寫給科羅連科的信，信中寫道：「不敢想像，一份前所未有的命運厚禮，可能被無情地忽略了，那就是昔日一位大詩人像拉撒路一般復活了——唉，我們甚至認為那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騙局。而所謂騙子的罪過僅僅是沉默了半個世紀，然後發表了一兩分鐘的胡言亂語。」信中措辭很含混，但主旨很清晰：俄國知識界不怕上當受騙，怕的是支持了一個醜陋的錯誤。但有些事情他們更加害怕，那就是理想的毀滅；因為你們激進得很，隨時準備打翻世上的任何東西，但有些小玩意兒卻是例外。這樣的小玩意兒，不管多麼可疑，多麼無用，激進分子還是會出於某種原因供在神龕里的。 如今傳言說，俄羅斯文學促進會有一回秘密開會，會上將那個老頭不停地寄給學會的無數封出言不遜的信同詩人少年時代寫下的一封很舊的信做了仔細對比。這封舊信是在一份私人檔案中發現的，據說是佩羅夫唯一的真跡。有些學者仔細研究過信上已經淡去的墨水痕跡，認為此信是真的，別的人一概難辨其真偽。 更有傳言說，人們籌了一大筆錢，送給了那老頭，沒有叫他那些下三濫夥伴知曉。好像是給他一筆可觀的月俸，條件是他立刻回到他的鄉下農莊，從此再不出山，來個體體面面的人間蒸發。也許他接受了條件，因為他真的突然消失了，如同當初突然出現一般。與此同時，格羅莫夫丟了他的寵物，為求安慰，找了一個有法國血統的江湖催眠術士，此人一兩年後在宮廷里發了跡。 紀念碑如期揭幕，當地鴿子找到了個好去處。收集詩人作品出售的事，也到第四版中間悄無聲息地收了場。最後，也就是一兩年後，在佩羅夫出生的地方，當地最老的但不一定是最聰明的居民告訴一位女記者，說他記得他的父親曾對他講，在一片長滿蘆葦的河灣里發現過一具骷髏。 五 要不是發生了革命，這事也就了結了。革命一來，厚厚的沃土翻開了，帶出小株植物白色的細根和淡紫色的肥胖小蟲。要不是革命，這些小東西也就一直深埋土下。二十年代初，在那個昏暗、飢餓但又病態地活躍的城市，千奇百怪的文化機構湧現出來（比如有名氣卻一貧如洗的作家開書店賣自己的書等），動輒有人辦個小小的佩羅夫博物館，以此謀得一兩個月的生計，這就引起了一次佩羅夫復活熱。 辦展覽？什麼都可以展出，除了一樣東西（那封信）。一些二手材料在一個破舊的大廳里傳遞。舍列梅捷夫斯基畫廊的那幅珍貴肖像（敞開的衣領處有一道裂口，暗示斬首之意），橢圓形的眼睛，棕色的發束；一卷破舊的《喬治亞之夜》，曾被認為是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一張拍得不太好的照片，照的是一所鄉村小學，建在詩人父親當年擁有一座房子和一片果園的地方。還有博物館裡來過的某位觀眾落下的一隻舊手套。三四種佩羅夫的作品，分布得頗有講究，儘可能占據了最大的空間。 所有這些可憐的遺物仍然不足以組成美滿的體系，所以幾樣有時代特徵的物品加了進來，比如一位著名的激進評論家在他那洛可可風格的書房裡穿過的睡衣，還有他在西伯利亞木頭牢房裡戴過的項鍊。可是問題仍然存在，不論是這些作品還是那個時代眾多作家的肖像都不夠分量，於是人們做了一個在俄國首次上路的火車模型（那是四十年代，在聖彼得堡和沙皇村之間運行），安放在那間陰冷屋子的正中央。 那個老頭，現在早過了九十高齡，但講話仍然口齒清楚，坐在馬車裡身板還相當挺直，有人來訪，就領著四處參觀，好像他是那裡的主人，而非看門的。參觀的人會覺得奇怪，轉悠一會兒，他就領你進了下一個屋子（其實不是個屋子），到那裡就請你用晚餐。但他的全部家當只有屏風後面的一個爐子和一條他睡覺的長凳。不過，門口擺著展銷的書，你要是買上一本，他就會在書上親筆簽名，這已形成慣例了。 後來有一天早晨，給他送飯的女人發現他死在了他睡的長凳上。三家爭吵不休的人暫時住進了博物館，很快展品就一件也不剩了。就像是一隻巨手從一大摞書中撕下了一大摞書頁，發出了巨大的撕扯聲；要麼是某個輕浮的故事寫手把虛構的小魔鬼裝進了真理的容器，要麼是…… 不過沒關係。無論如何，再過二十多年，俄羅斯也就與佩羅夫的詩歌完全失去聯繫了。年輕的蘇維埃民眾對他的作品幾乎一無所知，如同他們不知道我的作品一樣。毫無疑問，他得以重見天日、重受尊崇的時代肯定會到來，但現在人們還是禁不住覺得，在目前情況下，失去的也太多了點。人們還會疑惑，將來歷史學家如何寫那老頭的事情，如何寫他那非同尋常的爭吵。不過，那自然都是非常次要的問題了。 * * * (1)　Sully Prudhomme（1839—1907），法國詩人，一九○一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2)　Rip van Winkle，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Washing ton Irving，1783—1859）創作的著名短篇小說中的人物，在深山中一覺睡了二十年，醒來時已是人世滄桑。 (3)　法語，美妙的男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