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短篇小說集 · 似水流年

一 一場大病後，在臥床療養的第一個繁花之季，沒有人知道，至少病人自己不知道，一個九十歲高齡的人能否撐得過去。我的朋友諾曼和努拉·斯通力勸我先不要考慮我的科學研究工作，純粹放鬆一下，玩玩字謎或紙牌。 玩字謎是不可能的事，所謂玩字謎就是從晚報最後一頁上一堆紛亂的音節中找出一個亞洲城鎮的名字或者一部西班牙小說的書名（這是我最小的曾孫女最拿手的絕活），可對我來說遠比擺弄動物組織艱巨得多。不過紙牌倒是可以考慮的，要是玩這種遊戲的人看重它的補腦功能，就尤其值得考慮了。人要是回憶昔日往事，過去的事件和感情一一來過，悠閒自在地重現一番，這不也是一種補腦遊戲嗎？ 據報道，亞瑟·弗里曼曾說過，寫回憶錄的人都是想像力過於貧乏、寫不了小說的人；他們的記憶力也差，寫的回憶錄也不真實。自我表達日漸衰退，我也就隨波逐流了。我和之前的老人一樣，發現時間上離得越近的事越記不清楚，令人苦惱，而隧道盡頭反而有色彩和亮光。我能明確地說出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每個月都發生了什麼事，但我要是選擇一九七七年或二○一二年，哪個季節發生了什麼事就成了一團漿糊。一位傑出的科學家批評過我最近的一篇論文，我卻記不起他的名字。一些同樣很傑出的科學家為我辯護，說到了他的別名，我也記不得了。我不能隨口說出是哪一年雷克雅未克自然愛好者協會胚胎學分部選我為通信會員，也說不出到底是哪一年美國科學院授予我該院最高獎的榮譽。（不過我記得這兩項榮譽給我帶來的巨大歡樂。）所以一個通過高倍望遠鏡觀察的人是看不到他迷人果園上方秋高氣爽的捲雲的，但是一定能看到金星上一個潮濕的山谷里密集的氣團，如同我一個不幸的同事——已故的亞歷山大·伊萬琴科教授兩次觀察到的那樣。 毫無疑問，過去一個世紀那些單調、乏味，還帶著奇特憂鬱色彩的照相術留給我們「無數如星雲般模糊的相片」，那些不記得那個世紀的人一看，就會產生極不真實的感覺。但事實是，我兒時的那輩人在現今一代人看來似乎比十九世紀還遙遠。他們仍然固守著十九世紀的拘謹與偏見，固守著傳統，如同藤條緊緊纏繞著一棵死樹。他們圍著大桌子吃飯，坐在硬木椅子上，座位依據個人的地位排列，固定不變。服飾也很繁瑣，每一處都留有一些沒用的過時點綴（一個城裡人穿晨服時得往三十個扣眼裡系進去三十顆紐扣，還要打上三個領結，檢查十五個衣袋裡都有什麼東西）。 他們寫信時，稱呼根本不認識的陌生人也用「敬愛的先生」一類的話——只要用的詞語有點意義就行。信的開頭用一個理論上什麼時候都可以用的套話，對一個人含含糊糊地表達白痴般的忠心，而這個人的存在對寫信人來說壓根就是無所謂的事情。他們頗為藝術地賦予集體一些他們不願意賞給個人的品質與權利。他們痴迷於經濟學，如同他們的祖先痴迷於宗教一樣。他們膚淺，粗心，短視。和其他時代的人相比，他們更容易忽視傑出人才，所以才讓我們有了發現大師傑作的榮幸（比如理察·辛納屈在世時一直是一個默默無聞的「護林人」，要麼在一株特柳賴德松樹下做夢，要麼對著聖·伊莎貝爾森林裡的松鼠吟誦他那驚世駭俗的詩篇。然而那時人人都知道的是另一位也有東方血統的二流作家辛納屈）。 基本的異常反應現象致使他們所謂的招魂巫師以最愚蠢的形式搞一些超驗推測，讓所謂的常識聳起寬肩膀，以示同樣愚蠢的無知。我們的時間計數對他們來說會是「電話」號碼。他們用各種方法玩弄電，卻一點不懂電到底是什麼東西——難怪有人偶然揭示了電的真實性質便引起一片驚奇（那個時候我已經成年了，現在還清晰記得安德魯斯老教授在校園裡傷心地哭泣，周圍一群人驚得目瞪口呆）。 我少年時代經常遇到可笑的習俗和繁文縟節，但那時我的童年世界依然是英勇頑皮的小世界。它用一點點乾澀的幽默抵制著當時的逆境，也總是鎮靜地奔赴遙遠的戰場，好壓下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野蠻行徑。只要我放開手腳，許多事情就會變得光明，變得仁慈，變得絕妙，變得可愛，讓記憶充滿激情的美好事情會在昔日歲月中找到。可悲的是，如今已無從知曉一個仍然強健的老人一旦捲起袖子會做出怎樣影響時代的事。不過這也就足夠了。歷史不是我的研究範圍，所以我還是說自個的事情為好，別去侵犯別人的合法領地，免得被警告：「每一個哨兵應該守住自己陣腳」——就像薩斯卡切萬諾夫先生被當今小說中最迷人的角色所警告的那樣（我的曾孫女可以證實這一點，她當今小說讀的比我多）。 二 我出生在巴黎。小小年紀時母親就去世了，所以我現在對她的記憶只能是模糊的碎片，好像總是熱淚漣漣，面容上沒有多少印象。我父親教音樂，同時也是一個作曲家（我至今珍藏著一個節目單，那上面他的名字就排在一位偉大的俄國人旁邊）。父親看著我讀完了大學，後來在南美戰爭的時候因患一種無名的血液病去世了。 在我七歲那年，父親帶著我和老祖母——小孩子有幸得到疼愛的至親之人——離開了歐洲。那時的歐洲正在遭受難以描述的災難，一個墮落的國家把災難強加給一族人民，我是其中一員。在葡萄牙，一個女人給了我一個前所未見的大橘子。客輪的尾部有兩根粗短管，遮擋著彎彎曲曲的航流。一群海豚在表演精彩的空翻。祖母給我讀美人魚的故事，這魚兒長出了雙腳。好奇的微風有時候也會過來湊湊熱鬧，將書頁亂翻一通，似乎想看看故事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我對這次航行的記憶也就是這些了。 船到達紐約的時候，空間旅行者常常跟時間旅行者一樣被古老的「摩天大樓」所吸引。其實所謂「摩天」是用詞不當，因為它與天空發生聯繫，特別是在溫室般晴暖的一天隱隱將盡時，遠沒有摩擦的感覺，而是難以形容的微妙、寧靜。我稚氣的目光穿過那些曾為城市中心增添光彩的開闊廣場，看摩天大樓好像非常遙遠，丁香花的顏色，水一般奇怪的質感，華燈初上時，和落霞渾然一色，半透明的建築中脈動的內容帶著夢幻般的坦誠呈現出來。 一些黑人小孩們安靜地坐在人造石上。樹木都有拉丁文名稱，展示在樹幹上，就像穿著花哨、金龜子般蹲坐著的出租車司機背上貼著自己陳舊的照片畫一樣（在我腦海里，他們一般是和一些同樣花哨的自動音樂播放機連在一起的，那裡面的音樂如同便秘一般出不來，插入一枚硬幣，這才神奇地一瀉千里）。我們那時生活在一個身份證和表格的時代，看人看事都要通過名稱和外號，不相信還有任何無名的事物存在。 最近流行一出話劇，寫的是四十年代騰飛的新美國。易拉罐大行其道，但絡腮鬍子和襯衣硬領很可笑，不合時宜。演員們愛坐蘑菇式的旋轉高背椅，我小的時候就沒有這種沒完沒了猛轉的東西。我們那時喝的是劣質的混合飲料（吸管也比現在舞台上用的吸管短得多），悶頭貪婪地吸。我記得海報上淺薄的花樣和低級的詩歌：一塊冰凍的人造奶油沉了下去，上面冒起大量的泡沫，或者是一滴棕色稀泥一般的軟糖汁，正從奶油塊光禿禿的頂上往下滴。黃銅與玻璃的表面，電燈呆滯的反光，螺旋槳閃著微光，呼呼響，一張世界大戰的海報，畫的是山姆大叔和羅斯福那類疲憊的藍眼睛，或者是一個下嘴唇厚得過分、穿著整齊制服的女孩（噘著嘴，擺個氣哼哼要吻的模樣，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年間流行一時的女性魅力）。還有混雜的交通噪音，從街上傳來，令人難忘——聲音模式和旋律特點，只有刻意分析才能知道是哪個時段的，否則聽起來就是藥店加金屬世界的聲音；在那個金屬世界裡，人在折磨金屬，金屬在反擊人。 我在紐約上的學，後來移居到了波士頓，再後來又搬走了。我們似乎總是在搬家——有些新家反不如舊家。但是不管城鎮有多小，我總是能找到一個修自行車輪胎的地方，一個賣冰激凌的地方，和一個放電影的地方。 山谷里似乎遭了洗劫，沒有回聲。這是因為要對聲音進行柔和的特殊處理，使得經過壓縮的語音與昏暗大廳里月白色螢幕上的一系列圖片動作達到一致。一個男人一拳把他的同伴打進了高高摞起來的板材箱堆里。一個皮膚格外光滑的女孩，挑起一道彎彎的眉毛。從河對岸護林人工作的地方遠遠傳來一記沉重的關門聲，聲音和畫面沒有配合好。 三 我已經足夠老邁，能記起昔日的鐵路客車。我年幼時崇拜火車，長大一點後轉而關心提速問題。昔日的火車至今不時隆隆地駛過我的夢境，車窗憔悴，燈光昏暗。它們聽任煤灰遮蓋了自己的青春年華，色調變得與工廠車間和貧民窟的牆壁相差無幾。假如不是這樣，它們本身的顏色經過風雨無阻的長途征程，也就完全脫落了。說到貧民窟，那是進入城市前不可避免的景觀，猶如要習得平常知識先得有語法規則並出點錯一樣。車廂一頭堆放著低矮的學生罰站帽，用它可以軟塌塌地盛一點礦泉水（一陣半透明的清涼感會傳到指頭上）。出水的是個小噴泉，人一碰，水就乖乖地抬頭冒出來。 老人們就像比我那個時代更為古老的童話故事裡的白髮擺渡人，斷斷續續地唱著他們的「下一個」，為旅行者檢票。如果旅途較長，旅客當中肯定有許多疲憊不堪的士兵，四處亂躺著；也肯定有一個精神飽滿的醉醺醺的士兵，來回亂竄，只有蒼白的臉色把他與死亡聯繫在一起。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這樣的人總是單獨出現：一個怪人，泥塑的年輕造物。一些相當現代的歷史教科書將這一時期巧言稱為漢密爾頓(1)時期——這個稱謂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學者提出的，為的是讓沒頭腦的人受益。 不知怎麼的，我那聰明卻又不切實際的父親，不能充分地適應學術環境，所以在一個地方待不了很久就要換一個地方。我現在還能清晰地回想起這一切，不過有一個大學城記得尤為真切：沒有必要說出它的名字，只消說，與我們相隔三塊草坪，在一條樹木茂盛的巷子裡，坐落著一幢房子，它現在是一個國家的麥加聖地。我記得在一棵蘋果樹下，陽光灑滿花園的椅子，一條漂亮的古銅色獵犬，一個胖胖的長滿雀斑的男孩，膝蓋上攤著一本書。在樹籬蔭涼處，我摘下了一個伸手可及的蘋果。 旅遊者如今拜訪那個一代偉人的出生地，觀看具有那個時代特徵的家具——家具為了能永遠珍藏，用長毛絨繩子圍了起來，大家自覺地站在繩子外面——那個時代和我有意外之緣，我懷疑他們能否感受到與之相聯繫的自豪感。無論發生什麼，無論圖書管理員在索引卡上填上多少我發表過的論文的標題，我都將作為曾在巴雷特扔過蘋果的人流傳後世。 七十年代(2)是科學發現多得驚人的時代，那時出生的人除了風箏或玩具氣球外再沒見過會飛的東西（就我理解，玩具氣球有三四個州現在還允許使用，儘管最近德·薩頓博士對此問題發表了幾篇文章）。對他們來說，想像飛機已經不是件容易的事了，特別是這些輝煌壯麗的機器展翅飛翔的舊照片缺乏只有藝術才能將其保存下來的生動性。但說來也夠奇怪的，從沒有哪位大畫家將飛機選為專門描繪的對象，將他的天才注入其中，從而使飛機的形象得以保存，不致變質。 我認為自己對待生活的態度在許多方面都是過時的了，而這許多方面也碰巧都在我研究的科學分支以外。很有可能我這麼老的人人格是分裂的，就像那些歐洲小鎮，一半在法國，另一半卻在俄國。我知道這一點，小心前行。我根本沒有打算提高自己對飛行器的興趣，也沒有病態地後悔沒有研究飛行機器。但與此同時，我又無法抑制把過去當作一首交響樂而嚮往的浪漫情懷。 在過去遙遠的歲月中，從當地機場起飛到地球上的任何一點所用時間不會超過六十小時。那時一個男孩對飛機的了解，可以從螺旋槳轂蓋到方向舵平衡調整片，也能根據翼梢的狀況或駕駛艙活動突出程度區分飛機的種類，甚至還能根據夜空中排放的火焰模式來判別；於是和那些瘋狂的自然探索者——林奈(3)之後的分類學家展開了認識事物特徵方面的競賽。一個機翼和機身構造的截面圖會給他強烈的創造快感。他用輕木、松木和回形針製成的模型讓他對製作過程激情倍增，欲罷不能。與製作過程相比，結果似乎毫無意義，好像東西一旦成型，靈魂便出竅離去了。 獲取與科學，存留與藝術——這兩對各有其妙，但它們會合起來時，便是世間最高境界。所以我要踮著腳尖離開，向我的童年告別，在它最典型的時刻，以它最可塑的姿勢：沉迷於低沉的嗡嗡聲之中，讓這聲音在頭頂上方顫動，聚集音量；它靜止不動，忘記了它跨著的溫順自行車——一隻腳踩在腳踏板上，另一隻腳的腳尖觸到了瀝青路面，眼睛、下巴、肋骨都抬起來，向著裸露的天空；天上一架軍用飛機過來了，速度快得可怕，只在飛機的中部變成了尾部、機翼和轟鳴聲遠遠消失後，那底色才變成不慌不忙的廣闊天空。令人羨慕的怪物，了不起的飛行器，它們過去了，它們消失了，就像成群的天鵝在一個春天夜晚振動千萬隻翅膀，嘩啦啦飛過了緬因州的騎士湖，不知來自何處，也不知飛向哪裡：是哪個種類的天鵝，科學上沒有界定，以前沒有見過，今後也不會再見——然後天上空無一物，除了孤星一顆，猶如一個星號，標誌著一條無從知曉的腳註。 * * * (1)　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美國開國元勛之一，憲法的起草人之一，曾是美國的第一任財政部長。 (2)　這裡指的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 (3)　Carl Linnaeus（1707—1778），瑞典自然學者，現代生物學分類命名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