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短篇小說集 · 談話片段
我碰巧有一位名聲不佳的同名者，此人從姓到名與我完全相同。雖然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本人，但他動不動就闖入我的生活城堡，所以我也能夠據此推斷出他的粗俗人格。事情始於布拉格，二十年代中期我正好住在那裡。在那兒我收到一封信，來自一家小圖書館，這個圖書館顯然隸屬於某個白俄組織，該組織和我一樣，也是從俄國流亡出來的。這封信用激憤的口氣勒令我立即歸還一本名為《錫安智者備忘錄》的書。這本書當年曾為沙皇激賞，其實是一部偽書，是秘密警察雇了一個半文盲的騙子編造出來的，唯一目的就是煽動屠殺猶太人。寫信的圖書館員簽名為「希涅波佐夫」（一個姓氏，意思是「藍色的肚子」，在俄語中引起的想像就類似「溫特博特姆」(1)這個姓氏在英語中引起的想像），他一口咬定，說我把他特別稱之為「頗受歡迎而且很有價值的」那本書留在手頭已一年有餘。他還提到以前曾幾次寫信要求我歸還這本書，那些信分別寄到貝爾格勒、柏林和布魯塞爾，顯然那位與我同名的人過去一直在這幾個城市漂泊。
我想像這個和我同名的傢伙是個年輕的白俄流亡者，骨子裡的反動派，革命打斷了他的大學教育，現在正在按照傳統的方式成功地彌補失去的時光。他顯然是個萍蹤不定的旅行家，我也是——這是我們之間唯一的共同點。有一次在斯特拉斯堡，一個俄國女人問我，那個在列日娶了她侄女的人是不是我的兄弟。有一年春天，在尼斯，一位戴著長耳環、面無表情的姑娘來到我住的旅館，要求見我，看了一眼後，道了個歉，轉身就走了。又有一次在巴黎，我收到一封用法文匆匆寫成的電報：「不要來阿方斯有可能返回希望你小心謹慎我很不安愛你。」我承認，想到我那位輕浮的同名人按往常習慣手捧著鮮花衝進去，卻碰上了阿方斯和他的妻子，我不由得幸災樂禍。幾年後，我正在蘇黎世教書，突然遭到逮捕，罪名是在一家餐館裡砸了三面鏡子——三面鏡子如同一組三聯畫，表現他的三副模樣：醉（第一面鏡子）、大醉（第二面鏡子）、酩酊大醉（第三面鏡子）。最後，在一九三八年，一位法國領事粗暴地拒絕在我的那本破舊的海綠色南森護照(2)上蓋戳，理由據他說，是因為我曾有一次未經允許擅自進入這個國家。在那份最終搞定的厚厚卷宗里，我掃了一眼那個同名人的臉。他留著八字短胡，海員髮型，正是這個壞蛋。
時隔不久，我便漂洋過海到了美國，在波士頓定居，心想這一下肯定擺脫了那個荒唐的影子。後來呢——準確地說，就是在上個月——來了一個電話。
一個女人用生硬而又迷人的嗓音對我說，她是西比爾·霍爾太太，夏普太太的好友，夏普太太寫信建議她與我聯繫。我倒是真的認識一位夏普太太，便忍不住想，我認識的夏普太太和我自己總有一個可能是搞錯了。金嗓子的霍爾太太說星期五晚上她要在自家公寓裡搞一個小小的聚會，叫我也來，因為她聽說過我的情況，由此確信我對這樣的討論會非常感興趣。其實我對任何形式的聚會都很厭惡，但又想要是不去的話，多少會讓夏普太太失望，於是就接受了邀請。夏普太太是個和氣的老太太，常穿栗色的褲子，留著短髮。我是在科德角遇上她的，當時她和一個比她年輕的女人合住一間小屋。這兩位太太都是才華平平的左派藝術家，獨立謀生，為人極其和善。
那天出了點與我現在要說的話題完全無關的事情，我到達霍爾太太公寓的時間比我預想的晚了許多。一位年長的電梯工，長相竟然頗似理察·瓦格納，陰沉著臉送我上去。我在客廳里脫外套和橡膠套靴時，霍爾太太不苟言笑的女僕等在一旁，兩隻長胳膊垂在身子兩側。客廳里主要的裝飾品是一種中國製造的雕花瓷瓶，可能是件值錢的古董——上面刻著某種顏色病態的高大怪獸——這種東西我每次看見都覺得心生厭惡。
我穿過了一個精心布置的小房間，到處擺著廣告作者們常說的象徵「高雅生活」的東西，然後被引入——理論上是有人引路，其實女僕已經離開了——一個寬敞雅致、充滿小資情調的沙龍。我漸漸明白了，正是在這種地方，一個人可以指望被引見給某個曾在克里姆林宮用過魚子醬的老傻瓜，或某個木頭一般的蘇維埃俄國人。每當我攻擊蘇共的路線並對共產主義者及其導師的言論表示輕蔑時，我這位熟人夏普太太，出於某種原因，總是表示憤怒。我現在明白了，這個可憐的人認定讓我來參加討論有可能對我這種大不敬的心靈產生有益的影響。
來的人有十來個，中間走出了女主人，原來是個四肢細長、胸部扁平的女人，向外突出的門牙上還沾著口紅。她迅速地把我介紹給那位特邀嘉賓和其他客人，然後因我進來而中斷了的討論立刻繼續進行。特邀嘉賓正在回答問題。他形容單薄，一頭烏黑油亮的頭髮，額頭閃閃發光，明亮的長柱落地燈照在他的肩頭，可以看清落在他晚餐禮服領子上的頭皮屑。他雙手緊握，手白得令人羨慕，我發現其中一隻令人難以置信地柔軟、濕潤。這傢伙屬於尖嘴猴腮那類人，喉結難看，刮臉兩小時後，廉價的爽身粉一旦脫落，刮過的地方就露出一系列分布複雜的粉紅色小點，小點上還蓋著青灰色的胡茬。他戴著一個有頂飾的戒指，說來奇怪，這讓我想起了曾在紐約碰到的一個皮膚黝黑的俄國姑娘，她生怕被誤認為是猶太女人，便在脖子上戴了一個十字架，雖然她就像缺心眼一般地缺少宗教感。這位演說者的英語講得很流利，令人羨慕，然而他的語音裡帶有「德國」語音中生硬的「djair」音；話里不停地出現「妙極了(3)」一詞，該詞的第一個音節老是發成「wan」的音，這些都表明他是日耳曼血統。他當時是，或從前是，要麼即將成為，一位德語教授，或者音樂教授，或者二者兼有，在中西部某個地方教書。但我沒有聽清楚他的名字，所以我以下就稱他為舒博土。
「他那時當然是瘋了！」舒博士回答在座的一位太太提出的問題時高聲叫道，「請注意，只有瘋子才會像他那樣把戰爭搞成一團糟。我當然和你一樣，希望過不了多久，假如他還活在世上的話，就會被安全地囚禁在一個中立國某個地方的療養院裡。他這是咎由自取。不去入侵英格蘭，反而攻打俄國，這就是發瘋。以為和日本並肩作戰就能阻止羅斯福積極參與歐洲事務，這就是發瘋。想不到別人也有可能發瘋的人就是不可救藥的瘋子。」
「人們不禁會想，」一個肥胖的小個子太太說，我現在想起來了，她叫馬爾伯里太太，「假如我們把那些送給英國人和俄國人的飛機和坦克全用於摧毀日本，那麼我們成千上萬的孩子們就不會戰死在太平洋上了。」
「一點不錯，」舒博士說，「這也是阿道夫·希特勒的過錯。他發了瘋，沒有仔細考慮那些不負責任的政客們提出的方案。他發了瘋，就相信其他國家的政府會按常理厚道行事。」
「我常常想到普羅米修斯，」霍爾太太說，「普羅米修斯，他盜了天火，卻被發怒的諸神弄瞎了眼睛。」
一位身著淺藍色上衣的老太太，坐在一個角落裡做編織活，請舒博士解釋一下為什麼德國人不起來反抗希特勒。
舒博士將眼皮垂下片刻。「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可怕的，」他鄭重其事地說，「你們知道，我自己就是德國人，純粹的巴伐利亞血統，不過我現在是一個忠誠的美國公民。但不管怎樣，我要對我從前的同胞說幾句很不中聽的話。德國人」——那雙長著柔軟睫毛的眼睛又半閉起來——「德國人都是夢想家。」
到這時候，我當然完全明白了，這位霍爾太太說的夏普太太與我認識的夏普太太完全不同，正如我和那個同名者完全不同。我被強行拉入的這場噩夢對他來說也許就是一個與一群意氣相投的人共同度過的美好夜晚，舒博士在他眼裡也許是一個聰明絕頂、極富才華的談話人。出於不好意思，也許還有點病態的好奇心，我沒有離開這個房間。再加上我一激動就會結巴得厲害，如果想試著對舒博士談談我對他的看法，那聽上去就會像寒夜裡高低不平的郊區小路上一輛發動不起來的摩托車發出的爆裂響聲。我看看四周，努力說服自己：這裡的人都是活生生的真人，並非傀儡戲中的木偶。
女人中沒有一個長得俊俏的，都年近四十五，或者過了四十五。可以肯定，她們都是讀書俱樂部、橋牌俱樂部、胡言亂語俱樂部的成員，都屬於那種了不起的、冷漠的、註定要瓦解的婦女社團。她們看上去都是不能生育的，還因此感到快樂。其中有些人可能有過孩子，但她們是怎樣生了這些孩子的，如今已是一個失傳的秘密。許多人在各式各樣的審美追求中找到了發揮創造力的替代品，比如說，美化這間會議室。我看了一眼坐在我身邊的那個人，是一位脖子上長著斑點的太太，看上去在專心聽講。其實我知道，她一面心不在焉地聽著舒博士講話，一面很可能在操心一項與某個社會事件或戰時娛樂有關的裝飾活動，具體是什麼，我就無法確定了。但我知道她是多麼需要這種額外的興趣。桌子中央的某個東西，她在想，我需要能讓人眼紅的東西——可能是個盛著人造水果的巨型大碗。當然不是蠟制的。要有精巧的大理石花紋。
令人極其遺憾的是，我被介紹給大家時，沒有把這些太太們的姓名記在心裡。有兩位身材苗條的未婚女士坐在硬椅子上，哪怕兩人互換也認不出來，她們的名字都是以W打頭。其他人中，我能肯定的是有一位叫做比辛小姐。這名字我聽得清清楚楚，但過後卻不能把它與任何一張特定的面孔或類似的東西對上號。男人除了舒博士和我，就只剩一個了。此人原來還是我的俄國同胞，人稱馬里科夫上校或者梅爾尼科夫上校，霍爾太太念這個名字時聽起來更像是「米爾沃基」。在大家開始傳遞一些淡色的軟飲料時，他傾身和我說話，聲如撕革，仿佛他那身破舊的藍色西裝下面還套著一副馬具似的。他悄悄用俄語粗聲粗氣地告訴我，他有幸認識我受人尊敬的伯父。一聽這話，我立即把他所說的這個人想像成長在那位同名人家族之樹上的一顆好看不好吃的蘋果。不過此時舒博士又口若懸河地講了起來，那位上校便坐正了身子，露出一顆破黃牙沖我笑笑，意思是現在不說了，然後慎重地做了幾個手勢，意思是以後我們會好好談談。
「德國的悲劇，」舒博士一邊說一邊把一張他剛剛擦過薄嘴唇的餐巾紙仔細摺疊起來，「也是文明美國的悲劇。我在無數婦女俱樂部里說過，也在別的教育中心說過，每到一處我都注意到，這場謝天謝地現在已經結束了的歐洲戰爭，在那些優秀的、敏感的人們心靈深處引起多深的憎惡。我也注意到，文明的美國人是多麼急切地想恢復對昔日快樂時光的記憶，想恢復他們出國旅行的體驗，想恢復曾在那個藝術之國、音樂之國、哲學之國、幽默之國里度過的難忘的那一月，甚至難忘的那一年。他們至今還記得他們在那裡遇上的親密朋友，還記得他們在一個德國貴族家庭的懷抱里受到的教育和度過的幸福日子，還記得那裡的每樣東西都精緻整潔，還記得美好的一天結束時聽到的歌聲，還記得那些令人神往的小城鎮，還記得他們在慕尼黑和德勒斯登發現的充滿友善與浪漫的整個世界。」
「我的德勒斯登再也不是從前光景了，」馬爾伯里太太說，「我們的炸彈已經摧毀了它，也摧毀了它所代表的一切。」
「要說炸彈，那也是英國的炸彈，」舒博士輕輕說道，「不過當然了，戰爭就是戰爭，雖然我承認，很難想像德國轟炸機會刻意在賓夕法尼亞或弗吉尼亞專挑某個神聖的歷史景點作為攻擊目標。是的，戰爭太可怕。事實上，戰爭強加在兩個有許多共同點的國家頭上時，它就可怕到幾乎無法容忍的地步。它就像一個悖論，令你震驚，但實際上，想想那些在歐洲喪生的士兵，你就會對你自己說，我們普通老百姓擔驚受怕，只好默默忍受，他們至少免了此等痛苦。」
「我認為這麼講很對。」霍爾太太評論道，緩緩點頭。
「那些故事又是怎麼回事呢？」一個正在做編織活的老太太問道，「報紙上連篇累牘登的那些講德國人如何殘暴的故事。我能說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宣傳嗎？」
舒博士露出了一絲疲倦的微笑。「我剛才就料到會提出這個問題，」他說道，聲音中帶著一絲悲傷，「說來不幸，宣傳、誇張、偽造照片等等，都是現代戰爭的工具。如果德國人自己也編造出一套美國軍隊殘暴對待無辜平民的故事的話，我也不會覺得意外。姑且想想一戰中編造出來的所謂德國人如何殘暴的胡言亂語吧——那些可怕的傳言，說比利時婦女遭到誘姦，等等。好，戰爭剛結束，就在一九二○年夏天，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一個由德國的民主主義者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徹底調查了整個事件，我們都知道德國專家做起事來是學究一般地徹底和精確。可是他們沒有發現一絲一毫的證據來證明德國人曾經有過不符合軍人精神和紳士風度的行為。」
兩位W小姐中的一位譏諷地說，外國記者胡編亂造，那也是為謀生計呀。她的話說得機巧，在座的每個人對她這句暗藏機鋒的話表示讚賞。
「另一方面，」剛才的小風波平息下來後，舒博士接著說，「讓我們忘掉宣傳，來看枯燥的事實吧。請允許我向你們根據過去畫一幅小小圖畫，一幅相當悲傷，但也許是必不可少的圖畫。我想請你們想像一下德國小伙子們驕傲地進入他們打下來的某個波蘭或俄國小鎮的情景。他們一邊行軍一邊唱歌。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元首已經瘋了，他們天真地相信自己是在給這陷落的小鎮帶來希望、幸福和美妙的秩序。這些德國小伙子們原以為他們打下城鎮，是要給那裡帶來永久的和平，不料他們的占領最終導致敵人把這些城鎮變成了烈火熊熊的戰場，他們不明白這樣的結果都是阿道夫·希特勒後來一意孤行、一錯再錯而造成的。當他們身著漂亮的戎裝，帶著他們美妙的戰爭機器，扛著軍旗，雄赳赳走過大街時，他們對任何人，對任何東西，都笑臉相迎，因為他們當時是滿懷友好和善意的。他們天真地希望當地百姓對他們懷有同樣友好的態度。隨後，他們漸漸發現，自己像小孩子一般充滿信心地走在街道上，街道兩旁卻站滿了一排排沉默無語、一動不動的猶太人，滿懷仇恨地瞪著他們，侮辱著每一個走過去的士兵——不是用言辭，他們太聰明，不會惡語相加的——而是以陰暗的目光和暗藏惡意的譏笑。」
「我知道這種目光。」霍爾太太厲聲說道。
「可是他們不知道，」舒博士哭訴一般地說，「這就是問題所在。他們被弄糊塗了。他們不理解，他們傷了心。那麼他們怎麼辦呢？起初他們試圖通過耐心的解釋和小恩小惠來化解那種仇恨。然而圍住他們的仇恨之牆眼看越來越厚。到頭來他們被迫把那些邪惡而傲慢的聯合組織的頭目監禁起來。除此之外他們還能怎麼做？」
「我碰巧認識一個俄國猶太老人，」馬爾伯里太太說，「唉，不過是馬爾伯里先生生意場上的一個熟人。他呀，有一次直言不諱地對我說，他要是遇上德國兵，就先親手掐死一個再說。聽了這話我驚呆了，站在那兒不知如何應答。」
「我可以回答他，」一個矮胖的女人說，她坐在那兒，兩膝分得很開，「事實上，懲罰德國人的話人們聽得太多了。他們也是人。任何一個心靈敏感的人都會同意你的說法：他們不能為那些暴行負責。所謂暴行，多半也許是猶太人編造出來的。如今我要是聽人還在大談焚燒爐和酷刑室的話，我準會發瘋。這些東西當年果真有的話，那也是由少數幾個像希特勒一樣的瘋子在操持。」
「依我說吧，」舒博士帶著他那不真實的微笑說，「猶太人的想像活靈活現，控制著美國出版界，其作用我們一定要明白，也要有所考慮。還必須記住，有不少措施純屬衛生領域，講究秩序的德國軍隊採取這些措施來處理死在難民營里的老年人的屍體，在某些情況下，也用這些措施來處理死於流行性疾病的人。本人沒有任何種族偏見，我不明白這些由來已久的種族問題與我現在對已經投降的德國的態度之間有什麼關係。尤其是當我想到英國人如何對待殖民地的土著人時就更不明白了。」
「抑或記得猶太血統的布爾什維克過去是怎樣對待俄國人民的——唉——唉——唉！」梅爾尼科夫上校評論道。
「如今再不是這樣的情形了吧？」霍爾太太問道。
「不是了，不是了，」上校說，「偉大的俄羅斯人民已經覺醒，我的國家又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我們有過三位偉大的領袖。有過伊萬，他的敵人稱他為『恐怖伊萬』，然後我們有了彼得大帝，現在我們有約瑟夫·史達林。我是一個白俄，曾在近衛軍里服役，不過我也是一個俄羅斯愛國者和一個俄國的基督徒。今天，我說的一詞一句都出自俄國，我感到它的力量，我感到俄羅斯老母親的輝煌。她是一個戰士之國，宗教之國，真正的斯拉夫之國。我也知道當紅軍進入德國城鎮時，沒有一根頭髮從德國人的肩膀上掉下來。」
「是頭。」霍爾太太說。
「對，」上校說，「沒有一顆頭從他們的肩膀上掉下來。」
「我們都羨慕你的同胞，」馬爾伯里太太說，「可是對共產主義向德國擴散你又如何看呢？」
「如果允許我提一個建議的話，」舒博士說，「那麼我願意指出，要是我們不小心謹慎，德國將不復存在。這個國家不得不面對的主要問題將會是阻止勝利者奴役日耳曼民族，是阻止勝利者把年輕的、強壯的、殘疾的、老年的——知識分子和老百姓——送到東部的廣大地區去，像囚犯一樣勞動。這是有悖於民主與戰爭的所有原則的。如果你們告訴我德國人對已被他們征服的民族也是這樣乾的，那麼我將提醒你們三件事：第一，德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不能指望它像個民主國家那樣行事；第二，大多數（即使不是全部）的所謂『奴隸』都是有他們的自由意志的；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們吃得好，穿得好，住在文明的環境裡。儘管我們對俄國的眾多人口和廣闊地域懷有天然的迷戀，但德國人在蘇維埃之國不大可能找到德國的那種文明環境。」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舒博士繼續說，嗓音突然抬高，「納粹黨其實不是一個德國的組織，它是一個壓迫德國人民的外來組織。阿道夫·希特勒是奧地利人，萊伊(4)是猶太人，盧森堡(5)是半個法國人、半個韃靼人。日耳曼民族在這個非日耳曼人的重軛下遭受的痛苦和其他歐洲國家遭受在自己的國土上進行的戰爭之苦一樣多。平民百姓不僅受傷致殘，甚至被殺，而且他們寶貴的財產和美好的家園被炸彈炸毀，這些炸彈是德軍的飛機投下的還是盟軍的飛機投下的也就無關緊要了。德國人、奧地利人、義大利人、羅馬尼亞人、希臘人，還有歐洲所有其他國家的人，如今都是難兄難弟會的成員，在苦難和希望中一律平等，大家應該一視同仁。讓我們把查罪定罪的任務交給將來的歷史學家，交給在海德堡、波恩、耶拿、萊比錫、慕尼黑等地各個大學裡任教的老學者，他們處在歐洲文化的永恆中心裡，不帶任何偏見。讓歐洲這隻鳳凰再次展開它那鷹一般的翅膀，讓上帝保佑美國！」
舒博士顫巍巍地點燃了一支煙，屋裡出現了片刻寧靜，對他表示敬意。然後霍爾太太兩隻手掌緊緊合在一起，做了個小姑娘般的漂亮手勢，請他來一曲美妙的音樂以豐富會議的內容。他嘆了口氣，站起來，走過去時踩在我的腳上，他伸出指尖點點我的膝蓋，以示歉意。他在鋼琴前坐好，低下頭，一動不動地停了好幾秒鐘，仿佛能聽到時間的腳步。然後他把菸捲緩緩地、輕輕地放在菸灰缸上，又把菸灰缸從鋼琴上挪開，放到了霍爾太太伸過來準備接住的手上，然後又低下頭。他終於說話了，聲音略帶哽咽：「我先演奏《星條旗永不落》(6)。」
我覺得實在忍受不下去了——事實上，我已經到了生理上開始產生不適的地步——我站起身，匆匆離開了這個房間。來時我曾看見女僕把我的東西放在衣櫥里，我快走到衣櫥跟前時，霍爾太太趕上了我，同她一起過來的是遠處滾滾而來的音樂。
「你非走不可？」她說，「真的非走不可？」
我找到了我的外套，扔掉掛衣架，跺著腳穿上了橡膠套靴。
「你們不是殺人犯就是傻瓜，」我說，「要麼兩者都是，那個男人是一個下流的德國特務。」
我已經提到過，我在關鍵時刻常受語塞之苦，所以當時那句話從嘴裡說出來不像寫在紙上這麼順暢。但畢竟說出來了。她還沒能定下神來回答我，我就砰的一聲帶上了門，抱著外套跑下樓，就像抱著一個孩子衝出一棟失火的房子。等我到了街上，才注意到我抬手要戴上的帽子並不是我自己的那一頂。
那是一頂破舊的淺頂軟呢帽，灰顏色比我那頂更深一些，帽邊比我的窄一些。要戴上它的那個腦袋比我的腦袋小。帽子裡面有個標籤，寫著「維爾納·布羅斯，芝加哥」，還散發出另一個人的發梳和髮乳的氣味。它不可能是梅爾尼科夫上校的，他的頭禿得像一個保齡球。我也斷定它不是霍爾太太的丈夫的，霍爾太太的丈夫不是死了，就是另有地方放他的帽子。隨身帶著這樣一個東西，實在覺得噁心，但這天晚上下著雨，也很冷，所以我就把它權當一件基本的雨具來用。我一到家，就馬上給聯邦調查局寫信，但沒寫多少就停了下來。我記人名的能力太差，這嚴重地損害了我想要提供的消息的質量。另外，我不得不解釋我為什麼會出席那次會議，這樣就勢必扯進來好多理不清、有疑點的事情，樁樁件件都和我那個同名人有瓜葛。最糟糕的是，整件事如果展開細說，就帶上夢幻般的怪異色彩，我唯一能如實陳述的就是有一個人，來自中西部某個不知叫什麼的地方，我甚至不知道此人姓甚名誰，他一直在一家私人住宅里向一群糊裡糊塗的老太太講些同情德國人民的話。說來也是，對德國人民表示同情的話不斷出現在某些知名專欄作者的文章中，依此而論，整件事情，就我所知，大概是完全合法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聽到門鈴響，開門一看原來是舒博士，他沒戴帽子，披著雨衣，默默地把我的帽子遞給了我，那粉里透青的臉上半露出一絲小心翼翼的微笑。我接過帽子，含含糊糊地道了個謝，沒想到讓他錯當成是請他進屋。我記不起把他的軟呢帽放在什麼地方了，只好趕快尋找。既然當著他的面，找得就很起勁，這情形很快便顯得滑稽可笑了。
「這樣吧，」我說，「等我找到帽子，就郵寄給你，送去給你，托人轉交給你。要是找不到，就給你寄去一張支票。」
「可我今天下午就要走了，」他輕聲說道，「再者，你向我非常親密的朋友霍爾太太說了句奇怪的話，我想聽聽解釋。」
我儘可能簡明扼要地告訴他，警察、當局會找霍爾太太解釋一番的。他耐心地等著我講完。
「你不明白，」他最後說，「霍爾太太是社交界的名流，在官場有很多關係。感謝上帝，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裡，每個人都能暢所欲言，不會因表達了某種個人意見而遭受侮辱。」
我讓他滾。
我最後一番激烈急促的話說完後，他說：「我走了，但請記住，在這個國家——」他伸出一根指頭，彎起來沖我斜著搖了搖。這是個德國人慣用的手勢，意思是戲謔地指責我。
我還沒能決定揍他的哪個部位，他就溜走了。我氣得全身發抖。我的這般沒出息，不知多少回讓自己啞然失笑，甚至莫名其妙地高興，這一次卻表現得粗野、卑劣。突然間，我瞥見舒博士的帽子就在客廳電話小桌下面的一摞舊雜誌上放著。我奔到最前面的窗子邊，打開窗戶。等舒博士往下走了四層樓梯時，我把帽子朝他扔去。帽子畫出了一道拋物線，像個大餅一般落在了街道中央。它在那裡翻了一個跟頭，差幾英寸就掉到一個水坑裡了，仰面朝天，躺在那裡喘息。舒博士看都沒往樓上看一眼，揮手表示感謝，然後撿起帽子，滿意地發現上面還不算沾滿了泥，就戴在頭上，得意洋洋地扭著屁股走開了。我經常納悶：一個瘦瘦的德國人穿著雨衣時從後面看為什麼總是顯得那麼豐滿。
餘下的故事就是一星期以後，我收到了一封信，用俄文寫的，其獨特風采很難通過翻譯來欣賞。
「尊敬的先生，」信中說，「在我的全部生活中，你一直追蹤著我。我的好友們讀了你的書後，都以為是我寫了這些墮落、頹廢的書，紛紛離我而去。在一九四一年，然後又在一九四三年，我在法國被德國人逮捕，指控我說了那些根本沒說過，也從來沒想過的話。如今在美國，你還不滿足於從前在別的國家給我帶來的種種麻煩，竟敢冒充我到一個德高望重之人的家裡去大耍酒瘋。對此我不能容忍。我本來可以把你投進監獄，給你打上冒名騙子的印記，但我想這樣的結果你是不滿意的，所以我建議通過賠償之法……」
他提出的數額的確非常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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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Winterbottom，意為「冬天的臀部」。
(2) 南森護照是由國際聯盟推出的一種國際認可的身份證，當時是為沒有國籍的難民設置的。
(3) 原文為wonderful。
(4) Robert Ley（1890—1945），納粹黨主管組織行政工作的頭目。
(5) 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納粹黨的高級理論家，長期主管意識形態。
(6) The Star-Spangled Banner，美國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