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譯註 · 天志上

【題解】 《天志》分為上、中、下三篇，此為上篇。墨子是一個宗教神學目的論者，他認為存在一個高高在上的「天」，「天」比天子更尊貴、也更有智慧，因此天子和天下所有人必須遵循天的意志。「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天下人的所有行為都無法隱瞞上天，所以必須老老實實按照天的意志行事。順應天的意志就會得到上天的獎賞，違背天的意志就會受到上天的懲罰。「天欲義而惡不義」，天下所有人都是天的子民，天兼愛他們，因此統治者只有愛民利民，才能得到上天的獎賞和百姓的讚譽，否則就會因為殘害百姓而受到上天的懲罰。墨子的天志說無疑是唯心之論，但他提倡的內容卻有值得肯定的成分。 23.1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1]。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2]，共相儆戒[3]，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4]：「焉而晏日[5]，焉而得罪[6]，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7]，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 【注釋】 [1]　所：猶「可」（王念孫說）。 [2]　所知識：指所認識的人。 [3]　儆：通「警」。 [4]　語：當為衍文。 [5]　焉而：當為衍文（俞樾說）。一說，猶言「於是」（劉昶說）。晏：天日清明。 [6]　焉而：焉為語氣詞；而，轉折連詞，竟然（孫詒讓說）。 [7]　門：當為「閒」之誤（王念孫說）。 【譯文】 墨子說：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懂得小道理而不懂得大道理。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呢？根據他們與家人相處的情況知道。如果在家裡得罪了家長，還有鄰居家可以逃避。然而父母兄弟以及相識的人，都相互告誡說：「不能不引以為戒！不能不慎重對待！哪裡有身處家中而可以做得罪家長的事呢？」並非只有處身家中是這樣的，即使是在國家中也是這樣。在國家裡得罪了國君，還有鄰國可以逃避。然而父母兄弟以及相識的人，都相互告誡說：「不能不引以為戒！不能不慎重對待！哪裡有身處國中而做得罪國君的事呢？」這是有可以逃避的地方，尚且如此慎重地相互告誡，更何況沒有可以逃避的地方，相互告誡難道不會更加鄭重，然後才可以嗎？並且有古語說：「青天朗日，竟然有所得罪，將要逃到哪裡去呢？」答道：沒有地方可以逃避。上天不會忽略深山幽谷沒有人的地方，什麼地方都能明白地看到。然而天下的士人君子對於上天，卻疏忽而不知道相互告誡，這就是我之所以知道天下的士人君子懂得小道理而不懂得大道理的原因。 23.2　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1]。若我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 【注釋】 [1]　祟：鬼神作怪害人。 【譯文】 既然如此，那麼上天所希望什麼又厭惡什麼呢？上天希望義而厭惡不義。那麼率領天下的百姓來從事於義的事業，那麼我做的就是上天所希望的事情。我做上天所希望的事情，上天也會做我所希望的事情。那麼我希望什麼又厭惡什麼呢？我希望的是福祿，厭惡的是禍害。如果我不做上天所希望的事情，而做上天所不希望的事情，那麼我就是率領天下的百姓從事於招致災害的事情。那麼怎麼知道上天喜歡義而厭惡不義呢？答道：天下有義就能生存，無義就會滅亡；有義就會富貴，無義就會貧窮；有義就會大治，無義就會混亂。那麼上天希望生存而厭惡滅亡，希望富貴而厭惡貧窮，希望治理而厭惡混亂，這就是我之所以知道上天希望義而厭惡不義的原因。 23.3　曰：且夫義者，政也[1]，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為政[2]，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天政之。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3]，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 【注釋】 [1]　政：同「正」（王念孫說）。 [2]　次：「恣」之省文（畢沅說），放縱，縱情。 [3]　句末當有「之」字（孫詒讓說）。 【譯文】 墨子說：所謂義，就是正道，不是由下面來匡正上面，一定是從上面來匡正下面。所以平民百姓盡力做自己的事情，不應該放縱自己而自以為正確，有士人在上面匡正他；士人也盡力做自己的事情，不應該放縱自己而自以為正確，有卿大夫在上面匡正他；卿大夫盡力做自己的事情，不應該放縱自己而自以為正確，有三公、諸侯在上面匡正他；三公、諸侯竭盡全力處理政務，不應該放縱自己而自以為正確，有天子在上面匡正他；天子不應該放縱自己而自以為正確，有天在上面匡正他。天子匡正三公、諸侯、士人、平民，天下的士人、君子本來是明白知道這個道理的，但對於上天匡正天子，天下的百姓卻不能明了。 23.4　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1]，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2]，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3]，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4]，傳稱其善，方施天下[5]，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下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賤人者[6]，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 【注釋】 [1]　窮：極。 [2]　於：舊本作「欲」。 [3]　之：於（王闓運說）。 [4]　業：此字當為衍文。 [5]　方施：指施溥遍於天下（孫詒讓說）。 [6]　賤：疑為「賊」之誤（孫詒讓說）。 【譯文】 因此從前三代的聖王禹湯文王武王，想要把上天匡正天子的道理明白地告訴天下的百姓，所以沒有人不飼養牛羊、豬狗，準備好潔淨的酒食祭品，來祭祀上帝鬼神，而向上天祈求賜福。我沒有聽說過天下人向天子祈求賜福的事，這就是我所知道上天匡正天子的原因。所以天子是天下最尊貴的人，是天下最富有的人。所以那些尊貴而富有的人，不能不順從上天的意願。順從天意的人，兼相愛，交相利，必定會得到賞賜；違背天意的人，互相厭惡，互相殘害，必定會得到懲罰。既然如此，那麼誰是順從天意而得到賞賜的人？誰是違背天意而得到懲罰的人？墨子說：從前三代聖王禹湯文王武王，他們是順從天意而得到賞賜的人；從前三代殘暴的君王桀紂幽王厲王，他們是違背天意而得到懲罰的人。既然如此，那麼大禹湯文王武王為什麼會得到上天的賞賜呢？墨子說：他們做事，上尊敬天，中侍奉鬼神，下愛人。所以天意說：「這些人對於我所愛的，他們同樣全部去愛；我所要給予利益的，他們全部都給予利益。愛人的人是最廣博的，給人利益的人是最厚重的。」所以讓他們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後代萬世子孫，傳誦稱讚他們的善行，廣泛地施行於天下，直到現在仍稱讚他們，稱他們為聖王。既然如此，那麼桀紂幽王厲王，受到懲罰是什麼原因呢？墨子說：他們做事，上辱罵天，中辱罵鬼神，下殘害百姓。所以天意說：「這些人對於我所愛的，他們反而厭惡；我所要給予利益的，他們卻相互賊害。厭惡人的人是最廣泛的，賊害人的人是最嚴重的。」所以讓他們不能壽終正寢，不能正常保有基業，直到現在還被人唾罵，被稱為暴虐的君王。 23.5　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1]，何用弗愛也[2]？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 【注釋】 [1]　天有邑人：指天下所有的人民。 [2]　用：因為，由於。 【譯文】 既然如此，那麼怎麼知道上天是愛天下百姓的呢？根據上天兼愛而知道的。為什麼知道上天兼愛呢？因為上天擁有天下人。為什麼知道上天擁有天下人呢？因為上天供給天下所有人食物。為什麼知道上天供給天下所有人食物呢？四海之內，凡是吃五穀的人民，沒有人會不飼養牛羊和豬狗，準備好潔淨的酒食祭品，來祭祀上天鬼神。上天擁有天下百姓，怎麼會不愛他們呢？並且我說過殺一個無辜的人，必定會有一種不祥。殺害無辜的人是誰呢？是人。給予他不祥的人是誰呢？是上天。如果認為上天不愛天下的百姓，那麼怎麼會因為人與人相互殘殺，而上天就給予不祥呢？這就是我知道上天愛天下百姓的原因。 23.6　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1]。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 【注釋】 [1]　倖：一本作「偝」，與「背」同（孫詒讓說）。 【譯文】 順應天意，就是義政；違背天意，就是力政。那麼義政是怎麼樣的呢？墨子說：處於大國的地位不去攻打小國，處於大家的地位不去篡奪小家，強者不搶劫弱者，貴者不輕視貧賤者，智謀多者不欺負愚笨者。這樣一定會上有利於天，中有利於鬼神，下有利於人，對三者都有利就會無所不利，所以把全天下的美名都加給他，稱他為聖王。力政者就和義政不同，言論與此相反，行為與此相反，就好像背道而馳。處於大國的地位攻打小國，處於大家的地位篡奪小家，強者搶劫弱者，富貴者輕視貧賤者，智謀多者欺負愚笨者，這一定會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神，下不利於人，對三者都不利就會對什麼都不利，所以把全天下的惡名都加給他，稱他為暴王。 23.7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1]，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2]，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3]，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4]。 【注釋】 [1]　輪人：製造車輪的工匠。 [2]　圜：同「圓」。 [3]　計：同「記」（李笠說）。 [4]　天下之明法：「下」字疑為衍文（姚永概說）。天之明法，即「天志」。 【譯文】 墨子說：我有天的意志，就好像製造車輪的人有圓規，好像木匠有矩尺。製造車輪的工匠和木匠，拿著他們的圓規和矩尺去測量天下的方圓，說：「符合規矩的就是對的，不符合規矩的就是不對的。」如今天下士人君子的書多得車子都載不完，言論之多也無法完全記載，他們上遊說諸侯，下遊說有名望的列士，但他們對於仁義卻相差很遠。怎麼知道是這樣呢？說：我掌握了天下聖明的法則可以用來衡量士人君子的言論。 【評析】 中國文化的源頭最早可以追溯到巫術風氣盛行的殷商時期，而中國傳統文化繼承的則是西周以來較為理性的「六經」系統。儒家思想的祖師爺孔子雖然敬畏天，但從不談怪力亂神之類的東西，而出身孔門後學的墨子卻以「天志」為號召，於儒家之外別樹一幟，這難道是一種思想的退化嗎？我們今天也許無從了解墨子對待天命鬼神的真實想法，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墨子談「天志」的時候並非採取神秘主義態度，而且「天志」在其整體思想體系中明顯是一種頂層設計。「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其目的在於說明「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顯然，墨子是將「天」的意志當作正義的最早原則加以運用。如果拋開這種理論設計濃厚的神學目的論色彩，把它看作康德為保證「善」的純粹性和終極性而設定的「絕對命令」也並不為過。在墨子看來，「天志」是「正義」的終極守護者，是「正義」不可逾越的最後底線。「天欲義而惡不義。」有意思的是，墨子的「義」與儒家含義不同。墨子認為：「義者，政也。」「政」即「正」。儒家則認為「義者，宜也。」顯然，儒家的「義」強調的是過程的合理性，屬於經驗主義的範疇；而墨子的「義」強調的則是出發點的正當性，屬於先驗論的範疇。墨子的論證邏輯是：正義是人類必須遵循的行事原則，因為人皆「欲福祿而惡禍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一個強大的歷史證據是禹湯文武因順從天而得到獎賞，桀紂幽厲因違背天意而受到懲罰。在滄海橫流的艱難時世面前，墨子意識到，當王權擺脫了殷商鬼神的注視，當人的欲望隨著自我意識的復甦而迅速膨脹，回到過去那個敬畏「天志」的年代也許是人類的一個較為簡單的選擇。他期盼能再次訴諸「天」的威嚴去完成那些在他看來人力無法完成的事情，期盼藉助宗教神學的力量來遏制人類膨脹的欲望野心，期盼聖王出世以「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從而恢復失范的社會秩序。 「天志」作為人類必須遵循的行為原則的權威樹立起來之後，墨子話鋒一轉，進而提出「義政」與「力政」的區別。「義政」不同於儒家的「德政」，其基本含義應歸結為先驗論範疇的正義，即符合「天志」的政治。「力政」則恰恰相反。「義政」的最終目標是：「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具體而言，就是：「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義與不義之間的區別即在於利與不利，凡是有利於天鬼人的施政方針就是「義政」，就會受到上天的青睞和獎賞；凡是不利於天鬼人的施政方針就是「力政」，就會受到上天的懲罰。在「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個標準中，前二者包含著濃厚的宗教神學成分，而「下利於人」卻是對現實政治的社會經濟、國計民生有著冷靜的思考和更詳盡的論述。正因為如此，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其中的宗教神學色彩，反而染上了一層人文關懷的色彩。 如果上文的分析是成立的，我們也許可以延伸出另外一種結論：墨子倡言天志不僅是代天立言，也不僅是為現實政治提供終極行為原則，其「天志」說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對人間君主的權力和過度的欲望加以制約。事實上，先秦諸子早有「從道不從君」的共識，他們紛紛從各自的立場提出對君權進行限制。如老子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孟子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荀子謂「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荀子·臣道》），皆從理性主義角度要求對君權進行限制。而墨子卻說「天之為政於天子」，將這種制約機制的來源上歸於「天」，較其他諸子更顯復古主義傾向。但是，墨子畢竟生活在一個理性主義思潮日益壯大的時代，因此，墨子的宗教神學目的論少了幾分神秘，更添了幾分理性與冷靜。不僅如此，墨子還堅信他的理論是唯一正確的：「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因為墨子似乎認為，人類的理性似乎不足以解決自身的所有問題，不然也不會眾說紛紜卻依舊天下大亂，為了唯一權威的正義，有必要假定天志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