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譯註 · 所染

【題解】 本篇試圖通過探討人性善惡之源，為人類社會走向繁榮有序開出一劑良方。開篇以染絲為喻，因見絲之「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從而得出「染不可不慎」的結論，為下文對人性善惡的探討設下伏筆，頗得《詩經》比興筆法的神髓。然後，從「絲有染」生髮開來，通過列舉歷史上各色人物的例子，引出人性之善惡在於「所染」的命題，經過層層演繹「國亦有染」、「士亦有染」的命題，從而令人信服地得出士「必謹所堪」的結論。全文以比喻論證開場，正反論證相結合，詳細論證了慎其所染的益處和不慎其所染的壞處，結構嚴謹，推論縝密，具有極為強烈的感染力和說服力。 3.1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嘆曰[1]：染於蒼則蒼[2]，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3]，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注釋】 [1]　子墨子：墨子的弟子對老師的尊稱。言：疑為衍文。 [2]　蒼：青色。 [3]　必：同「畢」。 【譯文】 墨子看到染絲的人感嘆道：絲用青色染就變為青色，用黃色染就變成黃色，所用的顏料不同，絲的顏色也就變了，五種顏色投放完畢，絲就被染成了五色。所以染色不能不慎重啊。 3.2　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1]。舜染於許由、伯陽[2]，禹染於皋陶、伯益[3]，湯染於伊尹、仲虺[4]，武王染於太公、周公[5]。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6]，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7]。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8]，殷紂染於崇侯、惡來[9]，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10]，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11]。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12]。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 【注釋】 [1]　染：這裡指受到影響。 [2]　許由：唐堯時的隱士，以品德高尚聞名於世。伯陽：傳說是舜的七友之一，賢人。 [3]　皋陶：東夷部落首領，舜時為士師，禹時被聘為掌管刑獄的大理之官，是禹手下不可多得的能臣。伯益：曾助禹治水有功，是禹的賢臣。 [4]　伊尹：湯最受重用的能臣。仲虺：湯時的賢臣。 [5]　太公：即姜尚，年老後才遇到文王，後輔佐武王伐紂，封於齊。 [6]　王：稱王。 [7]　蔽：遮，擋。 [8]　干辛：又作「羊辛」，桀時的邪臣。推哆：又作「推侈」、「雅侈」，桀時的暴臣。 [9]　崇侯：名虎，商紂王的諛臣。惡來：也是商紂王的諛臣。 [10]　厲王：周厲王姬胡，貪財好利，統治手段暴虐，被國人趕出國都，死於彘地。厲公長父：不詳。榮夷終：周厲王親信的卿士。 [11]　幽王：周幽王姬宮涅，西周末代昏君，身死驪山。傅公夷：不詳。蔡公穀：不詳。 [12]　僇：辱。 【譯文】 並非只有染絲如此，治國也會受染。舜受到許由、伯陽的感染，禹受到皋陶、伯益的感染，湯受到伊尹、仲虺的感染，武王受到太公、周公的感染，這四位帝王所受到的感染是恰當的，所以能夠稱王天下，被擁立為天子，他們的功業名聲蓋過天地。如果要列舉天下仁義之名最顯赫的人，必定會稱舉這四位帝王。夏桀受到干辛、推哆的感染，殷紂受到崇侯、惡來的感染，厲王受到厲公長父、榮夷終的感染，幽王受到傅公夷、蔡公榖的感染。這四位帝王受到的感染是不恰當的，所以國破身亡，被天下人所恥笑。如果要列舉天下不仁義而受世人羞辱的人，必然會提到這四位帝王。 3.3　齊桓染於管仲、鮑叔[1]，晉文染於舅犯、高偃[2]，楚莊染於孫叔、沈尹[3]，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4]，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5]。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勝[6]，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強[7]，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8]，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9]，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10]，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11]。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12]，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 【注釋】 [1]　管仲：名夷吾，齊桓公的賢相，幫助桓公取得諸侯霸主地位。鮑叔：鮑叔牙，齊國賢大夫，曾推舉管仲為相。 [2]　舅犯：狐偃，字子犯，晉文公之舅，晉文公的得力大臣。高偃：即卜偃，晉國大夫。 [3]　楚莊：楚莊王熊侶，為春秋五霸之一。孫叔：孫叔敖，楚國令尹，歷史上有名的賢相。沈尹：名莖，楚國大夫。 [4]　闔閭：春秋末期吳國國君。伍員：字子胥，吳國大夫。文義：吳國大夫。 [5]　范蠡：字少伯，越國大夫，曾助越王勾踐滅吳。大夫種：即文種，字子禽，越國大夫。 [6]　范吉射：即范昭子，春秋末年晉卿范獻子士鞅之子，在晉國內訌中敗於趙簡子，被滅。長柳朔、王勝：范吉射的家臣。 [7]　中行寅：即荀文子，春秋末年晉卿中行穆子之子，在晉國內訌中敗於趙簡子，被滅。籍秦、高強：中行寅的家臣。 [8]　夫差：吳國國君闔閭之子，曾敗越，後為越王勾踐所敗，自殺。王孫雒：吳國大夫。太宰嚭：即伯嚭。太宰是官名。 [9]　知伯搖：即智襄子，又稱智伯，晉國六卿中勢力最大的一方。智國：智伯家臣。張武：即長武子，智伯家臣。 [10]　中山尚：戰國初期中山國國君。魏義、偃長：皆不詳。 [11]　宋康：即宋康王，名偃。宋國末代國君。唐鞅：宋康王的相國。佃不禮：又作田不禮，宋康王臣子。 [12]　絕無後類：斷絕後代。類，種，指後嗣。 【譯文】 齊桓公受到管仲、鮑叔的感染，晉文公受到舅犯、高偃的感染，楚莊王受到孫叔、沈尹的感染，吳王闔閭受到伍員、文義的感染，越王勾踐受到范蠡、大夫種的感染。這五位國君，所受的感染是恰當的，所以能夠稱霸諸侯，功名流傳於後世。范吉射受到長柳朔、王勝的感染，中行寅受到籍秦、高強的感染，吳王夫差受到王孫雒、太宰嚭的感染，智伯搖受到智國、張武的感染，中山王尚受到魏義、偃長的感染，宋康王受到唐鞅、佃不禮的感染。這六位君主，所受的感染是不恰當的，所以國家殘破，自身遭受刑戮，宗廟被毀，後世子孫斷絕，君臣分離失散，百姓流離逃亡。如果要列舉天下貪婪殘暴苛刻侵擾人民的人，必定會提到這六位君主。 3.4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1]。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2]，而佚於治官[3]。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4]。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 【注釋】 [1]　性：同「生」，源於。 [2]　論：這裡指選擇。 [3]　佚：通「逸」。 [4]　要：要領。 【譯文】 國君保持國家安定的原因何在？因為他做事合乎道循乎理，做事合道循理源於其受到的薰染恰當。所以，善於做國君的人，辛勞於選拔人才，而安逸於處理政務。不善於做國君的人，傷身費神，心煩意亂，國家反而更加傾危，自身所受的恥辱也更多。這六位君主，不是不重視自己的國家，也不是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只是不知道治理國家的要領罷了。而不知道要領，正是因為他們所受到的感染不恰當。 3.5　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1]。其友皆好矜奮[2]，創作比周[3]，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4]。《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5]，此之謂也。 【注釋】 [1]　段干木：複姓段干，名木。子夏弟子，魏文侯之師。禽子：墨子的弟子禽滑釐。傅說：殷高宗武丁的賢臣。出身於版築的奴隸，後被武丁發現並舉為相。 [2]　矜：驕傲自大。奮：這裡指為人輕浮，容易衝動。 [3]　創作：這裡指胡作非為，尋釁滋事。比周：結黨營私。 [4]　子西：春秋時楚國令尹斗宜申。易牙、豎刀：皆齊桓公寵信的佞臣。 [5]　堪：當作「湛」，浸漬。此句不見於今本《詩經》，當為逸詩。 【譯文】 不僅國君會受到感染，士人也會受到感染。如果他的朋友都喜好仁義，淳樸謹慎，敬畏法令，那麼他的家業就會日益興旺，身體就會日益安康，名聲就會日益顯榮，為官深得其理，就像段干木、禽子、傅說這些人一樣。如果他的朋友都喜好驕矜狂妄，結黨營私，那麼他的家業就會日益減損，身體就會日益危殆，名聲就會日益敗壞，為官不符正道，就像子西、易牙、豎刀這些人一樣。《詩經》說：「必須慎重選擇染料，必須慎重對待所染。」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評析】 墨子的行文風格一向以冷峻嚴苛、不事雕琢著稱，而《所染》這篇文章卻罕有地顯露出打動人心的藝術力量，這種藝術力量不僅來自作者真摯而濃烈的人文關懷，也源於「墨子悲絲」的深沉意象。這一意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後世以此為題材創作的古琴曲，其琴意正取自墨子有鑒於「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的現象而發出的人世之嘆：「染不可不慎也。」 從內容上看，本篇與前面的《親士》、《修身》二篇有其內在一致性。《親士》講士的重要性，《修身》談士的人格與修養，本篇則是談士人的社會交往。或許這些話題與儒家思想重合度較高的緣故，這三篇一直被認為是儒家後學的偽作。然而，墨子所言皆士君子修行的必由之路，由自身修養漸至於兼愛、非攻、節用、備戰等種種社會話題，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思維模式，並非儒家的不傳之秘。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墨子談論人的社會交往的目的其實是在探討人性，只不過把對人性的探討限定在其與人的社會關係領域。他實質上是接過了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的話題，深入探討了人性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染絲的顏色同於其所入之色，或蒼或黃，皆由外界強加；然而一旦受到浸染，便再也無法轉變回原來的顏色。這種生活經驗在某種程度上與人性之善惡、賢不肖暗通。人之出生如同一張未經格式化的硬盤，人生活於其中的環境對其思維的格式化和思想的走向有著決定性影響。在墨子看來，正如染絲之色來源於外在影響一樣，本性的善惡、個人的賢良與否、命運的起伏都是受我們身處的整個社會環境的種種影響，尤其是人際交往的影響。因此，選擇良好的社會生活環境、結交正直善良的朋友都是修養本性的良方，而本性的修行又反過來影響到人的命運。大到朝代國家的興衰、王朝的更替，中到諸侯國之間的稱霸與滅亡，小到普通士人的家族成敗，都源於是否結交到良師益友。更深入一層看：個人的命運，乃至於國家的前途，是可以通過人的主觀選擇和努力奮鬥去改變的。「染不可不慎」的深層含義就在於人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這種主觀能動性的發現，正是墨子超脫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理論的地方，也是給荀子「人定勝天」思想以啟迪的地方。 當然，墨子對人性的探討不應該作為一個孤立的個案來看待。我們至少應該注意到，與墨子同時稍早的子思已經開始深入探討人性的話題了，他的傳世之作《中庸》實際上就是在用新興的心性之學重新詮釋孔子的中庸思想，這種做法實可謂開風氣之先。20世紀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簡》中的文章產生年代大約與墨子生活時代相仿，其中甚至出現了專門探討人性的篇章《性自命出》。《禮記·樂記》與《中庸》機杼同出，用當時流行的人性論重新解釋孔子的禮樂思想。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墨子對人性的關注有其時代必然性。只不過，墨子對人性論探討的焦點集中在人性與社會環境的關係上。有趣的是，這一話題似乎既能上接孔子的損益之友理論，（「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論語·季氏》）下亦可為孟母三遷的行為提供理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