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譯註 · 修身
【題解】
本篇重點論述士君子立身處世的根本在於修身養性，這不僅有助於個人的全面發展，同時也是達到近者親而遠者來的治國理想的前提條件。墨子明確指出，個人修養達到極致，就是聖人的境界，具體表現為「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如何漸次達至修身的最高境界呢，墨子提出「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言無務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等切實可行的修身標準，只有不因「思利」而「忘名」，「善主於心」而「以身戴行」，才能不立虛名，成為「名譽揚天下」的「天下士」。
2.1 君子戰雖有陳[1]，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2]，無務豐末[3]；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4]，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5]。譖慝之言[6]，無入之耳；批扞之聲[7]，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8]，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9]，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10]，願欲日逾，設壯日盛[11]。
【注釋】
[1] 陳：同「陣」，陣列，隊列。
[2] 置：通「植」，立。
[3] 務：追求。
[4] 闇：指不明就裡。
[5] 省：減少。
[6] 譖慝之言：誹謗別人的壞話。
[7] 批扞之言：詆毀別人的言論。
[8] 孩：通「荄」，草根。這裡指心中的執念。一說孩即孩童。
[9] 詆訐：攻擊、揭露別人的隱私。
[10] 力事：努力從事。彊，同「強」。
[11] 設，大也。設壯日盛，謂君子之道大壯而日益盛強也。（此處從吳毓江說）
【譯文】
君子作戰時雖然有陣列，但勇氣才是根本；守喪雖有禮節，但哀傷才是根本；士人雖有才學，但德行才是根本。因此，根基都立不牢固，就不要指望枝葉繁茂；近處的人都不親近你，就不要指望招徠遠方的賢者；親戚都不能依附你，就不要指望從事外交事務；本職工作都不能做到善始善終，就不要指望開展更多的事業；舉一件事物都不能深明就裡，就不要指望能夠博學多聞。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必定會明察左右以招徠遠方的賢者。君子明察左右的人以提高自己的修養。發現自己的修養不夠，被人詆毀，就反省自己，這樣在減少別人怨言的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修養。誹謗人的話不入耳，詆毀人的話不說出口，殺人傷人的念頭不存於心，即使有喜歡詆毀別人的人，也無計可施了。所以，君子每天勤勉地做事，志向就會日益遠大，修養也會日益完善。
2.2 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1]，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2]，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3]。暢之四支，接之肌膚[4]，華發隳顛[5]，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
【注釋】
[1] 見：同「現」。
[2] 無以，沒有誰。竭，盡，這裡指缺乏。
[3] 馴：通「訓」，謂典雅之言。
[4] 接：達。
[5] 隳顛：指禿頂。
【譯文】
君子的處事原則，貧窮的時候能夠表現出清廉，富裕的時候能夠表現出道義，對生者能夠表現出仁愛，對死者能夠表現哀悼，這四種品行不能虛偽，而是要發自內心。只有銘記於心中才不會缺乏仁愛，一舉一動之中才不會缺乏恭敬，談吐之間才不會缺乏雅馴之言。能夠讓這些原則流貫於四肢，外達於肌膚，直到發白頭禿也絕不放棄，這樣的人恐怕只有聖人才能夠做到吧。
2.3 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1]，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2]、辯是非不察者[3]，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4]，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惰[5]，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6]。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7]，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8]，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9]，譽不可巧而立也[10]，君子以身戴行者也[11]。思利尋焉[12]，忘名忽焉[13]，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注釋】
[1] 據：擁有。
[2] 徧：通「辨」，辨識。
[3] 辯：通「辨」，辨別。
[4] 幾：危殆。
[5] 雄：勇。修：長。惰：疑當作「墮」。
[6] 秏：衰減，敗壞。
[7] 伐：誇耀。
[8] 情：當為「惰」之誤（從孫詒讓說）。
[9] 簡：怠慢，傲惰。
[10] 巧：投機取巧，偽詐。
[11] 戴：載。
[12] 尋：重。
[13] 忽：倏忽，這裡指輕易而迅速。
【譯文】
意志不堅強的人思想不會明達，言而無信的人行為不會有善果。有錢財而不願分給別人的人不值得與他結交；遵守道義不能專一，辨別事物不能從大處著眼，辨別是非不清楚的人，不值得與他交往。根基不牢固必然危及枝節，有勇力而不注重自我修養的人最終必然會失敗，源頭混濁的河流必然不會清澈，做事不講信用的人名聲必然受損。名聲不會無端獲得，信譽也不會自行生長。功成之後名聲自來，名譽不可以做偽，而要向自身去尋求。只會誇誇其談卻不重實踐，即使能言善辯也沒人理會。出力很多卻喜歡誇耀，即使辛勞也無所可取。聰明的人心裡明白卻不多說，出力雖多卻不自我誇耀，因此才會名揚天下。話不在多而在於有道理，不求文采而求能明察事理。因此，有智慧又能明察的人如果十分懶惰，那就會背離正道。內心如果不是善在起主導作用，就不能長久保持美德；明察事理如果不能從自身言行中體現出來，就不能立足社會。名聲是不會輕易形成的，聲譽也不能靠取巧而獲得，君子之人需要身體力行。追求利慾之心過重，忘記名節操守卻輕而易舉，這樣的人能夠成為天下之賢士，是從來沒有過的。
【評析】
不同於西方哲學專注於對世界本源的終極關切，中國傳統哲學深深紮根於現實土壤，把目光從深邃的天空轉向人本身，專注於禮樂文明普照下的人文關懷。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對道德懷有根深蒂固的依戀情結，歷史上的知識精英們對個人修養更是設定了種種近乎苛刻的道德規範。這一點早在我們的文化原典《詩經》、《尚書》等許多篇章中已經有了明確的表現。儒家著名的修身綱領「修齊治平」理論，正是從《詩經·大雅·思齊》篇「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中發展而來的。
墨子學出儒家，他的修身論具有濃郁的儒家思想色彩。儒家思想學說強調修身，這是從儒家創始人孔子開始就形成的優良傳統，他曾明確提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思想主張。（《禮記·中庸》）修身要有明確的哲學思想為指導，這種哲學思想在孔子而言就是「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論語·鄉黨》篇就是孔子行動的實錄。孔子曾經感嘆說：「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論語·八佾》）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子嚴格恪守禮樂文化規範的行為反而更像是一種諂媚，這對那個時代而言無疑是一種反諷，但對孔子而言卻是一種境界的顯現，是孔子崇高的學術理想與嚴格的道德自律的物化與外化。墨子更是把儒家的修身論發展到一個極端的境界，他提倡大禹之道，「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屐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儘管莊子對墨子極端的修身主張不以為然，但仍然盛讚墨子是「真天下之好也」的「才士」。可見，墨子篤定地踐行了得自儒家的修身理論，並得到了世人的一致認可。
墨子的修身論是在對學與行、身與政之間關係的探討上展開的。墨子認為，修身必須依靠學，但學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學的根本和目的所在是行，「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君子以身戴行者也」。「士既為道的承擔者，則士之進退出處亦不可不慎。」（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所以墨子遵循了儒家式的邊學邊行邊反思的修身模式，「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強調每一位社會成員，尤其是有志於道的君子們必須具備「求諸己」的反省精神。另一方面，墨子對修身與政治之間關係的思考依然沒有跳出儒家治國平天下的致思路徑。墨子接過孔子「近者悅，遠者來」的治國方略，提出「察邇來遠」的具體主張：「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這裡「察邇」的「邇」不是指別人，而是自我的修養和缺陷，只有清楚地了解自身的修養水平和不足之處，才能「日日新，又日新」，最終達到「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的境界。至於「來遠」，自然便如東風吹拂下的百草，望風 而靡。
總體而言，修身論並不是墨子關注的理論重點，甚至在這方面還未能跳出儒家思想的窠臼，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它是墨子早期思想未成熟之前的作品。從這篇文章中，我們不但看不到任何「非儒」的思想傾向，反而有向儒家聖者孔子致敬的痕跡。因為墨子最為嘆賞的是那種對道德嚴格自律並終身行之而不輟的人，那種「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發隳顛，而猶弗舍」的人，而這種人我們只有從墨子師門聖人孔子身上才能看到。眾所周知，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他「溫良恭儉讓」；他「好學不厭，誨人不倦」；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宣稱「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不妨把這篇文章看作是儒墨相揖別之前墨子對一代聖人的致敬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