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譯註 · 親士
【題解】
《親士》是《墨子》一書的開篇，主旨在於論證統治者應該多親近賢士，只有胸懷廣闊、親近和任用賢士，才能治理好國家，甚至成就霸業。在墨子看來，任用賢人更重要的是要能夠以寬容的態度對待他們，允許他們直言進諫，能夠聽得進去逆耳的忠言，只有這樣才能廣開言路，否則偏聽偏信、受人蒙蔽，最終只會招致殺身亡國之禍。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意脈起伏不定，章節之間不夠連貫，頗有難以理解之處。後世學者對此多有詬病，認為本篇如果不是文有缺失，就是後人連綴殘章而成。至於文章所論主旨，則與《尚賢》篇有較為密切的聯繫。
1.1 入國而不存其士[1]，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2]。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3]。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
【注釋】
[1] 存：體恤，慰問。
[2] 緩：怠慢。
[3] 慮：謀劃。
【譯文】
主政一國而不去恤問國之賢士，就會導致亡國。發現賢能的人而不急於任用，就會逐漸怠慢國君。沒有比任用賢人更急迫的事情了，沒有士人就沒有可以商討國家大事的對象。怠慢賢者、輕視士人，而能夠長保國家社稷，這樣的事情是從來沒有過的。
1.2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1]，桓公去國而霸諸侯[2]，越王勾踐遇吳王之丑[3]，而尚攝中國之賢君[4]。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5]。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
【注釋】
[1] 文公：指晉文公重耳。他曾被迫逃亡國外十九年，後回國即位，成為繼齊桓公之後的第二位春秋霸主。正，長，為諸侯之長，指稱霸天下。
[2] 桓公：指齊桓公小白。他曾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後回國即位，重用管仲，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位霸主。
[3] 勾踐：春秋末年越國國君，曾為吳國國君夫差所敗，後臥薪嘗膽，終於滅吳，成為春秋時期最後一位霸主。丑：羞辱。
[4] 攝：通「懾」，懾服，敬畏。中國：中原地區的國家。
[5] 抑：壓抑，遭遇困境。
【譯文】
從前，晉文公出逃避難卻最終成為諸侯之長，齊桓公逃離國家而最終稱霸諸侯，越王勾踐遭受吳王夫差的羞辱，卻最終成為威懾中原各國的賢能之君。這三人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而揚名於天下，都是因為他們的國家曾遭遇困境、個人曾蒙受奇恥大辱的緣故。最好是從不失敗，其次是失敗後仍能有所成就，這就叫善於用人。
1.3 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1]，眾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2]。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3]。是故偪臣傷君[4]，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5]，上必有詻詻之下[6]。分議者延延[7]，而支苟者詻詻[8]，焉可以長生保國[9]。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10]，遠臣則唫[11]，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12]。
【注釋】
[1] 自難而易彼：自己承擔困難的事情，而把容易的事情留給別人。與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衛靈公》）的精神一致。
[2] 從整句話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墨子與孔子思想的相通之處，也能看到他與孟子的思想淵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孟子·滕文公上》），「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孟子·盡心上》）。
[3] 所惡：與上文「所欲」相對，指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4] 偪臣：權臣。
[5] 弗：通「拂」，違背，這裡指敢於諍諫的大臣。
[6] 詻：同「諤」，直言爭辯貌。
[7] 分議者：指持不同意見並能做到不苟同的大臣。 延延：指長時間論辯。
[8] 支苟：此處文字有誤。支當作「交」，苟當作「敬」，通「儆」。交儆，即相互儆戒。
[9] 焉：同「乃」。
[10] 喑：同「瘖」，不能言。
[11] 唫：同「噤」，閉口不言。
[12] 歸：通「饋」，贈送。
【譯文】
我聽說：「並非沒有安適的居處，而是我的心不安定；並非沒有足夠的財富，而是我的心不知足。」所以，君子樂於承擔困難的事情，而把容易做的事情留給別人；一般人卻是自己做容易的事情，而把困難的事情留給別人。君子進則不會中途放棄自己的志向，退而詳細考察失利的原因，即使混跡於尋常百姓之中，也終無怨恨之心，他們是有自信心的人。所以，勇於承擔困難的人，一定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從沒聽說過拈輕怕重的人，能夠避免他所厭惡的結果。所以，權臣會危及國君，奸佞小人會有害於官長。國君必須要有敢於諍諫的臣子，官上必須要有直言爭辯的下屬。持不同意見者敢于堅持到底，立場不同的人也敢於直言不諱。只有這樣，君主才可以長養生民並保全國家。如果大臣都以爵位為重而不敢直言進諫，左右近臣就會緘默不語，遠處的臣子也會閉口不言，百姓心生怨恨，身邊又全是諂諛之人，好的建議被阻塞，國家就會陷入危局。桀紂不就是因為身邊沒有賢人輔佐而招致殺身之禍，最終失去天下了嗎？所以說：與其贈送給國家寶物，不如推薦賢能之士。
1.4 今有五錐，此其銛[1]，銛者必先挫[2]。有五刀，此其錯[3]，錯者必先靡[4]。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5]，靈龜近灼，神蛇近暴[6]。是故比干之殪[7]，其抗也；孟賁之殺[8]，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起之裂[9]，其事也[10]。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
【注釋】
[1] 銛：鋒利。
[2] 挫：折斷。
[3] 錯：磨。
[4] 靡：銷蝕。
[5] 招木：指喬木。
[6] 神蛇：傳說中一種會興雲作雨的蛇，古人暴曬它以祈雨。暴：通「曝」，曬。
[7] 比干：商紂王的叔父，因屢次進諫被紂王剖心而死。殪：死。
[8] 孟賁：戰國時期衛國的勇士，一說齊國人。能力拔牛角，後為秦武王所殺。
[9] 吳起：戰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改革家，後因在楚國推行改革觸犯楚國貴族的利益，被車裂而死。
[10] 事：功業。
【譯文】
現在有五把錐子，其中一把最鋒利，那麼這把一定最先折斷。有五把刀，其中一把磨得最快，那麼這把刀必定最先損壞。所以，甘甜的水井最先乾涸，挺拔的喬木最先被砍伐，靈龜之甲最容易被灼燒用以占卜，神蛇最容易被暴曬用以求雨。所以，比干之死，是因為他的剛直不屈；孟賁被殺，是因為他的勇力；西施被沉江，是因為她的美貌；吳起被車裂，是因為他的功業。可見，這些人罕有不死於他們的過人之處。所以說：極盛之後難以為繼。
1.5 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1]，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2]。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3]。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鎰之裘[4]，非一狐之白也[5]。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6]，大水不潦潦[7]，大火不燎燎[8]，王德不堯堯者[9]，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10]，不足以覆萬物。是故溪陝者速涸[11]，逝淺者速竭[12]，墝埆者其地不育[13]。王者淳澤[14]，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15]。
【注釋】
[1] 處：這裡有強行占有的意思。
[2] 致，使達到。見：被。
[3] 天下器：這裡指經天緯地之才。
[4] 鎰：古代質量單位，二十兩或二十四兩黃金為一鎰。裘：皮衣。
[5] 一狐之白：狐狸腋下的皮，潔白輕軟，但因面積過小，故而狐皮裘十分難得。
[6] 昭昭：明亮的樣子。
[7] 潦潦：水勢盛大的樣子。
[8] 燎燎：火盛的樣子。
[9] 堯堯：高貌，這裡形容道德高尚。
[10] 砥：磨刀石。語出《詩·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11] 陝：通「狹」，狹隘。
[12] 逝：指水流。
[13] 墝埆：土地堅硬而貧瘠。
[14] 淳：厚。澤：恩澤。
[15] 流：流布，引申為恩澤廣被。
【譯文】
因此，即便是賢明的君主，也不會喜歡沒有功勞的臣子；即使是慈愛的父親，也不會喜歡沒有作為的兒子。所以，才能無法勝任工作，即使占據了職位也不算這個位置上的人；德行擔當不起爵位，即使領取那個爵位的俸祿也稱不上是這些俸祿的主人。良弓難於拉開，但可以射得高、射得深；好馬難以駕馭，但可以負重趕遠路；賢才難以驅使，但可以使君主受到人們的尊敬。因此，江河不滿足於小河的注入，所以能夠逐漸闊大。聖人遇事不辭繁難，遇物不背常理，所以能成為經天緯地般的大人物。因此，江河之水絕非只有一個源頭，價值千金的狐裘也不是一隻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做成。哪有不用同道之人，而任用苟同自己意見的人呢！那不是兼愛天下的君王應有的做法。所以，以天地之昭昭、大水之潦潦、大火之爎燎、王德之堯堯，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這樣的人才是天下真正的統治者。如箭一樣筆直，如磨刀石一樣平坦，這樣不足以包容萬物。所以，狹窄的小溪很快會幹涸，淺的水流很快會枯竭，堅硬貧瘠的土地不能繁衍萬物。君王淳厚的恩澤如果只限於宮廷之內，就不能廣被天下。
【評析】
在中國歷史上，戰國時期是一個戰火連綿、動盪不安的亂世。然而，這段艱難時世給中國歷史造成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段歷史是中國文明的質變期。中華文明經歷了這段血與火的洗禮才真正完成蛻變，這種變化一方面表現為對舊的禮樂文明框架下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生活方式的徹底顛覆，傳統的封邦建國的國家管理方式為大一統帝國的郡縣制所替代，舊式貴族那種受到中央政府承認和保護的獨立采邑經濟制度也成了明日黃花。另一方面，這種蛻變表現為人類理性的覺醒，人們開始突破傳統禮樂文化和道德觀念的束縛，慢騰騰的禮樂節奏已經不再適應新的時代發展，崇高的道德口號已經難以約束人們日益膨脹的貪慾，話語權再也不是緊握在王朝精英手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而是各個思想流派相互爭鳴的利器，理性之花終於在人間遍地綻放。而隨著舊有社會體制被打破，社會群體開始出現分化，「士」這一特殊群體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作為文明傳承與創新的主體，「士」階層由中下層貴族的失勢者和社會底層的優秀人才組成，他們有才有德卻沒有政治地位。隨著時代的發展，「士」的重要性日漸凸顯。《親士》正是這種時代背景下的產物。
在墨子看來，一國治亂的根本首先在於國君個人的胸懷和眼界，「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駕馭人才的本領也是國君治理好國家的必要條件，「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在此基礎之上，是否擁有人才，尤其是擁有能夠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智謀之士，便成為制勝的關鍵。故墨子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有了賢能之士的擁戴，國家強盛、開疆拓土才會有強有力的保障。
對於人才，除了具備經綸天下的才能之外，墨子特別指出兩點：一是對人才道德修養方面的要求，「君子自難而易彼」；面對變幻莫測的社會環境，要能夠做到「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二是對人才過剛易折、「太盛難守」的行為方式問題提出嚴正警告，指出人「寡不死其所長」，所以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要炫才揚己、徒惹怨望。
在中國思想史上，墨子是第一個集中論述「禮賢下士」重要性的思想家。「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這種理論主張充分彰顯了墨子敢為天下風氣之先的勇氣和自信。正因為墨子的這份勇氣和自信，才會有他以「國寶」自任的大擔當，才會有他「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雖枯槁不舍」的大毅力。即便退避如莊子，亦對墨子的這份擔當和毅力讚不絕口，認為墨子是真正的天下「才士」（《莊子·天下》）。
然而遺憾的是，不少學者從這篇文章的瑕疵出發，對其是否為墨子思想提出了種種質疑。對於種種問難，這裡皆不予採信。理由並不複雜：首先，墨子師出儒門，有這樣的理論主張並不奇怪。其次，從本文的思想內容和寫作技巧來看，此文的思想觀點尚未跳出儒家思想的局限，而且文章論點分散，論據指向模糊，寫作水平遠不如《兼愛》、《非攻》等文邏輯嚴謹、結構完整。但這些問題與其說是否定的理由，還不如說是出自墨子早年手筆更具邏輯上的可能性。第三，整體而言，墨子本文的思想源出孔子和老子，如「君子自難而易彼」思想明顯源出孔子，「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的思想也明顯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痕跡。墨子出孔老之後，遠在諸子之前，其思想源出孔老，又能下啟孟莊，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種特徵更符合墨子所處的時代和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