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學十論 · 墨子與諸子之異同
《莊子·天下篇》云：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繫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由此文觀之，可知者二事：
（一）春秋戰國諸子之學，原或本於《六藝》。
（二）諸子多得一察以自好，故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第一事，墨子之於《六藝》，吾於《墨子之經學篇》已論證之矣。今請論第二事，以明墨子與諸子異同之故焉。春秋戰國，諸子之書甚眾，未能盡論。茲舉其犖犖大者，如儒之孔，道之老，法之韓，三家與墨家之異同，略而論焉。
墨子之學，出發於《尚書》，孔子之學，出發於《易》；余前已闡明之矣。《易》與《書》各屬《六藝》之一，皆聖人之道。古之《六藝》，雖異於孔子所刪定者。然莊子云：「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則《六藝》皆古聖人之道，大旨雖或有不同，要必無各立門戶，互相攻伐之理。故孔墨既同出於《六藝》，自必有其相同之處。故韓愈讀《墨子》云：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韓氏此文，固未嘗不言之成理也。又《漢書·藝文志》云：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
然則自劉班此說觀之，墨子之學，蓋又出於《禮》，亦儒家之所重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墨子以「孝視天下」，其相同也如此。然而孟子竟斥之曰「無父」，豈孟子之說不足信乎？今再觀於墨子之書，《兼愛上篇》云：
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
然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愛，君仁，臣忠，墨子之道，亦果與孔子同也。然則韓子之言，豈不甚韙？而孟子之言，豈非大妄哉？然吾觀其《法儀篇》云：
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為學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若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之所不欲則止。
此大書特書謂父母學君三者舉不足以為法；則墨子之學，以出發於《尚書》之故，尊天之過，遂至於知有天而不知有君父；與儒家之忠孝，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言」者異矣。
嘗試而論之，孔墨同重五倫。然儒家之於五倫，以忠愛為本；其對於父母也，則《詩》所謂「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二語，足以代表之；其對於君也，則又《詩》所謂「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二語，足以代表之；皆所謂反躬自責，冀君父之感悟者。引而申之，故後儒遂有「天下無不是之君父」一語。中國自漢武以後，儒學統一；故於政體上二千餘年來，絕無發生巨大變化者，其原因實多基於儒家之忠愛。故為君者而賢，則恆以仁慈待其臣下，一切持以寬大。加以地大物博，人民易於為善，人鮮犯法，故亦鮮知有法。此史冊所稱成康刑措，及漢文景，唐太宗之治，蓋不誣也。於此之時，達官貴人，既極其榮華之樂，而小民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忘帝力於何有；既無所謂政府，安知有所謂專制者哉？及其衰也，暴君在上，肆虐臣民，而其臣民以忠愛之故，亦不忍背叛；即有援旗誓眾，弔民伐罪者，亦只誅在獨夫，而無尤於政體。蓋人君朝易，而仁暴夕變。故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故中國古來之政體，雖為君主政體，實無所謂專制與不專制也。誠如是，故古來學者，咸無廢除君主政體之理想矣。
然假若中國而早行墨子之道，則必不如是。政體必當早有變革，何也？蓋墨子以尊天之故，遂不得不卑其君父，而為尚同之說，以上同於天為極軌。《尚同中篇》云：
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中略。 有率其鄉之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中略。 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中略。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災將猶未止也。
此文約而言之，即謂萬民皆當上同而不敢下比。上所是必是之，上所非必非之。是非悉以上為準，而下乃無是非之權者也。此其專制為何如邪？然猶可曰賢也；猶可曰上同於天也。然而墨子之學，以兼愛之故，勢不能不重實利。實利重則忠愛奪。故《公孟篇》云：
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賢於嬰兒子哉？」
是忠愛之薄，墨子既自教之矣。夫好利自私，生物之恆情也。日以仁義之說矯之，猶恐不勝，今乃以薄於忠愛之人，率為實利之是務；墨子雖欲其兼愛，勢亦有不可得者矣。於是上自天子，下至百姓，皆為己而競其實利。墨子雖有上同於天之說，然天之賞罰，本至茫杳而無稽。故天子上同於天之事，不過理想之空談；而天子國君，大權在握，其使民上同之實，乃根深柢固而不可移矣。如是則上肆其專制之威，而下奮其爭利之念；上之壓力愈重，下之痛苦愈甚，而反抗之力乃愈猛；故人人咸感受專制政體之不良，而思有以革除之。而墨子之說，又嘗倡言人君不足以為法，是固使其民富有革命之思想者也。則政體之革命，安能免乎！故曰假使中國而早行墨道，政體必早已有所改變者，此也。吾嘗謂墨子以尊天而卑父母，與耶教相近。觀近世歐洲各國政體之改革，或可知吾之假說為不誣矣。
約而言之，孔墨之異，在墨本於天，孔本於父母。故儒家以孝治天下，人民視君如父母，賢君視民如赤子；其治重情感，故利害之計較不甚明，而變化不生。墨家則不然，本之於天而天本無情感者也；故重實利而情感薄，故利害之計較嚴，而變化易起。故孔墨同言孝，同言愛，同言賢，而趨向各各不同，蓋出發之點殊也。
若夫老墨之同異，亦有可得言者。司馬談稱「墨者強本節用。家給人足之道」。而《漢書》稱「道家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蓋自表面觀之，墨近於積極主義，而老近於消極主義，此其異之較然易知者也。然吾嘗求其說亦多有同者焉。如《老子》第六十七章云：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此老子之慈，即墨子之兼愛也。老子之儉，即墨子之節用也。老子之不敢為天下先，即墨子之非攻也。此非言之偶同而已也。《道德經》第八章云：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第三十章云：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兵革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第三十一章云：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第四十九章云：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第五十三章云：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
第八十一章云：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諸如此類，均足以見老子之兼愛節用非攻之宗旨，與墨子同也。即其立言最相反者，如老子云：「不上賢，使民不爭。」而墨子乃大倡尚賢之旨，固似甚戾矣；然章炳麟云：
老聃不尚賢，墨家以尚賢為極，何其言之反也？循名異，審分同矣。老之言賢者，謂名譽談說才氣也。墨之言賢者，謂材力技能功伐也。不尚名譽，故無朋黨；不尊談說，故無游士；不貴才氣，故無驟官。然則材力技能功伐舉矣。
章氏此言甚允，則墨之尚賢與老之不上賢，亦語反而旨合者也。且墨子言法天，而老子亦未嘗不言法天，如第五章云：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第七章云：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第二十五章云：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則老子未嘗不言法天也。且墨子之《兼愛》論云：
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纂；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
而《老子》第五十四章亦云：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余；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原誤作國，據《韓非子》校改。蘇時學說。 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則墨子兼愛學說之成立，似亦原本於老子者。他如墨子云：「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修身篇》。 又云：「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公輸篇》。 而老子亦云：「強行者有志。」又云：「知其雄守其雌。」凡此皆老墨之所同也。然而墨卒與老大異者，蓋老之天為不仁之天，無意志之天；而墨之天，為有意志之天也。惟老子以為天無意志，故聖人法天而治民，亦當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絕無容稍存計較利害之心於其間；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貨利不足以動其心，而慈儉不敢先之三寶，可以持而保之。墨子則不然，以天為有意志，而天之意志不可以信於人；而人之意志反太深。故其兼愛之說，亦陷入自利之塗而不自知。《兼愛下篇》云：
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
此段結句「不得已」三字，則計較利害之心，未免太甚矣。此與《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之語異。《孝經》之不敢，蓋言敬謹之至，唐蔚芝師說。 非有交易之誼，且儒者不張實利之說，故其弊不與墨子同。而墨子之不及老子廓然大公，則甚昭灼矣。
蓋孔老同時，墨子稍後，墨子之學，受孔子影響而得其反動，故立說有似同者。如《兼愛》、《尚賢》、《尚同》之類是也。有絕對相反者，如《非樂》、《非命》、《非儒》之類是也。而老子之教則務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故墨子暗受其影響，而無反對之論。然老與孔其學同發原於《易》。馬其昶云：
老子之言道德，皆原於《易》。其曰：「道生一，一生二」，與《易》太極兩儀之說合。曰「得一」，即《易》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又稱「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要即「乾坤易簡」之旨。「慈」故「易」；「儉」故「簡」；「不敢為天下先」，則坤之「先迷失道，後順得當」也。「常」，即老子之「常道」矣。而說者乃謂《易》主陽，老子主陰。是未達陰陽體用之全者也。《易》以道陰陽。陰陽之義，莫大乎扶抑。扶陽以為主，抑陰從之；則陽不愆，陰不慝，而天下治，彼劣陰而欲絕之者，不知《易》者也。乾知始，坤成物。凡乾所始，皆坤成之；而坤則柔道也。此與老子之尚柔何以異？老子豈無陽德哉？孔子擬之於龍。龍陽象也。不然；彼且弱且雌矣，尚何成功之足雲？是故老子曰：「自知者明，自勝者強。」此老子之乾道也；而體斯立焉。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此老子之坤道也；而用斯行焉。扶陽以為主，而抑陰從之。《易》《老》殊無殊旨。《易》象藏舊史官；老子為周守藏史。故其為書也，一本諸《易》；茲非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一驗歟？
可見孔老之學，原本相同。惟孔近於積極，而老近於消極。故墨子非儒而不非老；而老子之徒如莊周，雖非墨道，而亦或稱墨子。《莊子·天下篇》云：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 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此文實譽過於毀矣。孔與墨既同為積極；故墨子遂與孔子抗。今墨子書《非儒》等反孔之論，雖未必盡為墨子所作，或其徒所為；然以《非樂》、《節葬》等例之，《非儒》必為墨子之旨；墨子亦必有《非儒》之論；著《非儒篇》者亦必後於孔子而先於孟子，故無非孟之語。至孟子時，墨學大盛，故孟子特辭而辟之；蓋受墨者《非儒》之反響也。陳灃云：
荀子云：「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是墨翟宋鈃也。」楊倞《注》云：「宋鈃，孟子作宋 。」韓非子云：「宋榮子之議，不鬥爭。」宋榮亦即宋 ，宋 說秦楚罷兵，是為設不鬥爭。而其意則在懷利。《孟子》告之曰：何必曰利，與首章告梁王同。然則首章「何必曰利」之一言，即距墨氏之要言也。
陳氏此語，可謂深得要領。世人徒知孟子斥墨子無父為辟墨，而不知孟子書開宗明義痛斥言利之禍者，皆受墨子實利主義之反響者也。故太史公《孟荀列傳》亦以義利兩字為經緯，發端即云：
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此傳之末即殿以墨子云：「善守御，為節用。」雖有挩文，然亦可知太史公或以其言實利之故，而深抑之，蓋史公之學，尊信道儒兩家，故於墨子深致不滿也。
韓非在老孔墨三家之後，受三家之影響，遂發生法治之學說。韓非嘗著《解老》、《喻老》兩篇。其學之出於老子可知。《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云：
老子所貴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宋儒蘇軾嘗推而論之：
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泛泛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欲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核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老莊之後，其禍為申韓。
此論或多非之者。然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蓋以天地為絕對無情者，而聖人亦當法天之絕對無情以為治也。在老子之意，固在去私情；其言亦甚美而固無病也。逮至孔墨之末流，則彼此相激，而老學之反動亦起矣。韓非子《顯學篇》云：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盧文弨云：墨子《公孟篇》作三日。 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
則孔學末流之弊，侈於禮樂，而不恤費；而墨學末流之弊，在乎好利而無恩情。又《五蠹篇》云：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
則孔學之末流，多以文亂法；墨學之末流，多以武犯禁。陳灃云：墨子之學以死為能，戰國俠烈之風蓋出於此。 故韓非之學本老子不尚賢之旨，受孔學文侈之反響；遂與墨子尚賢之旨相合。故《顯學篇》云：
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
此與墨子「列德尚賢有能則舉」《尚賢上篇》 。之義，正同矣。既尚賢則不能不重功利。故又與墨子之實利主義相合而尚生存競爭。故《五蠹篇》云：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霍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耒，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挈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 臘而相遺以水；王先慎云：《說文》： ，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臘，冬至後三戊臘祭百神。 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
此蓋受墨子實利主義之影響，與老子「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之說所陶染，故主張競爭生存之說。而顯與老子之慈，墨子之兼愛非攻相反矣。《五蠹篇》云：
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中略。 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如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
此與其《解老篇》云：
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
蓋完全相反矣。《五蠹篇》又云：
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此與老子《道德經》第七十四章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蓋亦完全相反矣。自此以後，李斯佐秦皇，專尚功利，嚴刑峻法，果能統一六國；因而焚書坑儒，一切變古，而秦亦以亡。於是老子所謂「民不畏死，則大威至」七十二章 。之言始驗。後之論者，徒罪秦皇李斯，而不知學說之末流，相激相盪，有以釀成之。蓋儒道之弊，激以墨翟，韓非，李斯因之，而大變成矣。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此觀國治亂者，所當特別注意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