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學十論 · 墨學之大略
墨子之書，篇數多寡，古今已有不同。畢沅云：
墨子七十篇，見《漢書·藝文志》。隋以來為十五卷，目一卷，見《隋書·經籍志》。宋亡九篇，為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即宋本。
今將今本十五卷目錄列後：
此十五卷，胡適於《哲學史大綱》卷上，分為五組。其言云：
第一組，自《親士》至《三辯》，凡七篇，皆後人假造。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後四篇，乃根據墨家之餘論而作者。
第二組，《尚賢》三篇，《尚同》三篇，《兼愛》三篇，《非攻》三篇，《節用》兩篇，《節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樂》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之學說而作。其中有許多後人所加入。《非樂》、《非儒》兩篇，更可疑。
第三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既非墨子之書，亦非墨者記墨子學說之書。殆即莊子《天下篇》所謂別墨所為。此六篇之學問，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發生。況其中所言與惠施，公孫龍最為接近。惠施，公孫龍之學說，幾全在此六篇內。故我以為此六篇乃惠施公孫龍時代之別墨所作。
第四組，《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此五篇乃後人將墨子一生言行輯聚而成。與儒家之《論語》相同。其中許多材料，比第二組更為重要。
第五組，自《備城門》以下至《雜守》，凡十一篇，所記墨家守城備敵之法。
梁啓超因其方法，而於所著《墨子學案》為之分類如下：
梁胡所分，大同小異；獨於《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一以為墨子所自著，或弟子所記；一以為別墨所作，絕與墨子無關。斯為大異之點耳。其以《修身》、《親士》、《當染》諸篇，為後人偽托，亦本孫詒讓。孫氏《墨子間詁自序》云：
《修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他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
其說《親士》、《修身》二篇，為偽托，與畢沅適相反。畢云：
《親士篇》與《修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自著也。
以餘論之，兩說所據之理，均似未能充足。畢氏以無「子墨子云」，便謂為墨子之自著，則《墨子》書中如此等普通之言論，反為墨子之自著；而他篇如《尚同》、《兼愛》、《非攻》等重要主義反無墨子之文；未免不近情理。至孫梁胡以辭旨近儒，又疑為偽托，夫親士修身，諸子之言治者多不能外；墨子之偶同儒家，何足為異？且諸氏謂辭旨不近墨子，自吾觀之，其足以表墨學特別之精神者正甚眾。如《親士篇》云：
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眾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以自信者也。
此文畢沅解之云：
「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肯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君子自難而易彼。」言自處於難，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義。「雖雜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佚不怨。
夫以畢氏所釋，則宜乎其近儒也。然以余觀之：「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謂我非無安居，但為天下有不安之故，吾心亦不安，故我亦無安居也；我非無足財，但為天下有不足之故，吾心亦不足，故我亦無足財也；此荀子所謂，「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也」。「君子自難而易彼，眾人自易而難彼。」謂君子以艱難自任，而以安樂與人。「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以自信者也。」「信」「伸」古今字。謂雖處平民之位，亦無怨心，何也？在社會努力，經能自伸，不必為官也。然則此正墨突不黔之義。其表示墨學之精神為何如也？又如《修身篇》云：
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發隳顛，而猶弗舍者，其惟聖人乎？
此文「馴」字，注者均多作雅馴解。竊以「馴」「訓」古通。無以竭者惟恐不能竭之謂。「藏於心者無以竭愛」，謂藏於心者惟恐無以竭其無窮之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謂動於身者惟恐無以竭其無窮之敬。「出於口者無以竭馴」，謂出於口者惟恐無以竭其無窮之教也。是以暢之四支，華發隳顛，行猶弗懈，此其大意也。然則其表示墨學之精神為何如乎？又云：
志不疆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與人者不足與友。
此則墨學兼愛果毅之精神為何如邪？孰謂《親士》、《修身》二篇非墨家言，無墨家語氣乎？然遂謂其盡出自墨子手，則又不爾也。蓋墨子之說，而墨學者論述之也。至於《所染》一篇，頗有墨子後事，疑必墨子以後之述作。然此文亦見《呂氏春秋》，名為《當染篇》。《淮南·說林訓》亦有「墨子見練絲而泣」之說。則墨子見染絲一事，當非虛構。而《呂氏春秋》為古代之類書，又必為呂氏錄墨子之文，而非墨子書襲自呂氏，又可知也。吾意墨子本固有此等之言，或此等之文，而後之學者展轉傳述，各有增加。汪中云：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嘆之，為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 正如《春秋》筆削於孔子，而左氏補孔子卒後事也。《法儀》《七患》《辭過》《三辯》諸篇亦大略如此。
自《尚賢上篇》至《非儒下篇》共二十三篇，梁氏謂此為墨子學大綱，墨書中堅。斯言固然。其謂每題各有三篇，文義大同小異，即「墨分為三」之說。其言殆本於俞樾。俞氏《墨子間詁序》云：
墨子死而墨分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致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考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為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
此其說實可謂似是而非。何也？墨子此等雖有三篇，然不過文字之大同小異而已，其旨固無大殊異者也。韓非所謂「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其異同之故，今雖不可得知；然今詩有《四家》，《春秋》有三傳；其歧異當不至如儒之八，如墨之三也。然四家之詩，與三家之《春秋》，尚有絕殊相反之處。而今之《墨子》凡有三篇者，乃獨無絕殊相反之語。何邪？則所謂墨離為三，與《墨子》書之上中下三篇絕無關係，可斷言也。余意墨子隨地演說，弟子各有紀錄，言有時而詳略，記有時而繁簡，是以各有三篇。當時演說，或不止三次，所記亦不止三篇。然古人以三為成數，《論語》「其心三月不違仁」，《說文》「手之列多不過三」，是也。故編輯《墨子》書者，僅存三編，以備參考，其或以此乎。
《經》上下兩篇當為墨子所自著。故諸篇不稱經，而獨此稱經。若為別墨之書，入於《墨子》書內，墨子弟子不應仍以經稱之。棄本師而崇外道，墨者之徒必不爾也。孟勝之死，而弟子患無巨子。則墨教之傳，蓋甚有統系，安有不經其師說，而妄經他人者乎？斯則梁氏之言，比胡氏為允，明矣。然胡氏之說，蓋本於孫詒讓；而梁氏之說，則略本於畢沅。畢於《經上篇》注云：
此蓋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雲。
而孫氏則於《經篇》上注云：
以下四篇，皆名家言；又有算術及光學重學之說，精妙簡奧，未易宣究；其堅白異同之辯，則與公孫龍書及莊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莊子又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異同》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件之詞相應。」莊子所言，即指此經。
蓋孫氏亦以《經》及《經說》四篇為別墨之著作也。然既曰別墨，別墨之義暫用俗解詳末篇。 是仍不離墨宗，又安知不原出於墨子？焉能謂其盡無墨子之著作乎？近有章士釗著《名墨訾應論》。其大略云：
墨惠兩家，凡所同論之事，其義莫不相反。且細繹兩家之辭意，似惠子諸義先立，而墨家攻之。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而墨子九拒之者。然以如此互相冰炭之兩宗，並為一宗，謂此一是二，夫亦可謂不思之甚矣。
由右之說，惠施之不為正墨，蓋無疑義。然則如魯勝言以惠施為別墨何如？以墨子之說考之：設非在墨家垣牆之外，其於墨子之本旨，將不僢馳若是之遠也。謂為別墨，亦無有是處。
雖然，名墨相對，其關係究有可言。惠施與墨家俱有事於名。特施為譥者，而墨為非譥，其中鴻溝甚大。
此則以《墨經》決非為惠施之徒所作，且施龍輩亦不得為別墨也。然則章氏究以為何人所作乎？其言曰：
墨子自著之《辯經》久已亡絕。《辯經》中巍然自立之定義，使其層累成為一科，不合與人角智之性者，必較今存之六篇為多且詳。以施龍之出，後於墨子；墨子固不得如預言者流，知某時將有譥者某某，求勝於彼而先設駁義若干條以為之備也。其後墨者傳《經》，節節遇有名家者流，相與詰難，因釋經以拒之；而後起諸問，《經》中焉能備載；其徒勢不能不以各所崇信，詮解師說。詮解不同，而派別以起。今之六篇，殆墨子之弟子所撰述。惟其為相里勤五侯之徒乎？抑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乎？俱無可考。要之，此與其徒俱誦之《墨經》迥乎不同。而為其徒之一派，半述半創，以抗禦名家之譥者如施龍輩焉。則愚所自信為千慮一得，無可置疑者也。
章說亦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則姑就章說而論：今之《墨經》，雖盡非墨子自著之舊；而亦從墨子原著增損而來，故相沿而稱為《經》。亦不得謂其與墨子無關，盡無墨子之文也。
名理之學，自孔子倡為正名之說。而戰國諸子，皆大受影響。墨子尤為精詳。自漢以後，斯學遂少。今欲略明古代絕學，則《經》及《經說》、大小《取》等六篇，為讀《墨子》者最要之著作，斯固然矣。然吾以為《親士》以下，《非命》以上，《耕柱》以下，《公輸》以上，屬於德者也；《經》及《經說》等六篇，屬於知者也；《備城門》以下，屬於術者也。知者，所以推行其德；術者，乃所以維持其德也。無其知，則道德之根本學說不能成立，何以推行？無其術，則我雖非攻而人將攻我，何以自存？故在墨學之中，斯三者實皆並重而無輕重之可分者。然而今人所研究，則獨在於《經說》等為多，斯固學人好奇之性，亦以見今人之重知力而輕道德也。至論墨學之綱要，則友人胡韞玉之說頗為得之。其說云：
墨子志在救世。世之相爭鬥也，其故有二。一則以物力不足供所求，於是以飲食之微，致有攘奪之事。一則國家界限太明，於是以細末之故，致有兵戈之舉。墨子有見於此。一以節用救之。一以兼愛救之。其節用也，故非禮，非樂，短喪。其兼愛也，故尚同，法天。節用，兼愛，為墨子學說之中堅。余嘗讀《墨子》全書，而繹其義，確然知墨子志切救世，而有其術也。人生不能無欲，欲而不給於求也則爭。儒家之制欲，以法禁已然，以禮防未然。墨子則務清其源。戰爭生於攘奪，攘奪生於不足，不足生於奢侈。使天下之人還醇返樸，即無不足之虞；亦即無戰爭之患。所以務為節儉。宮室衣服飲食舟車，取足於用而止。不僅宮室衣服飲食舟車已也，禮樂亦為具文，所以非禮樂而節葬。故曰「國家貧，則語之以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沉湎，則語之以非樂非命」。然而墨子之節儉，並非過於自苦，如莊子之言，但不為奢侈靡麗之觀而已。其為宮室也，高足以辟潤涇；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霜雪；牆足以別男女。其為衣服也，冬足以輕且暖；夏足以輕且凊。其為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其為舟車也，足以任重致遠。居處衣服飲食交通皆為人生必要之具。故墨子皆取足適用。故不為峻宇雕牆，而亦不為穴居野處；不為錦繡靡曼，而亦不為衣皮帶茭；不為食前方丈，而亦不為素食分處；不為文采刻鏤，而亦不為不移不至。墨子之節用，豈可厚非哉？雖然，節用，果足以救世乎？墨子於物質上，既以節用救之；更於精神上，以兼愛救之。故曰：「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亂何自起？起不相愛。交相惡則交相責；交相責則戰爭之事起矣。交相愛則交相讓；交相讓則戰爭之事弭矣。戰爭起於交相責，弭於交相愛。兼愛者天下之大利也。是以墨子倡之。故曰：「視人之國如其國；視人之家如其家；視人之身如其身。」又曰：「饑寒疾病死亡，人之事，皆我之事也。」墨子日以兼愛召天下，天下卒莫能從之。墨子以為由於不知尚同。於是更為尚同之說。人與人，家與家，邑與邑，相爭相鬥，群共非之。國與國相爭相鬥，無有非之者。知有小同不知有大同也。辟如入人園圃，而竊其桃李，父不以為子，兄不以為弟，謂之曰賊人；入人之國，而竊其土地，父兄榮之，宗族寵之，謂之曰仁人。此不知尚同故也。尚同之本在於法天。天之於人，兼愛兼利，無所偏倚；故父母君師皆不足法，惟天乃足法。天者萬民之父母，同之極也。墨子學說之條貫如是。而其推行之方法：一主有鬼之論。以為鬼神能操賞罰之柄。人為善，鬼必賞之；人為惡，鬼必罰之。天下之亂由於人之不畏鬼。故明鬼以已亂。一主尚賢之論。治國之要，在於兼王；兼王者，合眾人之賢以為賢。賢者之於人國家，能使危者安，亡者存。故曰：「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兼者治厚，兼愈多則治癒厚。兼王之極致，在位皆賢。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而富者，貴者，親者，近者，亦退而自謀，天下遂無有不善之人矣。天下之人盡歸於善，唐虞三代之隆可坐而致也。統觀墨子之說，洵足以治淫僻昏亂之國家。惟刻苦自厲，使人難行，異乎儒家之近於人情。故其學不昌也。近人情者，人樂其道，而從之者眾，雖不能似，可以偽為；過於情者，人苦其道而不從。此後世之所以多偽儒，無偽墨也。然而以此愈見墨學之卓矣。
此說發揮墨學之精神，可謂善矣，然其所謂「小同大同」之說，在墨子謂之「知類」，而非尚同之義也。墨子之「尚同」，謂人民不下比而上同乎其上，家人上同於家長，里人上同於里長，由是而天下之人上同於天子，天子上同於天，是尚同之義也。且吾以為墨子唯一之主義在乎兼愛。而所以行此兼愛之主義，則有其道焉。兼愛者兼愛天下之人也。然天下之人甚眾，又非一己所能畢事也。必使天下之人交相愛而不相害，是故非攻。攻戰之事，起於義與利之爭；一人一義，一國一義，則是非相爭而攻戰以起；欲息其爭莫若尚同一義，是故尚同。同莫大於天，故尚同以天為準，故明天志。利之爭起於不足，不足生於奢侈；欲救奢侈之弊，莫若節儉，故貴節用。葬與樂，皆當時之甚奢侈者也，故非樂節葬。儒者之末流，淫於禮樂，實與節用相違，是故非儒。執有命之說者使人不從事，則不能生財而徒耗財，亦與節用之旨相戾，是故非命。非命則人或將因而不信天志，則在朝之君將無所敬，而在野之民亦失其所畏，是故明鬼。然徒善不足以為政，必在乎得其人，是故尚賢。然善必有諸己然後求諸人，惡必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未有己不自愛而能愛人者也，未有己不自善而能善人者也；故貴修身。此墨子欲推行其兼愛之主義而立說以教人者也。然我立說以教人，而世亦必有立說以破我者，則論理不可以不明也。故有《經》與《經說》等諸篇；所以使吾說為不刊之定論，而推行吾之主義者也。然而天下之人，未必盡聽吾言，而不攻戰也。則守御之法不可以不尋究。是故有《備城門》、《備高臨》諸篇。此墨學之大略，亦即《墨子書》諸篇之條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