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日記 · 1926年

12月9日[1] 我於12月6日到達。在火車上，我使勁記著一家旅館的名字和地址，以防車站上沒人來接。（在邊境上，他們跟我說二等車廂買不到票了，讓我補了差價坐頭等車廂。）沒人看見我從臥鋪車廂下車，這讓我感到輕鬆。不過，在檢票口也沒有人。我沒怎麼不高興。就在我走出「白俄羅斯-波羅的海」火車站時，賴希（伯恩哈德·賴希）朝我迎面走來。火車準點到達，分秒不差。我們把自己和兩個箱子塞進一架雪橇。這天，冰雪開始融化，天氣暖和。雪橇在寬闊、泥濘、泛著雪光的特韋爾斯卡婭大街走了才幾分鐘，就看見阿絲雅（阿絲雅·拉西斯）在路旁向我們招手。賴希下了雪橇，到旅館的幾步路他走著去，我和阿絲雅則坐雪橇前往。阿絲雅戴著一頂俄羅斯皮帽，看起來不漂亮，有點兒粗俗。由於長期臥床，她的臉變寬了些。我們沒有在旅館裡停留，而是去了療養院附近的一家所謂的甜品店喝茶。我講了關於布萊希特的情況。隨後，阿絲雅為了不讓人發現自己在休息期間溜了出來，就從側面的樓梯回到了療養院，賴希和我則從主台階走上樓去。在這裡第二次碰上脫套靴的習俗。第一次是在旅館；他們只收下了箱子，答應當晚給我們一個房間。阿絲雅的同屋不在，那是個大塊頭的紡織女工，到第二天我才見到她。在這裡，我們第一次有幾分鐘的時間單獨待在一起。阿絲雅十分友好地看著我。讓人想起在里加的那次決定性的談話。隨後，賴希陪我去旅館，我們在我的房裡吃了點兒東西，後來去了邁耶霍爾德劇院。這是《欽差大臣》的第一場彩排。阿絲雅試圖給我弄張票，卻沒有成功。於是，我就沿著特韋爾斯卡婭大街朝克里姆林宮方向走了半小時，又走回來，一路上拼讀著商店的招牌，小心地走在冰面上。之後，我十分疲倦地（並且很可能是悲傷地）回到了旅館的房間。 7日早晨，賴希來接我。日程：彼得羅夫卡大街（去警察局登記），卡梅涅娃學院（花了一個半盧布在這個學院弄了個席位；另外，還同那裡的德方負責人，一個大笨蛋，談了話），隨後穿過赫爾岑大街前往克里姆林宮，途經醜陋的列寧墓，還看到了伊薩克大教堂。返回途中經特韋爾斯卡婭大街來到了位於特韋爾斯科伊大道的「赫爾岑之家」，那是無產階級作家組織「瓦普」[2]的所在地。飯菜很好，這使我能在冒著嚴寒行走的疲勞之後略微享受一番。有人向我介紹了柯剛，此人對著我大談其羅馬尼亞語語法和俄語—羅馬尼亞語詞典。對賴希講的情況，我在長途的步行中往往由於疲勞而無法全神貫注地聽。他講得極其生動，論據確鑿，充滿了奇聞逸事，言辭犀利，令人贊同。比如說，他講到一個財政官員，此人在復活節度假期間去他們那個村子當牧師做禮拜。他還講到對一個女裁縫的判決，這個女的打死了自己的酒鬼丈夫，這惡棍在街上襲擊一對男女學生。此外，還有關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執導《白衛軍》的事。劇本被送去審查，只有一位審查官看了，寫了批註，要求進行修改，就退了回來。過了幾個月，在做了相關的修改之後，最終演給審查官們看。禁公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找史達林，說他破產了，他所有的資本都投到這齣戲裡了。史達林指示：「該劇沒有危險。」隨後首次公演，遭到共產黨人的抗議，民兵把抗議者驅散了。賴希還提到了那部關於伏龍芝案的關鍵小說，據說伏龍芝是在違背他本人的意願、但卻是按照史達林的命令的情況下被動了手術的……還有些政治新聞：反對派不再擔任要職。與此相應的是，相當數量的猶太人不再擔任主要是中層的職位。烏克蘭的反猶太主義。——從「瓦普」出來，我精疲力竭，先獨自去了阿絲雅那裡。她那兒不一會兒就聚滿了人。來了一個拉脫維亞婦女，挨著阿絲雅坐在床邊，肖斯塔科夫和他的妻子也來了。夫婦倆與阿絲雅和賴希就邁耶霍爾德執導的《欽差大臣》一劇的上演，用俄語展開了極為激烈的爭論。爭論的中心話題是邁耶霍爾德用絲絨和綢緞做劇服，為他的妻子準備了十四套服裝；另外，這場演出長達五個半小時。吃過飯後，阿絲雅來到我這裡，賴希也在。離開前，阿絲雅講了她的病情。賴希送她回療養院，之後又回到我這裡。我躺在床上，他則要工作。不過，他很快就自己停了下來，我們談論起了此地與德國的知識分子的情況以及兩國當前的寫作技巧。此外，還談到賴希對於入黨問題的顧慮。他一再說到黨在文化事務方面的反動傾向。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被利用的左翼運動現在被完全拋棄了。就在不久前，無產階級作家的身份才得到國家的認可（托洛茨基表示反對）。不過，與此同時，他們得明白，壓根兒別指望得到國家的任何支持。後來談到列列維奇案件——對左翼文化陣地採取的行動。列列維奇曾寫過一篇關於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的論文。——在俄國，人們對嚴格地進行政治立場的區分極端重視；在德國，模糊的、籠統的政治背景就足夠了。不過，即便在德國，政治背景也（應當）是必須被要求的。——對俄國而言，寫作方法為：寬泛地闡述題材，並且儘可能地不再往下寫。公眾的文化程度很低，這就使得語言表述必定無法為人所理解。與此相對的是，在德國人們只要求：結論。至於怎麼得出這些結論，沒有人想知道。因此，德國報紙提供給報道的版面是微乎其微的；而在此地，長達五六百行的文章並不鮮見。與賴希的談話持續了很久。我房裡的暖氣很足，房間也很寬敞，待在裡面很舒服。 * * * [1] 此為記錄日期，德文稿原本如此。 [2] Wap，即「全俄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 12月8日 上午，阿絲雅在我這兒。我把禮物給了她，給她匆匆看了一下我的書[1]，裡面有我獻給她的題詞。夜裡她因為心悸沒睡好覺。我還給她看了由斯通（薩夏·斯通）為這本書設計的護封（並把它送給了她）。她非常喜歡。隨後，賴希來了。後來，我跟他去國家銀行換錢。在那裡，我們和諾伊曼的父親做了短暫的交談。12月10日穿過一條新建的拱廊街來到彼得羅夫卡大街。拱廊街里正舉辦一場瓷器展覽，可賴希卻一刻也不停留。在利物浦飯店所在的街上，我第二次看到那些甜品店。（我在此補記上我第一天聽到的關於托勒爾［恩斯特·托勒爾］造訪莫斯科的事情。他受到了盛情款待，為此而大肆鋪張，令人難以置信。整個城市遍布告示，宣告他的到來，還派給他一班人馬：女翻譯、女秘書、漂亮的女人。他要做什麼報告都會有預告。可是，「共產國際」此時正在莫斯科開會。德國代表團的成員之一，維爾納［保羅·維爾納］，正是托勒爾的死對頭。他讓人，或者也許是他自己，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托勒爾背叛了革命，對建立一個德國蘇維埃共和國的失敗負有責任。《真理報》在文章後面加了個簡短的編者按：抱歉，我們之前並不知情。於是，托勒爾在莫斯科就不受人待見了。他去一個集會地點，準備做一場被隆重預告的演講——卻吃了個閉門羹。卡梅涅娃學院通知他說：抱歉，今日不能使用該禮堂。我們忘了電話通知您。）中午又去了「瓦普」。一瓶礦泉水一個盧布。之後，賴希和我去了阿絲雅那裡。為了體諒她，賴希違背她的、同時也違背我的意願，安排我和她在療養院的遊戲室里玩一局多米諾骨牌。坐在她身邊，我覺得自己就像雅克布森小說里的一個人物。賴希和一個知名的老共產黨人下象棋。此人在戰爭中，也許是內戰中，失去了一隻眼睛，就像那個年代的許多如今尚在人世的優秀的共產黨人一樣，已然風燭殘年。阿絲雅和我回到她的房間不久，賴希就來接我去見格拉諾夫斯基。阿絲雅陪我們沿著特韋爾斯卡婭大街走了一段。在一家甜品店我給她買了「哈爾瓦」，然後她就回去了。格拉諾夫斯基是里加來的一個拉脫維亞猶太人。他創作了一部誇張的、反宗教的、表面看起來有點兒反猶太的滑稽劇，一部誇張版的俚語輕歌劇。他的做派非常西化，對布爾什維主義抱持著一定程度的懷疑，談話主要圍繞著戲劇和薪酬問題。還說到了住房問題。這裡的公寓按平方米計價，每平方米的價格與房客所得薪水的高低掛鉤。此外，如果人均住房面積超出十三平方米，那麼對超出部分就要收取三倍的房租和暖氣費。我們因為是不請自來，所以沒能吃上豐盛的晚餐，只能將就著吃了點兒冷飯，在我房裡和賴希談了談《百科全書》[2]的事。 * * * [1] 指《單行道》一書。 [2] 本雅明應邀為《蘇聯百科全書》撰寫「歌德」詞條。 12月9日 上午，阿絲雅又來了。我給了她幾樣東西，隨後就一起去散步。阿絲雅談的都是關於我的話題。到了利物浦飯店，我們往回走。後來，我回了住處，賴希已經到了。我們倆各自工作了一個小時——我撰寫了「歌德」詞條。之後去卡梅涅娃學院，請他們設法為我減免旅館房費。隨後去吃飯。這次不是在「瓦普」。飯菜好極了，尤其是一道紅蘿蔔湯。接著去了「利物浦」，與那位和氣的飯店老闆在一起，那是個拉脫維亞人。氣溫在十二度[1]左右。飯後，我感到相當疲倦，不能像原先打算的那樣步行去列列維奇那兒了。我們不得不坐了一小段路的車。隨後就穿過一個大花園，也許是公園，裡面到處都是房子。最後面是一棟漂亮的黑白相間的木頭房子，列列維奇的住所就在二樓。我們走進樓房的時候遇到了貝斯曼斯基，他正往外走。陡峭的木頭樓梯，一道門後首先是廚房，正燒著火。接著是個簡陋的門廳，掛滿了大衣，隨後我們穿過一個看起來像是臥室的小房間來到列列維奇的書房。他的樣子很難描述。個子很高，穿一件藍色的俄羅斯式樣的襯衫，很少動彈（當然，小小的房間裡擠滿了人，他被固定在了書桌前的椅子上）。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那張長臉，顯得很粗野，臉盤很大。下巴往下拽得很長，除了那個殘疾的格羅默爾，我還從來沒有看到誰有這麼一個下巴，平得幾無凹陷。他顯得非常平靜，但似乎能感覺出這個狂熱之人的沉默令其煎熬。他好幾次向賴希問起我的情況。對面床上坐著兩個人，其中那個穿黑色襯衫的既年輕又漂亮。聚集在這裡的都屬於文學反對派的成員，想在他離開前的最後一刻與他見上一面。他正被調離。最初命令他去新西伯利亞。「您需要的，」他們對他說，「不是一個影響圈子有限的城市，而是一整個州。」不過，他得以免去新西伯利亞。現在，他們「根據黨的指示」將他送往薩拉托夫，距離莫斯科二十四小時的路程，他還不知道是去那裡當編輯呢，還是在國營生產合作社當銷售員或者別的什麼。大多數時間裡，他的妻子在隔壁的房間和其他一些來訪者待在一起。她精力充沛，卻神情平和，身材嬌小，是個典型的俄羅斯南方人。頭三天她將陪伴著他。列列維奇有著狂熱分子的樂觀：他為自己明天無法去「共產國際」聽托洛茨基作有利於季諾維耶夫的演講而感到遺憾，並認為，黨正面臨轉折。在過道上告別時，我請賴希向他轉達了一番友好的話語。然後，我們去看阿絲雅。也許這時才玩了多米諾骨牌。晚上，賴希和阿絲雅打算來我這兒。可是，只有阿絲雅來了。我給她禮物：襯衫、褲子。我們聊天。我發現，我倆的事，她基本都沒忘。（下午她曾說過，她覺得我境況不錯，說我正身處危機是不可能的事。）她走之前，我給她讀了《單行道》中講「皺紋」的那個段落。然後，我幫她穿上套靴。午夜時分，我已睡下了，賴希才來，要我第二天早晨轉告阿絲雅，好讓她放心。他之前做好了搬家的準備，因為他和一個瘋子住在一起，住房的事情原本就麻煩，這麼一來就愈加複雜，叫人忍無可忍。 * * * [1] 此處指零下十二列氏度。——編者注 12月10日 早上，我們去阿絲雅那兒。由於早晨不允許探望，我們就在大廳里跟她說了一會兒話。她洗了碳酸浴（很疲倦）。這是她第一次洗碳酸浴，對她大有好處。隨後又去了卡梅涅娃學院。想必，那張可以使我減免旅館房費的憑證應該已經辦好了。可是，卻沒有。倒是在常去的前廳和那位閒來無事的先生還有那位小姐相當廣泛地探討了一會兒戲劇問題。第二天，我將受到卡梅涅娃的接見，他們還設法去弄幾張晚上的戲票。只可惜弄不到輕歌劇的戲票。到了「瓦普」，賴希把我放下了車，我在那裡待了兩個半小時，看我的俄語語法。之後他又出現了，和柯剛一起，來吃飯。下午，我在阿絲雅那兒只待了一小會兒。她因為住房的事情跟賴希吵架，把我打發走了。我在房裡一邊吃杏仁糖一邊讀普魯斯特。晚上我去療養院，在門口遇到賴希，他出去買煙了。我們在走廊上等了幾分鐘，隨後阿絲雅來了。賴希把我們送上有軌電車，我們坐車去音樂廳。行政主管接待了我們。他給我們看了一封卡塞拉用法語寫的賀信，帶我們參觀了所有的場地（演出尚未開始，許多觀眾卻早就聚集在大廳里，他們是直接從工作單位來到劇院的），也參觀了音樂會的演出大廳。大廳的地毯非常顯眼，不好看。很可能是塊昂貴的奧布松。牆上掛著些舊畫的真跡（有一幅沒有畫框）。在這裡和對外文化關係學院的官方接待室里，能看到非常珍貴的家具。我們的座位在第二排。上演的是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沙皇的新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最近搬上舞台的第一部歌劇。關於托勒爾的話題：阿絲雅如何帶他出遊，他如何想送她一件禮物，而她又如何給自己挑了條最便宜的皮帶，他又說了哪些愚蠢的話。幕間休息時我們去了大廳。不過，總共有三次休息。時間實在太長了，阿絲雅很疲勞。我們談論她圍的那條土黃色的義大利圍巾。我對她說，她在我面前顯得很拘謹。最後一次幕間休息的時候，那位行政主管來到我們身邊。阿絲雅和他說了些話。他邀請我觀看下一部新劇目（《葉甫蓋尼·奧涅金》）。演出結束後取衣服很困難。劇院的兩名工作人員在樓梯中間設卡，指揮人流有序地進入狹窄的衣帽間。和之前去劇院一樣，我們回家時坐的也是窄小的、沒有暖氣的有軌電車，車窗上結了冰。 12月11日 講講莫斯科的特點。首先，最初幾天我難以適應在完全冰封的路面上行走。我必須非常留意自己的腳步，而不能四下張望。昨天上午（我記此內容時是12日），阿絲雅給我買了套靴，才令這一情況有所好轉。這並沒有賴希之前所估計的那麼難。這個城市的典型建築是許多一兩層的房子。它們使這座城市看起來像個夏季別墅度假城，看著它們使人感到加倍的寒冷。經常能看到淺色調的彩色粉刷，大多是紅色，不過也有藍色、黃色，還有（如賴希所說）綠色。人行道非常狹窄，俄國人對土地斤斤計較，對空域卻是大肆浪費。再者，屋子的邊緣結了那麼厚的冰，一部分人行道就沒法走了。此外，人行道與行車道之間也很少有明顯的界線：冰雪的覆蓋使街道的各個層面變得平整。在國營商店門前，經常能遇到警察列隊維持秩序的情景：人們排著長隊購買黃油和其他重要商品。商店不計其數，商販則比商店還要多，而他們所能供應的不外乎一籃子蘋果、橙子或者花生仁。賣的東西被蓋在一塊羊毛布下，以防受凍，布上放著兩三個樣品。麵包和其他烘烤的糕點很多：大大小小的麵包、「8」字形烘餅以及甜品店裡的華美的蛋糕。糖果被做成各種美妙絕倫的造型或花朵狀。昨天下午，我和阿絲雅去了一家甜品店。那裡有用玻璃杯裝的摜奶油，阿絲雅要了一杯，外加一份蛋白酥皮甜餅，我則喝了咖啡。我們面對面地坐在店堂中央的一張小桌旁。阿絲雅使我想起了我曾打算寫反對心理學的文章，我必須再一次確認，要我著手寫這類話題的可能性是多麼依賴與她的接觸。我們無法如願在咖啡館逗留更長的時間。我不是四點，而是五點才從療養院走出來。賴希要我們等他，他不確定是否要開會。我和阿絲雅最終離開了。我倆走在彼得羅夫卡大街上，看著商店的櫥窗。一家精美的木器商店吸引了我的目光。在我的請求下，阿絲雅在這家店裡給我買了一個很小的菸斗。我打算回頭在那裡給斯特凡[1]和達佳[2]買些玩具。那兒有那種一層套一層的俄羅斯蛋、一個套一個的小盒子，還有用漂亮的軟木雕刻的小動物。在另一家商店的櫥窗里，我們看到了俄羅斯刺繡。阿絲雅告訴我，那些布上的圖案是農婦們模仿窗上的冰花繡成的。這已經是我們在這一天的第二次散步了。上午，阿絲雅到我這兒來了，先給達佳寫了封信，隨後我們就沿著特韋爾斯卡婭大街走了幾步，天氣很好。返回途中，我們在一家擺放著聖誕蠟燭的商店前停了下來。阿絲雅對那些蠟燭做了一番評論。後來，我又和賴希一起去了卡梅涅娃學院。終於得到了旅館住宿的優惠憑證。晚上，他們要從學院把我送去看《士敏土》。後來，賴希覺得格拉諾夫斯基執導的一場演出更好，因為阿絲雅想看戲而《士敏土》對她來說也許太刺激了。不過，當最後一切都準備就緒時，阿絲雅卻感到不怎麼舒服，於是，我就一個人看戲去了，賴希和她則去了我的房間。有三個獨幕劇，頭兩個不值一提，第三個看起來要好得多，是一幫猶太拉比的集會，一種伴著猶太音樂的合唱喜劇。不過，劇情我沒看明白。我累了一天，加上幕間休息的時間又長得累人，看戲時我打起了瞌睡。——賴希當晚睡在我房裡。——我的頭髮在這裡特別容易產生靜電。 * * * [1] 本雅明的兒子。 [2] 阿絲雅的女兒。 12月12日 早晨，賴希和阿絲雅散了步，之後來到我這裡，我還沒有完全穿戴好。阿絲雅坐在床上。她打開我的箱子收拾起來，這使我大為高興。她給自己留下了幾條中意的領帶。後來，她講到小時候如何如饑似渴地讀蹩腳的文學刊物。為了不讓母親發現，她把那些小冊子藏在書本下面。可是有一回，她得到了一大本合訂本的《勞拉》，書落入了母親之手。還有一回，她三更半夜從家裡跑出去，為的是去一個女友那裡拿一本庸俗小說的續集。女朋友的父親開了門，一臉茫然地問她要幹什麼。她發現自己幹了蠢事，就回答說她自己也不知道要幹什麼。——中午和賴希在一家小地窖餐館吃飯。在荒涼的療養院度過的下午令人痛苦。阿絲雅又是一會兒稱我「您」，一會兒稱我「你」的。她感覺不太好。後來，我們沿著特韋爾斯卡婭大街散步。之後，當我們坐在一家咖啡館裡的時候，賴希和阿絲雅發生了激烈的爭吵。賴希明確地希望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俄羅斯，而放棄與德國的關係。晚上我與賴希單獨待在我房裡：我研究導遊手冊，他撰寫《欽差大臣》的評論文章。——莫斯科沒有卡車，也沒有商用車等。無論是買個小東西還是運個大傢伙，都只能憑藉小小的馬拉雪橇來完成。 12月13日 上午，我走了很長的路。先走過市區的幾條大街去了郵政總局，回來時途經盧比揚卡廣場去了「赫爾岑之家」。由此，我在城裡的方向感好多了。我明白了那個拿著字母板的男人究竟在搞什麼名堂：他在賣字母，人們把字母安在套靴上以防弄混。一路上，許許多多裝點了聖誕樹的商店又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小時之前，我和阿絲雅在亞姆斯卡婭-特韋爾斯卡婭大街上短暫散步時，這樣的商店也隨處可見。那些裝飾物在櫥窗的玻璃後面比掛在樹上更為閃亮。就在亞姆斯卡婭-特韋爾斯卡婭大街上散步時，我們遇到了一群鼓樂遊行的共青團員。那種音樂如同蘇聯的軍樂，似乎是由口哨和歌聲混合而成。阿絲雅說起了賴希。她托我給他帶一份最新一期的《真理報》。下午，在阿絲雅那裡，賴希給我們讀了他寫的關於邁耶霍爾德的《欽差大臣》一劇演出的評論文章。文章非常好。（之前）他在阿絲雅房裡的椅子上睡著時，我給阿絲雅讀了一些《單行道》里的文字。上午，我兜了一大圈，期間還留意到那些女販、農婦，她們站在裝著貨物的籃子旁（或是一架雪橇，就像那種當地人在冬天用作童車的雪橇）。那些籃子裡裝著蘋果、糖果、果仁和各種糖人，一半蓋在布下。這讓人聯想起一位和藹的奶奶出門前在屋子裡四下張望，尋找一切能給她的孫兒帶去驚喜的東西。她打點好了這些東西，眼下，正站在半路上歇歇腳。我又遇見了賣紙花的中國人，那些花兒就像我從馬賽給斯特凡帶回去的一樣。這裡似乎有更多紙做的、形似奇異的深海魚的動物。此外，還有賣玩具的男子，他們的籃子裡裝滿了木頭玩具，車子和鏟子，車子是黃紅相間的，孩子玩的鏟子則有黃有紅。還有一些肩上扛著一捆捆五顏六色的風車到處走的商販。所有這些手工藝品都比德國的質樸、結實，帶有鮮明的農家特色。在一處拐角，我看見一個賣聖誕樹飾物的婦女。那些黃的、紅的玻璃球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看起來就像一籃子被施了魔法的水果，各種各樣的果子閃耀著紅色和黃色的光芒。在這裡，木頭和顏色之間也有一種比起其他任何地方來都更直接的關係，無論是最樸拙的玩具還是最精緻的漆器都體現了這一點。——在「中國城」的城牆邊站著些蒙古人。也許，他們老家的冬天也像此地一樣嚴寒，他們身上破爛的毛皮也不比本地人的更糟糕。然而，他們卻是這裡唯一因氣候而叫人情不自禁心生憐憫的人。他們站在那兒賣皮箱，彼此間隔不超過五步，所賣的東西一模一樣。這肯定是有組織的行為，否則他們之間不可能當真做如此無望的競爭。和在里加一樣，這裡的商店招牌上有漂亮、樸拙的繪畫：鞋子從一隻籃子裡掉下來，一隻尖嘴狗叼著一隻涼鞋逃跑了。一家土耳其餐館前有兩塊牌子，對稱的，畫面上的男子頭戴菲斯帽坐在餐桌旁，帽子上飾有一彎蛾眉月。阿絲雅說得對，人們喜歡隨處，包括在廣告中，看到對任意一件真實事情的表現，這是很有特色的。——晚上和賴希一起去了伊列什家。後來，「革命劇院」的經理也來了，該劇院將於12月30日首演伊列什的劇作。這個經理是早年的一位紅軍將領，在消滅弗蘭格爾的行動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並兩次在托洛茨基的軍隊命令中被提名。後來，他在政治上犯了愚蠢的錯誤，斷送了前程。由於他原先是個文人，就給了他這個劇院的領導職務，這個位置無須他有所作為。他顯得相當愚鈍，談話並不怎麼活躍。我聽了賴希的提醒，說話也很小心。我們談論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理論。房間裡沒幾件家具，最顯眼的是一張很不結實的兒童床和一個浴盆。我們去的時候，那個小男孩還醒著，後來，他大喊大叫著被放到了床上，不過，我們在的時候他始終沒睡著。 12月14日（記於15日） 今天我見不到阿絲雅。療養院裡的情況很嚴峻。經過長時間的談判，昨天晚上他們才允許她出院，而今天早晨她並沒有如約來接我。我們原本打算去給她買布料做裙子的。我來這兒才一個星期，就不得不像預料的一樣，見到她的難度越來越大，更別說單獨相見了。——昨天上午，她急匆匆地來了，情緒激動，她那像往常一樣不安的神情更令人感到不安，好像害怕在我的房裡待上一分鐘，害怕面對我似的。我陪她去了一個委員會的辦公大樓，她受到該委員會的傳喚。我告訴她前一天晚上我得到的消息：賴希有望在一家非常重要的雜誌社得到一個劇評家的新職位。我們走過薩多瓦婭大街。總的來說，我說得很少，她則興奮地大談她在兒童院與孩子們打交道的工作。我第二次聽她講起兒童院的一個孩子被另一個孩子打破了腦袋的事。真奇怪，我現在才明白這個非常簡單的故事意味著什麼（這件事有可能給阿絲雅造成不良後果，不過醫生認為那個孩子有救）。經常會發生這種情況：她說什麼我幾乎沒聽見，因為我非常專注地看著她。她陳述了自己的想法：孩子們必須被分成小組，因為無論如何都無法同時應對那些最野的——她稱其為最有天分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令普通孩子感到非常充實的東西卻令那些野孩子感到無聊。很顯然，正如她自己所說，阿絲雅在和野孩子打交道的過程中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阿絲雅還談到自己的寫作情況：為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拉脫維亞共產黨報寫三篇文章。這份報紙通過非法途徑到達里加。對阿絲雅而言，她的文章能被那裡的人們閱讀是非常有用的。那個委員會的大樓位於斯特拉斯諾伊大街和彼得羅夫卡大街交匯處的廣場邊。我邊等邊在彼得羅夫卡大街上來來回回走了半個多小時。她終於出來了，我們去國家銀行，我要換錢。今天早晨，我感覺充滿了力量，得以簡潔而平靜地談論我在莫斯科的逗留以及在此期間的微乎其微的機會。我的話給她留下了印象。她說，那位救治她的醫生曾明確禁止她待在城裡，並要求她去一家森林療養院。可她卻留了下來，因為她害怕森林裡令人悲傷的孤獨，也為了等待我的到來。在一家皮貨商店前，我們停了下來。我們第一次經過彼得羅夫卡大街散步時，阿絲雅也在此停留過。店裡的牆上掛著一件漂亮的皮衣，上面綴著五彩的珍珠。我們進去問價錢，得知這是通古斯人的手藝（而非阿絲雅所猜想的「愛斯基摩」服裝）。皮衣開價二百五十盧布，阿絲雅想買下它。我說：「假如我買下它，我就得馬上離開。」不過，她讓我允諾日後送她一份能伴其終生的大禮。去國家銀行要從彼得羅夫卡大街穿過一條拱廊街，街上有一家古玩代銷店。櫥窗里陳列著一個「帝國風格」的櫥櫃，鑲嵌工藝異常精美。繼續走向拱廊街的端頭，只見人們在木製陳列架旁拆裝著瓷器。我們走回公交車站的路上，度過了非常美妙的幾分鐘。隨後，我去見了卡梅涅娃。下午，我在城裡亂逛。我不能去見阿絲雅，克諾林在她那兒。此人是位重量級的拉脫維亞共產黨人，最高審查委員會的成員。（今天也不能去見阿絲雅；我寫此日記時，賴希單獨在她那兒。）我的下午結束於斯塔列施尼科夫大街的法國咖啡館，面對著一杯咖啡。——關於這座城市：拜占庭教堂的窗戶似乎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給人一種魔幻的印象，沒有親切感；那些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窗戶從拜占庭風格教堂的尖頂和大廳臨街而開，就像住宅樓的窗戶一樣。東正教的神父住在這裡，就像和尚住在寺廟裡一樣。聖巴西爾大教堂的下層部分倒像是一座華麗的貴族宅邸的底樓。教堂穹頂上的十字架看起來卻像矗立雲霄的巨大的耳環。——奢華就像患病的嘴巴里的牙垢一樣附著於這座貧窮困苦的城市：N.克拉夫特巧克力店，彼得羅夫卡大街上高檔的時裝店以及毛皮間擺放著的冰冷、醜陋的瓷花瓶。——這兒的乞丐不像南方的那麼富於攻擊性：在南方，衣衫襤褸的叫花子會一個勁兒地糾纏不休，這好歹是殘存的生命力的體現；而這裡的叫花子卻是一幫垂死之人。破爛的鋪蓋卷占據著街角，在那些外國人做生意的區域尤甚，就像露天的「莫斯科大戰地醫院」的床鋪一樣。電車上的乞討有另外的組織形式。有些環線車在線路上停留的時間較長，要飯的就趁機溜上車；或是一個孩子站在車廂的角落裡開始唱歌。然後，孩子撿起戈比。很少看見有人給錢。乞討已經失去了社會良知這一最強大的基礎，比起同情心，社會良知更容易打開錢包。——拱廊街：與其他任何地方不同，這裡的拱廊街有著高低不同的樓層，廊台往往空空蕩蕩，和教堂里的一樣。農民和闊太太們穿著大氈靴走來走去。靴子看上去像內衣似的緊貼腿肚，就像緊身胸衣一樣叫人覺得萬般難受。氈靴是雙腳的華麗行頭。還是說說教堂：它們大多似乎無人照管，空蕩蕩、冷冰冰，就像我在聖巴西爾大教堂裡面看到的那樣。祭壇上只剩下零星的火光照向雪地，不過，這火光卻在遍布木頭售貨亭的城裡被完好地保存著。白雪覆蓋的窄巷子很安靜，只能聽見賣服裝的猶太人在輕聲叫賣。他們的攤位旁是個賣紙的攤子。女販置身於銀色的箱子後面，遮著身子，露出腦袋，面前擺放著掛在聖誕樹上的銀絲條和填襯著棉絮的聖誕老人，好似一位蒙著面紗的東方女子。我發現最美的攤子在阿爾巴茨卡婭-普羅夏基街上。——幾天前，在我房裡和賴希談論新聞業。基希（埃貢·埃爾文·基希）曾向他透露過幾條黃金規則，我還新擬了幾條：①一篇文章必須包含儘可能多的人名；②首句和尾句一定要好，中間則無關緊要；③將由一個名字所喚起的想像作為對這一名字進行真實描述的背景加以利用。我想在此和賴希合作寫一部唯物主義百科全書的綱要，他對此有很棒的主意。七點過後，阿絲雅來了。（不過，賴希跟著一起去了劇院。）上演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執導的《土爾賓一家的日子》。自然主義風格的舞台布景非常出色，表演卻不怎麼差也不怎麼好，布爾加科夫的戲完全是一種鼓動造反的挑釁。尤其是最後一幕，其中，白衛軍「皈依」布爾什維主義，不僅戲劇情節乏味，而且思想觀念虛偽。共產黨反對此劇的上演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至於這最後一幕是像賴希所猜測的那樣迫於審查而附加上去的還是原本就有，都不影響對這齣戲的評價。（這裡的觀眾明顯有別於我在另外兩家劇院所看到的。似乎沒有一個共產黨人在場，哪兒都看不到黑色或藍色的襯衫。）我們的座位不在一起，我只在演出第一場景的時候與阿絲雅相鄰而坐。隨後，賴希坐到了我旁邊，他覺得翻譯太累了，阿絲雅會吃不消。 12月15日 賴希起床後離開了一會兒，於是，我希望能單獨迎接阿絲雅。可是，她根本沒有來。下午，賴希得知她早上情況不好，卻也不讓我下午去看她。上午，我們在一起待了一段時間：他給我翻譯了卡梅涅夫在「共產國際」的演講。——只有從儘可能多的角度體驗了一個地方之後，才會熟悉這個地方。為了能對一個廣場瞭然於心，之前就得從東、南、西、北各個方向踏上這個廣場，當然也要朝著各個方向離它而去。否則，它會三番五次出乎意料地躍入你的路途，而你還沒有準備好碰上它。過了一個階段，你會找尋這個廣場，憑它來確定方位。熟悉房屋也是如此。只有在你試圖一路沿著其他房屋找到某一幢特定的屋子後，你才會知道那些房子裡都有什麼。從拱形的大門後、從屋門的框架中，生活躍然而出；在大大小小黑色的、藍色的、黃色的和紅色的字母中，在畫著靴子或剛熨好的衣服的箭頭上，在踩壞了的台階或堅固的樓梯上，生活沉默著、忍耐著、鬥爭著。必須坐著有軌電車在街上轉悠過才會發現，這場戰鬥如何隨著樓層而不斷延伸，直至樓頂而進入最後的決勝階段。只有最強勁、最老牌的招牌標語才能堅挺於那個高度，也只有從飛機上俯瞰才能看到這座城市的工業精英（這裡指幾個名字）。——上午去了聖巴西爾大教堂。教堂的外牆散發出溫暖舒適的光芒，映照在雪地上。均勻的布局使得這一建築無論從哪個方向看都無法一目了然地看出其對稱性。這幢建築總讓人感覺在躲躲閃閃，只有從飛機上往下看才能逮住其全貌，而它的建造者忘記了防禦這一點。教堂裡面不光是被清理了，而且像一頭斃命的野獸一樣被摘除了內臟，成了民眾教育的「博物館」。清除了那些部分，很可能是大部分——從留存下來的巴洛克風格的祭壇看來——沒有藝術價值的內部裝飾之後，那被當作壁畫綴滿過道和拱頂的鮮亮的植物藤蔓便暴露無遺。令人悲哀的是，這藤蔓將室內為數不多的、能讓人想起彩色拱頂螺旋且無疑要古老得多的石壁繪畫扭曲成了一種洛可可風格的戲耍。拱頂的過道很狹窄，到了祭壇室或圓形的祈禱室時卻豁然開闊。從上面透過高高的窗戶照進祈禱室的光線很暗，因此，看不清擺放在那裡的各種祈禱用品是什麼樣子。不過，有一間明亮的小室，鋪著一道紅地毯。裡面陳列著莫斯科和諾夫哥羅德諸教派的聖像，此外還有幾本很可能是無價之寶的福音書，壁毯上白色綠底地畫著亞當和基督，赤身裸體，不過沒畫生殖器。這裡由一個胖女人看管著，這人看起來像個農婦。我真想聽聽她給幾個來看畫的無產者所做的講解。——此前，在被叫作「上貿易行」的拱廊街逛了逛。我想買一家玩具商店櫥窗里的泥人，是些有趣的彩色騎士，卻沒買成。沿莫斯科河坐有軌電車去吃飯，途經「救世主大教堂」，穿過阿爾巴茨卡婭廣場。傍晚，在夜色中再次回到那裡，在一排排木屋間穿行，後又穿過伏龍芝大街，經過氣派的「戰事部」，最後迷了路。坐有軌電車回家。（賴希想一個人去阿絲雅那裡。）晚上，走過剛結冰的路面去潘斯基家。在他家大樓門口我們碰上了，他正要和妻子去看戲。由於一次誤會——到第二天才澄清，他請我們過兩天去他辦公室。隨後去斯特拉斯諾伊廣場旁的那幢大房子見賴希的一個熟人。在電梯裡，我們遇到了那人的妻子，她告訴我們，她丈夫正在參加一個集會。不過，因為索菲婭的母親就住在那類似大型寄宿公寓的同一幢房子裡，所以，我們決定去問候一聲。與所有我曾見到過的房間一樣（在格拉諾夫斯基家和伊列什家），這間屋子裡的家具也很少。由於房間陳設簡陋，那幾件小資產階級的寒磣的家具就越發顯得令人沮喪。不過，小資產階級的室內裝飾風格包括下列整套東西：牆壁上必須有畫，沙發上得有靠墊，靠墊要有罩子，掛壁擱板上要有擺設，窗戶要裝彩色玻璃。這諸多的東西中，只有這一樣或那一樣被不加選擇地保留了下來。這些房間看似剛剛進行過體檢的戰地醫院，人們在此忍受生活，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已使得他們的房間變得陌生。人們逗留在辦公室、俱樂部和馬路上。一走進這間屋子，馬上就意識到索菲婭果敢的性格中那令人驚訝的局限性得自她的家庭，只是，她已脫離了這個家，儘管談不上一刀兩斷。在回去的路上，我從賴希那兒知道了她家的事情。索菲婭的哥哥就是那個克雷連科將軍，此人最初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並為革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由於其政治天賦不高，後來就給了他一個最高檢察官的象徵性的職位。（在金德曼的案子中他也是公訴人。）索菲婭的母親可能也是某個組織的成員。老太太肯定有七十上下的年紀了，仍然顯得精力旺盛。索菲婭的孩子們須受其管束：他們一會兒被推給外婆，一會兒又被推給姨媽，已有多年沒見到母親了。兩個孩子都是索菲婭和第一任丈夫所生。他是個貴族，內戰時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後來死了。我們去的時候，那個小女兒在那裡。小姑娘極其漂亮，舉止十分自信、優雅。她看起來很內向。她母親剛來了一封信，由於她拆了信，她的外婆就和她吵了起來，而那封信是寫給她的。索菲婭在信中寫道，德國人不允許她繼續待在德國了。她的家人猜想到她在從事非法的事情。她真是喪門星，她的母親顯得很不安。從屋子往外俯瞰特韋爾斯科伊大道，一長串燈光非常美麗。 12月16日 我寫著日記，不再指望阿絲雅還會來。這時，她敲響了門。她進來時，我想吻她。像往常一樣，沒成功。我把寫給布洛赫（恩斯特·布洛赫）的明信片拿出來給她，我已經開了頭，讓她再寫點兒什麼。又一次試圖吻她，徒勞。我讀了她寫的話。她問我寫得怎樣，我告訴她：「比你寫給我的好。」她說我「厚顏無恥」，卻為此而吻了我，甚至還擁抱了我。我們坐雪橇進城，去了彼得羅夫卡大街的許多商店，給她買布料做裙子，也就是做她的制服。我把她的裙子稱作制服，是因為她要求新裙子的款式要和在巴黎買的舊裙子一模一樣。先去了一家國營商店，在牆壁的上半部分可以看見宣傳工農階級聯合的紙板畫。畫面表現出甜蜜美好的感覺，這種趣味在此地很普遍：用蒙著一層絨面的紙板仿製鐮刀和鐵錘、齒輪和其他工具，給人一種說不出的反感。這家店只賣農民和無產者所需的商品。近來，在「經濟制度」的主導下，國有工廠不再生產其他東西。櫃檯前擠滿了人。其他商店很空，在那裡買衣料要憑票，或者不要票，但價格十分高昂。在一個街頭小販那裡，阿絲雅幫著我買了一個木偶娃娃，送給達佳，其實，我是想藉此機會給自己也買一個。之後又在另一個小販那裡買了一隻裝點聖誕樹的玻璃鴿子。我記得阿絲雅和我沒怎麼說話。——後來，和賴希去了潘斯基的辦公室。不過，他原以為事關公務才約了我們見面。既然我已經來了，他就打發我去放映室，那裡正在給兩個美國記者放電影。只可惜，當我辦完了無數手續終於走到樓上的時候，電影《戰艦波將金號》剛好快要結束了，我只看到了最後一幕。隨後放映的是《按照法律》，該電影改編自傑克·倫敦的一部小說。數天前，這部電影在莫斯科首映，沒有獲得成功。就技術而言，這部片子不錯——其導演庫里肖夫的口碑不錯。不過，成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節使主題流於荒誕。據說這部電影有一種反抗法制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放映快結束的時候，潘斯基自己也到樓上的放映室來了，最後還把我帶去了他的辦公室。要不是我擔心錯過了和阿絲雅的見面，我們在那裡的談話還會持續很久。吃午飯無論如何是來不及了。我到療養院的時候，阿絲雅已經離開。我回到住處。很快，賴希來了。不一會兒，阿絲雅也來了。他們給達佳買了氈靴和其他東西。我們在我房裡談話，聊到了在小資產階級的屋子裡，作為家具的鋼琴是屋子裡的悲哀和一切災難的真正的動力中心。這個想法令阿絲雅好似觸了電，她想就此與我合寫一篇文章，而賴希則想把這一題材寫進一個滑稽短劇。阿絲雅和我單獨待了幾分鐘。我只記得我說了句「永遠，最愛」，她聽了就笑，看得出，她明白了我的話。晚上，我和賴希在一家素食餐館吃飯，餐廳的牆壁上全是宣傳口號。「沒有上帝——宗教是無中生有的發明——沒有創世」，諸如此類。許多涉及「資本」話題的內容，賴希沒法給我翻譯。回到住處後，我通過賴希終於和羅特（約瑟夫·羅特）通了電話。他聲稱第二天下午就要離開莫斯科，考慮片刻後，他只得接受邀請，十一點半在他下榻的賓館與我共進晚餐。否則我就別再指望和他說上話了。十一點一刻左右，我渾身疲憊地坐上了雪橇。整個晚上，賴希一直在給我讀他寫的文章。他的那篇論人文主義的文章——尚處於研究的最初階段——基於一個富於真知灼見的提問：作為大革命先驅的法國知識分子緣何在1792年之後不久就退下了舞台並成為了資產階級的工具？在我們談論這一話題時，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受教育者」的歷史必須被唯物主義地作為功能並且在與一種「未受教育史」的嚴格的關聯中加以描述。後者肇始於近代，因為中世紀的統治形式不再成為被統治者的一種——不管是什麼性質的——（教會的）教育形式。「誰掌握權力，誰決定宗教」的原則摧毀了世俗統治形式的精神權威。這麼一種「未受教育史」將告訴我們，在數百年的歷程中，革命的能量總是形成於那些未受教育階層的宗教之「蛹」，而知識分子不僅始終以一群背離資產階級的倒戈者，而且以「未受教育」之先鋒的形象示人。坐雪橇使我清醒多了，羅特已經在寬敞的餐廳里坐下。這裡有喧譁的樂隊，兩棵僅半個屋頂高的粗大的棕櫚樹，五光十色的吧檯和自助餐檯以及素雅精美的餐桌，一如從歐洲移置於遠東的豪華飯店，招待著賓客。我第一次在俄羅斯喝了伏特加，我們吃了魚子醬、冷肉和煮水果。綜觀整個晚上，羅特給我的印象沒有在巴黎時好，要不然就是——這種可能性更大——在巴黎時，我意識到了同樣的、當初還是隱藏的一些東西，而這一次，它們就暴露於眼前，使我大為驚詫。在他的房裡，我們繼續就飯桌上展開的一個話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又開始給我讀一篇關於俄國教育體制的長文。我在房裡四處打量，只見桌上擺放著用過的茶具，顯然，至少有三個人在這裡享用過一頓豐盛的茶點。看起來，羅特的日子過得很闊綽，這賓館的房間——像餐廳一樣的歐式裝潢——肯定很貴。同樣，他這次從高加索到克里米亞再到西伯利亞的考察之旅也要花不少錢。他讀完文章後，我們聊了起來，我趕緊要求他攤牌，表明政治立場。結果是，一句話：來俄國時，他是（幾乎）堅定的布爾什維克；離開俄國時，他成了保皇黨。這個國家常常必須為某些人的意識形態的變色而支付代價，這些泛著微紅、粉紅之光的政客來到這個國家，代表「左翼」反對派，體現出一種愚蠢的樂觀主義。羅特的臉上布滿了皺紋，一副東聞西嗅、令人不悅的長相。兩天後，我在卡梅涅娃學院再次遇見他時（他肯定推遲了行期），又一次留意到了這點。我接受了他的邀請，坐上了雪橇，將近兩點回到了我的旅館。在一些大賓館和特韋爾斯卡婭大街的一家咖啡館前的馬路上有一些夜生活。由於寒冷，人們聚攏在一起。 12月17日 探望達佳。她看起來比我以前見到她時要好。兒童療養院的紀律對她深有影響。她的眼神平靜、克制，臉蛋兒飽滿了許多，也沒那麼緊張了。與阿絲雅不再那麼出奇地相像了。有人領著我參觀這個機構。那些教室非常有趣，牆壁上東一塊西一塊地貼滿了圖畫和紙板人物。就像一堵廟牆，孩子們把自己的作品當作獻給集體的禮物貼在牆上。在這些地方，紅色是主色調，遍布著蘇維埃紅星和列寧頭像。教室里，孩子們不是坐在課桌前，而是挨著桌子坐在長板凳上。有人進去時，他們說一聲俄文的「您好」。兒童療養院不為他們提供衣物，許多孩子看上去很窮。在這個療養院附近，另有一些來自周邊農莊的孩子在玩耍。去了一趟米蒂什廷，頂著大風坐雪橇返回。下午，在療養院陪阿絲雅，心情很不好。六個人在遊戲室玩了多米諾骨牌。晚飯時，和賴希在一家甜品店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塊蛋糕。早早地上了床。 12月18日 早上，阿絲雅來了。賴希已離開。我們去買布料，之前去國家銀行換錢。在房裡時，我就對阿絲雅說起了前一天的壞心情。這天早晨心情極好。布料很貴。返回途中，我們碰見有人在拍電影。阿絲雅對我說，這得描述一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馬上頭腦不清，跟著跑上幾個小時，然後稀里糊塗地去單位，也說不清自己去了哪兒。我覺得，這是很可能的，看看此地開會的情形便知。為了最終開成一次會，必須反覆籌備多次。沒有哪件事會像預設或預期地那樣發生——這是描述生活之錯綜複雜的陳詞濫調，這一點在此地的每一樁事情上都體現得那麼強烈、那麼牢不可破。因此，俄羅斯人的宿命論就很容易理解了。當文明的考量逐漸貫徹到集體生活中時，這在最初只會使個體的生存變得複雜。人們在一間只有蠟燭的屋子裡生活，比起在那些裝了電燈而發電廠卻常常出故障的地方要好。這裡也有人對話語不聞不顧，對周遭的事物坦然地聽之任之，比如說那些在大街上溜冰的孩子。在這裡坐電車是輕率的行為。永遠無法透過冰封的車窗看清自己身在何處。等你搞清楚了，下車的道兒又被挨挨擠擠的人群阻斷了。因為必須從後門上車而從前門下車，所以就得擠過人群。而至於什麼時候擠得過去，就要憑運氣且不顧一切地拼體力了。與此相反，這裡也有一些西歐所沒有的便利：國營食品商店營業至晚上十一點，公寓大樓的門一直開到午夜甚至更晚。房客和二房客太多，不可能人手一把大門鑰匙。——我發現，人們「歪歪扭扭」地走在馬路上。這無疑是由於人行道太窄而行人太多的緣故。只有在那不勒斯才能看到和這裡一樣狹窄的人行道。這些人行道使莫斯科帶了點兒小城鎮的鄉下氣，或者說顯得像個臨時急就而成、並且在一夜之間地位榮升的大城市。——我們買了一塊上好的褐色布料。隨後，我去了卡梅涅娃學院，要他們給我一張去邁耶霍爾德劇院的證件，在那裡也碰到了羅特。飯後，我在「赫爾岑之家」和賴希下象棋。柯剛帶著記者走了過來。我設想寫一本書，談專制下的藝術：義大利法西斯政權下的藝術及俄羅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藝術。此外，我還談到了謝爾巴爾特和埃米爾·路德維希的著作。賴希對此次訪談極度不滿意，認為我做了多餘的理論分析，從而使自己陷於遭受抨擊的危險處境。到目前為止，此次訪談尚未發表（我於21日寫此日記），其影響如何，拭目以待。——阿絲雅的狀況不好。一個得了頸項強直症而發了瘋的女病人被安置在阿絲雅隔壁的房間，早先在醫院時阿絲雅就認識她。就在這天夜裡，阿絲雅和其他婦女一起造反成功，那個女病人被弄走了。賴希帶我去了邁耶霍爾德劇院，我在那裡與范妮·葉洛維婭會了面。但是，由於卡梅涅娃學院和邁耶霍爾德的關係不好，學院之前沒有給劇院打電話，我們也就沒有拿到票。在我的旅館稍做逗留之後，我們坐車去克拉斯尼-威羅塔看一部電影。潘斯基曾對我說過，這部電影將超越《戰艦波將金號》的成功。沒有座位了。我們買了下一場的票，隨後去葉洛維婭的寓所喝茶，就在附近。這間屋子也與我至今所見到的其他所有房間一樣光禿禿的。灰色的牆壁上掛著大幅的列寧像，他正在讀《真理報》。一個窄窄的壁架上放著幾本書，門邊靠著窄牆放著兩個行李籃，一面縱牆前擺著一張床，另一面前擺著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在這房裡的逗留，就著一杯茶，配上一塊麵包，是這個晚上最美好的事情。因為，那部電影蹩腳透頂，叫人無法忍受，而且還放映得飛快，叫人既看不清楚又搞不明白。電影還沒放完我們就離開了。坐著有軌電車回去的時候，感覺就像通貨膨脹時期的一幕情景。我發現賴希還在我房裡，他又在我這兒過夜了。 12月19日 我記不清上午是怎麼度過的了。我想，我見到了阿絲雅，後來，在我把她送回療養院之後，我打算去特列恰科夫美術館。可是，沒找到。在刺骨的寒冷中，我徘徊在莫斯科河左岸的建築工地、練兵場和教堂之間。我看見紅軍士兵正在操練，孩子們穿梭其間踢著足球。女孩們從一所學校走出來。在我最後乘電車回去的那個車站對面有一座亮堂堂的紅色教堂，臨街是一道長長的紅色圍牆，還有塔樓和圓頂。這一番到處遊蕩使我越發疲憊，因為我還提著一個不太便攜的小包裹，裡面裝著三個彩色紙房子。這可是我在莫斯科河左岸的一條主街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每個三十戈比的大價錢從一家雜貨鋪弄到手的。下午在阿絲雅那裡。我出去給她買蛋糕。我站在門口準備走時，發現賴希的舉止很奇怪，我說「再見」，他沒有回應。我將此歸結為他心情不好。因為，他之前離開了房間幾分鐘，我對阿絲雅說，他去買蛋糕了；而當他回來時，卻令她失望了。幾分鐘後，我買了蛋糕回去時，賴希躺在床上。他心臟病犯了。阿絲雅情緒激動。我發覺，在賴希這會兒身體不舒服的時候，阿絲雅的表現就像我以前對待生病的朵拉[1]一樣。她數落著，試圖提供幫助，卻以不明智的、咄咄逼人的方式，好像要使他意識到，他生病是多麼不應該似的。賴希慢慢地恢復了過來。不過，由於這次突發事件，我只得獨自一人前往邁耶霍爾德劇院了。後來，阿絲雅把賴希送到了我房裡。他睡我的床過夜，我則睡在由阿絲雅鋪好的沙發上。《欽差大臣》一劇儘管比首演時縮短了一個小時，但還是從七點三刻演到了十二點過後。該劇有三部分共十六景（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賴希的許多敘述使我多少對該劇的整體情況有了思想準備，但我還是驚訝於該劇的大肆鋪張，而且在我看來，最顯眼的並非那些富貴的服飾，而是舞台布景。除了極少的例外，一幕幕劇情都在一個斜面的小小的空間內展開。每換一幕，舞台上就會換上另一種具有「帝國風格」的紅木布景，擺上不同的陳設。由此便形成了許多迷人的風俗畫，這符合該劇的宗旨，即進行非戲劇的、社會學的分析。作為服務於革命戲劇的一部經典之作的改編，該劇在此地被賦予了重大意義。然而，與此同時，這一嘗試又被視為失敗。連黨也發令反對該劇的上演，由《真理報》的戲劇評論員所撰寫的態度溫和的評論也遭到了編輯部的拒絕。劇院裡掌聲寥落，這也許更多是因為官方的口令，而不是由觀眾最初的印象造成。因為，毫無疑問，這齣戲令人大飽眼福。只是，這種情況與此地普遍存在的對待公共言論的謹慎態度有關。假如你問一個不怎麼熟悉的人對於隨便哪出戲或哪部電影的印象，你得到的回答只是：「據這裡的人們所說，這是怎樣怎樣的」或者「人們大都認為是怎樣怎樣的」。《欽差大臣》一劇的導演原則——將情節場景集中在一個很小的空間之內，使得所有的戲劇元素極度奢侈地聚集在一起，尤其是演員班子。這在一幕堪稱導演之傑作的節慶場景中達到了高潮。小小的場地上，在紙做的、只是象徵性的壁柱之間，擁擠地聚集了將近十五個人。（賴希談到了線性布局的取消。）總體而言，產生了一種類似圓形大蛋糕結構的效果（一個非常莫斯科化的比喻——只有這裡的圓形大蛋糕才能說明這一比喻），或者更確切地說，像八音鐘上跳舞的小木偶，而果戈理的文本就是伴舞的音樂。此外，這齣戲中有許多真正的音樂。臨近尾聲時出現的一小段夸德里爾舞曲，想必在每一出市民階級的戲劇中都是動人的音樂，而在一部無產階級的戲劇中，人們並不期待這樣的音樂。後者的形式在如下一幕場景中表現得最為清楚：一道長長的欄杆將舞台一分為二，欄杆前站著欽差大臣，欄杆後是人群；人們關注著欽差大臣的每一個動作並拿他的大衣做著極富表現力的遊戲——一會兒由六隻或八隻手捧著它，一會兒又把它披在倚著欄杆的欽差大臣身上。——睡在硬床上，一夜過得很好。 * * * [1] 本雅明的妻子。 12月20日 我於23日寫此日記，已記不清當天上午的事了，就不做記錄了，取而代之，寫一些關於阿絲雅以及我倆關係的話，儘管賴希就坐在我旁邊。我面對著一座幾乎無法攻占的堡壘。然而，我對自己說，我在這座堡壘前——莫斯科——出現，就已經意味著初戰告捷。只是，若要取得進一步的、決定性的勝利似乎有無法克服的困難。賴希的地位強而有力，他的成功顯而易見，這是他在此地異常艱苦的半年裡——語言不通，受了凍，也許還挨了餓——逐一獲得的。今天早上他告訴我，經過這半年，他希望在這裡擁有一席之地。他比阿絲雅少了些激情，但比她容易融入莫斯科的工作環境。當初，阿絲雅剛從里加到莫斯科的時候，她恨不得立刻返回歐洲，因為，要在這裡找份工作、實現自我，希望渺茫。而當她後來找到了工作，在兒童院幹了幾個星期之後，又因為生病被打發走了。要不是她之前一兩天登記成為了某一工會的成員，她現在也許就躺在那裡，沒人照料，也許已經死了也未可知。可以肯定的是，就是現在她還嚮往西歐。這不僅僅是對旅行、對外國城市、對花花世界放蕩不羈的舒適生活的嚮往，而且還歸因於其自身的思想在西歐，主要通過與賴希和我的交往，受到來自自由觀念的深刻影響。至於阿絲雅究竟怎麼可能在俄國形成了尖銳的觀點，她又如何在前往西歐時就已帶上了這些觀點的問題，事實上，正如賴希最近說過的那樣，是一個謎。對我而言，莫斯科現在是座堡壘。惡劣的氣候使我大吃苦頭，儘管這於我是健康的。語言不通、賴希的在場、阿絲雅的備受制約的生活方式，這一切形成了一座又一座堡壘。挺進徹底無望。阿絲雅的病，至少是她的虛弱，令一切與其有關的私人話題退居次要位置，也使得我沒有被這一切完全打倒。至於能否達到此行的另一個目的，即避開聖誕節要命的憂鬱氣氛，還不得而知。我之所以仍充滿了力量，還因為，儘管有重重阻撓，我依然能感到阿絲雅對我的親近。看起來，我倆已習慣於稱呼彼此為「你」。她那久久凝視我的目光——我想不起來，還曾有哪一個女人給過我如此長久的凝視和親吻——對我產生的力量分毫未減。今天我告訴她，現在我想跟她生個孩子。聽聞此言，阿絲雅有一些不同尋常，但卻是自發的動作。鑒於眼下她對男女之事的克制，這些動作並非毫無意義，而是說明她喜歡我。比如說昨天，我為了避免和她爭執而打算離開她的房間時，她使勁把我攔住了，並撫摸了我的頭髮。她還經常叫我的名字。就在這幾天，她有一次對我說，我們現在沒有生活在一座「荒島」上，也沒有生下兩個孩子，這全是我一人的過錯。她的話是有點兒道理的。曾有過三四次，我或直接或間接地避免與她共度未來：在卡普里時我沒有同她「逃跑」——可又怎麼逃呢？我拒絕陪她從羅馬出發，前往阿西西和奧爾維耶托；1925年夏天我沒跟她去拉脫維亞；同年冬天我又不願允諾在柏林等她。這一切並非僅僅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更不是全然因為我有狂熱的旅行嗜好——況且，近兩年來我的旅行興致已減——，而是因為我害怕她身上的敵意，而對此，我直到今天才感到有能力應對。這幾天我也對她說過，要是當初我們結合了，我不知道我倆現在是否早已一刀兩斷。現在，在我身外和內心所發生的一切使我覺得和阿絲雅分開生活的這個想法不再像以前那樣難以忍受了。當然，在這件事上，最主要的還是我擔心，當阿絲雅日後恢復了健康並和賴希關係固定地在這裡生活時，我只能承受巨大的痛苦而無法逾越我倆關係的界限。而至於將來我是否能擺脫這一關係，我還不知道。因為，我現在沒有明確的理由能使自己完完全全地與她分開，還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要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我最希望有個孩子能成為我和她之間的紐帶。然而，即便在今天，我仍不知道是否能夠與她共同面對生活中的千辛萬苦，在她甜蜜可愛時，在她冷淡無情時。這裡，冬天的生活多了一個維度：空間因其冷熱不同而千差萬別。人們生活在馬路上就像置身於冷冰冰的玻璃大廳，每做一次停留和考慮都困難得令人難以置信：為了寄一封信就得花半天的時間做決定；冒著嚴寒走進商店買東西也需要強大的意志力。除了特韋爾斯卡婭大街上的一家大型食品商店外（那裡擺放著色澤鮮亮的成品菜餚，我只在我母親的烹飪書上見識過如此的美味，在沙皇時代不可能有比這更豐盛的菜餚了），其他商店都不適合駐足停留。再者，它們都很土氣。很少看見像在西方城市的主街上常見的、大老遠就能看清上面的公司名字的招牌；這裡的招牌上往往只是寫著商品種類，有時則畫著鐘錶、箱子、靴子、毛皮等。在這裡，皮革店的鐵皮招牌上也畫著那麼一張傳統的、攤開的毛皮。襯衫常常畫在一塊黑板上，黑板上方寫著俄文「中國洗衣坊」。能看見許多乞丐。他們喋喋不休地懇求著過往的行人。其中一個乞丐，每當他覺得能從某個經過他跟前的行人身上有所收穫的時候，他都會發出一聲低吼。我還看見一個乞丐，其姿勢與聖馬丁為之拔劍割袍的不幸者一模一樣，雙膝跪地，伸出一條胳膊。臨近聖誕節，在特韋爾斯卡婭大街上有兩個孩子總是坐在革命博物館牆邊同一個地方的雪地里，破衣爛衫，呻吟哭泣。在所有莫斯科的機制中，唯獨這些乞丐是可靠的，他們不做改變，堅守其位，這似乎成了他們亘古不變的悲慘命運的寫照，或者也可能是某種高明組織的結果。因為，這裡的其他所有東西都處於「維修」之中。在那些光禿禿的房間裡，每個星期都要把家具重新擺放一遍——這是人們由這些家具獲得的唯一的奢侈，然而，這同時也是一種極端的方式，它把「舒適」和作為其代價的「憂鬱」一起逐出了屋門。各種政府部門、博物館和機構不斷地變換地點，街頭小販們也是天天出現在不同的地方，哪兒都有他們的地盤。所有的東西：鞋油、連環畫、文具、蛋糕和麵包，甚至毛巾等等都在露天的街頭售賣，好像此時不是莫斯科零下二十五度[1]的冬天，而是那不勒斯的夏天似的。——下午，在阿絲雅那裡我說過，我打算在《文學世界》上寫論戲劇的文章。我們發生了短暫的爭執。不過，我隨後請求她和我一起玩多米諾骨牌。她最終同意了：「如果你請求的話。我很軟弱。我無法拒絕他人的請求。」可是，後來賴希來了，阿絲雅又說到了那個話題，導致了異常激烈的爭吵。只是，當我從窗邊起身離開，要去街上追賴希的時候，阿絲雅卻抓住了我的手說：「沒那麼糟。」晚上又在我房裡繼續爭論了一會兒。他後來回去了。 * * * [1] 列氏溫標。——編者注 12月21日 我走過整條阿爾巴特街，來到了斯摩棱斯克大道旁的市場上。這一天很冷。我邊走邊吃著在路上買的巧克力。市場上，沿街第一排的售貨亭賣的是聖誕節用品、玩具和紙製品。後面的攤位出售鐵製品、日用品以及鞋子等等。這個市場類似阿爾巴茨卡婭-普羅夏基街上的市場，只是，我猜想，這裡不賣食品。還沒走到那些售貨亭跟前，沿途就擠滿了裝著食物、聖誕樹飾品以及玩具的籃子，叫人簡直無法從車行道走上人行道。我在一個攤頭上買了一張俗氣的明信片，又在別的攤頭上買了一把巴拉萊卡琴和一個紙房子。在這裡，我還看到了街上的聖誕玫瑰，一簇簇英勇的鮮花在冰天雪地中怒放，熠熠生輝。我提著東西，費力地尋找著玩具博物館。博物館已從斯摩棱斯克大道搬到克拉波特金娜街。好不容易找到它時，我已精疲力竭，沒等邁進大門就恨不得返身而去：那門一下子推不開，我覺得門被鎖上了。下午在阿絲雅那兒。晚上在科爾施劇院看了場蹩腳的戲（《亞歷山大一世和伊萬·庫斯米奇》）。該劇作者在幕間休息時逮住了賴希——他稱其劇中的主角為哈姆雷特的同道中人，我們費了好大的勁兒才從他的眼皮底下溜走，逃脫了最後幾幕。看完戲，如果沒記錯的話，我們還買了吃的。賴希睡在我這裡。 12月22日 在與賴希的談論中，我碰到一些重要的問題。我們經常在晚上長談，談俄國、戲劇和唯物主義。賴希對普列漢諾夫倍感失望。我試圖向他闡明唯物主義和普遍主義的表現方式之間的對立。普遍主義的表現方式因為是非辯證的，所以總是唯心的。而辯證法則必然地朝著那個方向前進：它將其所遇到的每個命題或反命題重又作為三位一體結構的綜合加以表現，它在這條路上不斷地深入客體的內在並只在客體自身內表現一個宇宙。任何其他的宇宙觀念都是沒有客體的，是唯心的。此外，我還試圖通過揭示理論在普列漢諾夫那兒的地位來證明他的非唯物主義的思想，並且以理論與方法的對立為依據。在其努力表現普遍的事物時，理論飄浮於科學之上；而方法的特徵則是，每一個原則性的、普遍性的研究都能立刻發現一個其特有的客體。（比如，在相對論中研究時間和空間觀念的關係。）還有一次，我們談到成功被作為「中等」作家的決定性標準，談到那些偉大作家之「偉大」的獨特結構——他們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的影響是歷史性的，而不是反過來他們通過其作家的力量而擁有歷史性的影響。人們只有通過一個又一個世紀的透鏡才能看見那些「偉大」的作家，他們被這一面面透鏡放大、著色。此外，這將導致面對權威的一種絕對保守的態度，而這一保守的態度恰恰只能由唯物主義的視角進行解釋。另有一次，我們聊普魯斯特（我給他讀了一些我翻譯的東西），然後談到了俄羅斯的文化政策：旨在使工人了解全部世界文學的「教育綱領」；在英勇的共產主義時代領航掌舵的左翼作家遭到背棄；支持反動的農民藝術（藝術家協會的展覽）。這天上午，我和賴希去《百科全書》編輯部辦公室時，又一次覺得這一切都很現實。《百科全書》計劃編三十到四十卷，其中單獨給列寧預留了一卷。我們第二次去的時候（第一次白去了一趟），一個非常友善的年輕人坐在桌旁，賴希向他介紹了我，還舉薦了我的學識。隨後，我給他講解我的「歌德」詞條的提綱，這時，他立刻顯得學力不逮，沒有把握起來。這份提綱中的一些內容嚇著他了，他最後要我在社會學的背景上刻畫歌德的生平形象。然而，根本就無法唯物主義地描述一位作家的生平，而只能描述其歷史影響。因為，倘若不考慮一位藝術家的身後影響，那麼，他的存在及其純粹按照時間順序的整體創作是根本無法為唯物主義的分析提供對象的。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引論》中的完全唯心主義的、形上學的提問很可能正是以這同樣的非方法論的普遍性和直接性為特徵的。下午在阿絲雅那裡。最近，她房裡躺著個猶太女共產黨員。阿絲雅很喜歡她，和她有很多話說，而我卻不怎麼喜歡她在跟前，因為現在，就算賴希不在，我也幾乎無法單獨和阿絲雅說話。晚上在家待著。 12月23日 上午，我去了庫斯塔尼博物館。又看到了很漂亮的玩具；這裡的展覽也是由玩具博物館的館長安排的。最漂亮的也許要數那些紙制小人了。它們大都站在一個小小的底座上，那底座要麼是個小巧玲瓏的、可以搖動曲柄的手搖風琴，要麼是個斜面，按下去會發出聲音。也有用同種材料做成的大大的人偶，造型略顯怪誕，已屬於一個沒落的時期。博物館裡有一位衣著寒酸、惹人喜愛的姑娘正和兩個小男孩用法語談論著那些玩具，她是他們的家庭教師。三個都是俄國人。博物館有兩個展廳。在陳列玩具的那個大展廳里，同時還陳列著上了漆的木器模型和紡織品，小展廳里則展示著古老的木雕、形似鴨子或其他動物的箱子、手工藝工具等等，還有鐵製品。我試圖在位於樓下一個大廳內的、與博物館相連的收藏庫里找一些具有古代玩具特徵的玩意兒，卻一無所獲。不過，在那裡我倒看見了一大倉庫的聖誕樹飾品，如此之多，未曾所見。——後來，我去卡梅涅娃學院取《森林》一劇的戲票，並和巴塞基會了面。我們一起走了一段路。三點半時，我到了「赫爾岑之家」。我吃完飯賴希才來。我又要了咖啡，像以前一樣，我發誓不再碰它。下午，四個人玩了一局多米諾骨牌，我第一次和阿絲雅搭檔。我倆大勝賴希和阿絲雅的同屋。後者和我約好之後在邁耶霍爾德劇院碰頭，而賴希則去「瓦普」開會。為了和我交流，阿絲雅的同屋說的是猶太德語。可是，一開始我聽不大懂，要是能多練習一會兒就不成問題了。這一晚搞得我很累，也許是因為我一開始沒能找到阿絲雅的同屋，或者也因為她的不準時，我們遲到了，不得不站在後排觀看第一幕演出。此外，還有那俄語。阿絲雅在同屋回去前一直沒睡，不過後來，第二天她說，同屋那有規律的呼吸把她帶入了夢鄉。《森林》一劇中那有名的一幕口琴戲的確很棒，不過，由於阿絲雅的講述，這一幕在我的想像中已是那麼美妙動人、多情浪漫，以致當它真的出現在舞台上時，我竟一時難入其境。此外，戲中的精彩之處比比皆是：在丑角表演的釣魚情節中，那顫抖的手令人仿佛看見上了鉤的魚在掙扎；在談戀愛那一幕的整場表演中，演員始終在一條窄道上繞著圈兒地走，那窄道可由腳手架往下通向舞台。我第一次更為清楚地理解了建構主義舞台布景的功能，這是我在柏林看塔伊洛夫劇團演出時遠遠未曾如此清楚地意識到的，就更別說通過照片看出來的了。 12月24日 寫一寫我的房間。房裡的所有家具上都有一塊鐵皮標牌：「莫斯科旅館」，還有財產登記編號。旅館一律由國家（或城市？）管理。眼下，在冬季，我房裡的雙層窗嵌著油灰，只能打開上面的一小扇。小小的盥洗台是鐵皮做的，下面刷了漆，上面鋥亮，有一面鏡子。洗臉池底部的下水孔塞不住。一個水龍頭，水流細細的。房間由外面供暖，不過，由於房間的位置比較特殊，連地板也是熱的。在天氣不太冷並且那扇小窗關著的時候，房裡就很悶熱。每天早晨九點前開暖氣，這時，總有個工作人員會來敲門問那扇小窗是否也已關上。這是此地唯一可以信賴的事。這個旅館沒有廚房，因此連杯茶也喝不上。前一天晚上，我們請人第二天早晨叫醒我們，因為我們要坐車去看達佳。圍繞著「叫醒」這個主題，那個「瑞士人」（這是俄語中對旅館服務員的稱呼）和賴希之間展開了一段莎士比亞式的對話。關於我們是否可以被叫醒的問題，那個男人回答道：「如果我們想起來的話，我們會叫的。要是我們想不起來的話，我們就不會叫。其實，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是會想起來的，我們自然會叫。不過，當然啦，我們有時也會忘記，要是我們想不起來的話。那我們就不會叫。畢竟，我們沒有義務。不過，要是我們及時想到的話，我們肯定會做。你們想在幾點鐘被叫醒？——七點。我記一下。你們看到了，我把紙條放到那裡，他會發現它的，是嗎？當然，要是他沒發現紙條，他就不會叫醒你們。不過，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會叫的。」結果，我們當然沒被叫醒，他們的理由是：「你們不是醒了嗎，還要我們叫醒幹嗎？」這家旅館似乎有很多這樣的「瑞士人」。他們在底樓的一個小房間裡。不久前，賴希去問是否有我的信件，一個男人回答說「沒有」，儘管信就在他的鼻子底下。還有一次，有人打電話到旅館要找我，只聽回答說：「他已經退房走了。」電話機裝在走廊上；夜裡，我睡在床上，常常在一點過後還聽見有人在大聲地打電話。這張床的中間有一個大凹坑，稍稍一動就會嘎吱作響。賴希夜裡的呼嚕聲很響，我常被他吵醒，因此，除非累得要死，否則我很難入睡。下午，我會在房裡睡著。賬單每天得付，因為每一筆超過五盧布的費用都要交百分之十的稅。為此浪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不言自明。——賴希和阿絲雅在街上碰上了，一起來了。阿絲雅感覺不舒服，回絕了伯爾絲晚上的邀約。她想待在我這兒。她帶上了她的衣料，於是，我們離開了。我先送她去她的女裁縫那裡，然後再去玩具博物館。路上，我們走進了一家鐘錶店。阿絲雅把我的表遞給鐘錶匠，那是個猶太人，會說德語。我和阿絲雅分手後，就坐雪橇去了博物館。我生怕遲到，因為我還始終沒有適應俄羅斯的時間尺度。由導遊帶領參觀玩具博物館。博物館館長巴特拉姆同志送給我一篇他寫的文章《從玩具到兒童戲》，我把此文作為聖誕禮物送給了阿絲雅。隨後去了學院；可是柯剛不在。我走到一個公交車站，打算坐車回去。這時，我看見一扇開著的門上寫著「博物館」這幾個字，我馬上意識到眼前所見正是「西方新藝術展之第二系列」。這個博物館不在我的參觀計劃之內。不過，既然此刻就在跟前，我便走了進去。面對著塞尚的一幅美妙絕倫的畫作，我突然想到，關於「移情」[1]一詞的說法在語言上本就是錯誤的。我覺得，就把握一幅繪畫而言，根本不是人進入畫的空間，而是這一空間，最初在各個非常確定的位置，自行凸顯。它在角角落落向我們展現自身，而我們確信能在這些角落裡發現非常重要的過往的經驗；這些地方有著一些無法解釋的、令人覺得熟悉的東西。這幅畫掛在兩個塞尚展廳中的第一個的中牆上，正對著窗戶，光線充足。畫面上是一條林間小道，道路的一邊是一片房子。這個博物館的雷諾阿收藏就沒有大規模的塞尚藏品那麼出色了。不過，這其中也不乏相當精美的，尤其是雷諾阿的早期作品。在最初的幾個展廳里，最打動我的卻是兩幅描繪巴黎林蔭大道的畫作，它們對稱地相對而掛。一幅是皮薩羅的作品，另一幅則出自莫奈之手。兩幅畫都從一個高的立足點出發表現寬闊的街道，第一幅中的立足點在中間，第二幅中的立足點在側旁。這第二幅畫的視角傾斜角度很大，畫中兩個倚著陽台欄杆俯身面朝街道的男子的側影就像緊挨著窗戶戳進畫面中似的，而畫家正在那扇窗子裡面作畫。在皮薩羅的畫中，灰色的柏油馬路和數不清的華麗馬車占據了絕大部分的畫面。在莫奈的畫裡，一半的畫面為一堵明亮的屋牆所占據，秋日金黃的樹葉映照著半面牆壁。在這幢房子跟前，能隱約看見幾乎為落葉全然覆蓋的咖啡館的桌椅，仿佛陽光下樹林裡的田園家具。而皮薩羅卻再現了巴黎的榮耀，遍布煙囪的屋頂的線條。我感到了對這座城市的強烈嚮往。——在後面的一間小陳列室里，在路易斯·勒格朗和德加的畫作旁，有一幅奧迪隆·雷東的畫。——坐公交車回去後，我到處亂逛了很久，直到約定時間過後一個小時，我才終於來到和賴希約好見面的那家小地窖餐館。由於時間已近四點，我們不得不馬上分手，並約好在特韋爾斯卡婭大街的那家大食品商店再見。沒幾個小時就是平安夜了，食品商店裡人頭攢動。我們在買魚子醬、鮭魚和水果時，碰見了巴塞基，他拎著大包小包，心情很好。而賴希的心情卻很糟。他對我的遲到非常不滿。此外，我上午在街上買來的一條中國紙魚和其他一些提溜了一路的玩意兒證明了我有收藏的癖好，這也令他感到不快。最後，我們還一起買了蛋糕、糖果，還有一棵掛著飾帶的小聖誕樹。我帶著所有這些東西坐雪橇回去了。天早就黑了。我拎著樹和大包小包擠過人山人海，精疲力竭。回到房間，我躺上床，一邊讀著普魯斯特，一邊吃著我和阿絲雅買來的糖衣果仁，她很喜歡吃這個。七點過後，賴希來了。稍晚一些，阿絲雅也來了。她整晚都躺在床上，賴希坐在她旁邊的椅子上。等了很長時間後，茶炊終於來了——之前問他們要沒要到，據說是因為一個客人把所有的茶炊都鎖在他的房裡而自己卻離開了——第一次聽見茶炊的鳴叫聲充盈著一個俄國的房間。此時，我深深凝視著躺在對面的阿絲雅的臉。在那棵盆栽小聖誕樹的近旁，多年以來我第一次體會到了平安夜的安全感。我們談論了阿絲雅將要著手的工作，後來又說到了我的那本論悲劇的書，我讀了此書的前言，這一前言是針對法蘭克福大學而寫的。阿絲雅認為，我應該不顧一切地就這麼寫下去：就算遭到法蘭克福大學的否決。她的觀點對我來說很重要。這個夜晚，我們彼此很親近。我對她說的一些話令其開懷大笑。還有其他的話題，比如說一篇文章的觀點，即認為德國哲學被當作德國內政的工具，這一思想引發了阿絲雅熱烈的贊同。她不打算走了，感覺很好，也很累。可是，最終她不到十一點還是走了。我立刻上了床，因為我的這一晚儘管如此短暫，卻已然完滿。我發現，倘若那個我們所愛的人，就算其身在別處、無法企及，與你同時感到孤獨的話，那麼對我們而言就不存在孤獨。由此看來，孤獨的感覺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反射現象；只有當我們所熟悉的人，尤其是我們所愛的人在沒有我們陪伴的情況下悠然自得時，這一現象才會反射到我們自身。因此，縱使是一個本性孤僻的人，如果生活中有這種人的話，也只有在想念某個與之共處能令其不覺孤獨的女子，即便是個陌生的女子，或某個人時，才會感到孤獨，倘若那被思念者本身並不孤獨的話。 * * * [1] 此詞的德語原文為Einfühlung，字面直譯為：感覺進去。 12月25日 我已放棄湊合著說我那有限的、結結巴巴的俄語，並且暫時不打算繼續學它，因為我在此地急需時間做別的事情：翻譯、寫文章。要是下次再來俄國，我得帶上一些事先學會的語言知識，否則肯定是行不通的。不過，既然我眼下並不想為將來制訂積極的計劃，所以，我並不確定這一點：說不定將來情況有變，也許比現在的情況更不利，那時學俄語對我來說就會變得十分困難。至少，我的第二次俄國之行得做好文學和經濟方面的充分準備。迄今為止，不懂俄語從來沒有像在聖誕節的第一天那樣令我感到煩惱和痛苦。當時，我們在阿絲雅的同屋那裡吃飯——我出錢買了一隻鵝，為此，我和阿絲雅幾天前還吵了一架。現在，鵝被分成幾份盛在盤子裡端上了桌。做得不好，太老。飯是在一張寫字檯上吃的，圍坐了六至八個人。席間只說俄語。冷盤不錯，是一道猶太風味的魚，湯也很好。吃完飯，我走進隔壁的房間，睡著了。醒來後，我繼續在沙發上躺了一會兒，滿心憂傷，眼前又一次（經常如此）浮現起當年我讀大學時從慕尼黑去往塞斯豪普特的情景。後來，賴希或阿絲雅不時地試著為我翻譯一些他們談話的內容，可這麼一來卻叫人覺得加倍的費勁。他們談論了一陣戰爭學院的一位將軍，此人早年是個白衛軍，內戰時曾命令絞死所有被捕的紅軍，如今則成了教授。他們爭論著該如何評價此事。談論中最正統的是一位年輕、狂熱的保加利亞女子。最後，我們離開了，賴希和那位保加利亞女子在前，阿絲雅和我尾隨其後。我真是精疲力竭。這一天沒有有軌電車。由於賴希和我不能坐公交車隨行，我們別無他法，只得步行很長一段路去莫斯科藝術劇院。為了收集更多的材料來寫《舞台上的反革命》，賴希打算在那裡看《俄瑞斯忒亞》一劇。他們給了我們第二排中間的座位。我剛走進劇場，一股香水味就撲鼻而來。我沒看到任何一個穿藍襯衫的共產黨員，倒是看到了在喬治·格羅斯的每一本相冊里都能發現其身影的幾種人。這齣戲徹頭徹尾地體現了完全過了時的宮廷劇的風格。導演不僅缺乏所有的專業素養，也不具備演出埃斯庫羅斯悲劇所需的最基本的知識儲備。一種褪了色的、沙龍式的希臘風格似乎完全填滿了他貧乏的想像力。音樂簡直沒完沒了，其中有許多瓦格納的作品：《特里斯坦》，魔火。 12月26日 阿絲雅待在療養院的日子看起來要結束了。最近幾天在露天的躺臥對她大有好處。她喜歡躺在睡袋裡聽烏鴉在空中啼鳴。她還相信鳥兒們有嚴密的組織並由其首領下達命令。她認為，長時間停頓後的特定的鳴叫聲就是命令，所有鳥兒都必須遵循。最近幾天，我幾乎沒有單獨和阿絲雅說過話，然而，就在我們所交流的隻言片語中，我覺得能明顯感到她對我的親近，我倍感安心，感覺良好。我不知道有什麼能像她那最細微的、有關我的情況的詢問那樣給我以撫慰，令我深深感動。當然，她並不經常這麼做。不過，比如說這一天她在吃飯的半當中，在他們說俄語的時候，倒是問過我前一天收到了什麼郵件。吃飯前，我們分成三隊玩了多米諾骨牌。飯後的情形則遠遠好於前一天。他們唱了由猶太德語歌曲改寫而成的共產主義歌曲（我猜想，這並非有意戲仿）。除了阿絲雅，房裡都是猶太人。在場的還有一位來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工會書記，他是來莫斯科參加第七屆工會大會的。這麼說來，這飯桌旁聚集了整整一撥從柏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猶太人。我們提前把阿絲雅送了回去。之後，我在回旅館前邀請賴希去喝咖啡。接著，他便說了起來：他越往周圍看，越覺得孩子是個巨大的煩惱。之前在阿絲雅的同屋那裡做客的還有一個非常聽話的小男孩。就在我們大家坐著玩多米諾骨牌並且等開飯已經等了兩個小時的時候，這個小傢伙終於忍不住哭了起來。事實上，賴希腦袋裡想的當然是達佳。他講到了阿絲雅的慢性恐懼症，這大多與達佳有關。他又絮叨了一遍阿絲雅在莫斯科逗留的整個情形。在與阿絲雅交往的過程中，我常常驚訝於賴希巨大的耐心。眼下，他也沒有流露出絲毫不悅與怨恨，只是顯得緊張。我們談著談著，他的緊張消失了。賴希抱怨道，恰恰是現在，阿絲雅的「利己主義」——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聽任事物順其自然——不起效了。接下去繼續待在莫斯科令她感到不安，想到可能要搬家，她就痛苦不堪。歸根結底，她現在的要求無非就是過上幾個星期安逸舒適的資產階級生活，而這是賴希在莫斯科自然無法滿足她的。順便說一下，我倒還沒有覺察到阿絲雅的不安。直到第二天，我才發現了這一點。 12月27日 療養院裡阿絲雅的房間。我們幾乎每天下午從四點到七點都在那裡。通常在五點左右，隔壁一間房裡的一位女病人就會開始彈奏一個或半個小時的齊特琴。她彈的永遠都是悲傷的和弦。音樂與這些光禿禿的牆壁格格不入。不過，阿絲雅似乎並不討厭這單調的彈撥聲。我們去的時候，她往往躺在床上。她對面的一張小桌上放著牛奶、麵包，還有一個裝著糖和雞蛋的盤子，賴希常常會帶些雞蛋走。這一天，她讓賴希也給我帶個雞蛋，還在上面寫了「本雅明」。阿絲雅在裙子外面罩了一件灰色羊毛的療養院病號服。在房裡屬於她的那個舒適的角落裡有三把不同的椅子，我常坐在其中那把深深的靠背椅上。此外，還有一張床頭櫃，上面放著雜誌、書籍、藥品、一個也許屬於她的彩色小碗、我從柏林帶給她的冷霜、一面我以前送給她的小鏡子，還有斯通為我設計的《單行道》的護封也長時間地擺在那兒。阿絲雅常常忙於做一件給自己的襯衣，在一塊布料上縫來縫去。——來自莫斯科大街的光源：雪強烈地反射著燈光，幾乎所有的街道都是那麼明亮；小店鋪里亮著明晃晃的電石燈；還有那汽車的車燈，在街上能照到幾百米以外。在其他大城市，這樣的車燈是禁止的。在此地，無法想像還有什麼比這麼放肆地招搖為數不多的汽車更令人惱火的事了。這些汽車服務於少數獲利於新經濟政策的新貴（當然還有當權者），它們超越了普遍的行走困難。——這一天沒什麼重要的事情可記。上午在家工作。午飯後和賴希下西洋棋，我輸了兩局。這一天，阿絲雅的心情糟糕透頂，我從來沒有見識過她這般的惡毒與刻薄，不得不說由她扮演赫達·蓋布娜會十分令人信服。她甚至不能忍受關於其身體狀況的最基本的詢問。最後，實在沒法，只能讓她一個人待著。我們，我和賴希，希望她能跟著去玩多米諾骨牌，但希望落空了。每一次有人走進遊戲室，我們都白白地轉過身去張望。玩過一局後，我們又去了她的房間，不過，我很快就拿了一本書又回到了遊戲室，直到快七點了才再次露面。阿絲雅非常不友好地把我打發走了，不過，後來她讓賴希捎給我一枚雞蛋，她在上面寫了「本雅明」。我們回到旅館房間不久，她就走進來了。她的心情轉變了，她看一切又順眼了，下午的行為肯定令她感到抱歉。然而，回顧最近一段時間的總體情況後，我發現，自從我來以後，阿絲雅的康復情況，至少是其緊張狀態的康復，幾乎沒有進展。——晚上，賴希和我就我的寫作及今後的創作道路進行了一次長談。他認為我寫東西不夠直截了當。同時，他的另一相關說法也很確切：在偉大的作品中，那些令人信服的、凝練精闢的句子與所有句子的總數之間的比例為一比三十，在我的作品中則為一比二。他講的這些都對。（後面一點甚至可能體現了早年菲利普·凱勒爾對我的深刻影響的殘餘。）然而，我卻不得不持有與他相反的觀點，這些觀點在我很久之前寫了《語言本論以及人類的語言》一文之後從未令我生疑。我提請他注意所有語言實體的極性：同時既是表達又是告知。這聽起來無疑使人聯想到我們經常談及的話題，即當代俄羅斯文學中的「語言的破壞」的傾向。因為，告知者在語言中的毫無顧忌的發展，勢必導致語言的破壞。而另一條將語言的表達特徵上升至絕對的道路，將會在神秘的沉默中到達終點。眼下，在我看來，在表達與告知這兩者中，似乎更傾向於後者。然而，妥協，無論什麼形式，總是必要的。不過，我承認，我自身的創作正處於關鍵狀態。我對他說，我看不到眼前的出路，因為，只有具體的任務和困難才能真正使我前進，而不是純粹的信念和抽象的決心。這時，他卻提醒我注意我寫的關於城市的文章。這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我開始更有信心地考慮如何描寫莫斯科。談話結束前，我給他讀了我對卡爾·克勞斯的描寫，我們在談話中也提到了他。 12月28日 我想，沒有哪座城市會像莫斯科這樣擁有如此之多的鐘表匠了。由於此地的人們並不十分關注時間，這就愈加顯得不同尋常了。不過，也許有什麼歷史的原因。留意一下當地人在街上走路的樣子，很少看見他們行色匆匆，除非天氣非常寒冷。人們漫不經心，走得歪歪扭扭。（有樁很典型的事情：賴希曾經告訴我，在某一家俱樂部酒館的牆上掛著一塊警示牌，上面寫著：「列寧說過：『時間就是金錢。』」在這裡，為了說出這麼一句陳詞濫調，得把最高權威搬出來。）這一天，我去取了修好的手錶。——早晨下了雪，白天也常常飄雪。後來，天氣有所轉暖。我能理解阿絲雅在柏林時為何思念雪，赤裸裸的柏油馬路為何令她感到痛苦。這裡的冬天一如身著白色羊毛的農民，裹著厚厚的雪襖前行。——早晨，我們醒來晚了，後來去了賴希的住處。無法想像還有比這麼一個小資產階級的住所更可怕的屋子了。滿眼的罩子、壁架、軟墊、窗簾壓抑得人透不過氣來；空氣里瀰漫著厚塵。窗邊的角落裡有棵高高的聖誕樹。就連這樹也很醜，樹枝幹瘦，頂上有個奇形怪狀的雪人。從有軌電車站一路走來使我感到很累，再加上這屋子給我造成的驚嚇使我沒來得及看清屋子的整體環境就倉促應允了賴希的建議，一月份搬來這裡與他同住。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房間儼然戰場，商品資本肆意進攻，凱歌高奏，而人本的東西卻再也無法在此生根開花。不過，我喜歡穴居，我也許將在這間屋子裡不錯地完成我的工作。只是還要考慮一下，我是否應該放棄目前住處的極好的戰略位置，或者就為了房錢的緣故而保留它，但因此會減少每天與賴希的接觸，而他對我的信息來源至關重要。後來，我們在郊外的街道上走了很久，賴希要帶我去參觀一家主要生產聖誕樹飾品的工廠。在這些街道上，莫斯科這片被賴希稱為「建築藝術的草原」顯得比市中心更具野性。在寬闊的大道兩旁，農家風格的鄉村木屋、「青春藝術風格」的別墅以及一幢外表普普通通的六層樓房交替出現。雪積得厚厚的，突然一片寂靜，叫人覺得仿佛置身於俄羅斯腹地的一個越冬的村莊似的。在一排樹的後面有一座教堂，藍色和金色的圓頂，臨街的牆上照例安著有柵欄的窗戶。此外，這裡的教堂外牆上常常還有聖徒的畫像，就像在義大利只有在最古老的教堂才能見到的那樣（比如，盧卡的聖弗瑞吉阿諾教堂［實為：聖弗瑞迪阿諾教堂］）。不巧的是，那名女工正好不在，我們沒能參觀那家工廠。我和賴希很快分了手。我走過庫斯涅茨基大橋去逛書店。莫斯科最大的書店（從外表判斷）就在這條街上。我在櫥窗里也看到了外國文學書籍，不過貴得離譜。俄文書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平裝出售。這裡的紙張價格是德國的三倍，大都是進口紙，因此，在我看來，他們就在書籍的裝幀上節省成本。我去銀行換了錢後，在路上買了一個熱騰騰的餡兒餅，這種餅滿大街都有得賣。沒走幾步，一個小男孩朝我衝來。我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他不是要錢而是要吃的，於是，我就掰了一塊餅給他。——中午下棋，我贏了賴希。下午在阿絲雅那裡，和前幾天一樣平淡乏味。由於恐懼症，阿絲雅有些遲鈍。我犯了個大錯，居然幫著賴希反駁她的那些十分愚蠢的指責。於是，第二天，賴希就對我說，他要一個人去阿絲雅那裡。而到了晚上，他又似乎想表現得非常友善。時間太晚了，我們不能按原計劃去看伊列什劇作的彩排了，而且阿絲雅也不會來了，於是，我們就去克瑞斯坦斯基俱樂部旁聽一場「審訊」。我們到那裡時是八點半，得知人家一個小時前就開始了。大廳已滿，不再讓人進入了。不過，一個聰明的女人卻想到利用我的在場來做文章。她發現我是外國人，就介紹說賴希和我是她陪同的外賓，就這樣，她把自己和我們都帶了進去。我們走進一個掛著紅色帷幕的大廳，裡面大約坐了三百人。大廳里人滿為患，許多人站著。一個壁龕里擺著一尊列寧的半身像。審訊在台上進行，左、右兩側是無產階級人物的畫像，一個農民和一個工人。審訊台上方懸掛著蘇維埃徽章。我們到時，傳訊證人的過程已經結束，一位鑑定人正在發言。他和一位同事坐在一張小桌子旁，對面是辯護人的桌子，兩張桌子的縱側面朝向審訊台。法官席正對著觀眾，前面的椅子上坐著被告，這是一個農婦，身穿黑衣，手拄一根粗拐杖。所有工作人員都衣冠整潔。被告被指控非法行醫，害人性命。這個農婦在一次幫人接生（或墮胎）時，因失誤導致了不幸的後果。圍繞這起案件的法庭辯論極其馬虎草率。鑑定人給出了鑑定：產婦的死完全是由被告對其施行的手術造成的。辯護人爭辯說，被告沒有惡意，且鄉村缺乏公共衛生援助及宣傳教育。公訴人要求判處死刑。農婦的最後陳詞：人總是要死的。隨後，主審法官面對觀眾：有問題嗎？一個共青團員來到台上，強烈要求從嚴懲處。之後，退庭商議，休庭。宣判時全體起立。酌情減刑，判有期徒刑兩年。由此排除了隔離監禁。主審法官從他的角度指出了在農村地區建立衛生醫療及教育中心的必要性。審判結束後，人們散了。此前，我在莫斯科還從未見過這樣的一些再普通不過的老百姓聚集在一起。他們當中興許有許多農民，因為這家俱樂部就是特別為農民而辦的。我被帶領著在俱樂部里到處參觀。在閱覽室我發現，牆上張貼的都是些直觀的東西，就跟我在兒童療養院所看到的一樣。尤其是那些統計圖表，其中部分配有彩色插圖，是由農民們親手製作的（村莊紀事、農業發展、生產條件、文化機構等都有記載）。此外，這裡的牆上還到處陳列著工具、機器零件、化學蒸餾瓶等等。我好奇地走到一個壁架前，架子上的兩個黑人面具衝著我獰笑。不過，再仔細一看，才知道那是防毒面罩。最後，他們還帶我去了俱樂部的宿舍。這些宿舍是為進城「奉命公幹」的農民或農婦的個人或團隊而準備的。大房間裡大多擺著六張床，每個人過夜時都把衣物放在自己的床上。盥洗室肯定在別的什麼地方，房間本身是沒有盥洗條件的。牆上掛著列寧、加里寧、李可夫等人的畫像。在此地，對列寧的偶像崇拜尤為泛濫。在庫斯涅茨基橋邊我看見有一家列寧專賣店，出售各種尺寸、各種姿勢、各種材質的列寧像。俱樂部的娛樂室里正在播放廣播音樂會，那裡有一幅生動的、真人大小的列寧半身浮雕，畫面上的他正在作演講。就連大多數公共機構的廚房和洗衣房裡都掛著列寧的小畫像。這幢房子能容納四百多位客人。我們在那位幫我們混進來的女導遊的陪同下走著，覺得越來越不勝其煩。當我們終於離開她單獨待著的時候，我們決定再去一家酒館，看看那裡的夜間娛樂。我們走進酒館時，看見門口有幾個人正費勁地把一個醉鬼抬走。屋子不算太大，不過，沒有完全坐滿。人們或單獨或三五成群地坐著喝啤酒。我們坐得離木板搭的台子很近，木台的後面隔著一片迷濛的草地，上面有一小堆廢墟，仿佛要與空氣融為一體。不過，這幅立體圖畫不足以涵蓋木台的整個長度。兩首歌曲之後是今晚的壓軸節目——一場「戲劇表演」，實際上是一出取材於敘事詩或抒情詩的改編戲。看起來就像是給一首首情歌和農民歌曲套了一個戲劇的框架。一開始只有一個女子上場，傾聽鳥鳴。隨後，從布景後走出一個男子，接著又不斷有人走上舞台，直到舞台上站滿了人。整出節目在合唱與群舞中結束。這樣的表演與家庭歡聚並無多大區別，不過，也許正是因為現實生活中家庭歡慶的衰亡，這樣的舞台表演對小資產階級而言才更具吸引力。喝啤酒時的下酒菜很獨特：小塊的白麵包和黑麵包干，外面有層鹽巴，還有浸在鹽水裡的干豌豆。 12月29日 對老百姓而言，俄羅斯已開始成形。一部大型的宣傳影片《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即將上映。攤販們把蘇聯地圖堆放在街上的雪地里售賣。邁耶霍爾德在《我們的歐洲》一劇中使用了這張地圖。在這張地圖上，西方是一個由諸多小俄羅斯半島構成的複雜體系。這張地圖就和列寧的肖像一樣幾乎成為新的俄羅斯偶像崇拜的一大中心。與此同此，舊的偶像崇拜在教堂中延續。這一天，我在閒逛時走進了卡贊聖母教堂。阿絲雅曾告訴過我，她喜歡這座教堂。教堂坐落在紅場一角。首先步入一個寬敞的前廳，裡面是寥寥幾幅聖徒像。這前廳似乎主要供那位看守教堂的婦女使用。裡面陰沉沉的，昏暗的光線倒挺適合策劃陰謀。在這樣的屋子裡可以密謀最可疑的勾當，甚至大屠殺，假如湊巧的話。緊鄰前廳的是真正的祈禱室。登上後面的幾級小台階便是一個狹窄、低矮的台子，在台上可以走過一幅幅聖徒畫像。祭壇與祭壇的間距很小，每一個上面都有一盞紅色小燈閃爍著微光。祈禱室的側牆上是大幅的聖徒像。牆上沒有被畫像遮住的地方都塗著閃亮的金色。天花板上的畫俗不可耐，從上面垂下一盞水晶枝形吊燈。我坐在祈禱室入口處的一把椅子上觀看儀式。這是最古老的聖像崇拜儀式。祈禱者或懺悔者一邊畫著十字一邊問候大幅聖像，然後下跪，額必觸地，接著又在胸前畫十字，走向下一幅聖像。在用玻璃罩著的、或單獨或成排放在斜桌面上的小幅聖像前，跪拜的儀式沒有了，人們俯身在畫像上，親吻玻璃。我走過去，發現在同一張斜桌面上除了珍貴的古代畫像外還有許多不值錢的油印畫。莫斯科的教堂比預料的要多。西歐人是通過空中聳立的尖塔來尋找教堂的。一開始，得習慣於將長長的圍牆和許多低矮的圓頂歸於由一座座修道院或小教堂形成的開闊的建築群落。隨後，也就明白了為什麼莫斯科在許多地方看起來像座密不透風的堡壘：低矮的塔頂在西方是世俗住宅建築的特徵。我從郵局發了電報出來，又去綜合技術博物館轉了很久，沒有找到精神病人繪畫展。為了補償自己，我就沿著「中國城」的城牆一路逛小攤。這裡是舊書交易的中心。在這裡搜尋有意思的非俄語的文學書籍一無所獲。舊版的俄語書（從裝幀判斷）也沒有。然而，在最近這幾年，肯定關閉了許多圖書館。不過，也許只是列寧格勒的圖書館少了，而莫斯科的沒少？在一個小攤上，我給斯特凡買了一隻口琴。——再說說街頭的買賣。所有聖誕用品（包括銀絲條、蠟燭、燭台、聖誕樹裝飾品以及聖誕樹）在12月24日後還在賣。我想會賣到第二個教會聖誕節為止。——比較一下小攤上的價格和國營商店裡的價格。在12月8日買了11月20日的《柏林日報》。在庫斯涅茨基橋上有個男孩，依次敲打著一個個陶罐和小碟子、小碗，向人表明它們有多麼結實。在奧霍特尼街上有個奇怪的現象：女人們攤著手站在那裡，手上鋪層稻草，上面要麼放塊生肉，要麼擺只雞或諸如此類的東西，向過往的路人兜售。她們是沒有營業執照的小販。她們沒有錢付攤位費，也沒有時間為租一天或一周的攤位去排隊。要是民警來了，她們拿著東西就跑。——下午的事不記得了。晚上和賴希一起在我住的旅館附近看了場糟糕的電影（伊林斯基演的）。 12月30日 那棵聖誕樹還在我房裡擺著。我漸漸掌握了周圍那些聲音的結構體系。序曲始於清晨，引入了全部的主導動機：先是踩踏樓梯的聲音，樓梯在我房間的對面，通往地下室。大概是工作人員從那裡走上來開始上班。接著，走廊里開始打電話，一直打到夜裡一兩點，幾乎沒有間斷。在莫斯科打電話真不錯，比在柏林和巴黎要好。所有電話只需三四秒鐘就能接通。我聽到特別多的是一個孩子扯著嗓子對著電話講話。耳朵里聽了那麼多的數字，也就慢慢聽得懂俄文數字了。隨後，九點左右會有一個男人前來挨個敲門，問房裡的那扇小窗是否已經關上。這個時候開始供暖。賴希猜想，會有少量的煤氣透過那扇小窗——即使它是關著的——滲進我的房間。晚上，房間裡常常悶得透不過氣來，可見賴希的話是有可能的。另外，地板也往外冒熱氣，就像火山地帶，有的地方熱得發燙。要是這時還沒有起床，一陣有節奏的敲打聲就會把睡夢震醒，好像在捶打巨大的牛排似的。這是有人在院子裡劈柴。伴隨著所有這些聲響，我的房間寧靜地呼吸著。我很少住過比這一間更容易讓人工作的屋子。——記錄一下俄羅斯的形勢。在與賴希的交談中，我詳述了我的觀點，認為目前俄羅斯的形勢很矛盾。政府對外尋求和平，以便與帝國主義國家簽訂貿易合同。不過，其主要還是力圖（在內政方面）擱置軍事共產主義，尋求暫時的階級和平，儘可能使公民的生活去政治化。而另一方面，年輕人卻在先鋒組織，在共青團接受「革命的」教育。這意味著，革命的事物並非作為經驗，而是作為口號為其所接受。人們試圖在國家生活中切斷革命進程的動力——無論人們願意與否，都已進入修復期，而人們卻無視於此，希望在年輕人身上儲備革命的能量，就像電池儲存電力一樣。這麼做行不通。必須由此在大多數接受過一定教育的第一代年輕人中培養共產主義者的自豪，這在俄國已有了一個專門的詞彙。修復期的特別的困難也十分明顯地體現在教育問題上。針對災難性的受教育程度低下的狀況，俄國人提出口號，要傳播俄國及西歐的經典。（而正是主要由於這個原因，邁耶霍爾德將《欽差大臣》搬上舞台以及該劇沒有獲得成功才被賦予了如此重大的意義。）至於這一口號是多麼必要，聽了不久前在一場辯論中列別丁斯基對賴希所說的關於莎士比亞的話就能夠衡量得出：莎士比亞生活的年代尚未發明印刷術。另一方面，這些資產階級的文化價值本身已經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衰亡進入了生死存亡的關鍵階段。在過去的一百年間，這些價值在資產階級的手中形成與發展，如今，它們將無法被剝奪，要是不能同時令其喪失其最後的，即便還是成問題的、糟糕的重要性的話。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價值就像昂貴的玻璃一樣必須經受住長途運輸的考驗，而假如沒有包裝，它們是無法免於破碎的。然而，包裝就意味著使其變得看不見，這就與官方，即黨所要求的對這些價值進行普及相對立了。如今，在蘇維埃俄國的情形是，這些價值恰恰就是以被扭曲了的、無望的形態被普及著，而這樣的形態最終須歸功於帝國主義。像瓦爾策爾（奧斯卡·瓦爾策爾）這樣的人被任命為科學院院士。科學院院長柯剛在《莫斯科晚報》上撰文談論西方文學，完全無知地隨意關聯（居然把普魯斯特和布羅恩扯在一起！），並企圖憑几個名字來提供關於外國的「信息」。不過，也許美國文化是西方文化中唯一能令俄羅斯生動理解並值得其去研究的文化。文化上的民族諒解本身，也就是說不以具體的經濟關係為基礎，是帝國主義之和平主義變種的興趣所在，對於俄羅斯而言這是修復期的現象。此外，由於俄羅斯掐斷了與國外的聯繫，信息的獲取就越發困難了。更準確地說：與國外的聯繫基本上都經由黨，且主要涉及政治問題。大資產階級已被毀滅；新興的小資產階級在物質與精神上都無法在與外國的關係中牽線搭橋。現在，如果不是受國家或黨的委派前往國外的話，辦理一張出國簽證得花兩百盧布。毫無疑問，俄羅斯對外國的了解遠遠少於外國對俄羅斯的了解（也許要將羅曼語族的國家排除在外）。在這裡，人們主要致力於在廣袤的領土上建立各民族之間的聯繫，不過，最主要的還是建立工人與農民之間的聯繫。可以說，俄羅斯人關於外國文化的極其有限的了解就好比十盧布的鈔票：在俄國本土很值錢，但在國外卻不是流通貨幣。極有意思的是：有個叫伊林斯基的普普通通的俄國電影演員是個恬不知恥的、粗俗的卓別林模仿者，卻在此地享有喜劇名家的盛譽，只因為卓別林的電影太貴，這裡的人們看不到罷了。總體而言，俄羅斯政府在外國電影方面的投資是很少的。那些相互競爭的電影業都對占領俄國市場懷有興趣，俄羅斯吃准了這一點，就能廉價購買外國電影，一些片子幾乎被當作廣告樣片或宣傳樣本而白送予它。俄國電影本身的平均水準——佳作除外——卻並不太高。俄羅斯電影要為題材而奮鬥，因為俄國的電影審查是很嚴的；與戲劇審查完全不同的是，電影審查——也許是考慮到國外的情況——限制了俄國電影的題材範圍。在電影中對蘇維埃領袖進行嚴肅的批評是不可能的，這與戲劇中的情況不同。不過，表現資產階級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美式荒誕喜劇在這裡同樣缺乏生存空間。這樣的戲立足於毫無約束的技巧遊戲。然而，一切技巧的東西在此地都是神聖的，沒有什麼比技巧更被當回事了。不過，俄羅斯電影對性愛最是無知。眾所周知，對愛情與性生活的鄙夷屬於共產主義的信仰。在電影或戲劇中表現悲劇的愛情糾葛會被視為反革命宣傳。如果說社會諷刺喜劇尚有存在的可能，那麼其諷刺的對象基本上是新生的資產階級。至於在這樣的基礎上，電影作為帝國主義統治民眾的首當其衝的機器之一是否會被剝奪，這很成問題。——上午工作，後來和賴希一起去了國家電影局。潘斯基卻不在。我們一同坐車去了綜合技術博物館。精神病人繪畫展的入口在一條支路上。展覽本身令人興味索然；作品幾乎無一例外缺乏藝術趣味，不過布局倒是不錯，無疑具有科學研究的價值。參觀時，有人為我們做簡短的解說。不過，我們所聽到的無非是展品旁的小紙片上已經寫明了的內容。離開博物館，賴希先坐車去了「赫爾岑之家」，我後來也去了。在此之前，我先去了卡梅涅娃學院要了晚上的由塔伊洛夫執導的演出戲票。下午在阿絲雅那裡，還是很無聊。賴希在療養院（從那個烏克蘭人那裡）給自己借了一件第二天穿的毛皮大衣。我們及時趕到了劇院。上演的是奧尼爾的劇作《榆樹下的愛情》。演出非常糟糕，女演員珂楠飾演的角色尤其令人失望，沒意思透了。有意思的倒是通過落幕和燈光變化把該劇分割成一幕幕單獨的場景（電影化）——不過，賴希正確地指出，這種處理方式是不恰當的。該劇的節奏比此地一般的戲快了許多，而布景的動態又使節奏變得更快。布景同時展現了三個房間的橫截面：底層是個大房間，看得到室外和出口。從一定的位置看過去，這房間的牆壁呈一百八十度角「豎立」著，於是，室外就從四面八方照進了室內。另外兩個房間在第二層，由一道樓梯通達。樓梯被隔板擋住了，觀眾看不到。看演員們橫穿隔板上下樓梯頗有意思。石棉幕布上分六欄預告了隨後數日的節目。（該劇院周一休演。）賴希請求我在沙發上過夜，我同意了，並答應第二天早上叫醒他。 12月31日 這天，賴希坐車去看達佳。十點左右，阿絲雅來了（我還沒有收拾好），我們去了她的裁縫那裡。這次外出從頭到尾都很沉悶、乏味。一開始就是一通指責：說我把賴希拽到東拽到西，把他累壞了。後來，她對我承認說，這些天她生我的氣是因為那件我送給她的絲綢襯衫的緣故。她第一次穿就把它扯破了，因為她把它當罩衫穿了。我還愚蠢地說了一句，這襯衫是我在柏林維特海姆百貨公司買的。（扯了個小謊——這終究是愚蠢的。）不過，我也沒法多說什麼，因為我一直在等待柏林的消息，真叫個磨人，我又感到心煩意亂了。最後，我們去一家咖啡館打算坐上幾分鐘。可是，這咖啡館就像白去了一樣。阿絲雅只想著一件事：準時回療養院。我不知道，為何最近幾天，當我倆共處時，當我們的目光注視彼此時，那所有的生機全都消失不見了。然而，我所感到的不安令我無法掩飾這一事實。阿絲雅所希求的那種山盟海誓般的專一恰是我所無法給予的，因為我沒有得到任何來自她的鼓勵與友善。她自己正因為達佳的緣故而心情糟糕，賴希帶回來的消息至少不能令她滿意。我正在考慮下午少去看她，因為就連那個小房間也令我感到壓抑。現在，那裡很少只有三個人，經常是四個，而要是阿絲雅的同屋有客人的話，那人就更多了。我聽著那麼多的俄語，什麼也聽不懂，不是打瞌睡就是看書。下午，我給阿絲雅帶去了蛋糕。她卻只是一味地責備，心情糟糕透頂。賴希已經在我之前半個小時去了她那裡——我要把給黑塞爾（弗朗茨·黑塞爾）的一封信寫完——，他講的關於達佳的情況令阿絲雅的情緒非常激動。氣氛始終陰沉沉的。我早早離開，去邁耶霍爾德劇院為我們取當晚上演的《我們的歐洲》的戲票。之前還回了一趟旅館，告訴賴希演出於七點三刻開始。我順便看了看有沒有郵件：什麼都沒有。中午，賴希幫我聯繫上了邁耶霍爾德，他同意給我戲票。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第二經理，在那裡取了票。令人吃驚的是，阿絲雅按時來了。她又圍著她的黃圍巾。這幾天，她的臉泛著一種可怕的光澤。演出還沒開始，我們站在布告前，我說：「其實，賴希是個了不起的傢伙。」「？」「要是今晚我不得不獨自坐在什麼地方的話，我會憂鬱得上吊。」不過，即便我說了這些話也沒有使我們的交談變得活躍。那出歌舞劇非常有意思，有那麼一會兒——我已不記得是看到什麼地方的時候——我倆又覺得彼此很親近。我想起來了，是《里西咖啡館》那幕，伴著音樂和印第安舞。「十五年來，」我對阿絲雅說道，「這種印第安浪漫風情風靡全歐洲，其所到之處，人們無不為之傾倒。」幕間休息時我們和邁耶霍爾德交談。第二次休息時他讓一位女士帶我們去「博物館」，那裡保存著他的舞台布景的模型。在那裡，我看到了《可笑的男人》一劇的精美的場景布置，《布布斯》一劇有名的用竹子圍起來的布景（在演員上台與下台時以及劇中所有重要之處，都會由竹管發出或響或輕的擊打聲），還有《咆哮吧，中國！》一劇中的船頭和舞台前方的水以及其他東西。我在一本書里簽了名。最後一幕中的槍擊令阿絲雅感到煩擾。第一次休息時，我們去找邁耶霍爾德（直到休息快結束時我們才找到他）。有片刻時間，我在阿絲雅前面走著台階。這時，我感到阿絲雅的手碰到了我的脖子。我的衣領翻翹著，她把它又翻服帖了。這一觸碰使我意識到我已有很久沒有被哪只手親切地觸摸過了。十一點半，我們又來到了大街上。阿絲雅責備我什麼都沒有買，她說，否則她還會去我那兒慶祝除夕的。我請她再去咖啡館坐坐，卻是徒勞。她也不認為賴希可能會買了吃的。我很傷心，一聲不吭地陪她回去。這一晚的雪泛著星光。（還有一次，我在她的大衣上看到了水晶般的雪花，在德國也許永遠不會有這樣的雪花。）到了她的住所前，我幾乎是有意違逆，並且是為了試探她而非出於真情地請求她給我一個吻，就在歲末。她沒有吻我。我轉過身，此刻，在新年來臨之際，固然落寞，卻並不悲傷。因為我知道阿絲雅也是孤獨的。我剛走到旅館前，一陣微弱的鐘聲恰好響起。我駐足聆聽了一會兒。賴希開了門，大失所望。他買了很多東西：波爾圖葡萄酒、哈爾瓦、鮭魚、香腸。這時，我又為阿絲雅沒來我這裡而感到不愉快了。不過，我們很快就談笑風生地度過了快活的時光。我躺在床上吃了許多東西，美美地喝了不少波爾圖葡萄酒，以至於最後只能既費勁又機械地進行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