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日記 · 前言[1]

瓦爾特·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記》記錄了其於1926年12月6日至1927年1月底在莫斯科為期兩個月的逗留。就我對本雅明文獻的了解情況而言，這部《莫斯科日記》是非常獨特的。毫無爭議，這是我們所掌握的關於本雅明的一段重要的生命歷程的絕對最具個性的、徹底且無情坦白的記錄。本雅明的其他一些保留下來的日記形式的記錄往往是開了個頭沒寫上幾頁就停筆了，沒有哪一種能與此相提並論，甚至包括他於1932年考慮要自殺時所寫的非常個性化的種種訊息。 在此，我們掌握著一份自成一體的、記錄了一段對本雅明而言十分重要的生命歷程的文獻。這段生命歷程完全未經審查地——這麼說當然首先指的是：未經本雅明本人的審查——呈現在我們眼前。所有迄今為止公之於眾的、尚存的、寫給各類人物的書信，總是有著一種特定的取向，或許甚至可以稱之為傾向，一種對收信人有所顧慮的傾向。所有這些書信都缺失了那麼一種維度。這種維度恰恰只存在於毫無保留的、誠實的自我省思與自我交代當中而且恰恰就在此中敞開自身。唯獨《莫斯科日記》傳達了一些在其他地方未被明確寫下來的東西。當然，在這裡或那裡，比如說偶爾在本雅明的一些格言警句式的暗示里，也有對這些事物的提示，只是，這樣的提示始終是謹慎的、「消過毒的」，是經過了自我審查的。而在此處，它們卻在其充分、詳盡的原始關聯中顯現了出來。從本雅明寫自莫斯科的少數幾封留存的書信來看——其中有一封是給我的；另有一封是給尤拉·拉特（Jula Radt）的——此種關聯是我們未曾料想到的。 三大要素共同影響了本雅明的莫斯科之行。首先是他對阿絲雅·拉西斯的激情。其次是他想進一步考察俄國社會狀況的願望，或許甚至還希望與此建立某種形式的關聯並由此對關於是否加入德國共產黨的問題做出決定。這個問題，他已經考慮了兩年多。最後，顯然還要考慮到踏上行程之前業已接受的寫作任務。這些任務要求本雅明匯報莫斯科的城市面貌及生活，即莫斯科的「外在形象」。順便說一下，一些方面預支的稿費也確實為本雅明在莫斯科的逗留提供了經濟上的保障。為此，本雅明日後須撰寫與此次行程相關的文章。1927年年初發表的四篇文章就是直接起因於這樣的約定，尤其是與布貝爾（Buber）商定的發表在雜誌《造物》上的長文《莫斯科》。這篇文章是對《莫斯科日記》中最初的相關記錄所做的、往往是大規模的重寫，其不可置信的精確性令人驚嘆，觀察與想像在其中以罕見的強烈程度緊密相連。 日記里有很大的篇幅生動地描寫了本雅明與文學界和藝術界的主流人士以及一些有分量的幹部交往的嘗試，以期建立一種對其自身而言富有成果的聯繫，而最終這些嘗試都失敗了。本雅明作為德國文學界與精神界派駐俄羅斯的通訊員謀求建立此類穩固關係的意圖失敗了。與此同時，日記里，除此之外別無他處，還詳細記錄了本雅明關於是否加入德國共產黨的考慮。對各種利弊的權衡最終導致了徹底的放棄。本雅明認清了界限，他不願意逾越界限。 行程之初，本雅明對自己與莫斯科的文學圈子建立聯繫懷抱著樂觀的期待，而其後等待他的莫斯科的現實卻令其大失所望。期望與失望，兩者差異迥然。一封迄今尚未公開的書信代表了他的樂觀主義，這便是他於1926年12月10日，在其到達莫斯科僅僅四天之後寫給我的一封信。我為此書[2]的出版提供了此信。這是唯一一封他確確實實從莫斯科寫給我的信。至於這些期待最終變成了什麼，我們現在可以在其日記的極盡詳細的進展中了解到。本雅明逐漸失去了——不過，因此絕沒有使人少了分毫壓抑之感——此前所抱有的一切幻想。 至於本雅明如何評價其在莫斯科的經歷與體驗，我們還可以非常明確地在他於回國僅僅三周之後寫給馬丁·布貝爾（Martin Buber）的一封信里看到（1927年2月23日）。在信中，他預告了其為布貝爾主辦的雜誌《造物》所撰寫的《莫斯科》一文即將收尾。在我看來，此處應該將本雅明寫於此信中的總結公布出來。他寫道：「一切理論都將遠離我的描述。我將能夠，如我所願，恰恰由此而使造物說話：既然我已同樣成功地理解並把握了這種嶄新的、令人驚詫的語言，它透過一種完全改變了的環境的聲音面具隆隆作響。我要對眼下的莫斯科城做一種描述，在這一描述中『一切事實就是理論』，且這一描述由此而放棄一切推論的抽象，放棄一切預後，甚至在一定界限內也放棄一切評判。我堅定不移地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抽象、預後、評判完全可能不以精神『數據』為基礎，而純粹從經濟事實出發。對此，哪怕在俄羅斯國內也只有極少數的人有足夠廣泛的了解。莫斯科，如其眼下自我表現的那樣，使人如圖解般簡化地看到了各種可能：首先是革命失敗的可能和革命成功的可能。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會存在一些不可預見的東西，其形象將大大有別於任何綱領性的未來描繪。如今，這正在人們身上以及他們周遭的環境中生硬而鮮明地顯現出來。」 對1980年的讀者而言，還要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這在日記里才初顯端倪，即幾乎所有本雅明終究還能夠與之建立起聯繫的人——順便說一下，不管他當時是否清楚這一點，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猶太人——都屬於反對派，不是政治上的反對派，就是藝術上的反對派，這在當時差不多還能夠互相區分得開。這些人，據我對其命運所能了解到的情況而言，都或早或晚地作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在其他徵兆下成了當時業已發端的史達林統治的犧牲品，就連本雅明的女友阿絲雅·拉西斯後來也在「肅反」運動中被迫在一個集中營度過了多年光陰。此外，本雅明越來越強烈地覺察到他的許多重要的合作夥伴身上的或由恐懼或由玩世不恭所決定的機會主義。他未能避開這樣的機會主義，以至於最終爆發了激烈的爭執，甚至在面對阿絲雅·拉西斯的時候。 在本雅明的這些行動的過程中，對他的精神狀態而言，他與那位極富才智的導演伯恩哈德·賴希（Bernhard Reich，早年在柏林的「德意志劇院」）——阿絲雅·拉西斯的生活伴侶（後來在其晚年成了她的丈夫）——的不無緊張的關係比起與其女友的關係更為重要，更富有啟發。正如日記所證實的那樣，阿絲雅並不擁有賴希所掌握的人脈。然而，即便與賴希，本雅明的內心也早在1927年1月就產生了一種費力掩飾的決裂。 當然，這部日記的核心，如文中所揭示的那樣，無疑是本雅明與阿絲雅·拉西斯（1891—1979）那問題重重的關係。幾年前，阿絲雅出了一本回憶錄《職業革命家》，其中有專門的一章講瓦爾特·本雅明。對那一章的讀者而言，眼前的這部日記必定會令其大吃一驚，覺得既苦澀又壓抑。 1924年5月，本雅明與阿絲雅·拉西斯相識於卡普里。他在從卡普里寫給我的幾封信里提到過她，並沒有說她的名字，只是提到「一個里加來的信奉布爾什維克的拉脫維亞女子」以及在談到「對一種極端的共產主義之現實性的深刻洞見」時所說的一位「里加來的俄羅斯革命者，我所認識的最傑出的女性之一」。無疑，從那時開始直到至少1930年，阿絲雅·拉西斯對本雅明的生活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本雅明主要為了阿絲雅·拉西斯的緣故而動身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和她還分別於1924年在柏林，1925年在里加，也許甚至還有另一次在柏林相處過。繼朵拉·凱爾納（Dora Kellner）和尤拉·科恩（Jula Cohn）之後，阿絲雅·拉西斯成了第三位對本雅明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女性。由本雅明在其作品《單行道》中寫給阿絲雅·拉西斯的獻詞來看，情愛的紐帶還與她施加給他的一種強烈的才智上的影響聯繫在一起：「這條街名叫阿絲雅·拉西斯大街，通往那個作為工程師在作者心裡將它開鑿出來的人。」不過，這本日記恰恰未能讓我們見識並理解本雅明所愛的這位女子才智的一面。這部講述了一個幾乎直至逗留的最後一刻都未獲成功的追求故事的日記，簡直懇切得令人絕望。當然，本雅明去莫斯科的時候，阿絲雅正臥病在床，一直待在一家療養院，幾乎直到他離開。然而，她究竟得了什麼病，我們卻一無所知。於是，他倆在一起的時候大多都是在療養院的房間裡，只有幾次阿絲雅去了本雅明下榻的旅館。她此前與人所生的女兒，我估計約莫八九歲的樣子，也同樣生著病，住在莫斯科城外的一家兒童療養院裡。所以說，阿絲雅不可能積極地參與本雅明的各種活動。她始終只是他所寫的一篇篇報道的收聽者，是他所追求的、卻對其幾乎完全拒斥的對象，以及，這種情況並不少見，不友好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幸的爭吵時的對手。對阿絲雅的徒勞的等待、永遠的拒斥，最後甚至還有一種程度不低的對待情愛的玩世不恭，所有這一切都被極度詳細地寫入了日記，使得任何有說服力的、體現才智的跡象的缺失越發顯得不可思議。與此相應的是，所有見過本雅明和阿絲雅在一起的人，在對我講述他們的印象時都一致表達了他們對這對只會不斷吵架的情侶的驚訝。另外，1929年和1930年，阿絲雅去了柏林和法蘭克福，本雅明竟然為了她而離了婚！如此看來，這裡留下了一些無法解釋的東西，這其實很符合像本雅明那樣的人生。 耶路撒冷 1980年2月1日 格斯霍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 * * * [1] 此前言譯自蘇爾坎普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單行本《莫斯科日記》。除特殊說明外，注釋均為譯者所注。 [2] 指《莫斯科日記》單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