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日記 · 1927年

1月1日 大街上在賣新年花束。經過斯特拉斯諾伊廣場時我看見一個人，手裡拿著長長的枝條，上面粘著綠色、白色、藍色和紅色的紙花，一直粘到頂端，每個枝丫上粘一種顏色的花。我打算寫一寫莫斯科的「花」，不僅要寫英勇的聖誕玫瑰，也要寫商販們在城裡走街串巷時自豪地高高扛著的燈罩上的大蜀葵。然後再寫寫蛋糕上甜甜的糖蘿蔔。不過，也有「豐饒角」蛋糕，裡面塞滿了爆竹糖果或用彩紙包裹的巧克力夾心糖。里拉琴形的蛋糕。舊時青少年讀物中的製作糕點甜食的師傅似乎只在莫斯科留存了下來。只有這裡有形形色色的拉絲糖。嚴寒中，舔著糖棍能讓人感到獲得了補償。還要說一說天寒地凍賦予此地人的靈感：農民的圍巾上用藍色羊毛縫製的圖案就是模仿玻璃窗上的冰花而來。大街上的東西真叫人目不暇接。我發現，透過眼鏡店裡的那種藍色眼鏡，傍晚的天空會突然染上南方的色彩。還有寬大的雪橇，有三個隔層，擺放著花生仁、榛子和葵花籽（現在，蘇聯的法令禁止在公共場所嗑葵花籽）。我還看見一個小販在賣玩具娃娃坐的小雪橇。最後，還看見那些錫制垃圾箱——不允許在馬路上亂扔東西。此外，再說說商店的招牌：有個別拉丁文的字樣：Café（咖啡館）、Tailleur（裁縫鋪）。每間啤酒屋的招牌上都有「Piwnaja」字樣——招牌背景上部邊緣的暗綠色漸漸褪成了髒兮兮的黃色。許多商店的招牌都呈直角伸到馬路上。——新年的早晨，我在床上賴了很久。賴希沒睡懶覺。我們說了大概兩個多小時的話。究竟說了些什麼，我已不記得了。將近中午時，我們出了門。那家我們在節假日常去吃飯的地窖餐館關著門，於是，我們就去了利物浦飯店。這一天特別冷，我很費勁地走著路。吃飯時我坐在一個很不錯的角落裡，右邊是窗戶，能看見一座落滿雪的院子。現在，我已無酒不成餐了。我們點了些冷食。只可惜菜上得太快，我可真想在那間只擺了幾張桌子的、安著木質護牆板的屋子裡多坐一會兒啊！飯店裡沒有一個女人。這令我感到很愜意。在擺脫了對阿絲雅的痛苦的依賴之後，我感到了對寧靜的強烈渴望，發現隨處都有能滿足這一渴望的源泉。當然，眾所周知，首要的是吃喝。就連想像我的漫長的歸程也令我感到些許的舒坦（只要不像前幾天那樣為家事而心煩意亂）。設想讀一本偵探小說（雖然已很少再讀了，但有這樣的念頭）；每天在療養院玩多米諾骨牌，有時能以此消解我和阿絲雅的緊張關係。不過，據我所知，這一天我們沒有玩多米諾骨牌。我請賴希替我買些橙子，我要送給阿絲雅。我這麼做倒並不完全是因為前一天晚上阿絲雅要我第二天給她帶些橙子去——我當時甚至拒絕了她——，我是想在頂著嚴寒匆匆行路的過程中找個機會休息一下。可是，阿絲雅卻悶悶不樂地收下了那袋橙子（我沒告訴她我在袋子上寫了「新年快樂」；她沒看到袋子上的字）。晚上在家寫作、聊天。賴希開始讀我寫的那本關於巴洛克的書。 1月2日 我的早餐很豐盛。因為午餐沒指望，賴希就買了些東西。下午一點，革命劇院為新聞界上演伊列什的劇作《暗殺》。由於錯誤地估計了觀眾渴望刺激的心理，該劇被安了個副標題，叫《買支手槍吧》。如此一來，該劇本該富於懸念的結局——即一名白衛軍刺客在其暗殺行動被共產黨人發覺之時正企圖舉槍瞄準他們——從一開始就白費了。這齣戲裡有一幕具有恐怖劇的效果。此外，該劇有巨大的政治理論雄心，因為它要刻畫小資產階級走投無路的困境。然而，該劇缺乏原則、沒有把握且無數次向觀眾拋媚眼的表演卻並未體現出這一點。演出甚至令該劇的巨大優勢——即由出現在1919年的沒落、骯髒、荒蕪的奧地利的集中營、咖啡館和兵營所營造的吸引人的氛圍——喪失殆盡。我從未見過如此經不起推敲的舞台空間布置：上台處和下台處一直完全不起作用。倘若一個不懂行的導演試圖接手舞台的話，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邁耶霍爾德的舞台會是什麼樣子的了。劇場滿座。甚至還能看到有人盛裝出席這一場合。觀眾呼喊伊列什，他出來謝了幕。天氣很冷。我穿著賴希的大衣，因為他考慮到面子想在劇院裡顯得體面一些。幕間休息時，我們結識了戈羅德茨基及其女兒。下午，在阿絲雅那裡，我陷入了一場無休止的政治討論，賴希也加入了其中。那個烏克蘭人和阿絲雅的同屋是一方，阿絲雅和賴希則是另一方。話題還是關於黨內的反對派。不過，這場爭論沒有取得任何諒解，更別說取得一致意見了。根據阿絲雅和賴希的觀點，反對派若從黨內退出則必然意味著意識形態威望將蒙受損失，而其他人卻並不明白這一點。我直到下樓同賴希一起抽菸時才知道他們爭論的是什麼。這場在五個人（阿絲雅同屋的一個女友也在場）中間用俄語進行的談話把我晾在了一邊，再次使我既沮喪又疲憊。要是他們繼續談下去的話，我決定離開。不過，我們回到樓上後，大家決定去玩多米諾骨牌。我和賴希搭檔，對手是阿絲雅和烏克蘭人。這是新年過後的星期天，由那位「好」護士負責監管，因此我們在那兒一直待到晚飯後，激烈地玩了好幾局。那時，我感覺好極了，那個烏克蘭人說他很喜歡我。最終離開後，我們還在一家甜品店喝了些熱飲。在住所就我作為自由作家所處的位置問題——在黨與職業之外——展開了長談。賴希對我說的話是對的：我對任何當著我的面說出我所說過的話的人，都以這同樣的話來回應。我也坦率地向他解釋了這一點。 1月3日 我們一早離開住所前往賴希的房東太太所在的工廠。那裡有很多東西可看，我們待了將近兩個小時。我先從「列寧角」看起。在一間刷了白色塗料的房間裡，後面的牆上拉著紅幕布，天花板上垂下紅色的鑲邊，上面掛著金色的流蘇。這一紅色背景的左側擺放著列寧的半身石膏塑像，像粉刷過的牆一樣白。一套傳動裝置從旁邊生產聖誕樹銀絲條的車間伸進這間屋子。輪子轉動著，皮帶穿過牆上的一個洞滑動著。牆上張貼著宣傳畫和著名革命家的肖像或能簡要總結俄國無產階級歷史的圖畫。1905～1907年這一時期被繪製成了一張大明信片風格的圖畫，上面相互交織地展現了街壘戰、牢房、鐵路工人起義、冬宮前的「黑色星期天」等場景。許多宣傳畫都是反對酗酒的。牆報也是這一主題。按照規劃，牆報每月一期，可事實上並沒那麼頻繁。從整體上講，牆報具有兒童彩色滑稽小報的風格：圖畫、文章或者詩歌以多樣的方式散布其間。不過，牆報的首要任務是記錄該廠的集體事務。所以，牆報中會諷刺地記錄個別傷風敗俗的事情，不過也會記錄前一階段所完成的教育工作，並配以統計圖表。牆上張貼的其他一些畫是進行衛生保健宣傳的：建議用紗網抵禦蒼蠅，闡明喝牛奶的好處。這裡總共有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員（三班制）。主要產品有：橡皮帶、紗筒、細繩、銀絛和聖誕樹飾品。這樣的工廠莫斯科獨此一家。不過，其結構與其說是一種「垂直」管理的結果，不如說是工業專門化水平低下的證明。在這同一間屋子裡，相距不過數米能看到由機械和手動操作的同一生產過程。右邊，一台機器將長線繞到小紗管上；左邊，一名女工的手在轉動一個大木輪子。兩者的過程相同。雇員大都是農婦，其中黨員不多。她們不穿制服，連條工作圍裙也沒有，就那麼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像在幹家務似的。這些頭上包著羊毛頭巾的家庭主婦們安靜地埋頭工作。她們的周圍是一幅幅展現機器操作的種種可怕之處的宣傳畫。畫上有一個工人的胳膊卡進了輪輻；另一個工人的膝蓋夾在兩個活塞中間；還有一個因為喝醉了酒按錯了開關而導致了短路。精細的聖誕樹飾品的生產完全依賴於手工製作。一個明亮的車間裡坐著三個婦女。其中一個將銀線剪成一條條短的，從中抓起一把，再用一根從線圈上緩緩放下來的金屬絲把它們扎在一起。金屬絲穿過她的牙齒就像穿過一道縫隙。然後，她把一把把閃閃發光的銀線拉扯成星星的形狀，就交給同事，後者再往上粘一隻紙蝴蝶、紙鳥或一個聖誕老人。這個車間的另一個角落裡坐著一位婦女，她以類似的方式用銀絲條製作十字架，一分鐘做一個。我向她轉著的輪子彎下腰，看她幹活，她忍不住笑了。別的地方在製作銀絛。這是為俄羅斯具有異域風情的邊遠地區製造的產品，做波斯頭巾所用的銀絛。（樓下生產銀絲條：一名男子在用磨石加工絲線。那些金屬絲被加工成其原來直徑的二百分之一或三百分之一粗細，然後被鍍上一層銀或其他金屬。接著立刻被送往頂樓高溫烘乾。）——後來，我走過招工大廳。中午，大廳門口擺起了食攤，賣熱蛋糕和切片烤腸。從工廠出來我們去找格內丁。他看上去遠沒有兩年前在俄羅斯大使館我剛認識他的那個晚上那麼年輕了。不過，還是很聰明，討人喜歡。我非常謹慎地回答他的問題，這並不僅僅是因為這裡的人普遍都很敏感且格內丁尤其信奉共產主義理念，而且也是因為一種謹慎的表達方式適合於叫人相信這是個必須被認真對待的對話者。格內丁是外交部的中歐事務負責人。他的並非無足輕重的仕途生涯（他已放棄了一個更好的機會）據說與他是P的兒子不無關係。他尤其贊同我所強調的觀點，即認為根本不可能將俄國的生活條件同西歐的生活條件進行詳細的比較。我去彼得羅夫卡大街申請將居留期延長六周。下午，賴希想獨自去阿絲雅那裡。於是，我就待在家，吃了點東西，寫作。七點左右，賴希回來了。我們一起去邁耶霍爾德劇院，在那裡與阿絲雅碰頭。對阿絲雅和賴希來講，當晚的重頭戲是賴希要按阿絲雅所願在討論中做演講。結果卻沒有演講成。因為，賴希不得不在其他要求參加討論的與會者的包圍下在講台上忍受了兩個多小時。在一張綠色的長桌子旁坐著盧那察爾斯基、「政治教育中央委員會」藝術處處長兼討論會主席佩爾舍、馬雅可夫斯基、安德烈·別利、列維多夫以及其他諸人。劇場第一排坐著邁耶霍爾德本人。休息時，阿絲雅離開了，我送了她一程，反正我一個人也聽不懂他們的發言。當我返回時，一位反對派的發言人正言情激烈，煽動人心。然而，儘管劇場大廳里邁耶霍爾德的反對者占據了多數，此人還是沒能贏得聽眾。而當最終邁耶霍爾德本人上台時，歡迎他的是暴風雨般的掌聲。不過，不幸的是，他隨後對其演說家的氣質過於信賴了。話語間流露出一種令所有人反感的敵意。最後，當他質疑一位批評者之所以攻擊他只是因為此人當初受僱於邁耶霍爾德劇院期間與老闆有分歧時，他徹底失去了人心。他搬出卷宗當救兵，為其劇作中遭人抨擊的地方做了一些客觀的辯解，但已無濟於事了。他還沒說完，許多人就已離開了。這時，賴希也已明白沒法再干涉了。不等邁耶霍爾德的話結束，他就來到我身邊。邁耶霍爾德終於講完時，掌聲寥寥無幾。料想接下去不會有什麼新的東西了，我們沒等討論會繼續就走了。 1月4日 我拜訪柯剛的日期到了。可是，尼曼早上打電話通知我下午一點半到卡梅涅娃學院，要去參觀克里姆林宮。上午，我待在家。學院裡集合了大約五六個人，除我以外看起來都是英國人。接著，我們就在一位不怎麼招人喜歡的先生的嚮導下徒步前往克里姆林宮。走得很快，我費力地跟著。最後，一隊人不得不在克里姆林宮的入口處等我。圍牆裡面首先叫人驚訝的是政府大樓過度整潔的外表。我只能將此與模範城市摩納哥的所有建築——一個緊鄰統治者的特權階級的住宅區——給人的印象相比。甚至連建築物正麵粉刷的亮白色或奶黃色都很相似。不過，在摩納哥，一切都在光與影的變幻中形成鮮明對照，而此地則到處是一片均勻的雪光，色彩從這雪地的光亮中更加平靜地凸顯出來。此後，當天色漸漸變暗，雪地似乎在不斷地延展。在政府大樓閃亮的窗戶近旁，塔樓和圓頂聳入夜空：被制服了的紀念碑，它們在勝利者的大門前站崗。在這裡，車燈也射出耀眼的光束刺入黑夜。車燈的光線令克里姆林宮裡寬闊的騎兵訓練場上的馬匹驚恐不安。行人在小汽車和不聽使喚的馬匹中間艱難前行。運雪的雪橇排成長龍，有個別騎馬的人。一群群默不作聲的烏鴉落在雪地上。克里姆林宮大門口的哨兵站在耀眼的燈光中，身著扎眼的土黃色毛皮大衣。他們頭頂上閃爍著指揮出入口交通的紅燈。莫斯科所有的顏色在這裡，俄羅斯的權力中心，匯聚成一面稜鏡。紅軍俱樂部面朝著這片場地。離開克里姆林宮前，我們走了進去。房間裡窗明几淨，看起來比其他俱樂部的房間要簡樸、整潔。閱覽室里有許多象棋桌。由於列寧本人也下象棋，象棋就在俄國獲准通行了。牆上掛著一幅木刻浮雕，是一幅輪廓簡化了的歐洲地圖。地圖旁邊安著一個手柄，轉動這個手柄就會在俄國和歐洲的其他地方依次按時間順序亮起一個個點，那是列寧曾經生活過的地方。不過，這個裝置不太好使，總是有好幾個地方會同時亮起。俱樂部有個借書處。我覺得一張布告很好玩，上面圖文並茂地說明了有哪些方法可以使圖書免遭污損。另外說一下，此次參觀的嚮導組織得很差。我們好不容易到達克里姆林宮時已將近兩點半了，隨後，當我們參觀完軍械庫後終於踏進教堂的時候，天已經很黑了，裡面什麼也看不清。不過，由於教堂里的窗戶又小、安裝得又高，無論如何總是需要內部照明的。我們走進了兩座大教堂：大天使大教堂和烏斯佩斯基大教堂。後者過去是沙皇加冕的教堂。其內部為數眾多卻非常侷促的空間想必體現了權力的高度克制。由此而必定給那些儀式造成的緊張氛圍，如今已很難想像。在教堂里，那位討厭的參觀負責人退到一旁，和藹的老勤雜工舉著蠟燭慢慢地照著一面面牆壁。儘管如此，卻很難看清楚什麼。那許多外表看起來似乎差不多的畫像也無法給外行傳遞任何信息。不過，還有足夠的光線能讓人從外面觀賞這些美麗的教堂。尤其令我記憶猶新的是雄偉的克里姆林宮裡的一處迴廊，那裡有一個挨著一個的閃閃發光的彩色小圓頂。我相信，公主們的閨房就在那裡。克里姆林宮所在的地方曾經是一片森林，其最古老的教堂就叫作「林中的救世主堂」。後來，這裡教堂林立。儘管末代沙皇們為了興建新的無關緊要的建築拆除過教堂，剩下的教堂仍多得足以構成一座教堂迷宮。這裡也有許多聖像站立在教堂的外牆上，從最高處的鐵皮屋檐下像躲避風雨的鳥兒一樣俯瞰著下方。他們低垂著曲頸瓶似的腦袋傾訴哀傷。可惜，這一下午的大部分時間都被用於參觀軍械庫龐大的收藏了。這些壯觀的收藏令人眼花繚亂，可是，當你想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於克里姆林宮本身雄偉的地形和建築時，參觀這些收藏卻只會令你分心。人們很容易忽視克里姆林宮之美的一個基本條件：那些開闊的廣場上沒有一處紀念碑。與此相反的是，在歐洲，幾乎沒有哪個廣場沒有在19世紀的進程中因為設立紀念碑而褻瀆、破壞了其內在的隱秘結構。在軍械庫的收藏中，我特別留意到一架四輪馬車，那是拉祖莫夫斯基親王送給彼得大帝的一個女兒的禮物。馬車上臃腫的、像波浪般起伏的裝飾叫人即便是站在平地上也感到頭暈目眩，就更別說想像它在路上顛簸的樣子了。當得知這輛車是由法國海運過來的之後，這不舒服的感覺簡直就到頂了。所有這些財物都是以一種沒有未來的方式獲得的——不僅是它們的格調，還有獲得它們的方式本身都已經消亡了。它們肯定給其最後的占有者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可以想見，擁有這些財寶的感覺能令他們幾乎喪失理智。不過，收藏的入口處如今卻掛著一幅列寧像，就像在一個原先供奉神靈的地方由皈依了的異教徒豎起了一個十字架一樣。——這一天剩餘的時間基本荒廢了。沒能吃上飯。我離開克里姆林宮時已近四點。去找阿絲雅時，她卻還沒有從她的女裁縫那兒回來。我只看到了賴希和那位迴避不了的同屋。不過，賴希等不及就走了。隨後不久，阿絲雅現身了。很遺憾，後來話題轉到了那本關於巴洛克的書上，她說了些尋常的看法。後來，我讀了一些《單行道》里的內容。戈羅丁斯基（？）邀請我們晚上去做客。不過，就和當初在格拉諾夫斯基家一樣，這次我們也錯過了晚餐時間。因為，就在我們出門前，阿絲雅來找賴希說話。當我們晚了一個小時到場的時候，只遇到了戈羅丁斯基的女兒。這天晚上真拿賴希沒有辦法。我們長時間地到處尋找飯館，能讓我好歹吃些東西。我們走進了一家用粗糙的木板隔斷的、簡陋至極的「雅座」，最後，來到盧比揚卡街附近的一家並不招人喜歡的啤酒屋吃了些難吃的東西。之後，又去伊列什家待了半小時。他本人不在，他的妻子為我們煮了上等好茶。然後回家。我原本還想和賴希一起去電影院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的，可他太累了。 1月5日 莫斯科是所有大城市中最安靜的，下雪天更是如此。馬路樂團里的主打樂器——汽車喇叭在這裡只有為數不多的演奏者。小汽車很少。與其他中心城市相比，這裡的報紙也很少，基本上只有一份馬路小報和唯一的一張每天下午三點左右面世的晚報。此地小販的吆喝聲也很輕。大部分的街頭買賣是非法的，因此不想引人注意。小販們很少吆喝著向路人兜售，而是以低沉的聲音——如果算不上是耳語的話——與人交談，不免有些許叫花子般乞求的語氣。只有一種人能在此地的大街上喧鬧地行走，就是那些背著背囊收買破爛的小販。他們那悲戚的叫喊聲每周一次或數次響徹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這些街道有一個獨特之處：俄羅斯的鄉村在其中玩著捉迷藏的遊戲。要是你走進任意一道大門——它們往往由鐵柵欄鎖著，不過，我從未看到過有哪道大門是鎖著的——，你就站在了一個廣闊的居民區的入口，其面積之廣、規模之大叫人以為這城裡的空間似乎是不要錢的。一個農莊或一處村落就這麼展現在你眼前。地面高低不平，孩子們坐著雪橇，鏟著雪。堆放木材、器具或煤炭的倉庫填滿了角角落落。四周栽著樹。簡易的木樓梯或額外搭建的屋棚使得那些臨街的、外表顯得十分城市化的房屋的側面或背面具有俄羅斯農家宅院的面貌。由此，街道便增添了一道鄉村風光。——莫斯科處處看上去都不怎麼像這座城市本身，倒是更像郊外。濕軟的土地、木板售貨棚、一批批運輸的原材料、被趕去屠宰的牲畜、破落的小酒館等等，在最為中心的城區都能看得到。這天，當我走在蘇哈列夫斯卡婭大街上時，我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我想去看著名的蘇哈列夫公園。這裡有一百多個售貨亭，就像一次盛大的博覽會的後續。我從離教堂（尼古拉耶夫斯基大教堂）最近的廢鐵收購區走了進去。教堂那一個個藍色的圓頂高高地隆起在市場上空。在這裡，人們就把商品擺放在雪地上。你能發現舊鎖、米尺、手工藝工具、廚房用具、電氣材料等等。這裡也能當場維修東西。我看見有人在湊著火焊接。這裡沒有任何地方可坐，大家都站著，不是在閒談就是在交易。市場一直延伸至蘇哈列夫斯卡婭大街。當我走過那許許多多的鋪位和那些由售貨棚連成的大道時，我明白了，此處的這種市場與博覽會的布局也決定了莫斯科街道的大部分面貌。街上有鐘錶區和服裝區，有電氣材料和機械貿易中心，然後就又是一條條街，街上一家商店也找不到。在這裡的市場上，能發現商品的建築學功能：布塊和布匹成了壁柱和圓柱；鞋子、氈靴被繫著鞋帶成排地掛在售貨台上方，成了售貨棚的屋頂；大大的手風琴形成了一堵堵聲牆，有點兒像會唱歌的門農石像。我在此處的玩具攤位區終於找到了我要的銅茶炊，可以用它裝飾聖誕樹。我第一次在莫斯科看到賣聖像的攤位。它們大都按傳統的方法鍍了一層銀，上面印著和聖母瑪利亞長袍上一樣的褶子。只有頭和手的部位是彩色的。還能看到放著聖約瑟夫（？）腦袋的小玻璃盒，腦袋上裝飾著亮閃閃的紙花。然後是那些花，一大束一大束的，擺在露天。它們在雪地上熠熠生輝，遠比花布或生肉光彩鮮亮。可是，由於這類商品從屬於紙品和畫像貿易，所以，賣聖像的鋪子必須挨著賣紙品的攤位，結果就遭到了列寧像的夾擊包圍，就像被憲兵逮住的囚犯一樣。這裡也有聖誕玫瑰。它們沒有單獨的確定的攤位，一會兒出現在食品區，一會兒又出現在織製品或餐具攤位中間。然而，它們卻比其他任何東西——生肉也好，花布或閃亮的碗碟也罷——都更有光彩。到了臨近蘇哈列夫斯卡婭大街處，市場就縮小成一條窄道，介於圍牆之間。那裡站著些孩子，他們在賣生活用品，諸如小餐具、手帕和毛巾之類。我看見有兩個孩子站在牆邊唱歌。自從在那不勒斯看到過以來，我在這裡還是第一次碰上賣變魔術道具的人。他的面前有個小瓶，瓶里坐著一隻大布猴。真不明白那猴子是怎麼進去的。事實上，只要把那個人賣的一個小小的布頭動物塞進瓶子，瓶里的水就會把它泡大。一個那不勒斯人賣的就是類似的花束。我繼續走了一段，穿過了薩多瓦婭大街，將近十二點半便坐車去見巴塞基。他講了很多，有些話頗具教益，不過，他總是不斷地重複，並且說了一些無關痛癢的消息，這只能說明他渴望獲得認可。話又說回來，這人很熱情，他給我提供了信息，借給我德語雜誌，還給我安排了一位女秘書，這些對我很有幫助。——下午，我沒有急著去阿絲雅那裡。賴希想和她單獨談談，要我五點半再去。最近一段時間，我幾乎無法再對阿絲雅說些什麼。首先是因為她的身體又變得很虛弱。她發著燒。不過，這原本也許更能使她安靜地交談，要不是她身邊除了有個謹慎的賴希外還有個咋咋呼呼的同屋的話。此人是個大嗓門，說起話來眉飛色舞，愛指手畫腳，而且還懂不少德語，這就讓我所剩無幾的精力消耗殆盡。在我倆難得單獨相處的幾分鐘裡，阿絲雅有一次問我是否會再來俄國。我告訴她，要是不學會點俄語就不會再來；其次，這還取決於其他一些因素：錢、我的身體狀況、她的來信。而至於書信的話，她支吾其詞地說——不過我知道，她幾乎一向都是支吾其詞的——，還要取決於她的健康狀況。我走了，之後又送去了她要我買的橙子和哈爾瓦，交給了療養院樓下的護士。晚上，賴希要用我的房間和他的翻譯一起工作。我猶豫不決是否獨自去看塔伊洛夫的《晝與夜》。我去看了《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在阿爾巴特廣場電影院）。不過，好多內容沒看明白。 1月6日 我在前一天下午給朵拉發了份電報祝賀生日。後來，我還走了整整一條米亞西茨卡婭大街，一直走到「紅門」，接著走進由那裡通往四處的寬闊的橫街之一。天色已暗，一路上我發現了莫斯科的庭院風光。我來莫斯科有一個月了。這一天過得真是乏味，幾乎沒什麼可記。早上在那家我挺喜歡的、也許將來也難以忘懷的小甜食店喝咖啡時，賴希給我講解了那張我在前一天晚上買來的電影節目單。後來，我去巴塞基那裡口授了些東西叫秘書打字。他有一位漂亮迷人的打字員供我差遣。這女子活兒幹得很出色，不過，一小時得付她三個盧布。我還不知道是否能撐得下去。口授完後，巴塞基陪我去了「赫爾岑之家」。我們三個人一起吃了飯。飯後，賴希馬上就到阿絲雅那兒去了。我還得在巴塞基那裡留一會兒，並和他約好了第二天晚上一起去看《風暴》。最後，他還一路陪我直到療養院。樓上氣死沉沉。大家都朝我不小心帶上樓去的德文雜誌撲了過來。最後，阿絲雅說想去裁縫那裡，賴希說要陪她去。我在門口對阿絲雅說了聲「再見」就悶悶不樂地回去了。我希望晚上能見到阿絲雅走進我的住處，卻沒有如願。 1月7日 在俄國，國家資本主義保留了通貨膨脹時期的許多特徵。首先是國內事務缺乏法律保障。新經濟政策一方面已獲官方批准；另一方面卻只有在涉及國家利益時才被許可。任何新經濟政策的奉行者都可能隨時成為財政政策轉變，甚至僅僅是一場暫時、正式的民眾集會的犧牲品。然而，一些人的手裡還是聚集了——從俄國人的立場來看：巨額的——財富。我聽說有人繳納三十多萬盧布的稅。這些公民是英勇的戰時共產主義的對立面，是英勇的新經濟政策主義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全然不依賴於自身的稟賦，就踏上了這一軌道。要知道，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特徵恰恰是國家在國內貿易領域的先期投資僅限於嚴格意義上的必需品。這就為新經濟政策奉行者的運作開創了極為有利的經濟形勢。通貨膨脹時期的另一特徵是配給證。多種商品只有憑配給證才能在國營商店購買，因此，就出現了排隊的現象。貨幣是固定的，不過，就這種配給證以及許多商店櫥窗里的價目牌的形式來看，紙在經濟生活中仍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甚至人們對待穿著的毫不在意的態度也只有在通貨膨脹時期才為西歐人所熟悉。不過，對待著裝的無所謂的習俗已開始動搖。一度是統治階級的制服幾乎將成為生存競爭中弱者的標誌。在劇院裡，第一批盛裝羞怯地冒出頭來，就像數周大雨過後諾亞方舟上的鴿子。然而，人們的外表中還是有許多統一的、無產階級的成分：西歐式的帽子、軟帽或禮帽似乎全都消失了。到處都是俄羅斯毛皮帽或運動帽。姑娘們也常戴這樣的帽子，有不同的式樣，很合適，卻也很挑逗（有突出的大帽檐）。在公共場所，人們普遍都不脫帽子，打招呼變得較為隨意。在著裝的其他方面，已經體現出東方服裝的多樣性。毛皮短襖、絲絨上裝和皮夾克，城市的時髦和鄉村的服飾錯綜相間，男男女女皆是如此。和其他大城市一樣，不時能看到有人（婦女們）還穿著農家的民族服裝。——這天上午我在屋裡待了很長時間。後來去見學院院長柯剛。我對他的無足輕重並不感到驚訝；旁人已使我對此有了充分的準備。我在卡梅涅娃學院的辦公室拿了戲票。在沒完沒了的等待中，我翻閱了一本關於俄國革命宣傳畫的著作，裡面有許多精美的圖片，一部分是彩色的。我發現，這些圖片當中——裡面的許多宣傳畫都很有效果——沒有什麼是不能相當隨意地用一種局部尚不明顯的資產階級工藝美術的風格元素來解釋的。在「赫爾岑之家」我沒有遇見賴希。在阿絲雅那裡，起初只有我一個人。她很疲倦，也許只是假裝如此，為了避免和我說話。後來，賴希出現了。我走了，要去約巴塞基晚上一起去看戲。由於打電話找不到他，我只得去一趟。整個下午一直頭疼。後來，我和巴塞基，還有他的女朋友——一個輕歌劇演員，一起去看《風暴》。這位女友顯得很拘謹，身體也不太舒服，一看完戲就回家了。《風暴》一劇講的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圍繞著鄉村的一次傷寒疫情而展開的故事。巴塞基翻譯得很投入，戲也演得比平時好，這一晚我收穫頗多。這齣戲——就像俄國戲劇一貫的那樣（賴希語）——缺少情節。在我看來，此劇只具有一部好的編年史的信息價值，而非戲劇價值。將近十二點，我和巴塞基在特韋爾斯卡婭大街上的「克魯佐克」俱樂部吃飯。由於這天（根據舊曆）是聖誕節的頭一天，俱樂部里並不怎麼熱鬧。飯菜很棒；伏特加里摻入了一種草藥香精，酒成了黃色，更容易下咽了。談了談為俄國報紙寫一篇關於法國藝術與文化的報道的計劃。 1月8日 上午換了錢，之後口授、打字。一篇關於邁耶霍爾德劇院的那場爭論的報告也許寫得還不錯，而要為《日記》所寫的記述莫斯科的文章就寫不下去了。早晨和賴希起了爭執，原因是我（有點兒欠考慮）帶著巴塞基去了「赫爾岑之家」。一次新的教訓：在此地務必謹慎，這很重要。謹慎是政治滲入生活的顯而易見的表征之一。在公使館口授打字時沒有看到巴塞基，我很高興，他還沒起床。為了不必去「赫爾岑之家」，我買了魚子醬和火腿在家吃。大約下午四點半我到阿絲雅那裡時，賴希還沒去。又過了一個多小時他才來。後來他告訴我，他在去阿絲雅那裡的路上心臟病又犯了。阿絲雅身體不佳，無暇他顧，對賴希的遲到並不十分在意。她又發燒了。那位叫人簡直無法忍受的同屋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房裡，後來她自己還有客來訪。不過，她始終表現得很友好——要是她不總在阿絲雅身邊出沒就好了。我給阿絲雅讀了為《日記》而寫的提綱，她做了些很中肯的評論。交談的最後甚至還流露出了些許親切之感。然後，我們就在房間裡玩起了多米諾骨牌。賴希來了，就四個人玩。晚上賴希有個會。將近七點，我和他一起在我們常去的那家甜品店喝咖啡，然後我回了住所。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我需要為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規劃一個穩固的工作框架。翻譯顯然是不可能作為這樣的框架的。我的立場再度成了構建這一框架的先決條件。阻撓我加入德國共產黨的，純粹是外在的顧慮。現在也許正是入黨的良機，一旦錯過可能就有危險。正因為入黨對我而言或許只是一個插曲，一再推延並不妥當。那些依然存在的外在的顧慮迫使我自問，是否可以通過努力工作實用而經濟地做一個左翼局外人，以確保我有可能繼續在迄今為止的工作領域內進行廣泛的創作。只是，這一創作是否能夠毫無裂痕地過渡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恰是問題所在。就算是那樣的話，這一「框架」還必須由外部條件，比如說一個編輯的職位，加以支撐。無論如何，在我看來，即將來臨的時期與以往時期的區別在於，情愛之事對我的影響將越來越小。我對賴希和阿絲雅之間關係的觀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對此有了清楚的認識。我注意到，面對阿絲雅反覆無常的情緒和她的那些叫我心煩意亂的行為方式，賴希總是，或裝得很堅定，很少受其影響的樣子。而他裝得也夠多的了。這都是因為他在此地為其工作所找到的「框架」的緣故。工作為他開創了各種現實的人際關係，除此之外，他還是這裡的統治階級的一員。整個統治權力的這一新結構著實令此地的生活變得異常豐富。這裡的生活自我封閉卻充滿事件，貧窮卻同時充滿了如克朗代克淘金生活般的前景。從早到晚都在挖掘權勢。與此地個人在一個月內所要面對的無數情況相比，一個知識界的西歐式存在的整個組合推理顯得絕對貧乏。當然，可能的後果是某種程度的迷醉狀態，以至於根本無法想像沒有會議、委員會、辯論、決議和表決（所有這一切都是戰爭或至少是權力意志的伎倆）的生活。然而，（……）文獻[1]，完全無條件地迫使人表明立場並向人提出問題，究竟是想要在充滿敵意且暴露無遺的、不舒適且透風漏雨的觀眾席上忍耐著，還是無論如何都要在鬧哄哄的舞台上把他的角色演下去。 * * * [1] 原文此處內容不詳。 1月9日 進一步考慮：入黨否？重大的好處：穩固的職位，一個即便只是可能的席位。有組織、有保障地與人接觸。反之則是：身為一個由無產階級統治的國度里的共產黨員，意味著必須完全放棄個人的獨立性。這就是說，把組織自己的生活這一任務交付給了黨。而在無產階級遭受壓迫的地方，就必須不計一切遲早可能產生的後果投身到受壓迫的階級中去。先鋒位置——要是在這個位置上沒有那些其做派每每向人表明這一位置之可疑之處的同人的話——具有誘惑。在黨內：巨大的好處是能將自己的思想好似投射到一個規定的立場。不過，至於是否被准許做局外人最終取決於一個問題，即在不成為資產階級，同時又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下，能否憑藉自身有據可依的、實實在在的利用價值而置身局外。是否能為我今後的工作，尤其是具有形式和形上學基礎的學術工作，做出具體的解釋呢？我的工作形式中有哪些「革命的東西」？其中究竟是否存在「革命的東西」？我非法地混跡於資產階級作家中間是否有意義？避開某些「唯物主義」的極端是否對我的工作大有裨益？或者，我是否必須在黨內尋求應對極端之道？此番思想鬥爭關乎所有我迄今所做的專業工作中的保留之處。這場鬥爭必須隨著入黨——至少是試驗性的——而結束，倘若在這一狹窄的基礎上我的工作不能追隨我的信念，不能使我安身立命的話。只要我人在旅途，自然就無法考慮入黨的事。——這天是周日。上午進行了翻譯。中午在波爾沙亞·德米特洛夫卡大街的一家小餐館用餐。下午在阿絲雅處，她感覺很糟。晚上獨自在房裡翻譯。 1月10日 早晨和賴希起了爭執，極不痛快。爭執的起因是他又提到了我此前的建議，把我寫的關於邁耶霍爾德劇院的那場爭論的報告讀給他聽。我現在已經沒這想法了，卻還是極不情願地給他讀了。經過了此前幾次關於給《文學世界》所寫的幾篇報告所做的交談之後，我知道這次談話也不可能有什麼好的結果。於是，我讀得飛快。可是，我坐在那把迎著光的椅子上，坐姿實在太難看了，僅憑這一點我就已預知結果會如何。賴希克制著，極力保持鎮定地聽著。我讀完後，他只說了幾句話。他說話的語氣剎那間就引發了爭吵。我們越吵越不可收拾，爭吵的內容已和爭吵的真正起因無關。就在我們唇槍舌劍的時候，響起了敲門聲——阿絲雅來了。她很快又走了。她在的時候，我沉默寡言埋頭翻譯。我懷著極其糟糕的心情離開了，要去巴塞基那裡口授幾封信和一篇文章。那位女秘書雖然很有貴婦的派頭，我卻很喜歡她。我聽說她打算重返柏林，就把我的名片給了她。我不想中午和賴希碰面，就買了些東西回房裡吃。去看阿絲雅的路上我喝了咖啡，後來從她那兒回來時，我又去喝了咖啡。阿絲雅感覺很糟，很快就累了，我就讓她獨自待著，好睡覺。不過，我們還是有那麼幾分鐘在房裡單獨相處的時間（或者是她顯得好像我倆是單獨相處的樣子）。那時她說，要是我再來莫斯科並且她已康復的話，我就用不著這麼孤單地東走西逛了。不過，要是她在這裡無法康復，她就去柏林，到那時我得在我房裡給她一個角落，擋一道屏風，她要讓德國醫生給她看病。晚上我獨自在家。賴希來得很晚，還講了些事情。然而，因為早上的那場衝突，我已明確了這一點：在莫斯科期間我不打算在任何事情上再依賴賴希了，要是沒有他我的莫斯科之行不能有所收穫的話，離開此地就成了唯一的明智之舉。 1月11日 阿絲雅又需要注射了。這天她要去診所。前一天我們約好，她來接我，我再陪她坐雪橇去那裡。可是，她直到將近十二點才來。她已經在療養院打了針。打過針後，她有點兒亢奮。我倆單獨在樓道里時（我要打電話，她也要打），她突然心血來潮，像當初那般任性地緊摟著我的胳膊。賴希在房裡站著崗，看樣子沒打算離開。就算阿絲雅這次是上午到我房裡來的，也是徒勞。我再拖延幾分鐘離開也無濟於事。她沒有說要和我一起走。於是，我就讓賴希和她單獨待在一起。我去了彼得羅夫卡大街（卻還拿不到我的護照），然後去了美術文化博物館。這樁小小的突發事件使我最終決定打道回府，畢竟歸期也日益臨近了。博物館裡可看的東西少之又少。後來我聽說，拉廖諾夫、岡察洛娃都是赫赫有名的畫家。他們的東西並無什麼特別之處，看起來和掛在三個展廳里的其他大多數東西也差不多，完全受同時期的巴黎和柏林繪畫的影響，模仿得毫無技巧。中午，我去文化處為巴塞基、他的女友和我自己取馬拉亞劇院的戲票，在那兒待了幾個小時。不過，由於沒能同時打電話通知劇院，到了晚上，我們的票作廢了。巴塞基來了，沒帶女友。我原本想和他去看電影，可他要吃飯，我就陪他去了薩沃伊飯店。這家飯店要比莫斯科大飯店樸素得多。同巴塞基在一起很無聊。除了談他的私事，別的他一概不談。就算是談了，也明顯看得出他覺得自己是多麼的消息靈通，又是多麼善於向他人提供信息。他不斷翻閱著《紅旗》。之後，我坐他的車陪了他一程，直接回了住處。還翻譯了點東西。——這天上午，我（在彼得羅夫卡大街）買了第一個漆盒。這些天，我走在街上只留意一樣東西（這樣的事在我身上經常發生）：這回是漆盒。短暫的狂熱。我要買三個，只是還沒完全考慮好後來又買來的兩個到底要送給誰。那天我買到的漆盒上有兩個姑娘坐在茶炊旁。盒子很漂亮，只是上面哪兒也找不到純黑色，而純黑色往往是這樣的漆盒上最漂亮的部分。 1月12日 這天，我在庫斯塔尼博物館買了一個更大一點的盒子，盒蓋的黑色底子上畫著一個賣香菸的女販。女販旁邊是一棵瘦弱的小樹，樹旁有個男孩。畫的是冬景，因為地上有積雪。雖然另一個畫著兩個姑娘的漆盒也能令人聯想到雪天的氣息，因為她們坐在其間的小屋有扇窗戶，窗戶里似乎凝結著藍色的霜氣，但是，這也未必。新買的這個盒子要貴許多。我在一大堆的漆盒裡選中了它。很多盒子都不好看，都是依葫蘆畫瓢地仿製了舊日大師的傑作。鍍金的盒子似乎特別貴（或許也是模仿了舊作），我卻不喜歡。那個大一點的漆盒上的畫面題材可算是很新的，至少那個女販的圍裙上有「莫斯科農產品加工機構聯合會」的字樣。我知道，我曾經在巴黎聖·奧諾雷街的一家高檔商店的櫥窗里見到過這樣的盒子並在那裡佇立良久。當時，我抵住了誘惑沒有買，我想，我得從阿絲雅那裡得到一個——或者，也許只買莫斯科產的。我對漆盒的熱衷要歸因於布洛赫和埃爾澤在因特拉肯的寓所里的一個類似的漆盒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我由此可以估量，黑漆底子上的這些圖畫會給孩子留下多麼難以磨滅的印象。不過，布洛赫那個盒子上的畫面我已不記得了。——同一天，我發現了一些我尋覓已久的、特別漂亮的明信片，那是些沙皇時代的、賣不出去的舊貨，大都是彩色的卡紙畫，還有西伯利亞風光（我要用其中一張去迷惑一下恩斯特）等等。那是在特韋爾斯卡婭大街上的一家店裡，由於店主會說德語，我就用不著像平常在此地買東西時那麼費力了，可以從容不迫地挑選商品。順便說一下，這天我很早就起床離開了屋子。因為十點鐘左右阿絲雅來了。她發現賴希還躺在床上。她待了半個小時，給我們畫了些演員的漫畫，並模仿了那位創作了卡巴萊歌曲《舊金山》的歌手。她很可能經常聽此人唱這首歌。在卡普里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這首歌了，她在那兒會時不時地唱一下。起初我希望上午能陪她，然後和她去咖啡館坐一坐。可是，時間太晚了。我和她一起離開，把她送上了車，又一個人走了。阿絲雅早晨的到訪對整個一天都產生了良好的影響。當然，我剛到特列恰科夫美術館的時候還是有點兒不開心的。我最喜歡的兩個展廳居然關閉了。不過，其他展廳給我帶來了令人愉快的驚喜：我還從未像在這座博物館裡那樣在陌生的藏品中穿行；身心完全放鬆，像孩子般著了迷地觀賞著那一幅幅畫面所講述的內容。要知道，這座博物館裡有一半是俄羅斯風俗畫，創辦人大約從1830年（？）起開始購買、收藏，幾乎只關注同時代的作品。後來，其收藏範圍一直擴展到了1900年前後。由於館中最早的作品——聖像除外——看起來是出自18世紀下半葉的，因此，這座博物館總體上展現了19世紀俄羅斯繪畫藝術的歷史。這正是風俗畫和風景畫盛行的時期。由眼前所見我得出一個觀點，在歐洲各民族中，要數俄羅斯人將風俗畫發展到了極致。牆壁上布滿了講故事的圖畫以及對各個社會階層生活場景的描繪，使得這個美術館儼如一部巨大的連環畫冊。這裡的參觀者也確實要比其他所有我所見過的博物館多得多。看他們在展室里穿梭，或成群結隊——有時圍在導遊身邊——或單獨站立，就能發現他們是多麼無拘無束，全然沒有在西方的博物館難得能看到的那些無產者的可憐巴巴的拘謹。這也使人意識到：其一，這裡的無產階級已開始真正占有資產階級的文化財富；其二，正是這樣的收藏最使無產階級感到熟悉和親切。他們在其中能找到自身歷史的素材：「貧窮的女家庭教師來到有錢的商人家」「警察突襲陰謀分子」。而類似的場景完全是以資產階級繪畫藝術的精神加以體現的這一事實，非但無損於作品，而且使得無產階級更容易接近它們。由此可見，並不是只有通過觀賞「傑作」才能促進藝術教育（正如普魯斯特有時能很好地讓人明白的那樣）。孩子或受教育的無產者所認同的傑作完全有別於收藏家，這是不無道理的。這樣的圖畫對無產者而言，雖短暫卻具有團結的意義；他們評價藝術品的最嚴格的標準就是，用當下的藝術去反抗作用於其自身、其所在的階級及其工作的權力。在最初參觀的一個展廳里，我在兩幅謝德林的畫作前久久佇立。一幅畫的是索倫托，另一幅是描繪同一地區風景的油畫。兩幅畫都展現了卡普里那難以言表的面貌，這景致於我而言將永遠與阿絲雅聯繫在一起。我想為她寫行字，只是忘了帶筆。參觀伊始我便沉迷於畫作的題材，這也決定了我之後參觀的宗旨。我看到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奧斯特洛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人的精美的肖像畫。一道樓梯通往樓下一層，那裡有許多韋列夏金的作品。不過，我對此不感興趣。——我非常愉快地走出了博物館。其實，我也是以同樣的心情走進博物館的，這主要是因為車站旁的那座磚紅色教堂的緣故。天氣很冷，但也許還沒有那天我第一次在這裡茫然地尋找這座博物館時那麼冷。當時，我離它僅兩步之遙，卻沒有發現它。這一天最後還在阿絲雅那裡度過了愉快的片刻時光。七點不到賴希離開，阿絲雅送他下樓，待了很久。當她終於回到房裡時，我儘管還是獨自待著，但留給我倆的時間卻只有幾分鐘了。後來發生了什麼，我不記得了：只知道突然之間，我可以很親切地凝視著阿絲雅，感覺到她為我所吸引。我給她講了一會兒白天做的事情。可是，我得走了。我把手伸給她，她用雙手握住了它。她很想和我繼續聊下去，我對她說，如果我們能約定在我那兒見面，我就不去看我正打算去看的那場塔伊洛夫劇院的演出了。可是，最終她不確定醫生是否允許她離開。我們說定了，在接下來的某天晚上阿絲雅將會來看望我。塔伊洛夫劇院上演的是《晝與夜》，改編自雷可克的一部輕歌劇。我與那位約好見面的美國人碰了頭。可是，他的女譯員沒給我翻譯幾句話，她只顧著給他翻譯了。劇情有些複雜，我也就只能欣賞一下美麗的芭蕾舞場景了。 1月13日 這一天除了晚上都荒廢了。另外，天氣開始變得非常寒冷：平均氣溫約（零下）二十六度（列氏溫標）。我快凍得不行了。連手套也幫不上忙，上面有窟窿。上午起初還挺順利：就在我快要放棄希望的時候，我找到了彼得羅夫卡大街的那家旅行社，打聽到了火車票價。然後，我想坐9路公交車去玩具博物館。可是，車子在阿爾巴特廣場附近出了故障，我（錯誤地）以為車子會在那裡停很久，就下了車。之前坐車經過時我滿懷渴望地觀望著阿爾巴茨卡婭集市，我最初是在那裡見識了莫斯科美麗的聖誕市場售貨亭。這一次，好運以另一種方式眷顧了我。前一天晚上，我疲憊不堪、精疲力竭，希望能在賴希之前趕回住所，誰知他已經到了。到這個時候還不能獨自待著，這讓我很不開心。（自從那次因那篇關於邁耶霍爾德的文章而引發的爭吵以來，我常常見到賴希就生氣。）我立刻去拿檯燈，想把它放到床邊的一張椅子上去。我曾這麼做過多次。那個臨時的電線插頭的接觸又不靈了，我於是不耐煩地趴在桌上，試圖修復電路，姿勢非常彆扭。我搗鼓了很久，結果短路了。——在這家旅館甭想叫人來修理什麼東西。靠天花板上射下來的燈光工作是不可能的，於是，頭幾天遇到的問題再一次很現實地擺在了面前。我躺在床上時，想起了「蠟燭」一詞。不過，這也很難辦到。請賴希幫忙去買點東西是越來越辦不到了，他自己就有許多事情要做，況且心情很糟糕。剩下的唯一可能是自己動身去買，儘管只掌握一個俄文單詞。可是，就連這一個單詞我也得先聽阿絲雅說才記得起來。正因如此，當我在這裡意外地發現一個售貨亭的貨攤上有蠟燭並能簡單地用手一指了之時，這真是一樁幸運的事。不過，這一天的好運也就到此為止了。我冷得要命。想去「新聞之家」看版畫展：關門。聖像博物館也關著門。這下我明白了：這天是舊曆的除夕。由於聖像博物館較遠，在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而且我也冷得走不動了，就坐上了一架雪橇。我都已經走下雪橇了，才發現博物館的門是關著的。在這種僅僅因為語言上的無能而不得不做些傻事的情況下，越發能體會到由此所造成的精力與時間的巨大的損失。我發現反方向有電車可坐，沒有我以為的那麼遠，就坐車回去了。——我比賴希先到「赫爾岑之家」。他來時，對我說了這麼一句問候的話：「您不走運。」原來，他去了《百科全書》編輯部，把我撰寫的「歌德」詞條交了過去。正巧，拉德克來了，看到了桌上的書稿就把它拿了起來。他一臉懷疑地問這是誰寫的。「每一頁上，『階級鬥爭』這個詞都出現了十次之多。」賴希向他指出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並且表示不用這一詞彙就無法闡明歌德的影響，因為歌德所處的年代正是階級鬥爭激烈的年代。拉德克說：「問題在於這個詞應該出現在準確的地方。」由此看來，這一詞條被採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在於，這家出版公司的可憐的領導們太沒主見，只要哪個權威說了句哪怕是非常蹩腳的玩笑話，他們就不敢堅持自己的觀點了。對這件事賴希比我還不痛快。我直到下午和阿絲雅談起此事時才感到不開心。因為，她一上來就說，拉德克的話肯定有對的地方，我肯定有什麼地方不對頭，不知道這裡的人會怎樣進行抨擊等等諸如此類的話。我當即直截了當地對她說，她的話只說明了她的膽小，說明她會不惜一切代價見風使舵。賴希到後不久，我就離開了房間。因為我知道，他會講這樁事的，我不想讓他當著我的面講。這天晚上，我希望阿絲雅能來看我。因為我離開時在門口這麼說過一句，儘管賴希在場。我去買了東西，應有盡有：魚子醬、蛋糕、糖果，也給達佳買了些，賴希次日要去看她。然後，我就坐在房裡，吃晚飯，寫作。八點過後不久，我已不再指望阿絲雅會來。許久以來，我都沒有如此這般地期待她的到來。（當然，就具體情況而言，也根本不可能盼望她來。）正當我開始為她把這份期待畫成一幅畫時，有人來敲門。是阿絲雅，她第一句話就說有人不讓她到這裡來。起初我以為是我住的這家旅館的人不讓她來。因為這兒新來了一個戴毛帽的蘇聯大兵，此人也許會管得很嚴。不過，阿絲雅指的是伊萬·彼得洛維奇。這一晚，或者說這一短暫的時刻，已被全方位地縮減得所剩無多了，我得與時間作戰。無論如何，第一回合我獲勝了。我飛快地把腦袋裡的那幅畫畫了出來。我把畫解釋給阿絲雅聽時，她把額頭緊緊地貼在我的額頭上。然後，我朗讀了「歌德」詞條。這也很順利，她喜歡這篇文章，甚至覺得我寫得格外清楚、客觀。我和她談起「歌德」這一話題真正令我感興趣的地方：像歌德這麼一個完全在妥協中生存的人，究竟是如何取得如此傑出的成就的？對此，我的回答是，類似的情形在一個無產階級作家的身上是完全無法想像的。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有本質區別。人們不能刻板地將這兩場運動中的「不忠」或「妥協」的觀念等同起來。我也提到了盧卡奇的觀點，即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歸根結底只適用於工人運動史本身。可是，阿絲雅很快就累了。於是，為了碰碰運氣，我不得已拿出了《莫斯科日記》，目光落到哪裡就給她讀哪裡的文字。可是，這麼做的效果並不好。我正好遇到了分析共產主義教育的那一段。「簡直是一派胡言」，阿絲雅說。她很不滿意地說我根本不了解俄國。我當然沒有反駁。這時，她自己說了起來。她說的話很重要，但說話令她情緒激動。她說起自己一開始也是一點兒都不懂得俄國，剛到俄國的最初幾個星期就想重返歐洲，並認為在俄國一切都結束了，反對派絕對有理。漸漸地她才看明白這裡的情形：革命工作向技術工作的轉化。如今，已使每位共產黨員都明白了這一點：此刻的革命工作不是鬥爭，不是內戰，而是電氣化、運河開鑿、工廠建設。這回，我倒是自己也提到了謝爾巴爾特，因為他，我在這裡可沒少受阿絲雅和賴希的氣。沒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樣強調技術工作的革命特徵。（我為沒有在那次訪談中說出這麼精闢的話而感到遺憾。）我使出渾身解數使阿絲雅在我這裡多待了幾分鐘。隨後她走了，沒讓我送她。有時，她要是覺得和我很親近，也不讓我送。我留在房裡。自始至終，那兩支蠟燭就立在桌上。自從那次短路以來，它們每晚都在我房裡亮著。後來，當賴希來時，我已睡下。 1月14日 這一天以及隨後一天都叫人不痛快。時鐘已指向「離別」。天越來越冷（最低溫度持續在零下二十多度[1]），剩下的任務越來越難完成。此外，賴希近來病情發作，症狀越來越明顯（我還不清楚他得了什麼病），能為我辦的事也就越來越少了。這天，他裹得嚴嚴實實的，坐車去看望達佳。我利用上午的時間參觀了位於卡蘭切夫斯卡婭廣場的三座火車站：庫爾斯克火車站、十月火車站（開往列寧格勒的火車由這兒始發）及雅羅斯拉夫斯基火車站（開往西伯利亞的火車由這兒始發）。火車站的餐廳里擺滿了棕櫚樹，走出餐廳能看到一個粉刷成藍色的候車室，感覺像在動物園的羚羊屋裡。我在那裡邊喝茶邊考慮離開的事。我的眼前有一個漂亮的紅袋子，裡面裝著極好的克里米亞香菸，是我在火車站前的一個售貨亭買的。後來，我又搞到了一些新玩具。奧霍特尼街上站著個賣木頭玩具的商販。我注意到，在此地的街頭交易中有些商品是成批成批出現的。比如說，我在這裡第一次看到孩子玩的烙著圖案的木頭斧子，同樣的東西我在隨後的某一天又在其他地方看到了滿滿的一籃筐。我買了一個很好玩的木頭縫紉機模型，上面的「針」只要轉一轉手柄就會動起來。我還買了一個站在八音盒上的不倒翁紙偶，是一個我在博物館所看到過的某種玩具的簡易樣本。之後，我冷得受不了了，就踉踉蹌蹌地進了一家咖啡館。這地方看起來很有特色：小小的室內有幾件竹製家具；飯菜通過牆上的一個可關閉的小孔由廚房推進餐廳；一張大大的櫃檯上擺放著光澤鮮亮的開胃小菜：肉片、黃瓜、魚。還有一個陳列櫃，就像在法國和義大利餐館一樣。那些令我垂涎欲滴的菜餚我一道也叫不上名字，只喝了一杯咖啡暖暖身子。然後，我走出咖啡館，到「上貿易行」去找那家我到莫斯科的頭幾天發現的、櫥窗里擺著泥人的商店。泥人還在櫥窗里。走過連接革命廣場和紅場的通道時，我更加仔細地搜尋著小販的身影，想發現一些此前未曾留意的東西：有賣女人內衣的、賣領帶和圍巾的、賣衣架的。——最後，將近兩點，渾身疲憊的我終於到了「赫爾岑之家」，可那兒要到兩點半左右才有飯吃。飯後，我坐車回去，把一包玩具放下。大約四點半我到了療養院。我正沿著室內樓梯往上走時，遇見了阿絲雅，她正要出門去裁縫那裡。路上，我告訴她剛從賴希那兒——我剛回到旅館房間他就來了——聽說的關於達佳的情況。聽起來不錯。我們就這麼並肩走著，阿絲雅突然問我是否可以給她些錢。可是，就在前一天我還和賴希商量向他借一百五十馬克的盤纏。於是，我就對阿絲雅說我沒錢，我不知道她要錢派什麼用。她回答說，問我要錢是永遠要不到的，然後就責備起我來，說什麼在里加原本應該由我為她租房子的等等。那天，我非常疲倦，而這番由她極不講技巧地發起的談話更令我極為惱火。原來，她需要錢租一套房子，她已打聽好有套房子現正待租。我想換個話題，可她卻拉住我，緊緊抓著我，以前從未這樣。她還在不停地說著同樣的話。最後，我火冒三丈地說道，她欺騙了我，因為她在信里答應馬上把我在柏林墊付的錢還給我，而迄今為止她和賴希對此隻字不提。我的話令她非常震驚。我越說越激烈，繼續發起進攻，最後，我的話還沒說完，她就離開了，沿著馬路疾走而去。我沒有跟著她，而是轉了個彎回去了。——晚上，我和格內丁約好了見面。他會來接我去他家。他雖然來了，但我們待在了我的房裡。他請我原諒沒有把我帶到家裡去，因為他的妻子要參加考試，她沒有時間。我們的談話持續到將近十一點，大約三個小時。我先說自己很沮喪，很生氣，對俄國的了解比預期的要少。隨後，我們一致認為，只有和許多的人交談才能了解情況。在我走之前，他還費心為我牽線搭橋。比如，他和我約好第三天的中午——那是個星期天——去無產階級文化劇院。不過，我到那裡時，沒找到他，只好又回來了。他還答應邀請我去看一場俱樂部演出，而演出日期卻還沒有定。計劃中的節目單還包括一些可以說是實驗性的新儀式表演，如命名儀式、結婚儀式等。在此，我要補充一下，我之前曾聽賴希說過共產主義等級社會裡為孩子取名的事。從孩子會指列寧畫像開始，他們的名字就叫「十月」。那天晚上，我還知道了一個奇特的單詞，叫「曾經的人們」，指的是那些被革命罷免了的、不能適應新形勢的市民階層。格內丁還提到了持續不斷的組織變化，認為這還將延續數年。每個星期都會產生組織上的變動，人們在努力尋找最佳方法。我們還談論了私人生活被縮減這一話題。根本就沒有時間過私人生活。格內丁講，他一個星期里除了見那些和他有工作往來的人以及妻兒外，就再也見不到別的人。至於留給星期天的交往，也是不穩定的，因為，即便你只是三個星期沒有和熟人聯繫，你也完全可以確信將會長期得不到他們的任何消息，原因是在此期間他們早已叫新朋替代了舊友。後來，我陪格內丁去車站，路上我們還談了出關事宜。 * * * [1] 列氏溫標。——編者注 1月15日 白去了一趟玩具博物館。博物館關著門，儘管導遊手冊上說周六是開放的。早晨，《文學世界》——經黑塞爾之手——終於到了，我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恨不得每天都要給柏林發電報讓他們給我寄來。阿絲雅不理解我的《掛曆》一作，賴希看來也不是特別喜歡它。上午我又到處亂逛，又一次徒勞地試圖去看版畫展，凍得半死，最後好不容易才進了史楚金畫廊。畫廊的創辦人和他兄弟都是紡織業大亨、千萬富翁。兩人都是藝術贊助商。一個創建了歷史博物館，並捐贈了部分館藏；另一個則創辦了這座傑出的法國新藝術美術館。我渾身冰冷地爬著樓梯，看到上面樓梯間裡有著名的馬蒂斯壁畫，赤裸的人物和諧地分布於飽滿的紅色背景之上，那麼溫暖，閃耀著光芒，就像俄羅斯聖像給人的感覺一樣。馬蒂斯、高更和畢加索是這位收藏家的摯愛。一個展廳的牆上擠滿了二十九幅高更的油畫。（我再一次獲得了這樣的體驗——倘若在這龐大的收藏中的走馬觀花能允許我這麼說的話——高更的畫作令我感到充滿了敵意，其中的所有仇恨都衝著我而來，這是非猶太人對猶太人所懷有的那種感覺。）——估計除了這裡以外就沒有別的地方能讓人這麼時間跨度很大地——從其二十來歲的早期作品到1914年的創作——追尋畢加索的創作歷程了。他肯定常常數月之久——比如在其「黃色時期」——只為史楚金作畫。畢加索的畫掛滿了三間相連的小陳列室。第一間裡是他的早期作品，在這些早期的畫作中有兩幅特別引人注目：一個裝扮得像小丑似的男子右手握著一個酒杯狀的東西；另一幅畫名為「喝苦艾酒的女人」。然後是1911年前後的「立體主義時期」，正是蒙巴納斯日漸興盛的時期。最後是「黃色時期」，其中有《友誼》一作及相關研究資料。不遠處，德蘭的作品占據了一個房間。除了其一貫風格的、非常精美的畫作外，我還看到了一幅令人尤為詫異的作品《星期六》。這一色調陰沉的大幅畫作描繪了一群穿著佛蘭德服裝的婦女，她們圍聚桌旁，忙於家務。人物形象及表現手法強烈地令人聯想到梅姆林。除了展示盧梭畫作的小室外，其他展廳里的光線都很明亮。窗戶都是一整塊大玻璃，朝著街道或屋外的庭院。在這裡，我第一次對凡·東根或勒·富科尼埃這樣的畫家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瑪麗·羅蘭珊的一件小幅畫作上畫著一位女子的頭像和她的一隻伸入畫面的手，手中綻放著一朵鮮花。這一作品的生理學結構令我想起了閔希豪森（唐克馬爾·馮·閔希豪森），使我清楚地意識到他當年對羅蘭珊的喜愛。中午從尼曼那裡獲悉我的訪談已發表。於是，我帶上《莫斯科晚報》和《文學世界》去見阿絲雅。可是，下午的情況卻不好。賴希很晚才到。阿絲雅為我翻譯了那篇訪談。在此期間，我認識到——不是說這篇訪談的發表會像賴希所估計的那樣「有危險」，而是——這篇訪談的結尾太弱，倒不是因為其中提到了謝爾巴爾特，而是因為提得不夠明確、不夠精準。可惜這個弱點顯現了出來，而訪談開頭論及義大利藝術的部分還不錯。我認為，總體而言，訪談的發表還是有價值的。阿絲雅起初還讀得津津有味，可是對結尾部分卻非常生氣，這是無可厚非的。訪談被放在了醒目的位置，這是最好的。因為前一天吵架的緣故，我在路上給阿絲雅買了蛋糕。她收下了。後來，她說道，昨天，在我倆分手之後，她再也不想知道我的任何事情了，認為我倆將永遠（或很長時間）不再見面。可是，到了晚上，她的心情變了，她自己也感到奇怪，她發現無論如何也沒法再生我的氣了。她繼續說道，要是發生了什麼事，她最後從來都不問自己，是否是她傷害了我。可惜，儘管說了這些話，我們後來還是吵了起來，究竟為了什麼，我已不記得了。 1月15日（續） 總之，我給阿絲雅看過報紙和雜誌之後，我們又談起了我此行的缺憾。隨後，當話題再次轉為當初我在柏林對她的照料時，阿絲雅又指責起我來，這時，我失去了自製，絕望地衝出了房間。不過，在過道里我就冷靜了下來——更準確地說，我覺得沒有離開的力量，就又走了回去，說道：「我想在這裡再靜靜地坐上一會兒。」後來，我們甚至又慢慢地恢復了交談。當賴希到時，我倆儘管都很疲憊，卻很平靜。在此之後，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再也不這樣爭吵了。賴希說他感覺不舒服。事實上，他的下巴不斷抽筋，情況變得越來越糟了。他已無法咀嚼。牙齦浮腫了，很快就形成了一個潰瘍。儘管如此，他說，晚上他還得去德國俱樂部，因為，他被任命為「瓦普」的德國小組與伏爾加流域德國人莫斯科文化代表團之間的協調人。後來，我倆單獨在療養院大廳的時候，賴希告訴我他還發著燒。我摸了摸他的額頭，明確地對他說，無論如何他都不能去俱樂部了。於是，他讓我去替他回絕。那幢房子並不遠，可是，在刺骨的寒風中我幾乎無法前行。最後，我沒有找到它。我精疲力竭地返回，一直待在屋裡。 1月16日 我已定於21日，星期五，離境。日期的臨近使得每天的時間都很緊張。有許多事情需要一件緊接著一件去完成。星期天我計劃做兩件事：不僅要在一點左右去無產階級文化劇院見格內丁，而且之前還要去美術和聖像（奧斯特羅烏霍夫）博物館。先做的一樁事最後辦成了，後一樁沒辦成。又是很冷的天氣，電車的窗玻璃上結著一層厚厚的冰，什麼也看不清。起初，我坐過了站，離該下車的站老遠。然後就再坐回去。在博物館裡我很走運，遇到了一個說德語的管理員，他領著我在館中參觀。下面的一個樓層展示的是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俄國繪畫，我最後在那裡只待了幾分鐘時間。我一開始就去樓上參觀聖像收藏是明智的。在這幢矮房子的第二層，聖像被安放在一個個美觀、明亮的房間裡。藏品的主人還健在。革命沒有給他的博物館帶來什麼變化，儘管被沒收了財產，（但）他仍然是館長。這位奧斯特羅烏霍夫是個畫家，從四十年前開始收購藏品。他曾是個千萬富翁，週遊過世界，最後打算轉而收藏早期的俄羅斯木雕，正值其時卻爆發了戰爭。他的藏品中最古老的一件是一幅畫在木板上的拜占庭時期的聖徒蠟像，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紀。大部分畫作產生於十五六世紀。我在導遊的指點下了解了斯特羅加諾夫畫派和諾夫哥羅德畫派之間的主要區別，還聽到了一些關於聖像的講解。我第一次留意到，在這些聖像上經常出現死神在十字架腳下被戰勝的寓言。黑色的背景上（像是泥濘的水坑裡的倒影）畫著一個骷髏。幾天後，我又在歷史博物館的聖像館藏中見識了另一些獨特的聖像。那是些刑具的靜物畫，刑具擺放在聖壇周圍；聖壇上，在一塊鮮亮的粉色畫布上，化作鴿子的聖靈正在漫步。還有兩個可怕的假面人，頭頂光環，站在基督身旁：顯然是和基督一起被釘上十字架，進了天堂的強盜。另一個經常出現的畫面——三位天使在用餐，其前景總是屠宰羔羊的場景，很小，同時卻像徽章似的醒目——我不甚理解。令我完全無法理解的當然是那些傳奇繪畫的題材。我從冰冷的樓上回到樓下時，壁爐里已生起了火，很少的幾位工作人員圍坐在那裡打發周日上午的時間。我真想留下來，卻不得不冒著嚴寒而去。從電報局——我是在那兒下的車——到無產階級文化劇院這最後一程真叫可怕。然後，我就在劇院大廳站了一個小時，而我的等待完全白費了。幾天以後我聽說，格內丁之前就在那同一個地方等著我。簡直無法解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要說我，當時是筋疲力盡，又不善於記住別人的長相，他穿著大衣戴著帽子，我沒有認出他來倒也可以想像，而他竟然也和我一樣，這聽起來就令人難以置信了。當時，我就坐車回去了，原本打算去那家我們在周日經常光顧的地窖餐館吃飯，卻坐過了站，最後感到非常疲憊，寧可放棄吃午飯也不願意再步行前往了。不過後來，我在凱旋廣場鼓足了勇氣，推開了一家我不認識的餐館的門。店家看起來很好客，我要的飯菜也不錯，只是那味道和我們周日常吃的那種就沒法比了。在去阿絲雅那裡前，我有較長的時間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剛進她房間，她就對我說賴希病了，我並不感到意外。前一天晚上他就沒有去我那裡，而是住在阿絲雅的療養院同伴的家裡。他正臥病在床，阿絲雅和瑪尼婭過了沒多久就去看他了。我和她們在療養院的門口分手。這時，阿絲雅問我晚上有什麼打算。「沒什麼，」我說，「在家裡待著。」她沒有回答。我去找巴塞基。他不在，留了張條請我等他。這正合我意，我坐在沙發椅上，背對著近旁的爐火，叫人給我上了茶，翻閱著德語雜誌。過了一個小時，他來了。不過，他讓我整晚都留下。我思來想去，心情很不平靜。一方面，還有一位客人要來，我很想知道這一晚會是什麼情形；另一方面，巴塞基正打算給我提供一些關於俄國電影的有用的信息。最後，我還期待著一頓晚餐。（這一期待後來落空了。）想讓人轉告阿絲雅我待在巴塞基家，電話卻打不通，療養院裡沒人接電話。最後，打發了一個人去報信，我擔心此人去遲了，其實我並不知道阿絲雅是否願意去我那裡。第二天她告訴我，她是打算要去的。不過，她總算及時收到了信。信上寫道：「親愛的阿絲雅，今晚我在巴塞基家。明天四點我去你那裡。瓦爾特。」一開始我把「晚上」和「在」（abendsbei）這兩個詞寫在一塊兒了，隨後又在當中畫了一道斜槓把它們分開。結果，阿絲雅一開始還以為我寫的是「今晚我有空」（abendsfrei）。——後來，來了一位克羅內克爾博士，此人是此地一家大型俄羅斯與奧地利合資公司的奧地利代表。我從巴塞基那裡聽說，此人是社會民主黨人士。不過，他顯得很聰明，遊歷過不少地方，說話實事求是。我們聊到了毒氣戰，我的觀點給他倆留下了印象。 1月17日 前一天拜訪巴塞基的最重要的收穫是，我請他幫我辦離境手續，他答應了。為此，他讓我周一（16日[1]）早點兒去接他。我到了，他還在床上。把他從床上拉起來可真難。十二點一刻，我們才終於站在了凱旋廣場上，而我十一點鐘就到他那裡了。之前，我在那家常去的小甜品店喝了咖啡，吃了一塊蛋糕。這麼做是對的，因為這天要辦很多事，沒工夫吃午飯。我們先去了彼得羅夫卡大街的一家銀行，巴塞基要取錢。我自己換了些錢，還只剩下五十馬克。隨後，巴塞基拉著我進了一個小房間，把我介紹給一位他認識的銀行經理，希克博士，對外業務部經理。此人曾長期旅居德國，在那裡讀了大學，無疑出身有錢人家，在專業素養外始終對藝術懷有興趣。他讀了我的那篇刊登在《莫斯科晚報》上的訪談。巧的是，他在德國上大學期間結識了謝爾巴爾特本人。這立刻就為我們建立起了溝通的橋樑。短暫的交談結束時，他邀請我20日一起吃飯。隨後去彼得羅夫卡大街，我拿到了護照。緊接著坐雪橇去「人民教育委員會」，我的過境材料得密封保存。這天，我最後辦成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讓巴塞基再次坐上雪橇和我一起去了「上貿易行」的那家國營商店「Gum」，那裡有我心儀已久的泥人和騎士。我倆一起買下了所有的存貨，我挑了其中的十個最好的。每個只要十戈比。我沒有看走眼：店裡的人告訴我們，這些維亞特卡製造的工藝品將不會再到莫斯科來了，因為它們在這裡已經沒有市場了。我們買下的是最後的貨色。巴塞基還買了些農民織的布。他帶著大包小包去薩沃伊飯店吃飯，而我卻只有時間回去放東西。四點到了，我得去見阿絲雅。在她房裡沒待多長時間，我們就去看賴希。瑪尼婭已經在那兒了。不過，就這樣，我們還是有幾分鐘單獨相處的時間。我請阿絲雅晚上去我那兒——十點半前我都有空——，她回答說，如果可能就去。賴希的情況好多了。在他那裡說了些什麼，我已記不清了。將近七點，我們離開了。晚飯後，我等著阿絲雅的到來，卻枉費心機，十點一刻左右我坐車去巴塞基家。可是，那裡也沒有人。據說他一整天都沒有回家。他家的雜誌要不是我已看過的就是令我生厭的。等了半個小時，我正打算走下樓去，卻碰到了他的女友——我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也許是因為她不願單獨和他一起去俱樂部——，她堅持要我再等等。我照辦了。巴塞基隨後也到了。原來他不得不去聽里科夫在「蘇聯航空化學建設促進協會」大會上所做的報告。我請他幫我填寫了出境簽證申請表，然後，我們就一起離開了。在電車上，我就被介紹給了一位劇作家，此人也正要前往俱樂部。俱樂部里人滿為患，我們三個剛找到一張桌子坐下，燈就滅了，這表明音樂會要開始了。我們不得不站起身。我和巴塞基一起在前廳就座。幾分鐘後，德國總領事出現了。他身穿晚禮服，剛從一家英國大公司在莫斯科大街舉辦的晚宴上而來。他與在宴會上遇見的兩位女士約好到此會面。不過，女士們沒有來，他就和我們待在一起。一位女士——據說以前是位公主——唱著民歌，嗓音甜美。我不時去黑暗的餐廳，在通往燈火通明的音樂廳的過道里站一會兒，接著又回到前廳坐下。我和總領事交談了一番，他表現得彬彬有禮。然而，他的長相卻不免粗俗、膚淺，那樣子與我自出國以來所見到的德國外交官的形象非常吻合，就像孿生兄弟弗蘭克和佐恩一般。吃飯的時候我們就成了四個人，因為領館的秘書也和我們一起坐到了桌旁，我可以非常自如地觀察他。飯菜很好，又有加了調料的伏特加，還有開胃菜、兩道主菜和冰激凌。觀眾是最糟糕的觀眾。他們中間沒幾個藝術家——不管是什麼類型的——，多的是那些新經濟政策造就的資產階級。引人注目的是，這一新興的資產階級完全遭人唾棄，甚至連外國使節也瞧不起他們——這是我從總領事關於他們的言談中得出的結論，我覺得他在這件事情上說的是實話。這一階級的十足的貧窮本性在隨後的一曲舞蹈中暴露無遺。那舞蹈無異於小地方的舞會，叫人倒足胃口。舞跳得糟糕透了。遺憾的是，因為巴塞基的女友舞興正濃，我們的娛樂一直持續到了四點。伏特加使我渾身乏力，喝咖啡也沒法提起精神，而且肚子還疼了起來。我真高興終於能坐上雪橇回旅館了。將近四點半我上了床。 * * * [1] 據所載日記內容推算，此處寫16日疑有誤，當為17日。 1月18日 上午，我去瑪尼婭家看望了賴希。我有些東西要帶給他，同時也為了和和氣氣地消除前幾日他生病前我倆之間產生的摩擦。我專注地聽他讀了一本關於政治和戲劇的著作的寫作提綱，因此而贏得了他的心。他打算將這一著作交由一家俄國出版社出版。此外，我們還討論了一本關於劇院建築的著作的寫作計劃，談到他可以與珀爾茨希合寫此書，並且認為基於對舞台布景及戲劇服裝的反覆的戲劇學研究，此書肯定會大受歡迎。我離開前，還給他去街上買了香菸送上樓去，並答應去「赫爾岑之家」為他辦樁事。然後，我就去了歷史博物館。我在那裡待了一個多小時，聖像館藏極為豐富，我發現其中還有大量十七八世紀的晚期作品。在那些時期的作品上，聖子耶穌基督在母親臂膀里的行動自由是歷經多長時間才獲得的啊！同樣歷經了數世紀之久，聖子的手才找到了聖母的手：拜占庭的畫師只是讓他們面對面而已。之後，我快速地在考古展室里走了一圈，只在阿托斯的幾幅畫前停留了片刻。離開博物館時，我對布拉戈維申斯克大教堂那令人驚異的神秘的感染力有了進一步的領悟。在莫斯科期間，要數這座大教堂給我留下了最為強烈與獨特的印象。由革命廣場一路走向紅場，地勢緩緩抬高，大教堂的圓頂就好像在一座山的背後漸漸顯露。這正是其神秘之處。這天陽光明媚，我又一次滿心喜悅地看到了大教堂。在「赫爾岑之家」，我沒有拿到給賴希的錢。四點一刻，我站在了阿絲雅的房門口，房裡黑乎乎的。我輕輕地敲了兩次門，裡面沒人應聲，我就走到遊戲室去等。我讀了《新文學》。一刻鐘後我再次去敲門仍然無人應答，於是，我就推開了門，發現裡面沒有人。我很生氣，阿絲雅沒有等我，這麼早就離開了。不過，我還是去了賴希那裡，想試試能否和她約好晚上見面。我和她一起去馬拉亞劇院的計劃因為賴希在早晨對此表示了反對而無法實現。（後來，我的確得到了這晚的戲票，卻毫無用處。）在樓上，我壓根兒就沒脫衣摘帽，一直默不作聲。瑪尼婭又在解釋著什麼，非常熱切，聲音大得可怕。她給賴希看一本統計圖冊。突然，阿絲雅轉過身來，出其不意地對我說，前一天晚上她沒有去我那裡，是因為她頭疼得厲害。我穿著大衣躺在沙發上，抽著那個我專門在莫斯科抽的小菸斗。最終，我好歹得以告訴阿絲雅，我希望她晚飯後到我那裡去，我們一起出門或者我給她朗讀一段描寫女同性戀場景的文字。隨後，我決定再待會兒，就幾分鐘，以免叫人覺得我去那裡就只是為了對她說這些話。不一會兒，我站起身，說我要走了。「去哪裡？」「回去。」「我還以為你還會同我一起回療養院的。」「你們不是要在這裡待到七點鐘嗎？」我不免有些虛情假意地問道。其實，我上午已經聽說賴希的女秘書很快就會前來。最終，我還是留了下來，但沒和阿絲雅一起回療養院。如果我現在給她時間好好休息的話，我就更有可能期待她晚上的到來。在此期間，我為她買了魚子醬、橙子、糖果和蛋糕。我還在擺放玩具的窗台上放了兩個泥人，阿絲雅後來給自己挑了一個。她果真來了——一來就解釋說：「我只能待五分鐘時間，必須馬上回去。」不過，這次只是個玩笑而已。我很有把握地感覺到，最近幾天，就在激烈的爭吵之後，她覺得自己越發為我所吸引了。不過，我不知道程度有多深。她來的時候，我正心情大好，因為我剛收到了許多信件，有一些來自維甘德（威利·維甘德）、穆勒-雷寧（阿圖爾·穆勒-雷寧）以及埃爾澤·海因勒的好消息。信還在床上，我是在床上讀的信。朵拉寫信告訴我錢已寄出，於是，我決定再短期延長一下逗留時間。我把這個消息告訴阿絲雅，她聽說後就摟住了我的脖子。幾星期以來，形勢一直於我不利，對阿絲雅的這般舉止我早已不做任何奢望，因此，過了好一會兒，它才讓我高興起來。我就像個細頸的瓶子，而有人正把一桶水往裡面倒。於是，我有意逐漸自我收縮，直至將外界那飽滿而又強烈的印象抵制在外。不過，這種情況後來從我身上消失了。起初，我還是像往常一樣再三請求阿絲雅給我一個吻。然後，突然就像轉換了電路似的，在我正說著話或正打算朗讀的時候，阿絲雅卻一再地要求我吻她。心底那幾乎已被忘卻的柔情重又浮上心頭。在這期間，我把買的食物拿給她，還有泥人。她挑了一個，現在這個泥人就擺在療養院裡她的床位對面。我又一次談到了我的莫斯科之行。前一天，在我們去賴希那裡的路上，阿絲雅其實已經對我說了至關重要的話，我現在只需要把它們重複一下：「在我的生命中，莫斯科已然成了這麼一個所在，我只能通過你來體驗它——這是真的，全然不考慮兒女情長、多愁善感等因素。」不過，我接著說——這些話也是她之前先對我說過的，六個星期的時間的確只能讓人在一座城市裡略有家的感覺，特別是在語言不通且因此而處處碰壁的情況下。阿絲雅叫我把信都收拾起來，她躺上了床。我們久久地親吻著。我內心最深的感動來自她雙手的撫摸。她以前也對我說過，所有與她親近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雙手所釋放出的強大的力量。我的右掌緊貼著她的左掌，許久未離。阿絲雅想起了一封很小的漂亮的信，那是我在那不勒斯的一天晚上，在德普雷蒂斯大街上給她的，當時街道上空無一人，我倆坐在一家小咖啡館門前的桌旁。我要在柏林把這封信找出來。隨後，我朗讀了普魯斯特描寫的女同性戀場景。阿絲雅領會了其中狂烈的虛無主義：普魯斯特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闖進了小市民內心那井然有序的、寫著「性虐待狂」字樣的小房間；又是如何毫不留情地將一切砸得粉碎，致使那光淨整潔的墮落的構想蕩然無存，而在所有的斷裂處，惡都赤裸裸地昭示著「人性」，或可謂之「善」，即惡自身的實質。在向阿絲雅闡述這些內容的時候，我意識到，這與我的那本巴洛克書的傾向是多麼契合。前一天晚上，我獨自在房裡讀書，讀到一處關於吉奧托之仁愛的獨特闡述。當時，我就像此刻一樣意識到，普魯斯特在這一闡述中所生髮的觀點與我自己試圖對諷喻這一概念所做的理解完全吻合。 1月19日 我對這一天幾乎無可置評。由於推遲離境，我得以稍事休息。前一陣忙於辦事和參觀，人很疲憊。賴希重又在我這兒睡了。早上阿絲雅來了。沒過一會兒，她就得去參加一個關於她任職的會議。她在場的片刻時間裡，我們談到了毒氣戰。起初，她激烈地反駁我的觀點，不過，賴希進行了干預。最後，她說，我該照著我所說的寫，我決定就此問題給《世界舞台》寫一篇文章。阿絲雅走後不久我也離開了。我去見格內丁。我們匆匆聊了幾句，確認了一下上周日我倆錯過了見面的事，他邀請我下個星期天晚上去瓦赫坦戈夫那裡，還指導我如何辦理行李報關。去見格內丁以及從他那裡回來的路上，我經過了「契卡」大樓。大樓前總有一名士兵端著步槍刺刀在巡邏。然後去了郵局。我發了封電報讓人匯錢。中午，我在周日經常光顧的那家地窖餐館吃了飯，然後坐車回家休息。在療養院的大廳里，我剛在這一頭遇到了阿絲雅，緊接著又在另一頭遇到了賴希。阿絲雅得去洗澡，我就一直和賴希在她房裡玩多米諾。阿絲雅來了，說起了上午的會議給她帶來的工作前景，她有可能得到一個助理導演的職位，在特韋爾斯卡婭大街的一家劇院，那裡每周為無產階級兒童演出兩場節目。晚上，賴希去見伊列什。我沒有同往。將近十一點，他出現在我房裡，不過，我們已經沒有時間按計劃一同去看電影了。我們就前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死屍」這一話題進行了簡短且幾乎毫無結果的交談。 1月20日 上午，我在自己房裡寫了較長時間的文章。賴希下午一點要去《百科全書》編輯部辦事，於是，我就想趁此機會也去一下，倒不是為了去強行推銷我寫的「歌德」詞條（對此，我已完全不抱希望），而是為了聽從賴希的建議，同時也讓自己在他的眼裡顯得不那麼懶惰。否則，他也有可能將「歌德」詞條的遭拒歸咎於我自身之缺乏熱忱。當我最終與有關的一位教授面對面坐下時，我忍不住要笑。他一聽說我的名字馬上就跳了起來，拿過我寫的詞條，還叫來一位秘書幫忙。他開始約我寫巴洛克方面的文章，而我表示接受「歌德」詞條是繼續合作的前提。然後，我歷數了已發表的文章，並按賴希的要求直言自己的能力。我正說著，賴希走了進來。不過，他離我遠遠地坐了下來，和另一名官員交談了起來。我將在數日之後得到答覆。隨後，我在大廳里等賴希，不得不等了很長時間。我們一起離開時，他告訴我，他們正考慮委託瓦爾策爾來寫「歌德」詞條。我們去見潘斯基。真不敢相信，不過這也有可能，他才二十七歲，這是賴希後來告訴我的。活躍於革命時期的那一代人都漸漸老去，似乎國家形勢的穩定也給他們自身的生活帶來了一種通常只有到了老年才能獲得的安寧，或者說泰然。潘斯基待人一點兒都不親切，莫斯科人不該是這個樣子的。他預先告訴了我下周一將要放映的幾部電影，這些是我在完成《文學世界》向我約稿的那篇反對施密茨的文章前想看的。我們去吃了飯。飯後我回家，因為賴希想單獨同阿絲雅談談。我後來去了一個小時，接著就去了巴塞基那裡。晚上在銀行經理馬克西米利安·希克家的一大失望是沒有晚餐。我中午幾乎沒吃什麼東西，餓得飢腸轆轆。因此，好不容易等到上茶點的時候，我就狼吞虎咽地吃了不少糕點，一點兒也不覺得害臊。希克出身富裕之家，曾在慕尼黑、柏林和巴黎讀過大學，還在俄羅斯衛隊服過兵役。現在，他與妻子及一個孩子住在一間用門帘和隔板一隔為三的屋子裡。他興許是那些被此地人稱為「曾經的人們」的一個很好的典型。這不僅是就其社會關係而言（在這一點上他還不完全是這樣，因為他所擁有的地位肯定不是微不足道的）。成為「曾經」的是他那富於成果的創作時期。他曾在《未來》這樣的期刊上發表過詩歌，也給一些如今早已銷聲匿跡的雜誌寫過文章。不過，他仍保留著當年的熱情，他那小小的書房裡有著一批雖不算龐大，卻屬精良的19世紀法、德著作的收藏。有些藏書非常珍貴，希克說起了它們的價錢，一聽便知書商把它們當成了廢紙。喝茶時，我試圖從希克那裡得到一些關於新時期俄羅斯文學的信息，卻完全是白費勁。他按自己的理解一味談論著布留索夫，其餘幾乎一概不提。我們談話時，旁邊始終坐著一位十分嬌小的女子，看得出她是沒有工作的。不過，她對書籍也不感興趣，好在有巴塞基應酬她。希克希望我在德國能幫上他一些忙，為此，他送給我一大堆不值錢的、乏味的兒童書籍，我又不能全然拒絕。只有一本我倒是願意拿走，儘管也沒什麼價值，卻很漂亮。離開時，巴塞基答應帶我去看一家妓女咖啡館，以此引誘我興高采烈地到了特韋爾斯卡婭大街。在咖啡館裡，我雖然沒看到什麼引人注目的東西，但好歹還吃了些冷盤魚和一隻螃蟹。巴塞基坐著一架大雪橇，把我帶回了薩多瓦婭大街和特韋爾斯卡婭大街的十字路口。 1月21日 這天是列寧的祭日。所有的娛樂場所都關了門。不過，對商家和機關辦公室而言，出於「經濟管理制度」的考慮，要到第二天，也即周六才是假日，而周六本來就只工作半天。我一早就坐車去銀行找希克，在那裡得知周六已確定去拜訪穆斯金，參觀他的兒童書籍收藏。換好錢我去了玩具博物館。這一回終於有所進展。他們答應周二答覆我是否可以為我拍上一些照片。不過，我後來看到的還只是底片。照片很便宜，我就訂了二十張左右。這一次，我仍然特別研究了一番維亞特卡的泥塑。——前一晚我正要離開時，阿絲雅要我下午兩點和她一起去那家兒童劇院，他們在特韋爾斯卡婭大街的「阿爾斯」影劇院演出。可是，我去的時候，劇院裡人去樓空。看得出，這天不太可能有演出。最終，門衛也告訴我劇院關門了，就把我從大廳攆了出來，我原本還想在裡面暖和一下的。我在外面站了一會兒，瑪尼婭帶著阿絲雅寫的字條來了。上面寫著：她弄錯了，演出是在周六，而非周五。隨後，我在瑪尼婭的幫助下買了蠟燭。燭光已使我的兩眼嚴重發炎了。為了省點兒時間工作，我沒有去「赫爾岑之家」（說不定這天也關著門），而是去了鄰近住所的一家餐館。飯菜雖貴，倒還不錯。回到房裡，我沒有按計劃寫有關普魯斯特的文章，而是寫了一篇文章來駁斥弗朗茨·布萊所寫的既拙劣又無恥的里爾克悼詞。後來，我在阿絲雅那裡把這篇文章讀給她聽，她對此的評論促使我在當晚以及次日對此文進行了修改。順便提一下，阿絲雅的情況不好。——後來，我和賴希在我中午去過的同一家餐館吃飯。他是第一次去那裡。然後，我們買了些東西。晚上，他在我這兒一直待到將近十一點半。我倆就各自孩提時代的閱讀記憶進行了詳細的交談。他坐在沙發椅上，我躺在床上。談話中，我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即我從小所閱讀的東西就已偏離了普遍的閱讀材料。霍夫曼的《新德意志青年之友》幾乎是唯一一本當初我也讀過的典型的青少年讀物。此外當然還有優秀的霍夫曼系列、皮襪子、施瓦布的古典傳奇故事。不過，卡爾·麥的書我沒看過第二本，我也沒讀過《羅馬之戰》以及沃里斯霍芬的航海小說。格斯泰克的書我也只看過一本，其中肯定寫了一個淫穢的情愛故事（或者，我讀此書只是因為作者在某本書里提到了它？），叫《阿肯色人的掛鍾》。我還發現，我對古典戲劇的全部了解都源於我那小小的讀書圈子。 1月22日 賴希來的時候，我還沒洗漱，卻在桌邊坐著寫東西。這天早晨，我比往常更沒興致與人應酬。工作時我也不願受人干擾。不過，一點半左右我打算離開時，賴希問我去哪兒，我這才知道，他也要去阿絲雅邀請我去的那家兒童劇院。這就是說，我所獲得的全部優待無非是提前一天在劇院大門口白白站了半個小時。儘管如此，我還是先走一步，打算去經常光顧的那家咖啡館吃點熱的東西。可是，這一天咖啡館也都關著門，這一家更是還在「維修」期間。於是，我沿著特韋爾斯卡婭大街慢慢地走到了劇院。之後賴希來了，接著阿絲雅和瑪尼婭也來了。既然我們已成了四人團隊，我對這事就沒什麼興趣了。反正，我也不可能待到結束，因為我三點半要去見希克。我沒有強行要求坐到阿絲雅旁邊去，而是坐在了賴希和瑪尼婭中間。阿絲雅要賴希給我翻譯台詞。這齣戲似乎講的是一家罐頭食品工廠的成立，看似有強烈的反英國的沙文主義色彩。休息時我離開了。此時，阿絲雅為了讓我留下，甚至要我坐到她旁邊去，可我不想遲到，更不想筋疲力盡地去見希克。希克本人卻還完全沒有把手頭的事情處理停當。在公交車上，他說起了自己在巴黎的日子，講到紀德曾經拜訪過他等等。拜訪穆斯金是值得的。儘管我只看到了一本真正重要的兒童書籍，那是一本1837年出版的瑞士兒童年曆，窄窄的一小冊，裡面有三幅非常精美的彩色圖畫。不過，我還瀏覽了大量的俄羅斯兒童圖書，見識了這些書里的插圖水準。它們高度模仿德國圖書里的插圖，許多書里的插圖是由德國的平版印刷廠印刷的。許多德語圖書被模仿。我在那裡看到的《蓬頭彼得》的俄語版很粗糙，挺難看。穆斯金往一本本書里夾紙條，把我對這些書所做的評註寫在上面。他是國家出版社兒童圖書部的主任。他給我看了一些他製作的圖書，其中有些書的正文是由他本人撰寫的。我給他講解了關於紀實著作《想像力》的龐大計劃。他看起來對我所說的不甚了了，給人的印象一般。去看他的藏書真是樁悲慘的事情。他沒有放書的地方，書就那麼胡亂地擺在過道里的書架上，七倒八歪。茶几上擺滿了豐盛的食物，不等主人布讓我就吃了很多，因為這天我既沒吃午飯也沒吃晚飯。我們在那裡待了將近兩個半小時。他最後還讓我帶走了兩本他們出版的書，我心裡想著要把它們送給達佳。晚上在家寫關於里爾克的文章以及日記。可是——此刻也是同樣情況——寫作素材太糟糕，我什麼也想不起來。 1月23日 我已好久沒寫日記了，只得概括起來說一說。這天，阿絲雅要為出院做準備。她要去拉赫林那裡住，這樣的話，總算有一個令人愉快的環境了。幾天後，我就想像得出，倘若這麼一幢房子早一點為我敞開的話，我在莫斯科會有多少機會啊。現在為時已晚，已無法抓住任何機會了。拉赫林住在中央檔案館的大樓里，在一間又大又整潔的屋子裡。她和一名大學生生活在一起。據說那個學生很窮，出於自尊不想與她同住。我們剛認識的第二天，是星期三，她就送了我一把高加索匕首，一件非常漂亮的白銀工藝品，儘管不那麼值錢而且是給孩子玩的。阿絲雅聲稱，我應該把這件禮物算作她的饋贈。對我與阿絲雅的會面來說，她在拉赫林家住的日子也沒有比在療養院的時候方便多少。因為那裡總有一位紅軍將領，結婚不過兩個月，卻極盡所能地向阿絲雅大獻殷勤，並請求她與他一同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因為他被派駐到那裡了。他說，他打算把他的妻子留在莫斯科。這幾天當中，準確地說是星期一，阿絲雅收到了一封阿斯塔霍夫寄自東京的信，是艾爾薇拉從里加轉寄的。星期四，我們一起從賴希那裡離開的時候，她給我詳細地講了信里的內容，這天晚上她也還在和我說這封信的事。阿斯塔霍夫似乎很想念她。她要他送一條帶櫻花的圍巾，於是，他很可能——這是我對她說的——在半年的時間裡只留意東京街頭的櫥窗里是否有櫻花圍巾了。這天上午，我口授了駁斥布萊一文的簡要摘錄和幾封信。下午，我心情很好，和阿絲雅聊了聊，不過現在只記得，就在我已離開了她的房間，要把她的箱子帶到我這兒來的時候，她再一次從房裡走出來，把手伸給了我。我不知道她想幹什麼，也許什麼也不想干。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原來這都是賴希策劃的陰謀，因為他自己身體不舒服，就讓我替阿絲雅扛箱子。第三天，阿絲雅搬完家後，他就在瑪尼婭的房裡睡下了。不過，流感症狀很快就好轉了。各種離境手續使我又要完全依賴巴塞基了。離開療養院後一刻鐘，我在約好的公交車站上與他碰了頭。晚上，我和格內丁約好在瓦赫坦戈夫劇院見面，不過之前還得和賴希一起去見他的女翻譯，以便——有可能的話——請她第二天上午為我做翻譯，屆時我要去國家電影院看電影。這樁事辦成了。然後，賴希把我送上了雪橇去瓦赫坦戈夫劇院。演出開始了一刻鐘後，格內丁帶著妻子來了。我正決定動身離開，想起上周日在無產階級文化劇院的情形，心想格內丁是不是有毛病。當時已買不到票了。不過，他最後還是搞到了幾張。只是座位不在一起，於是，幕間休息時我們仨不斷調換座位，因為有兩個座位是挨在一起的，另一個座位是單獨的。格內丁的太太胖胖的，很親切，也很沉靜，儘管相貌平平，卻頗有幾分魅力。演出結束後，他倆還陪我走到了斯摩棱斯克-普羅夏基路口，我在那裡上了車。 1月24日 這一天過得實在太緊張了，就算我最後幾乎達到了所有的目的，我還是覺得很惱火。先是在國家電影院沒完沒了地等待，等了兩個小時才開始放映。我觀看了《母親》、《波將金》和部分《三百萬案的審判》。看電影花了我十個盧布，因為考慮到賴希的原因我想給他為我介紹的女翻譯一些報酬，她倒沒有提錢的事，而我畢竟占用了她五個小時的時間。在那麼個小房間裡待了那麼長時間，而且大多數時候我倆是唯一的觀眾，連著看了那麼多電影卻沒有音樂伴奏，這簡直太累人了。我在「赫爾岑之家」遇見了賴希。飯後他去阿絲雅那裡，我在住所等候他倆，要與他們一同坐車去拉赫林家。可是，一開始只來了賴希。我去了趟附近的郵局取我的匯款單。這花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間，場景值得描述一番。那位郵局女職員拿著我的匯款單就好像我要奪走她的親骨肉似的。要不是沒過多久櫃檯旁來了一個會講一些法語的婦女，我興許就辦不成這樁事，只得空手而歸了。我疲憊不堪地回到旅館。幾分鐘後，我們帶著箱子、大衣、毯子等物動身前往拉赫林家。與此同時，阿絲雅直接坐車過去了。那裡聚集了一群人，除了那位紅軍將領，還有拉赫林的一位女友，她要我把一樣東西轉交給她在巴黎的一位畫家女友。接下來還是很累人，因為拉赫林——一個並非不討人喜歡的人——不斷和我說著話。與此同時，我隱約感到那位將軍對阿絲雅很感興趣，所以就一直留意著他倆的一舉一動。此外，還有個賴希在場。我不得不放棄單獨和阿絲雅說上一句話的希望；臨走時和她交談的幾句話毫無意義。我之後還到巴塞基那裡去了一會兒，和他商量一些離境時的技術問題，然後就回家去了。賴希是在瑪尼婭的房裡睡的覺。 1月25日 此地住房的緊張造成了這麼一個效果：當你晚上漫步在街頭，你會發現與其他城市不同的是，這裡大大小小的屋子裡幾乎每一扇窗戶都亮著燈光。倘若這些窗戶里透出的燈光不是這麼明暗不一的話，這可能會讓人想起節日燈飾。前幾天我還發現了一點：叫人嚮往莫斯科的不僅僅是雪，還有那天空。在其他任何大城市的上空都沒有這般遼闊的天穹。這是此地的房屋大都十分低矮所致。在這座城市裡，始終能感覺到俄羅斯平原廣闊的地平線。街上有個男孩提著一個裝滿了鳥兒的木架子一路走著，叫人覺得既新奇又欣喜。原來，這裡連鳥兒也能在街上賣。更引人注目的是，這天我在街上遇到的一個「紅色」葬禮隊伍。靈柩、靈車以及馬籠頭都是紅色的。還有一次，我看到過一輛有軌電車，車身上畫滿了政治宣傳畫，可惜它開得太快，我沒能看清細節。這座城市充斥著異國情調，令人驚訝不已。每天我都能在旅館裡看到許多蒙古人，想看多少就有多少。不過，最近旅館門前的大街上又出現了一些身穿紅黃相間長袍的人，巴塞基告訴我那是些僧人，他們正在莫斯科召開一個會議。而電車上的女售票員們則讓我想起北方的原始民族。她們裹著毛皮大衣站在電車裡的崗位上，儼然站在雪橇上的薩摩耶德女人。——這天，我辦成了幾樁事情。上午忙著準備行程。我居然把我的護照照片也讓人封了起來，真是愚蠢。於是，就去斯特拉斯諾伊大道的一家快照店拍照。然後是其他一些事情。前天晚上，我從拉赫林家出來時和伊列什取得了聯繫並約好，兩點左右去「人民教育委員會」接他。費了一番周折我才找到他。我們一路從部委走到國家電影院，浪費了許多時間，伊列什要去那裡找潘斯基談點事情。此前不久，我想到是否可以讓國家電影院給我弄一些電影《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的劇照，於是，就把這個願望告訴了潘斯基。可是，不走運。潘斯基給我來了一大套莫名其妙的說詞：千萬別在國外提起這部電影；這部電影裡有外國影片的剪輯，說不清到底剪自哪些外國影片，擔心會引起不快——總而言之，他小題大做了一番。除此之外，他還竭力遊說伊列什立刻與他合作將戲劇《暗殺》搬上銀幕。不過，伊列什卻有禮貌地堅持拒絕這一提議，這才使我終於有機會能同他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館（「魯克斯」）進行一次交談。談話獲得了預期的成果；我從他那裡得到了一張有趣的、關於當前俄羅斯文壇分化的圖表，是基於每位作家的政治傾向而做出的劃分。與伊列什的談話結束後，我立即去見賴希。晚上，我又去了拉赫林家，是阿絲雅要我去的。我實在太累了，就坐了雪橇。在樓上，我看到了那位哪兒都少不了他的伊廖沙將軍，他買的糖果堆成了山。我自己雖然沒有帶阿絲雅要的伏特加，因為沒買到，但帶去了波爾圖葡萄酒。這一天，主要還是第二天，我和阿絲雅打了很長時間的電話，就和我們在柏林的時候差不多。阿絲雅很喜歡在電話里說重要的事情。她提到要去柏林格魯納瓦爾特區與我同住，我告訴她這不可能，對此，她很不滿意。我是在這天晚上得到了拉赫林相贈的那把高加索匕首的。我一直待到伊廖沙離開為止。我談不上很滿意；後來卻十分稱心，因為阿絲雅坐到了我身旁的一張雙人沙發椅上，那裡原先坐著的人都轉過了身。不過，她跪在座位上，把我的真絲巴黎假領圍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可惜我已在家吃過了晚飯，桌上那麼多的糖果我已吃不下多少了。 1月26日 這幾天一直都是晴朗、溫暖的好天氣。莫斯科讓我又覺得親近了許多。就像剛來的頭幾天那樣，我又有了學俄語的興致。天氣很暖和，陽光也不耀眼，這使我能更好地在街頭顧盼流連。我視每一天為上天所賜的兩倍甚或三倍的饋贈，因為每一天都是如此美好，因為阿絲雅又時常與我親密無間，因為每一天都是我在計劃逗留的期限以外對自己的額外犒賞。我因此也看到了許多新鮮的事物。首先還是商販，賣的是另一些東西：有一個男人，肩頭的擔子上垂掛著一大串玩具手槍，手裡還握著一把，不時叩響扳機，槍聲穿透明淨的空氣沿街傳盪；還有許多賣籃子的商販，他們出售各式各樣的籃子，彩色的，看起來與在卡普里隨處能買到的那種籃子有點兒相似，飾有嚴格的正方形圖案的雙把提籃，正方形的中心有四個彩色的大圓點。我還看到一個男人提著一個大行李籃，籃子上有綠色和紅色的草編紋飾，不過，那不是商販。——這天早晨我打算在海關把我的箱子託運走，卻沒有辦成。由於我的護照不在身邊（被交出去辦理出境簽證了），他們雖然接收了我的箱子，卻沒有把它託運走。此外，上午我什麼事都沒辦成，去那家小地窖餐館吃了午飯，下午去看賴希，為了滿足阿絲雅的心愿，我給他帶了些蘋果。這天，我沒見著阿絲雅，不過，下午和晚上和她通了兩次電話，說了很長時間。晚上寫文章回應施密茨論《波將金》一文。 1月27日 我一直穿著巴塞基的那件大衣。——這是一個重要的日子。上午，我又去了一趟玩具博物館，有望弄到一些照片。我看了巴特拉姆書房裡的物品。一張長方形的、狹長的掛壁地圖十分引人注目，它寓言般地將歷史展現為一條條河流，宛若色彩各異、蜿蜒曲折的緞帶。數據和名稱按年代先後寫在每條河流的河床上。這幅地圖繪製於19世紀初，我卻以為它還要早上一百五十年。此外，還有一座有趣的八音鍾，一幅鑲在玻璃盒裡掛在牆上的風景。鐘的機械裝置壞了，鐘面也已脫落，原先敲響鐘點時，裡面的風車、井軲轆、百葉窗和小人會動。八音鐘的左、右兩側各掛著一幅浮雕，很相似，也都鑲在玻璃里，一幅是「特洛伊大火」，另一幅是摩西「擊石取水」的情景。不過，它們是靜止不動的。此外，我還看了些兒童書籍、收藏的一副副牌以及許多其他東西。這天（周四）博物館不開放，我走到巴特拉姆的辦公室要穿過一個庭院，旁邊就有一座特別漂亮的老教堂。此地的教堂塔樓風格多樣，著實令人驚嘆。我估計，那些狹長纖細的、形似方尖碑的塔樓可能是18世紀的建築。這些聳立於庭院的教堂與坐落在周遭只有少數建築的鄉野風光里的村莊教堂無甚區別。從巴特拉姆那裡離開後，我立刻回住處去放一幅大木版畫——罕見的整版印刷，可惜有破損，被貼在了紙板上。這是巴特拉姆的一件收藏的副本，他把它贈送給了我。隨後去賴希處。我在那裡遇見了阿絲雅和瑪尼婭，她們剛到。（我後來一次再去時才結識了迷人的達莎，她是烏克蘭猶太人，最近一段時間負責給賴希做飯。）我到那裡時，屋裡的氣氛很緊張。我竭力避免引火燒身。我覺察出了事情的起因，但都是些雞毛蒜皮的事，我懶得去回憶。之後，就在阿絲雅嘟囔著嘴，生氣地給賴希鋪床的時候，他倆立刻就起了衝突。最終，我們離開了。阿絲雅千方百計地想著如何找到一份工作，她在路上跟我談起了這事。我倆只一起走到了下一個電車站台就分手了。希望晚上能見到她，不過，事先得打電話確認她是否還要去見克諾林。我已習慣對這樣的約定儘可能地不抱什麼希望。晚上她打來電話說，因為實在太累了，她已回絕了克諾林，可是，不巧又從裁縫那兒得到消息，讓她當晚務必前往取她的裙子，因為次日裁縫家裡就沒人了，據說裁縫要進醫院。聽她這麼說，我就徹底放棄了晚上與她見面的希望。不過，情況並非如此：阿絲雅請求我到裁縫家門口去見她，並答應之後隨便我帶她去什麼地方。我們想到了阿爾巴特廣場旁的一家酒館。我倆幾乎同時到達了臨近革命劇院的裁縫的住處。然後，我就在門口等了將近一個小時。最後，我確信與阿絲雅走失了，因為我中途曾短暫離開過，去看了一個庭院，這房子至少有三個這樣的庭院。我又等了十分鐘，不斷地對自己說這樣的等待毫無理智，而她終於來了。我們坐車去阿爾巴特廣場。到了那裡，我們稍做遲疑，最後走進了一家名為「布拉格」的餐館。我們踩著寬闊、迂迴的樓梯走上二樓，來到一間燈光通明的大廳，那裡擺放著許多餐桌，大都空著。大廳右端有個高高的舞台，從那裡傳來樂隊的演奏聲、報幕員的話音或一支烏克蘭合唱隊的歌聲，彼此間隔較長時間。我們一開始就換了座位，阿絲雅喜歡坐在窗邊。她為自己穿著一雙破舊的鞋子走進這麼「雅致」的一家餐廳而感到羞愧。她在裁縫那裡穿上了她的新裙子，裙子是用已經被蟲子蛀了的黑色舊布料做的。她穿著效果很好，總體感覺和那條藍色的很相似。我們起初談論了阿斯塔霍夫。阿絲雅點了烤羊肉串，我要了一杯啤酒。我們就這麼面對面地坐著，不時想起我的行程，提及此，我倆就互相凝望。此時，也許是第一次，阿絲雅對我和盤托出，她曾一度十分渴望嫁給我。而這樣的事最終沒有發生，她認為，不是因為她而是因為我把事情搞砸了。（也許，她並沒有說過「搞砸了」這麼尖銳的詞，我已記不得了。）我說她渴望嫁給我是受了惡魔的慫恿。——的確，她也想過，要是她作為我的妻子去見我的親朋好友，那可真是太滑稽了。她接著說道，不過，生過病後，她的心裡沒有惡魔了；她變得很消沉；我倆之間也不會發生什麼了。我說：可是，我要抓住你不放，就算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也要去那裡找你。——那你也願意在紅軍將領家扮演家庭朋友的角色？要是他和賴希一樣傻而沒有把你扔出去的話，我不反對。要是他把你扔了出去，我也無話可說。——一會兒她又說：「我已經很習慣於你了。」（原文即如此）最後，我對她說：「我剛來的頭幾天對你說過，我要立刻娶你。可是，我不知道是否會這麼做。我覺得，我會難以忍受。」接著，她說了些很動聽的話：為什麼不呢？我是一條忠誠的狗。和男人在一起生活時，我態度野蠻。這當然不對，可我沒有辦法。倘若你和我生活在一起，你將不會像現在一樣動輒感到恐懼或悲傷。——我們就這麼聊了許多。我是否只要看到月亮就會想念阿絲雅？我說，我希望下次重逢的時候，情況會有所改善。——那你是否還會二十四個小時與我耳鬢廝磨？——我說，這一點我現在倒是沒有想過，我想的是能與她親近，與她交談。只有能與她親近了，我才會有願望與她長相廝守。「真叫人愉快。」她說。——這番談話令我次日，實際上那天一整晚就已使我坐臥不寧了。不過，踏上行程的願望還是要強於對她的渴望，儘管這很可能是因為我對她的渴望曾經遭遇了許多阻礙的緣故。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對我而言，在俄國生活太困難，在黨內是如此，在黨外就更是希望渺茫，而且不見得容易到哪裡去。而阿絲雅卻已在俄國生了根，她在此有許多牽掛。當然，她仍然嚮往歐洲，這很大程度上與她在我身上所看到的吸引力有關。有一天，與她一起生活在歐洲，倘若我能爭取到她的話，可能會成為我最先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在俄國——我認為這不可能。我倆乘著雪橇回到她的住處，彼此緊緊相擁。天已黑。這是我倆在莫斯科所擁有的唯一一次黑夜——在大街上，在一架雪橇狹窄的座位上。 1月28日 晴朗的融雪天，早早就出了門，去逛阿爾巴特廣場右面的那些街巷。我早已有此打算。我來到了廣場，這裡原先是沙皇的養狗場。附近的房屋低矮，部分有立柱門廊。不過，其中也有一些醜陋的、較新的高房子，位於廣場的同一側。「四十年代生活方式博物館」就位於此——這是一座低矮的三層樓房，房間按當時富裕市民家庭住宅的風格布置，很有品位。家具精美，與路易·菲利普風格有許多相似之處：小箱櫃、燭台、窗間牆、屏風（有一扇很獨特，木頭框架里鑲著厚玻璃）。所有的房間都布置得好像還有人在住似的：紙、便條、睡袍，圍巾或放在桌上或垂掛在椅子上。不過，所有這些很快就能逛完。令我驚訝的是，我沒看到真正的兒童房間（因此也沒看到玩具），或許當時就沒有專門的遊戲室？還是缺了？還是被單獨安置在最頂樓？隨後，我繼續穿行於周邊的街巷。最後，我又回到阿爾巴特廣場，在一個書攤前停下腳步，找到了一本維克多·狄索出版於1882年的書《俄羅斯與俄羅斯人》。我花二十五戈比買下了此書，它好歹能讓我了解一些情況和名字，這對我理解莫斯科以及撰寫關於這座城市的文章而言可能會有用處。我回旅館放下書，接著去賴希那裡。這一次，我倆談得不錯。我下定決心不再製造緊張氣氛。我們談論起電影《大都會》以及該片在柏林，至少在知識分子圈內所遭到的拒斥。賴希欲將這一電影試驗的失敗歸咎於知識分子自身，認為正是他們的過分要求才導致了如此的冒險行為。我反駁了他的這個觀點。阿絲雅沒有去，據說要晚上才去。不過，瑪尼婭在那兒待了一會兒。後來，達莎也來到房裡，她是個嬌小的烏克蘭猶太人，眼下就住在那裡給賴希做飯。我很喜歡她。姑娘們說的是猶太德語，可我聽不懂她們在說什麼。回去後我打電話給阿絲雅，請求她從賴希那裡回來後到我這裡來。後來，她果真來了，很疲倦，一來就躺到了床上。起初我手足無措，不敢吭聲，生怕她又立馬走人。我把巴特拉姆送給我的大幅版畫拿出來給她看。然後，我們說起了周日的安排：我答應陪她去看達佳。我們又接了吻，說到一起在柏林生活，說到結婚，說到至少一起旅行一次。阿絲雅說，沒有哪個城市像柏林那樣令她難以割捨，這是否與我有關？我們一起坐雪橇去拉赫林家。特韋爾斯卡婭大街的雪已不多，雪橇駛不快。因此，倒不如走旁邊的小街巷。雪橇走了一條我不認識的路，我們經過一家浴室，看到了莫斯科偏僻、神秘的一角。阿絲雅給我講了俄羅斯浴室的情況。我原本就已知道它們其實就是賣淫場所，就像中世紀德國的浴室一樣。我給她講了馬賽的情況。我們十點不到就到了拉赫林家，無客來訪。這是一個美好、安寧的夜晚。拉赫林事無巨細地講了檔案館裡的情況。其中講到他們在沙皇家族部分成員的通信中發現了加密的色情內容，露骨至極，難以描述。我們就此討論這些內容該不該發表。我意識到賴希所做的聰明的評價確乎真理：他將拉赫林和瑪尼婭歸於共產黨里的「道德」一派，這些人總是保持中間的立場，從來就看不到有真正的「政治」立場的可能性。我緊挨著阿絲雅坐在那張大沙發上。有牛奶甜羹和茶。十一點三刻左右我離開了。夜裡的天氣也出奇地暖和。 1月29日 這天幾乎事事都不順利。上午十一點左右我到了巴塞基那裡，沒料到他居然已經醒了，正在工作。不過，我照樣還是免不了要等。這回是因為他的郵件不知道放哪兒了，等到找到時已經耽誤了至少半個小時。接著還要等他打完字，期間他像平常一樣給我看了一些最新的社論的手稿。總而言之，離境手續原本就很麻煩，再加上這樣的辦理方式就更費事了。這幾天來我得出了結論，格內丁讓我在莫斯科將行李報關簡直是個餿主意。他的建議使我深陷種種難以想像的困難與刁難之中，想到他時，那條往日出行的座右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令我深有感觸：決不要把不請自說的人的建議當回事。當然還要補充說明一個實際經驗，即你既然已經（和我一樣）把自己的事情託付於人，你就得嚴格按照人家的建議辦事。可是，就在我離境前的最後那個關鍵的日子，巴塞基卻把我撂下不管了，致使我費了好一番周折才於2月1日，就在我離境的幾個小時前，和他給我安排的僕從一起辦妥了行李的託運。這天上午幾乎一事無成。我們去民警機關取了我的護照和出境簽證。我直到後來才想起這天是周六，海關不可能在一點以後還辦公，但為時已晚。當我們最終到達「人民外交委員會」時，時間已過兩點。因為我們沿著彼得羅夫卡大街一路悠然地走著，接著還去了波修瓦大劇院的行政大樓，通過巴塞基的介紹他們答應給我周日的芭蕾舞票，最後還去了趟國家銀行。當我們兩點半左右終於到達卡蘭切夫斯卡婭廣場時，被告知海關官員們剛剛離開。我和巴塞基一起坐上了一輛小汽車，讓司機在一個公交車站把我放下，我要坐車去拉赫林家。我們約好了兩點半由我去接她，和她一起去列寧山。她和阿絲雅在家。我弄到了芭蕾舞票的消息並沒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樣令阿絲雅感到開心。她說，要能弄到周一的票才好。周一大劇院將上演《欽差大臣》。上午辦事不順利使我既疲憊又惱火，我懶得理睬她。這期間，拉赫林邀請我散步回來後在她家吃飯。我答應了，並確認了阿絲雅到時候也還在。可是，這次散步的情況是這樣的：在住所附近，我們眼看著一輛電車從眼皮子底下經過。我們便朝著革命廣場的方向走去——也許拉赫林是想去那裡等車，因為那裡的線路要多一些。可我不知道。走幾步路我倒不覺得累，只是與她交談起來很費勁，稀里糊塗，似懂非懂，充滿了誤解。當她問我是否敢跳上一輛正從我們身邊經過的有軌電車時，我疲憊無力地回答說「好吧」。這其實是我的錯，是我讓她注意那輛車的，否則，她肯定沒看到。她踏上了車廂的平台，車子隨即就加快了速度，我就在她旁邊追著車子跑了幾步，卻沒有跳上去。她衝著我喊道：「我在那裡等您！」我於是慢慢地穿過紅場，朝著廣場中央的有軌電車站走去。她肯定只在那裡等了我一會兒工夫，因為等我到那裡時她已不在了。事後才知道，她其實就在附近四下里找我。當時，我就站在那裡，搞不明白她可能會在什麼地方。最後，我把她衝著我喊的話理解成她會在有軌電車的終點站等我，於是，我登上了那條線路的下一班車，坐了大概半個小時，線路相當直，穿過位於莫斯科河對岸的城區，直到終點站。也許，我在內心深處是有意要獨自出行的。事實情況是：與拉赫林一起出行，不管她要帶我去什麼地方，我都可能會覺得沒那麼愜意，會很累。而此刻，我迫不得已且幾乎漫無目的地穿行於這座城市的一個全然陌生的區域，倒感到十分愉快。直到現在我才發現莫斯科的一些郊區與那不勒斯的港口街巷是多麼相似。我還看到了龐大的莫斯科無線電發射塔，其形狀與我在別處見過的都不同。在有軌電車途經的公路右側不時出現幾座莊園，左側則是些堆棧和小屋，其餘大都是空闊的田野。莫斯科所具有的鄉村氣息在這些郊外的馬路上突然毫無掩飾地、清楚而絕對地湧現出來。或許也沒有哪個城市會像莫斯科這樣有著如村野般沒有定形的，仿佛始終被消解在惡劣的天氣、融化的冰雪或雨水裡的開闊的場地了。就在這麼一片不屬於城區卻也算不上鄉村的曠野，道路止於一家小客棧門前。拉赫林當然不在那裡。我即刻坐車返回，只剩下回家的力氣了，就沒有應邀去她那裡吃飯。我沒吃午飯，只吃了幾塊華夫餅。我剛到家，拉赫林就打來電話。我毫無理由地對她惡聲惡氣，採取著守勢，因此，當聽到她言語友善、忍讓時，我倍感驚喜、舒坦。從她的話里我首先明白了她不想在阿絲雅面前讓這件事顯得過於可笑。不過，我還是拒絕了立刻去她那裡吃飯的請求。我太累了。我們約定，我七點再去。最令我感到驚喜的是那裡只有我、阿絲雅和她三個人。我已記不清我們談了些什麼，只能回想起我離開時——拉赫林先走出了房門——，阿絲雅給了我一個飛吻。接著，我想在阿爾巴特廣場找家飯店吃點熱的東西，卻是白費勁。我要的是湯，人家卻給我上了兩小片奶酪。 1月30日 我現補記一些關於莫斯科的情況，這是我回到柏林後才領悟到的（我在柏林自2月5日起陸續把這些日記寫完，從1月29日記起）。對來自莫斯科的人來說，柏林是座死城。街上的行人個個形單影隻，人人都與他人保持著極遠的距離，孤零零地置身於寬闊的大街上。此外：當我從動物園火車站乘車去格魯納瓦爾特區時，我發現那個我所必經的地區像是被擦過、被刷過了似的，顯得過於乾淨、過於舒適。城市及其居民的形象也是人們精神狀況的寫照：我看待這一切時所獲得的新眼光，是俄國之行的最不容置疑的成果。儘管我對俄國的了解還是少之又少，但我所學到的是，憑著對俄國情況的有意識的了解來觀察和評價歐洲。這是一個明智的歐洲人在俄國的首要任務。因此，從另一方面來看，對外國來訪者而言，在俄國的逗留就是一塊精確的試金石。每個人都被迫選擇並準確表明他的立場。總的來說，在俄羅斯的經歷越偏狹、越私人化且與俄國的社會生活越不合拍的話，就越容易產生各種草率的理論。誰若是深入地去了解俄國的情況，就不會立刻感到觸及了抽象的概念，相反，抽象的概念卻很容易進入歐洲人的腦海。——在我於莫斯科逗留的最後幾天，我覺得街上似乎又多了些出售彩紙工藝品的蒙古商販。我看到一名男子——不是蒙古人，是個俄國人——除了賣籃子還賣蠟光紙做的小籠子，籠子裡關著紙做的小鳥。不過，我也看到了一隻真正的白色鸚鵡：在米亞斯尼茨卡婭大街，它蹲在一隻籃子上，一個女人在籃子裡放了白色的棉麻織物，正在向路人兜售。——我還在別處的街頭看到過賣兒童鞦韆的。那種常在大城市裡傳播令人難以抗拒之憂傷的鐘聲，在莫斯科幾乎聽不見。這一點也是我回來後才意識到並學著去愛那鐘聲的。——我到達亞洛斯拉夫斯基火車站時，阿絲雅已經在那裡了。我遲到了，因為周日早上沒有巴士，我只得等了一刻鐘的有軌電車。已經沒有時間吃早飯了。白天，至少上午，是在心情抑鬱中度過的。直到從療養院回來的路上我才好好享受了一番乘坐雪橇的快樂。天氣很暖和，太陽在我們背後。當我把手放在阿絲雅的背上時，甚至能感覺到陽光的溫暖。給我們駕雪橇的車夫是常給賴希駕雪橇的那人的兒子。這一次我得知，沿途經過的那些迷人的小房子並非別墅，而是富裕的農家。一路上阿絲雅非常開心，正因此，到達目的地後，她很是依依不捨。溫暖的陽光下，孩子們在屋外融化的雪地里玩耍，達佳不在他們中間。他們去屋裡喊她。達佳的臉上淚痕未乾，她穿著破舊的鞋襪，幾乎光著腳走下石階來到大廳。原來，她沒有收到寄給她的一包襪子，而且，在過去的十四天裡，根本沒有人照料過她。阿絲雅情緒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也沒法去和醫生交涉，儘管她有此打算。她幾乎由始至終都挨著達佳坐在大廳里的一張木椅子上，絕望地為她縫補著鞋襪。不過，她後來又責怪自己去補那鞋子。那雙便鞋已破舊不堪，無法為孩子保暖。她擔心，他們還會讓達佳穿上這雙破鞋子，而不讓她穿像樣的鞋子或氈靴走路。我們原本打算和達佳一起坐雪橇去轉悠五分鐘，卻沒能去成。其他來探望的人都已走了很久，我們是最後的兩個。阿絲雅還坐在那裡縫著，有人來喊達佳去吃飯。我們離開了；阿絲雅絕望至極。我們到達火車站時，一列火車剛開走沒幾分鐘，我們不得不等了幾乎整整一個小時。我們就玩了好久「坐哪裡」的遊戲。阿絲雅堅持要坐在一個我根本無法落座的地方。待到她最後讓步時，我卻又固執起來，堅持待在選定的位置不動。我們點了雞蛋、火腿，還要了茶。返回途中，我談起了伊列什的劇作讓我想到的一個戲劇素材：將革命時期運送物資的故事（比如說給囚犯的給養）搬上舞台。下了火車，我們坐雪橇去賴希那裡。他已搬入新的住所。阿絲雅也於次日搬了進去。我們在樓上待了很久，等著吃飯。賴希又向我問起了那篇關於人文主義的文章，我對他解釋說，在我看來，人們應該特別注意一點，即文人與學者這兩個原先統一的類型——至少被統一為學者這一身份——的分道揚鑣恰與資產階級獲得真正的勝利而文人的地位日益下降的事實同時發生。可以確定的是：在革命的準備時期，在那些最有影響力的文人身上，學者與詩人的身份至少是各占一半。的確，學者的身份甚至有可能占得比重更大。我開始覺得背疼了起來。我在莫斯科的最後幾天，不斷地受到背疼的侵擾。終於等來了飯菜，是女鄰居送來的。非常可口。飯後，我和阿絲雅離開了，我們先各自回去，約好晚上看芭蕾時碰頭。從一個醉鬼身邊走過，他倒在大街上，抽著煙。我把阿絲雅送上電車，然後自己坐車回旅館。在旅館房裡，我看到了戲票。晚上有斯特拉文斯基的《木偶的命運》和《精靈》——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作曲家的芭蕾舞劇，還有里姆斯基-柯薩科夫的《西班牙隨想曲》。我很早就到了，在大廳里等著阿絲雅，想到這是我在莫斯科能與她單獨說說話的最後一晚，我只希望能與她早早地坐進劇場，長久地等待幕布的開啟。阿絲雅來晚了，不過我們尚能及時找到位子落座。我倆身後坐著幾個德國人。在我們一排有一對日本夫婦帶著兩個女兒，小姑娘們的頭髮黑得發亮，梳著日本式的髮辮。我們坐在距離舞台的第七排。在第二部芭蕾舞劇中，著名的、現已上了年紀的芭蕾舞女演員蓋爾澤登上了舞台，阿絲雅在奧廖爾時就認識她。《精靈》是一部相當可笑的芭蕾舞劇，卻很能體現這家劇院慣有的風格。這也許是尼古拉一世時期的作品。觀看時所獲得的娛樂像極了遊行隊伍給人帶來的消遣。最後是里姆斯基-柯薩科夫的芭蕾舞劇，造作至極，一陣風似的就演完了。有兩次休息的時間。第一次休息時我和阿絲雅分開了，想去劇院門口拿一張節目單。返回時我看到她正和一個男人站在牆邊說話。當我後來聽阿絲雅說那人就是克諾林時，我惶恐地對自己說，我那麼盯著他看真是太不要臉了。他總是執意稱阿絲雅為「你」，弄得阿絲雅沒辦法，只得也以「你」相稱。他問阿絲雅是不是一個人來的劇院，阿絲雅告訴他不是，她是和柏林的一位記者一起來的。她曾經向他提起過我。這晚，阿絲雅穿著新裙子，是用我送她的布料做的。她肩上圍著黃色的披肩，是我從羅馬帶到里加去送給她的那條。她的臉上部分由於天生部分由於生病以及這天所受的刺激而呈現出一種黃色，沒有一點兒血色。所以，她的整個外表是由三種十分接近的色調構成的。看完演出後，我只剩下與她商量第二天晚上該如何安排的時間了。假如我真的要去特洛伊察郊遊的話，我肯定一整天都不在，因此，就只剩下晚上的時間。而她不想出門，因為她打算第三天一早再坐車去看達佳。於是，我們說定，晚上我一定去找她。就連這也是在匆忙中商定的。還在說話的時候，阿絲雅就想跳上一輛電車，不過又放棄了。我們站在劇院廣場上的人潮里。對她的不滿與對她的愛意在我的內心如疾風般劇烈地翻騰。最後，我倆互道再見，她已站上了電車的平台，我則留在原地，猶豫著是否該隨她跳上車去。 1月31日 30號我預訂了返程的車票，由此，我已不可更改地定於2月1日離境。不過，最後必須要將行李報關。於是，我按照約定於七點三刻到了巴塞基家，以便能與他及時到達海關，並且還能趕上十點鐘的火車。事實上，火車要到十點半才開。不過，我們沒能及時了解情況，因此，沒能充分利用這多出來的半個小時。不過，幸虧有這半個小時的時間，我們最終才得以去特洛伊察郊遊。因為，要是火車真的是十點鐘發車的話，我們壓根兒就趕不上。辦理海關手續非常拖沓，真是折磨人，而且當天還沒辦完。我當然還得付車錢。這整個兒就是白忙活一場，因為人家根本沒在意那些玩具，我想，邊境上的情況肯定也與這裡差不多。那名僕從也一起去了海關，他要在那裡取我的護照，隨即還要坐車去波蘭領館取我的簽證。總之：我們不僅趕上了那趟火車，而且還在車廂里等了二十分鐘才開車。不過，我不無氣惱地對自己說，我們本可以利用這段時間把報關手續辦完的。不過，因為巴塞基已經怒不可遏了，我只好不露聲色。一路上枯燥乏味。我忘了帶些東西來讀，睡了一段時間。兩小時後我們到達了。我還沒提想在那裡買些玩具。我怕他失去耐心。可這時我發現，我們一開始經過的就是一個玩具倉庫。我連忙開了口，卻沒法說動他馬上和我一起到倉庫里去。我們的眼前是一個龐大的堡壘似的修道院建築群，地勢略高。這一景象遠比我所估計的要宏偉得多。其用於城市自衛的封閉性可能會令人想起阿西西的寺院，而我最先想到的卻是達豪，很奇怪。在達豪，教堂坐落在高山上，儼然聳立於城市之巔的王冠，就像此地連綿的房屋中央聳立著一座大教堂的情形一樣。這天的街頭一片死寂：修道院山腳下那一字排開的許多裁縫店、鐘錶店、麵包房和鞋匠鋪都關著門。這裡也正是冬日裡最美好、最溫暖的天氣，只是看不到太陽。看到了那個玩具倉庫，我就想在這裡買些新的玩具，這成了我的首要願望，以至於我都沒有耐心好好參觀那些修道院裡的珍藏。我和我自己所痛恨的那種遊客成了一個德性。相形之下，我們的導遊倒是非常熱情。他就是這座由修道院演變而來的博物館的館長。我的急不可耐自然還有其他原因。大多數的房間裡冰冷刺骨，我很可能就是在這一個小時的參觀過程中著了涼，患了重感冒，及至回到柏林，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博物館各個房間的玻璃匣里珍藏著一件件珍貴的織物、金銀器皿、手稿和祈禱用品。一位僕從走在我們前面，為我們揭去蒙在玻璃匣上的罩布。最終，這些無窮無盡的珍寶叫人看得簡直有些麻木了，它們甚至挑起了參觀者的一種殘忍的心理。此外，這些寶貝的真正的藝術價值往往只有非常專業的內行才能識辨得出。巴塞基卻是意猶未盡，他想飽覽「一切」，要把能看的一網打盡。他甚至讓人帶他去了墓室，玻璃棺槨里躺著修道院的創建人聖謝爾蓋的骸骨。我無法一一列舉所看到的一切，哪怕只是不完整地說出部分。魯布洛夫的那幅名畫依牆而立，此畫已然成了這座修道院的標誌。後來，我們在參觀大教堂時就看到原先懸掛這幅聖像的地方現在已經空了。為了使聖像得到更好的保存，它被人從那裡移走了。大教堂的壁畫正遭受著嚴重的威脅。由於沒有使用中央供暖設施，到了春天，牆壁就會突然升溫，於是，就形成了裂縫，濕氣就從裂縫裡滲透進來。在一個壁櫃裡，我看到了一件巨大的、鍍了金的金屬外罩，周身鑲嵌著不計其數的寶石，這是後來有人捐贈給魯布洛夫的聖像的。外罩上，天使們的身體唯一沒有被裝飾的是那些沒有衣物遮蔽的地方，即臉和手。其餘部位都鍍了一層厚厚的金箔。把模板罩在畫面上時，天使的脖子和手臂看上去就像被壓進了沉重的鐵鏈，有點兒像戴著枷鎖受刑的中國犯人。我們的參觀結束於導遊的房間。這位老者結過婚，因為他把房裡牆上掛著的妻女的畫像指給我們看了。現在，他獨自居住在這間寬敞、明亮的僧侶房內，與外界並非全然隔絕，因為有許多外國人會來參觀這座修道院。一張小桌子上放著一包剛剛拆開的學術書籍，是從英國寄來的。這裡也需要在留言簿上簽名。看來，這一習俗在俄國的資產階級中間保持的時間比這裡還要長，至少，倘若我能由此得出結論的話，在希克家他也給我遞上了這麼一本簿子要求我簽名。——修道院本身的建築雄偉壯觀，遠勝於裡面所有的一切。踏上這片四周為防禦設施所包圍的開闊的場地前，我們在修道院的大門口停下了腳步。大門的左、右兩側各有一塊青銅板，上面銘刻著該修道院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庭院中央聳立著一座洛可可風格的粉黃色教堂，周遭圍著些低矮的老房子，鮑里斯·戈杜諾夫的陵寢就在其中。與這座教堂相比，那些長排的生產與生活用房顯得更簡樸、更美觀，它們呈矩形布局，分布在這片開闊的大場地的四周。其中，最漂亮的要數那幢彩色的大齋堂。透過齋堂里的窗戶往外看，既能看到這空曠的廣場，又能看到一個個豎井以及牆間的條條通道，好一座堡壘狀的石牆迷宮。這裡曾經還有過一條地下通道。在一次圍困中，兩位僧侶為了拯救修道院，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把地下通道炸毀了。我們在一家位於修道院入口處斜對面的餐館吃了飯，要了開胃小菜、伏特加、湯和肉。幾間大餐室里都是人，有地道的俄羅斯鄉下人，還有從小城市來的人——不久前剛剛宣布謝爾蓋耶夫成為一個市。我們正吃著飯，來了一個商販，賣的是鐵絲框架。那些框架能瞬時從一個燈罩變成一個盤子或水果籃，易如反掌。巴塞基認為這是克羅埃西亞人玩兒的手藝，而當我看到這種難看的把戲時，我覺得心裡湧起了一個非常久遠的記憶。我小時候，我父親肯定在某個避暑地（也許是在弗羅伊登施塔特？）買過類似的玩意兒。吃飯的時候，巴塞基從侍者那裡打聽到了玩具商人的地址，我們隨即就出發了。可是，我們還沒走上十分鐘，巴塞基去問了一下路，得到的簡短答覆令我們不得不往回走，正巧旁邊有一架空雪橇駛過，我們就坐了上去。飯後走路讓我感到很累，我就懶得去問到底為什麼要返回。看樣子，能確定的只有一點，那就是我們最有可能在火車站附近的倉庫里實現我的願望。那兩間倉庫彼此緊挨著。第一間裡放著木頭玩具。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們把燈打開了，因為天色已暗。正如我所料想的那樣，一個堆滿了木頭玩具的倉庫不可能向我展現多少新鮮的玩意兒。我買了幾樣，與其說是我自願的，倒不如說是巴塞基慫恿的。不過，我現在卻很高興這麼做了。我們在這裡也浪費了時間，我不得不等了好久，他們才去附近把一張十盧布的錢換開來。之後，我就不安地期待著去看那個紙玩具倉庫。我擔心那裡也許已經關門了。情況並非如此。只是，當我們興高采烈地到了那裡時，屋子裡面已經很黑了，而倉庫裡面卻沒有任何照明。我們只得憑著運氣站在架子上摸來摸去。我不時擦亮一根火柴。就這樣，我到手了一些非常漂亮的東西。要不是這樣的話，我興許就得不到這些東西，因為我們當然沒法讓那人明白我要找的是什麼。當我倆最終坐上雪橇時，每人手裡都有兩個大包裹——除此之外，巴塞基還有一大堆從修道院買來的小冊子，他要弄些材料來寫篇文章。火車站的餐廳里燈光昏暗，我們又要了茶和小點以打發漫長的等待時間。我很累，開始覺得有些不舒服。這不免令我憂懼起來，因為我想到我在莫斯科還有很多事情要辦。返程途中的情景很有意思。車廂里點著一盞燈，半路上燈里的蠟燭被人偷了。離我們的座位不遠有一個鐵皮爐子。大塊大塊的木頭胡亂地躺在長椅下面。不時會有一名工作人員走到一張座位旁，掀起座位，從敞開著的類似箱子的容器里拿接下來要用的燃料。八點鐘我們到了莫斯科。這是我在莫斯科的最後一晚，巴塞基叫了一輛小汽車。我讓司機在我住的旅館門口停一下，我得先把買來的玩具放下，還得急急忙忙地把一小時後要帶給賴希的手稿拿上。在巴塞基家，向他的僕從交代了很長時間，我說好十一點半左右去接他。隨即，我坐上電車去賴希家，所幸猜對了該在哪一站下車，比預期的時間早到了。我其實很想坐雪橇去，卻不可能：因為我既不知道賴希家所在的那條街的名字，也沒有在地圖上找到他家旁邊的那個廣場。阿絲雅已經睡下了。她說，她等了我好久，已不再指望我會來了。要不然，她很想和我馬上出門，帶我去看一家她偶然走進的下等酒吧，就在附近。不遠處還有一家浴室。她是在走錯了路的情況下才發現這些地方的，她好不容易穿過了一個個院落和一條條小巷才找回家。賴希也在房裡，他漸漸留起了鬍子。我實在累極了，阿絲雅又像往常那樣問一些神經兮兮的問題（比如她的小海綿什麼的），我明確向她強調我很累，態度也就變得粗暴起來。好在這樣的情況很快就過去了。我儘可能簡潔地說了說我去郊遊的情況。接著就是委託我回柏林後要辦的事：給各種各樣的熟人打電話。賴希後來出去了，留下我和阿絲雅單獨待了一會兒，他去聽廣播裡轉播的、在大劇院上演的《欽差大臣》，由契訶夫主演。第二天早晨，阿絲雅要坐車去看達佳，我料想在我離開前肯定見不到她了。我吻了她。賴希進來後，阿絲雅就去隔壁房間聽廣播。我沒有再待很久。不過，我離開前還給他們看了我從修道院帶回來的明信片。 2月1日 早晨，我又去了一次常去的那家甜品店，點了咖啡，還吃了一個酥皮餡兒餅。然後去了玩具博物館。我預訂的照片沒有全部弄好。對此，我並不介意，因為這麼一來，我就能得到一百盧布的退款（我預付了照片的錢），而此刻我正急需用錢。我沒有在玩具博物館待很久，而是急忙坐車去了卡梅涅娃學院，去和尼曼博士告別，又從那裡坐雪橇去巴塞基家，再和他的僕從一起去了售票處，接著坐出租汽車去海關。在那裡又得重新辦理各種手續，難以描述。在一個收費窗口前，我等了二十分鐘。裡面正在數著千元的鈔票。整幢房子裡沒人願意換五盧布的鈔票。我的箱子裡不僅裝著漂亮的玩具，而且還有我的全部手稿，因此，我務必得讓箱子也能上得了那趟我已買了車票的火車。由於到了邊境處就得把箱子交出去，我就必須要在箱子到達邊境的時候在場。終於辦成了。不過，我又一次有了這樣的體會：人們的骨子裡還是奴性十足。面對海關官員的種種刁難與冷淡，那位僕從簡直束手無策。當我給了他一張十盧布的鈔票把他打發了之後，我鬆了一口氣。緊張的情緒甚至又喚醒了我的背疼。我很高興能有幾個小時的清淨。我慢慢地沿著廣場上成排的售貨亭溜達著，又買了一包克里米亞香菸，袋子是紅色的。然後，在亞洛斯拉夫斯基火車站的餐廳里點了一份午餐。我還剩下足夠的錢，能給朵拉發一封電報，再給阿絲雅買一副多米諾骨牌。我全神貫注地走著在這座城市的最後的這些路程，它們令我感到愉悅。因為此刻，比起我在此地逗留的大多數時間，我能讓自己走更多的路。將近三點，我又回到了旅館。那個「瑞士人」告訴我，有位女士來過，她留下話說還會再來。我走進房間，又馬上去樓上的賬房結賬。我下樓時才發現寫字檯上有一張阿絲雅留下的條子。她在上面寫道：她等了我很久，還沒吃過東西，現在隔壁的餐館。她要我去找她。我急忙來到大街上，看見她正朝我迎面走來。她只吃了一塊肉，還餓著。把她帶到我房裡去之前，我又跑到廣場上去給她買了橙子和甜點。匆忙中我把房門鑰匙帶走了，阿絲雅就坐在前廳里。我問道：「你為什麼不進去？鑰匙插在門上呢！」她回答說：「沒有啊。」我發現，她的微笑中流露出了難得的友善。這一次，達佳的情況不錯。阿絲雅同那位女醫生進行了一次嚴肅且富於成效的談話。此刻，她躺在我房裡的床上，雖然疲倦，感覺卻很好。我一會兒坐到她身邊；一會兒又坐到桌旁，給她在一個個信封上寫上我的地址；一會兒又走到箱子跟前，把我在前一天買的東西和玩具拿出來給她看。她很感興趣。然而，在此期間——並非無緣無故，興許也是因為我太累了——我感到眼淚快要奪眶而出了。我們還商量了一些事情：我能否給她寫信之類。我請她給我做一個放菸草的荷包，請她給我寫信。最後，還只剩下幾分鐘的時間了，我的聲音開始顫抖，阿絲雅發覺我在哭。最後，她說：「別哭，否則我最後肯定也會哭，而我要是哭起來，就不會像你那麼快地停下來。」我們緊緊相擁。接著去樓上的櫃檯，沒什麼事要辦（我不想等那位戴毛帽的蘇聯大兵）。打掃房間的女服務員來了，我沒給小費就溜走了，提著箱子走出了旅館大門，阿絲雅跟在我身後，胳膊底下夾著賴希的大衣。我馬上讓她叫了一架雪橇。我正打算坐上去並且再次與她道過別時，我又讓她和我一起坐一程，直到特韋爾斯卡婭大街的拐角。她在那裡下去了，雪橇已徐徐啟動，我再次當街拉過她的手貼在我的唇邊。她久久地站著，揮著手。我也從雪橇上向她揮著手。她似乎轉身走了，我再也看不到她。我懷抱著大箱子，流著淚，穿過暮色中的街道向火車站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