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的經濟學課 · 第06講 政治與觀念

在啟蒙時代，在北美獨立的那些年以及數年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成為獨立國家之時，西方社會的主流情緒是樂觀的。當時，所有的哲學家和政治家都完全相信，我們將開始一個繁榮、進步和自由的新時代。那時候，人們期待新的政治制度——已在歐美的自由國度建立起來的代議制政府——會以非常好的方式運作，而且經濟自由能夠持續地改善人類的物質條件。 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其中的某些期待過於樂觀了。無疑，19世紀和20世紀，我們經歷了經濟狀況前所未有的進步，更多人由此能以高得多的生活水平生活。但是，我們也知道，18世紀，哲學家們的許多願望被徹底打碎了。他們希望不再有戰爭，不再有革命。這些願望未曾實現。 19世紀，曾有一段時間，戰爭發生的次數下降了，也不再那麼殘酷。但是，進入20世紀，好戰精神再次興起；而我們完全可以說，人類不得不經歷的磨難尚未結束。 始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憲政制度令人類失望了。研究過憲政問題的大多數人（也幾乎是所有的作者）似乎認為，這一問題的經濟層面與政治層面沒有關聯。因此，他們往往會詳盡研究代議制政體（人民代表組成的政府）的衰落，好像這一現象完全獨立於經濟形勢，獨立於決定人們行為的經濟觀念。 但這種獨立性並不存在。人類並不是這樣一種生物：有一面是經濟的，有另一面是政治的，兩面毫不相干。事實上，所謂自由的衰落，以及所謂憲政政府和代議制度的衰落，就是經濟和政治的觀念劇變的結果。這些政治事件是經濟政策變化的必然後果。 18世紀和19世紀的政治家、哲學家和法學家奠定了新型政治制度的基礎。他們的指導思想假定，一國之內所有誠實的國民的終極目標都是一致的。這一終極目標就是整個國家的福祉以及其他國家的福祉，所有正直之人都應獻身於此。這些道德領袖和政治領袖完全相信，一個自由的國家無意於徵服。他們設想的黨派鬥爭都是自然而然的，因為就如何最好地處理國家事務而言，存在歧見是非常正常的。 在某個問題上持相似觀點的人互相合作，而這種合作就稱為「黨派」。但某個黨派的結構不是永久的。黨派的結構並不取決於個人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地位。人們如果了解到他們原有的立場是基於錯誤的假定，基於錯誤的觀念，就有可能改換黨派。就此而言，許多人認為競選活動中的討論，以及嗣後立法議會的討論都是重要的政治因素。立法機構成員的發言不是僅被認為在向世界宣告某個政黨的需求。這些發言被認為是試圖讓對立的團體相信，該演講人的主張比起他們以前聽到過的說法更為正確，並且更有利於公共利益。 政治演講稿、報紙社論、小冊子和書籍都是為了說服而寫作的。如果某人的觀點合理，我們就沒有理由認為，他不能說服大多數人他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正是出於這種觀點，19世紀早期的立法機構才制定了憲法規則。 但是，這意味著政府不干預市場的經濟狀況，意味著全體公民只有一個政治目標：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的福祉。然而，恰恰是干預主義代替了這種社會和經濟哲學。干預主義孵化出了一種非常不同的哲學。 在干預主義者的觀念之下，政府有責任支持、補貼特殊集團，賦予其特權。18世紀的政治家的觀念是，立法者對公利有獨到見解。但是，在當今的政治生活現實中，我們所具有的以及我們所看到的是這樣一種情況。實際上，沒有任何例外，全世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再有傳統的古典意義下真正的政黨，只有壓力集團。 壓力集團是犧牲其他國民的利益而為自己謀求利益的一群人。這種特權可能是就具有競爭力的進口商品徵收關稅，可能是補貼，可能是禁止他人與壓力集團成員相競爭的法律。無論如何都會給予壓力集團的成員以特殊地位。按照壓力集團的觀念，給予壓力集團的東西是其他團體所不能享有或不應享有的。 在美國，從前的兩黨制度似乎仍然得以保留，但這只是真實情況的偽裝。實際上，美國的政治生活和其他所有國家的政治生活一樣，都是由壓力集團的鬥爭和意願決定的。在美國，仍然有共和黨和民主黨，但是兩黨中都有壓力集團的代表。這些壓力集團的代表更感興趣的是與對方黨派中同一壓力集團的代表合作，而不是與自己黨派的成員一起努力。 舉個例子，如果你與美國真正了解議會事務的人交談，那麼他們會告訴你：「此人是代表白銀業集團利益的議員。」或者，他們會告訴你另一個人代表的是小麥種植者。 當然，每個單獨的壓力集團肯定是少數。基於勞動分工體系，每個致力於特權的特殊團體都必然是少數。而少數團體如果不與其他類似的少數團體、類似的壓力集團合作，就永遠都沒有機會取得成功。在立法議會中，他們試圖實現不同壓力集團之間的聯合，由此他們可能成為多數。但是，一段時間後，這種聯合可能會瓦解，因為在有些問題上，這些壓力集團不可能達成一致，然後又會形成新的壓力集團聯合。 這就是1871年發生在法國的事，歷史學家稱之為「第三共和國的衰亡」。這不是第三共和國的衰亡，只是壓力集團這種制度不能成功地運用於大國政府的例證。 在立法機構中，有小麥業的代表，有肉業的代表，有白銀業的代表，有石油業的代表，但最重要的是各種工會的代表。只有一件東西在立法機構中不被代表，那就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只有少數幾個人支持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而所有問題，甚至包括外交政策問題，都是從特殊壓力集團的角度來看待的。 在美國，一些人口稀少的州對銀價感興趣，但並不是這些州的每個人都對銀價感興趣。然而，數十年來，美國花費了納稅人大量金錢，用來在市場價格之上購買白銀。還有一個例子，在美國，只有少數人從事農業，其他的人是農產品的消費者而非生產者。然而，美國的政策是用幾十億美元來維持農產品的價格高於潛在的市場價格。 不能說這項政策有利於占人口少數的農民，因為與農業相關的利益並不統一。奶農不喜歡穀物價高；相反，他們更喜歡穀物價廉。雞農希望雞飼料的價格低廉。農業集團中有許多不能相容的特殊利益。然而，議會政治中的精明手腕使得人數很少的利益集團能夠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以獲得特權。 美國有一種情況特別有意思，那就是關於食糖的。或許500個美國人之中只有一個人希望糖價高昂，而很可能499個人都希望糖價低廉。然而，美國的政策是，藉助關稅和其他特殊手段來盡力提高食糖價格。這項政策不僅損害了那499個人作為食糖消費者的利益，而且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是與其他所有美洲國家合作，而其中一些國家希望能向美國銷售食糖，並且希望能銷售更多的食糖。壓力集團的利益甚至會決定一國的外交政策，這個例子表明了這一點。 多年來，全世界的人一直在論述民主制度——流行的代議制政府。他們抱怨其不足之處，但是他們所批評的民主制度只是干預主義成了治國之策的民主制度。 如今可能會聽見人們說：「19世紀早期，在法國、英國、美國和其他國家，立法機構里的演講與人類的重大問題相關。人們反抗暴政，為自由以及與其他所有自由國家的合作而奮鬥。但是，在現在的立法機構里，我們更加務實了。」 當然，我們更加務實了。現在的人不談自由：他們談的是要求花生漲價。如果這是務實，那麼立法機構當然變化顯著，但並沒有取得進步。 這些由干預主義帶來的政治變化已經明顯地削弱了國民和代表們的力量和用以抵抗獨裁者野心和暴君行徑的力量。立法機構的代表們唯一關心的是滿足投票者的願望，比如，要求食糖、牛奶和黃油價高，要求小麥價廉（由政府補貼）。這些代表很難代表人民，他們根本代表不了全部選民。 贊成這些特權的選民沒有意識到，還有需求相反的對手會阻止他們的代表取得完全的成功。 一方面，這種制度還導致了公共開支持續增加；另一方面，這種制度讓徵稅更為困難。這些壓力集團的代表想為他們的壓力集團爭取特權，卻不想讓支持者承受太重的稅收負擔。 立法者不代表整個國家，只應代表選舉他的地區的特殊利益，這不是18世紀現代憲政政府奠基者的觀念，這是干預主義的後果之一。最初的觀念是，立法機構的每個成員都應代表整個國家。他由某一特定地區推選，只是因為他在那裡為人所知，對他有信心的人選了他。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進入政府是為其選民謀求特殊利益的，也不意味著他會要求建新學校、新醫院或新精神病院，這會導致他所在地區的政府開支明顯增加。壓力集團政治說明了所有的政府幾乎都不可能停止通貨膨脹的原因。一旦當選官員試圖限制花銷，限制開支，支持特殊利益的那些人，即從預算的特別項目中獲利的人，就會宣稱這個項目啟動不了，或者那個項目必須得實施。 當然，獨裁絕不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正如獨裁不是自由問題的解決方案一樣。一個獨裁者起初或許會做出各種承諾，但作為獨裁者，他不會遵守諾言。相反，他會立刻壓制自由言論，於是，幾天、幾個月或幾年以後，報紙和立法機關的演講者就無法指出，他在獨裁開始時所說的與他後來所做的不一致。 我們看到今天在許多國家中自由的衰落，想到的是德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在不久的過去所經歷的可怕獨裁。結果，現在人們在談論自由的衰退和文明的衰落。 人們說，一切文明最終必然毀滅和崩潰。這種看法有一些著名的支持者。其中之一是德國教師斯賓格勒（Spengler），而另一位更為出名，即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他們告訴我們，我們的文明現已衰老。斯賓格勒將文明比作不斷生長的植物，但其生命最終會走到盡頭。他說，文明也是如此。但是，將文明喻為植物完全是想當然。 首先，在人類的歷史中，人們非常難以區分不同的獨立文明。文明不是獨立的，而是共生的，相互之間不斷影響。因此，人們不能像談論某株特定植物的死亡那樣談論某個特定文明的衰落。 但是，即使你駁斥了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學說，仍然有一種非常流行的對比，即衰亡文明之間的對比。無疑，公元2世紀，羅馬帝國培育了一種非常繁榮的文明，在其統治的歐洲、亞洲和非洲地區，有非常發達的文明。基於一定程度的勞動分工，這些地區也有水平很高的經濟文明。雖然與我們今天的狀況相比，它看起來相當原始，但它無疑是引人注目的。其勞動分工程度達到了現代資本主義之前的最高水平。同樣無疑的是，羅馬文明崩潰了，特別是在3世紀。羅馬帝國內部的這種崩潰，使其不能抵抗外部的侵略。雖然比起羅馬在之前各個世紀反覆抵擋過的侵略，這次的侵略並不算更嚴重，但在羅馬帝國內部出了事之後，羅馬再也無力抵抗。 出了什麼事？有什麼問題？是什麼導致了一個在各個方面都達到了18世紀之前的最高文明程度的帝國的崩潰？真相是，摧毀這個古代文明的東西與威脅到我們今天文明的危險很相似，幾乎一模一樣：一是干預主義，二是通貨膨脹。羅馬帝國存在干預主義的事實是，羅馬帝國沿襲之前希臘的政策，沒有放棄價格管制。這種價格管制是溫和的，實際上沒有產生任何後果，因為幾百年來，它都沒有試圖把價格壓到市場水平之下。 但是，當3世紀通貨膨脹開始時，可憐的羅馬人還未擁有我們實施通貨膨脹的技術手段。他們不能印錢，只好降低硬幣的成色，這比起現代的通貨膨脹制度遜色多了。現在的制度憑藉現代化的印鈔機，就能輕而易舉地毀滅貨幣的價值。但那在當時也夠用了，它產生了與價格管制相同的效果，因為官方所能接受的價格現在已經低於各種商品因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可能價格了。 當然，其結果是城市裡的食品供應減少。城市裡的人被迫回到鄉下重新務農。羅馬人從未認識到事情的原委。他們不能理解。他們尚未發展出思維工具來解釋勞動分工的問題和通貨膨脹給市場價格帶來的後果。當然，他們清楚地知道，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是壞事。 於是，皇帝通過立法來制止這一趨勢。法律阻止城市居民移居鄉下，但這種法律沒有效果。由於城裡的人沒有東西吃，他們快餓死了，任何法律都阻止不了他們離開城市去務農。城市居民不能再作為工匠從事城裡的加工業。而且，隨著城市裡的市場消失，人們也買不到任何東西了。 於是，我們發現，從3世紀起，羅馬帝國的城市逐漸衰落，勞動分工也不像從前那麼密集了。最後，中世紀自給自足的家庭體系出現了，後世法律稱之為「莊園」（villa）。 因此，如果人們將我們今天的狀況與羅馬帝國相比，認為「我們將重蹈覆轍」，那麼他們這樣說是有些道理的。他們能夠發現某些類似的事實。但二者之間也有巨大的差異。差異不在於3世紀下半葉主導性的政治結構。當時，平均每三年就有一個皇帝被暗殺，而殺害他的人或導致他死亡的人會成為繼任者。平均三年後，新皇帝身上又會發生同樣的事。284年，戴克里先成為皇帝，他一度試圖阻止衰敗，但未能成功。 如今的狀況與羅馬當時主流狀況的巨大差異在於，導致羅馬崩潰的措施並不是有預謀的。我要說，它們不是那些應該被譴責的正規學說的後果。 然而，相反，現代干預主義、計劃經濟和通貨膨脹的觀念，都是由學者和教授編造成正式學說，在學院裡講授的。你可能會說：「那今天的情況更糟糕。」我會回答：「不，並不更糟。」就我看來，情況更好一些，因為這些觀念可以被別的觀念擊敗。在羅馬皇帝的時代，政府有權決定最高限價，沒有人懷疑這是個好政策。沒有人對此有爭議。 但是，由於我們有學校、教授和書籍推薦這種政策，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這是有爭議的問題。所有讓我們現在受害的糟糕觀念，也就是使得我們的政策如此有害的觀念，都是由學術理論家們發展而成的。 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一位著名的西班牙學者  談到「群眾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我們在使用這一術語時必須非常小心，因為這種反叛不是由群眾造成的，而是由知識分子造成的。發展出這些學說的所有知識分子都不是來自群眾。 發生在現代社會的一切事情都是觀念的結果，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們需要與壞觀念作鬥爭。我們必須與公共生活中所有我們厭惡的東西作鬥爭，以好觀念取代錯誤觀念。我們必須駁斥主張工會暴力的學說，反對沒收財產、管制價格、通貨膨脹以及讓我們受害的所有邪惡之事。 只有觀念能夠照亮黑暗。這些觀念必須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介紹給大眾。我們必須讓他們相信，這些都是正確的觀念，而非錯誤的觀念。19世紀的偉大時代是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李嘉圖、巴斯夏和其他人的觀念的產物。 我們所要做的一切不過是以更好的觀念來取代壞的觀念。我希望且相信，年輕一代會做到這一點。我們的文明並非如斯賓格勒和湯因比所說的那樣註定滅亡，我們的文明將會且必須生存下來。比統治現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觀念更好的觀念，會讓我們的文明生存下來，而年輕一代會發展這些更好的觀念。 50年前，世界上幾乎沒人有勇氣開口支持自由經濟，但現在，至少在世界上的某些先進國家，一些機構成了宣傳自由經濟的中心，比如阿根廷的經濟自由傳播中心，它邀請我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個偉大的城市說上幾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跡象。 關於這些重要的問題，我不能詳談。六次講座對聽眾來說或許很多了，但尚不足以建立自由經濟制度的完整學說，當然不足以駁斥過去50年間就我們所討論的經濟學問題寫成的所有謬論。 我非常感謝經濟自由傳播中心讓我有機會面向如此優秀的觀眾演講，我希望未來幾年，阿根廷以及其他國家支持自由經濟觀念的人數會顯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