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的經濟學課 · 第04講 通貨膨脹

如果魚子醬和土豆一樣供應充足，那麼魚子醬的價格（魚子醬與貨幣的交換比率，或者魚子醬與其他商品的交換比率）將會明顯不同。那樣的話，人們得到魚子醬的代價將遠小於今日所需。與此類似，如果貨幣量增加，那麼單位貨幣的購買力將減少，一單位的貨幣所能得到的產品數量也會減少。 16世紀，美洲的金山銀礦被發現並被開採，大量貴金屬被運到歐洲。貨幣量大增，致使歐洲物價普遍趨於上漲。今天也是同樣的，若政府增加紙幣數量，結果就是單位貨幣的購買力開始下降，由此物價上漲。這被稱為「通貨膨脹」。 不幸的是，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有些人更傾向於認為通貨膨脹的原因是物價上漲，而非貨幣量的增加。 然而，還從未有過任何嚴肅的討論來反對這種經濟學解釋，即反對就價格和貨幣量之間的關係（貨幣與商品、生活必需品和服務之間的交換率）做出的這種經濟學解釋。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沒有比生產印著一定貨幣金額的紙張更容易的事了。美國的所有紙幣都是一樣大小，印刷一張1000美元的紙幣不會比印刷一張1美元的紙幣成本更多。這是耗費完全相同數量的紙張和墨水的印刷過程。 18世紀，當首次嘗試發行銀行券，並授予其法定貨幣的性質時，也就是說，銀行券被授予了如金銀那樣在交易中支付的權利，政府和國家相信，銀行家有某種秘訣，能無中生有地生產財富。當18世紀的政府陷入了財政危機之時，它們認為，若要擺脫困境，所需的不過是一位精明的銀行家來主導財政管理。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的幾年，法國皇室陷入財政困難，法國國王找到了一位精明的銀行家，並授以高位。這個人在各個方面都與法國此前的統治者截然相反。首先，他不是法國人，而是外國人——來自日內瓦的瑞士人雅克·內克爾（Jacques Necker）。其次，他非貴族一員，僅為一介平民。而在18世紀的法國可能更要命的是，他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 於是，內克爾先生，即著名的斯塔爾女士（Madame de Stael）的父親，成了法國財政部部長，每個人都盼望他來解決法國的財政問題。但即使內克爾先生深得信賴，皇室的金庫仍空空如也——內克爾最大的錯誤是試圖資助獨立戰爭中的美洲殖民地人民與英國作戰，而又不增加稅收。這當然是解決法國財政困難的錯誤之道。 要想解決財政問題，政府沒有靈丹妙藥；政府需要錢，就只能向公民徵稅（或者，在特殊情況下向有錢人借款）。但是，許多政府，甚至可以說大多數政府，認為還有另一種方式來得到所需金錢，那就是直接把錢印出來。 如果政府想做善事（比如想建一家醫院），那麼政府得到項目所需資金的辦法就是向公民徵稅，並以稅收來修建醫院。這樣，就不會發生特別的「價格革命」（price revolution），因為如果政府通過徵稅來修建醫院，則公民繳稅以後就會被迫減少開支。納稅者個人要麼減少消費，要麼減少投資或儲蓄。 而政府代替公民個人，以買家的身份出現在市場上：雖然公民減少了支出，但政府增加了支出。當然，政府購買的商品不會總與公民原本打算購買的完全一樣；但平均而言，政府修建醫院並不會導致商品價格上漲。 以醫院為例，正是因為人們有時候會說「區別在於政府花錢的目的是好是壞」。我假設政府印錢總是為了用於可能的最好目的——我們都贊同的目的。這是因為，並非花錢的方式，而是政府獲取貨幣的方式，造成了我們稱為「通貨膨脹」的那些後果，而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人認為通貨膨脹不是什麼好事。例如，不採用通貨膨脹的話，政府就可以利用稅收來雇用新員工，或為已在政府任職的人加薪。於是，這些得到了加薪的人就能買更多的東西。如果政府向公民徵稅，用稅收來為政府雇員加薪，納稅人能用於支出的錢就少了，但政府雇員的錢增加了。價格整體上就不會上漲。 但如果政府不是用稅款，而是用新印的貨幣來做這件事，那就意味著，有的人的錢會變多，而其他人的錢則保持不變。於是，得到了新印的貨幣的人會與從前的買家相競爭。由於商品比起以前並沒有增加，但市場上的貨幣增加了，並且有人有能力購買更多的東西，這樣就會對同樣數量的商品產生額外的需求。因此，價格就會上漲。這不可避免，不管新印的貨幣要用來做什麼。 而更為重要的是，價格上漲的趨勢會一步一步地發展，這種趨勢不是所謂的「價格水平」的整體性上升。永遠不要使用「價格水平」這種比喻性表述。 當人們談到「價格水平」時，他們腦子裡想到的是某種液體的平面，這種液體隨著其數量的增減而升降，然而，就如容器中的液體一樣，總是均勻上升。但就價格而言，並不存在這樣的「平面」。價格並不是在同一時間以同等程度變化的。總有些價格變化得更為迅速，漲跌都比其他價格更快。這是有原因的。 比如，在前例中，政府雇員得到了貨幣供應中新增的貨幣。人們今天購買的商品種類不會恰恰與昨天購買的完全一樣。政府已經印出來並投放市場的新增貨幣不會用於購買所有的商品和服務，而是用於購買特定的商品。這些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與此同時，其他商品仍然維持著新增貨幣投入市場之前的價格。因此，當通貨膨脹開始時，國民中的不同群體會以不同的方式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最早得到新增貨幣的群體會得到暫時的收益。 政府如果實行通貨膨脹是為了打仗，那麼一定要買軍火。因此，軍工業及其從業人員就會最先得到新增貨幣。這些群體現在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有更高的利潤和更高的薪水。為什麼？因為他們最早得到新增的貨幣，現在有了更多的貨幣可供支配，他們就去購物，從其他一些製造和銷售其所需商品的人那裡購物。 這些製造和銷售軍工從業者所需商品的人構成了第二梯隊。第二梯隊也認為通貨膨脹對他們的生意大有好處。怎麼不是呢？銷售更多不是非常好的事嗎？比如，軍工廠附近的餐館老闆會說：「這真是太棒了！軍工廠的工人有了更多的錢，來這裡吃飯的人比以前多得多，他們都來光顧我的餐館。我太高興了！」他找不到任何理由不這樣想。 情況是這樣的：先得到新增貨幣的人有了更高的收入，他們仍能以從前的價格（也就是通貨膨脹之前的狀態下的價格）購買許多商品和服務。因此，他們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由此，通貨膨脹一步一步持續發展，從國民中的一個群體擴展到另一個群體。所有在通貨膨脹早期得到新增貨幣的群體都將受益，因為他們仍然能以反映先前貨幣與商品交換比率的價格買到一些東西。 但國民中也存在其他群體，他們很久以後才能得到新增貨幣。這些人就處於不利地位。在得到新增貨幣之前，他們被迫為某些商品支付超過以前的高價，而他們的收入卻保持不變，或者沒有與價格同比例增長。 考慮某個國家的例子，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一方面，當時的通貨膨脹有利於軍工廠的工人，有利於軍工業、槍炮製造業；而另一方面，通貨膨脹不利於國民中的其他群體。受通貨膨脹損害最大的是教師和牧師。 如你所知，牧師是非常謙虛的人，侍奉上帝，不能多談錢的事。教師也類似，是具有奉獻精神的人，應該多關心教育年輕人，而不是多考慮薪水。其結果是，牧師和教師位列通貨膨脹最大受害者之中，因為許多教堂和學校都是到最後才意識到必須給他們加薪的。當教堂長老們和學校機構最後才發現，無論如何也必須為這些奉獻身心的人加薪時，他們早期所受損失卻無法彌補。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只能減少購買，削減價高質優的食品消費，限制購買衣服——因為價格已經上調，而他們的收入還沒有上漲。（這種情況在今天已大有改觀，至少對教師而言如此。） 因此，國民中不同的群體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各不相同。對其中一些群體而言，通貨膨脹不是壞事。他們甚至要求通貨膨脹繼續下去，因為他們是首先得利的人。在下一講中，我們會看到，通貨膨脹後果的這種非均勻性是如何顯著地影響了政治，而這種政治又如何導致了通貨膨脹。 在通貨膨脹帶來的這些變化之下，有些群體受益，還有些群體直接「牟取暴利」。我用「牟取暴利」這個詞不是要譴責這些人，因為如果有人要被譴責的話，那麼被譴責的應該是造成通貨膨脹的政府。而總會有人喜歡通貨膨脹，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早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他們的暴利是通貨膨脹過程必然不均勻所致。 政府可能認為，通貨膨脹作為籌集資金的方式比徵稅好，徵稅總是不受人歡迎，而且困難。很多富強之國的立法者常常花好幾個月討論新增稅收的各種形式，因為議會決定要增加支出，所以必須增加稅收。在討論了以稅收來獲得資金的各種方式之後，他們最後決定，以通貨膨脹的方式來做可能更好。 但是，當然他們不會用到「通貨膨脹」這個詞。掌權的政客在推行通貨膨脹時不會宣布：「我要實施通貨膨脹了！」實現通貨膨脹的技術手段如此複雜，讓普通公民意識不到通貨膨脹已經開始了。 史上最大的通貨膨脹之一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戰爭期間，德國的通貨膨脹還不是那麼嚴重，而戰後的通貨膨脹導致了災難。政府並沒有說：「我們在實施通貨膨脹。」政府只是以非常間接的方式從中央銀行借錢。政府不需要詢問中央銀行怎麼才能找到錢借出來，而中央銀行就是印錢而已。 現在，由於支票貨幣的存在，通貨膨脹的技術變得很複雜。這包含了另一項技術，但結果一樣。政府大筆一揮，創造出法幣，由此增加了貨幣量和信用量。政府只要簽發指令，就產生了法幣。 一開始，政府不在乎有些人會遭受損失，不在乎物價會上漲。立法者說：「這個制度好得很！」但是，這個好得很的制度有一個根本性的缺點：它不可持續。如果通貨膨脹能夠永遠繼續，那麼告訴政府不應該通貨膨脹就沒意義了。但是，關於通貨膨脹，我們可以確定的事實是，它遲早得結束。這是一個不可持續的政策。 從長期來看，通貨膨脹以通貨的崩潰而告以終結，它演變成了一場大災難，就如德國1923年的情況。1914年8月1日，1美元價值4馬克20芬尼。在九年零三個月後，即1923年11月，1美元等於4.2萬億馬克。換言之，馬克成了廢紙，再也沒有任何價值。 多年前，著名學者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寫道：「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我很遺憾地說，確實如此。但問題是，短期又有多長呢？18世紀，一位著名的女士——蓬帕杜夫人因「哪怕我們死後洪水滔天」的宣言而聞名於世。蓬帕杜夫人很幸運，因為她去世得早。她的繼任者杜巴麗夫人，活過了短期，但在長期被砍了頭。對很多人來說，「長期」很快變成了「短期」，而通貨膨脹持續得越長，「短期」就來得越快。 短期能持續多久？中央銀行的通貨膨脹能持續多久？很可能只要人們相信政府遲早但不會太久就會停止印鈔，從而停止單位貨幣貶值的話，通貨膨脹就仍可繼續。 當人們不再相信這一點並且意識到政府將一直繼續時，他們就開始認識到明天的價格會比今天更高。於是，他們不管什麼價都搶購，導致價格漲上天，以致貨幣系統崩潰。 我引用德國的例子，當時全世界都在關注。有許多書描述那時發生的事。（雖然我不是德國人，我是奧地利人，但我是身在其中來觀察這一切的：在奧地利，情況與德國沒有太大區別，與其他許多歐洲國家也沒有太大區別。）在好幾年裡，德國人都相信他們的通貨膨脹是暫時的，並且很快就會結束。他們相信這一點幾乎長達九年，直到1923年夏天。終於，他們開始懷疑。隨著通貨膨脹的持續，人們認為明智的做法是有什麼就買什麼，而不是把錢裝在口袋裡。而且，他們發現不應該借錢給別人，相反，借別人的錢是一個好主意。於是，通貨膨脹陷入惡性循環。 確切地說，這樣的情況持續到1923年11月20日。人們過去曾相信通貨膨脹的貨幣是真實的貨幣，但是後來他們發現情況已經變了。在德國通貨膨脹的末期，即1923年的秋天，德國工廠每天早上向工人預付當天工資。工人則帶著妻子來上班，馬上把工資（數以百萬計的工資）全部交給妻子。於是，妻子立即去商店買點什麼，任何東西都行。妻子意識到（那時大多數人意識到了），過一個晚上，到第二天，馬克的購買力就減少一半。貨幣就像熱爐子裡的巧克力一樣在人們的口袋裡融化。德國通貨膨脹的最後階段沒有持續太久。幾天之後，整個噩夢都結束了：馬克一文不值，德國必須建立新的貨幣體系。 凱恩斯爵士，也就是那個說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的那個人，是20世紀支持通貨膨脹的一長串學者中的一個。他們都寫文章反對金本位制。凱恩斯攻擊金本位制，稱之為「野蠻的遺蹟」（barbarous relic）。而現在的大多數人認為，談論重返金本位制荒謬可笑。比如，在美國，如果你說「美國早晚都得恢復金本位制」，那麼人們會認為你大概是在做夢。 然而，金本位制有一個巨大的優點：金本位制下的貨幣量獨立於政府和政黨的政策。這就是它的優勢。這是對抗揮霍無度的政府的一種保護形式。在金本位制下，如果要求某個政府為某些新東西增加開支，財政部部長就可以這樣說：「我到哪裡去找錢？先告訴我怎樣為新增的開支找到錢？」 在通貨膨脹系統下，對政客而言，沒有什麼比命令政府的印鈔機構為其項目提供所需數量的貨幣更容易的事了。在金本位制下，穩健的政府更有優勢，其領導可以告訴民眾和政客：「我們做不到，除非增稅。」 但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人們會養成習慣，認為政府是一家擁有無窮手段的機構：政府無所不能。比如，國家如果需要新建公路系統，就期待政府來建。但政府到哪裡去找錢？ 人們會說，現在的美國（甚至過去麥金利治下的美國）共和黨或多或少支持穩健的貨幣，支持金本位制，而民主黨支持通貨膨脹，當然那時不是紙幣的通貨膨脹，而是白銀的通貨膨脹。 然而，正是一名民主黨的美國總統克利夫蘭（Cleveland），在19世紀80年代末否決了國會的一項決定。國會決定撥一小筆款（大約1萬美元）來救濟一個遭了災的社區。克利夫蘭總統為他的否決行為辯護：「雖然公民的職責是為政府提供（財政）支持，但政府的職責不是為公民提供（財政）支持。」這句話應該寫在每個政治家辦公室的牆上，給那些來要錢的人看。 不好意思，我必須簡化這些問題。貨幣制度中有許多複雜的問題，如果像我在這裡描述的那麼簡單的話，我也就不用寫那麼多長篇大論了。但基礎的問題正是這些：如果增加貨幣量，你就會導致單位貨幣購買力降低。那些個人利益受到不利影響的人不喜歡這樣。不能從通貨膨脹中得益的人就會抱怨。 如果通貨膨脹是壞事，並且人們意識到了這一點，那為什麼它幾乎成了所有國家的一種生活方式，甚至某些富裕的國家亦深受其害？現在美國無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有最高的生活水平。但是，當你在美國旅行時，你會發現，不斷有人談論通貨膨脹，談論必須阻止它。但他們只說不做。 告訴你一些事實：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的英鎊回到了戰前的黃金平價。也就是說，英鎊被高估了。這提高了每個工人工資的購買力。在一個無阻礙的市場上，名義貨幣工資本應該下降來彌補這一點，而工人的實際工資不會遭受損失。在這裡，我們沒有時間來討論其原因。英國的工會在單位貨幣購買力上升的同時，不願意接受工資率下調。因此，實際工資由於這一貨幣措施而顯著上漲。對英國來說，這是一場嚴重的災難，因為英國是以工業為主導的國家，必須進口原材料、半成品和食品才能生存，並且必須出口製成品以支付進口成本。英鎊的國際價值上漲，外國市場的英國貨物價格隨之上漲，於是英國的銷售和出口下降。實際上，英國自己定的價格把自己逐出了世界市場。 工會是不可戰勝的。你知道，現在一個工會有多大的權力。工會有權，實際上是有特權，採用暴力。於是可以說，工會的命令和政府法令一樣管用。政府法令是有強制執行力的命令，為此，政府的強制執行機制——警察——隨時待命。你必須遵從政府法令，不然警察就會找你麻煩。 不幸的是，現在，幾乎世界各國都產生了有權實施暴力的第二勢力：工會。工會決定工資，並以罷工來實施其工資決定，如政府頒布了一項最低工資的法令一樣。眼下我不打算多討論工會的問題，以後再說。我只是想表明，正是工會政策將工資提高到了無阻礙市場應有水平之上。其結果是，相當一部分潛在的勞動力得不到雇用，除非僱主或工廠願意賠本。而既然做生意，就不能長期承受虧損，他們只好關門，這些人也就失業了。將工資率定在高於無阻礙市場應有水平之上，總會導致很大一部分潛在勞動力失業。 在英國，由工會強加的高工資率的結果就是年復一年的長期失業。數百萬工人失業，產量下降，甚至專家們都困惑不解。在此情況下，英國政府採取了一項行動。它認為，這是必不可少的緊急措施：貶值了通貨。 其結果是，雖然工會過去一直堅守的貨幣工資沒變，但工資的購買力改變了。真實工資，也就是以商品來衡量的工資，減少了。現在工人能買的東西沒有以前多了，即使名義工資率還是一樣。人們認為，以這種方式就能讓真實的工資率恢復到自由市場應有的水平，於是失業的現象就會消失。 這種貶值措施被許多國家採用，比如法國、荷蘭以及比利時等。有個國家甚至在一年半的時間內貶值了兩次，這個國家是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說，這是以一種秘密方式來挫敗工會權力的措施，然而，並沒有取得真正的成功。 過了幾年，人們，也就是工人，甚至工會，開始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他們認識到貨幣貶值減少了他們的真實工資。工會有力量來反對。在許多國家，工會在工資合同中加入了一個條款，規定貨幣工資必須隨物價上漲而自動提高。這被稱為「物價指數」。工會有了物價指數的意識。因此，這種於1931年開始於英國，後來被幾乎所有重要的政府採用的「解決失業問題」的方法現在已經不再起作用了。 不幸的是，凱恩斯爵士於1936年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將這種方式（在1929—1933年大蕭條期間採用的緊急措施）抬高為一項原則，使其成為制定政策的基本制度。他在書中的理由實際上就是：「失業是一件壞事。如果你想要失業消失，你就必須實施通貨膨脹。」 他很清楚地認識到，就市場而言，工資率是過高的。也就是說，這麼高的工資率使得僱主若要增加人手就會無利可圖。因此，從工作人口的整體來看，這太高了。因為只有一部分渴望掙錢的人能按照工會強加的高於市場的工資率找到工作。 凱恩斯其實是說：「年復一年的大量失業當然非常令人不滿。」但他並沒有提出，工資率能夠也應該按照市場的情況調整。他的意思反而是認為：「如果讓通貨貶值，而工人們不夠聰明，並意識不到的話，那麼只要名義工資率不變，他們就不會堅持反對真實工資率的下降。」換句話說，凱恩斯爵士認為，如果某人今天得到的先令與通貨貶值前一樣多，他就不會意識到他的收入事實上減少了。 用老話說，凱恩斯提議欺騙工人。他不但沒有公開地宣稱工資率必須按照市場狀況調整（否則，就不可避免有一部分勞動力會長期失業），而且意思是說：「只有進行通貨膨脹，才能實現完全就業。必須欺騙工人。」然而，最有趣的是，當他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時，工人已不可能再被欺騙了，因為人們已經意識到了物價指數。但完全就業的目標還在。 「完全就業」是什麼意思？這隻有在無阻礙的勞動力市場上，也就是不受工會或政府操縱的市場上，才能實現。在這個市場上，每種勞動的工資率都趨於達到某一點，在這一點上，每個想找工作的人都能得到一份工作，而每個僱主都能僱到所需數量的工人。如果對勞動的需求增加，工資率就趨於上漲；而如果只需要更少的工人，工資率就趨於下降。 唯一能帶來「完全就業」情況的方式就是保持無阻礙的勞動力市場。這一點對每種勞動和每種商品都是適用的。 一位商人想要以5美元的單價出售某種商品，他會怎麼做？如果他在這個價位上賣不掉，那麼美國的商業技術術語稱之為「貨不動」（the inventory does）。但貨必須得動。他不能一直留著，因為他必須買些新東西，流行趨勢在變。於是，他降價銷售。他如果不能以5美元賣掉，就只能賣4美元。如果4美元賣不掉，他就只好賣3美元。他要想做生意，就別無選擇。他可能會遭到虧損，但這些損失是因為他在預測該產品的市場時出了錯。 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從鄉下來到城裡，想要掙錢。每個工業國都是如此。對他們來說，情況也與商人銷售商品一樣。在美國，這些年輕人在初進城時，認為自己每周能掙100美元。這可能不現實。如果一個人找不到每周掙100美元的工作，他就得試著接受每周掙90美元或80美元甚至更少的錢的工作。但是，如果他說——如工會那樣——「每周掙100美元或者什麼都沒有」，那麼他或許只能一直失業。（許多人不介意沒工作，因為政府支付失業補貼——來自向僱主徵收的特別稅，失業補貼有時候幾乎與受僱能掙的工資一樣高。） 因為某個群體相信只有實施通貨膨脹才能實現充分就業，所以美國接受了通貨膨脹。而人們討論的問題是：我們是要穩健的通貨帶來的失業，還是要通貨膨脹帶來的完全就業？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有害的分析。 要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問的是：怎樣才能改善工人和所有其他群體的狀況？答案是：通過保持無阻礙的勞動力市場，並由此達到完全就業。我們的困難是：讓市場來決定工資率還是讓工資率屈服於工會的壓力與強制？這不是「要通貨膨脹還是要失業」的兩難選擇。 在英國，在歐洲的工業國，甚至在美國，都有人主張這個問題的錯誤分析。而有些人說：「看，甚至連美國都在進行通貨膨脹，我們為什麼不該這樣做？」 對這些人的回答首先是：「富人的特權之一，就是他犯起傻來能比窮人撐的時間更長。」這就是美國的情況。美國的財政政策非常糟糕，而且日漸惡化。但或許美國犯起傻來能比某些窮國撐的時間長點。 最重要的是記住，通貨膨脹不是不可抗力，通貨膨脹不是自然災害或暴發瘟疫的疾病。通貨膨脹是一項政策——一項深思熟慮的政策，制定政策的人之所以訴諸通貨膨脹，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比失業好點。但事實是，不用太久，通貨膨脹就解決不了失業了。 通貨膨脹是一項政策，既然是政策，就能被改變。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屈服於通貨膨脹。如果認為通貨膨脹是邪惡之事，我們就必須阻止通貨膨脹。我們必須平衡政府預算。當然，公共輿論必須支持這一點，知識分子必須幫助人們理解。假如有了公共輿論的支持，民選代表當然就有可能廢止通貨膨脹的政策。 我們必須記住，就長期而言，我們都可能死掉，而且一定會死掉。但是，我們應該安排好我們凡塵俗世中的事務，因為短期內我們要生活，並且要以儘可能好的方式生活。達到這一目的必要措施之一，就是廢止通貨膨脹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