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的經濟學課 · 第03講 干預主義

一句非常有名的俗語常被人引用：「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認為，這樣描述一個好政府的職能並不準確。政府應該遵從建立它的目的，做一切需要它做的事。政府應該保護本國居民免受歹徒暴力和欺詐的侵犯，並且應該保衛國家、抵禦外敵。這些都是市場經濟下政府的職能。 當然，在全盤計劃下，政府無所不管，無遠弗屆。但是，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主要任務是保證市場經濟平穩運行，不受國內外欺詐和暴力的侵犯。 不同意政府職能這一定義的人會說：「此人痛恨政府。」沒有比這更脫離事實的說法了。如果我說汽油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液體，它有多種用途，但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喝汽油，因為我認為這不是正確的使用方法，那麼我並非與汽油為敵，也絕不痛恨汽油。我只是說，汽油對某些特定的目的非常有用，但不適合其他用途。如果我說，政府的職責是抓捕殺人犯或其他犯罪分子，但運行鐵路或者為無用的事情開支並非政府的職責，那麼我宣稱政府適合做某些事情而不適合做其他的事，這不能說明我討厭政府。 據說，在今天的情形下，我們再也沒有自由經濟體系，只有被稱作「混合經濟」的東西。而人們指出，作為混合經濟的證據是，眾多企業由政府經營或擁有。人們說，經濟是混合的，因為在許多國家，某些特定機構，比如電話、電報及鐵路，都是由政府所有並經營的。 某些機構和企業確實由政府經營。但是，僅僅這一事實本身並沒有改變我們經濟體制的特徵。這甚至不意味著市場經濟中有一個「小計劃經濟」。政府在經營這些企業時必須堅持市場至上，也就是必須堅持消費者至上。比如，政府在經營郵政或鐵路時，必須僱人在這些企業幹活。同樣，政府也必須購買企業運營所需的原材料和其他東西。而另一方面，政府也會向公眾「出售」服務或商品。確實，即使它以自由經濟制度的方式來營運這些機構，結果也必然是赤字。但是，政府能夠出資彌補這種赤字——至少政府成員和執政黨都這樣認為。 若是個人當然不行。個人很難運營出現赤字的企業。如果他不能很快消除赤字，並且實現盈利（或者至少表明不會發生進一步的赤字），他就會面臨破產，企業必將倒閉。 但對政府來說，情況就不同了。政府可以在赤字下運行，因為它有權向人們徵稅。如果納稅人準備支付更高的稅收，以便政府能夠運營一家虧損企業（也就是說，以比私人機構效率更低的方式運營），如果人們願意接受這種損失，那麼這家企業當然會繼續運營下去。 近年來，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增加了國有化機構和企業的數量，以致赤字的增長遠遠超出了可徵收的稅款。之後發生了什麼不是今天的主題。這就是通貨膨脹，我明天再說。我之所以提到這一點，僅僅是因為絕不能把混合經濟混同於干預主義，我今晚要談的正是干預主義。 什麼是干預主義？干預主義意味著政府並不將其行為限於維持秩序，或正如人們100年前所說的，限於「提供安全」（the production of security）。干預主義意味著政府想做更多的事。它要干預市場現象。 如果有人反對，說政府不應干預商業活動，那麼人們經常會回答：「但政府總有必要干預。如果街上有警察，這就是政府干預。它干預強盜搶劫商店，或者阻止盜竊車輛。」但是，當討論干預主義，以及定義什麼是干預主義時，我們說的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政府和警方應當保護公民，包括商人，當然還有他們的員工，免受國內外歹徒的攻擊，這其實是對任何一個政府正常且必要的期望。這種保護不是干預，因為這是政府唯一的合法職能，確切地說，就是提供安全保障。） 當我們談論到干預主義時，我們心中所想的是政府渴望做更多的事，而不只是防止暴力和欺詐。干預主義意味著，政府不僅不保護市場經濟的順利運行，而且能干預各種市場現象，干預價格、工資率、利率和利潤。 政府干預是為了迫使商人以不同的方式經營，不同於他們只服從於消費者時會選擇的方式。因此，政府干預的所有措施都直接限制了消費者至上。在自由經濟中，消費者掌握至高無上的權力，而政府想要篡奪這種權力，或至少篡奪部分這種權力。 舉個干預主義的例子，這在許多國家很受歡迎，許多政府試了一次又一次，特別是在通貨膨脹時期。這個例子就是價格管制。 當政府印了太多鈔票，而人們開始抱怨由此導致的物價上漲時，各國政府常常會訴諸價格管制。歷史上有很多價格管制失敗的著名例子，我談其中兩個例子，在這兩個例子中，政府的確非常積極地強制實施或試圖強制實施價格管制。 第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羅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他作為最後一位迫害基督徒的羅馬皇帝而聞名於世。3世紀下半葉，這位羅馬皇帝只剩了一個財政手段，就是使通貨貶值。在那種原始時期，印刷術還沒發明出來，可以說通貨膨脹也是原始的。要進行的是鑄幣貶值，尤其是銀幣。政府將越來越多的銅混進銀幣里，甚至連銀幣的顏色都改變了，重量也相應地大大降低。鑄幣貶值和貨幣量相應增加，結果是價格上漲，緊接著便是價格管制。羅馬的皇帝都會嚴厲地強制執法，他們並不認為對漲價者施以死刑是什麼了不得的懲罰。他們雖然強制進行價格管制，卻未能控制社會，其結果是羅馬帝國的滅亡以及勞動力分工體系的瓦解。 然而，1500年之後，同樣的通貨貶值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發生了。但是，這次的手法不同。造幣技術有了長足進步。法國不再需要藉助於鑄幣貶值。他們有了印鈔機。印鈔機效率很高。結果是又一次前所未有的物價暴漲。在法國大革命中，政府也不再使用羅馬皇帝戴克里先那樣的死刑方式來強制執行最高限價。政府處死市民的手段也有了進步。大家都記得著名的J. I. 吉約坦（J. I. Guillotin）醫生，他主張使用斷頭台。即使有了斷頭台，法國也未能維持最高限價。當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被押到斷頭台時，人們大喊：「去你的最高限價。」 我之所以提起這些，是因為人們常常說：「只要更殘酷、更積極，就能高效地管制價格。」現在可以看到，戴克里先當然非常殘酷，法國大革命也是如此。然而，這兩個時代的價格管控措施都完全失敗了。 我們來分析一下失敗的原因。政府聽到人們抱怨牛奶的價格上漲了。牛奶當然非常重要，對於下一代，對於兒童尤其重要。因此，政府宣布了牛奶的最高限價——比可能的市場價格更低。現在政府說：「當然，我們已經做了一切該做的事，以便讓貧窮的父母按其所需購買牛奶來餵養小孩。」 但會發生什麼呢？一方面，較低的牛奶價格增加了人們對牛奶的需求。在政府所定的較低價格下，以前在高價時買不起牛奶的人，現在買得起了。另一方面，某些生產商，即那些成本最高的牛奶生產商，也就是邊際生產者，遭受虧損，因為政府定的價格低於其成本。這是市場經濟中重要的一點。而私人企業家、私人生產商無法長期承擔虧損。既然他們不能承受牛奶的損失，他們就會限制供給市場的牛奶產量。他們可能會把一些奶牛賣給屠宰場，或者賣一些用牛奶製成的其他產品，比如酸奶、黃油或奶酪。 因此，政府對牛奶價格的干預導致了牛奶的供給減少，同時牛奶的需求卻增加了。一些準備在政府定的低價下購買牛奶的人買不到牛奶了。另一種結果是，人們急著去商店買牛奶，卻不得不在門外排隊等待。在政府制定了所謂重要商品的最高限價的城市裡，在商店外大排長龍的景象司空見慣。哪裡有牛奶限價，哪裡就會出現這種情況。經濟學家對此總是有言在先，當然，只是為數不多的靠譜的經濟學家。 但是，價格管制結果如何？政府失望了。它希望讓喝牛奶的人滿意。但事實上，它讓人不滿意。在政府干預之前，雖然牛奶價格高，但人們買得到。而現在，牛奶僅有少量供給。因此，牛奶的總消費量下降了。兒童喝到的牛奶更少，而不是更多。接下來，政府能採取的措施就是配給制。但是，配給制僅僅意味著個別的人擁有得到牛奶的特權，而其他人根本得不到牛奶。當然，誰能得到牛奶，總是由政府隨心所欲而定。比如，政府可能宣布一條命令：四歲以下的兒童可得到牛奶，而四歲以上的兒童，或者四歲到六歲的兒童，只能得到四歲以下兒童所得牛奶的一半。 無論政府怎麼做，事實就是牛奶的供給減少了。因此，人們比以前更加不滿。現在政府責問牛奶生產商（因為政府自己沒有足夠的想像力找出答案）：「為什麼你們不生產跟以前一樣多的牛奶？」政府得到的回答是：「我們現在做不到，因為生產成本比政府所確定的牛奶最高價格還要高。」於是，政府研究了各項生產成本，其中之一是飼料。 政府說：「噢，現在我們會對飼料施以與牛奶相同的價格控制。我們將確定飼料的最高限價，這樣你們就可以以較低的價格、較少的支出飼養奶牛。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們將能夠生產和銷售更多的牛奶。」 但是，現在情況又如何呢？同樣的故事在飼料上重演，而如你所能理解的，是出於同樣的原因。飼料的產量下降，政府再次面臨困境。因此，政府安排了新的聽證會，以找出飼料生產的問題。從飼料生產者那裡得到的解釋和從牛奶生產商那裡得到的非常相似。因此，政府必須更進一步，因為它不想放棄價格管制的原則。政府為生產飼料所必需的原料確定了最高限價。同樣的故事再度上演。 同時，政府不僅要管制牛奶，還要管制雞蛋、肉類及其他必需品。每次政府都得到同樣的結果，到處都是一樣的情形。一旦政府對消費品實行最高限價，它就不得不延伸到生產資料，進一步限制生產者所需的商品的價格，以滿足對限價的消費品的生產需要。所以，政府起初只控制幾樣商品的價格，再一步一步追溯到生產過程之中，限定各種生產資料的最高價格，當然也包括勞動力價格，因為沒有工資控制，政府的「成本控制」將毫無意義。 此外，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無法限於那些被視為重要的必需品，比如牛奶、黃油、雞蛋和肉類，還必須包括奢侈品，因為如果政府不限制奢侈品的價格，那麼資本和勞動將放棄生產重要的必需品，而轉向生產那些政府認為不必要的奢侈品。因此，對某一個或幾個消費品孤立的價格干預帶來的影響，必然使其不如以前的狀況。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 在政府干預之前，牛奶和雞蛋昂貴；在政府干預之後，它們開始從市場上消失。政府認為所干預的東西非常重要，希望增加供給數量。結果恰恰相反：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孤立干預所導致的狀況甚至比之前政府想要改變的狀態更不可取。隨著政府越走越遠，最終，所有的價格、工資率、利率，簡而言之，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一切都由政府決定。顯然，這就是全面的計劃經濟。 在此，我向你們所做的簡要理論的解釋，正是那些試圖強制實施最高限價的國家所發生的事，那些政府極為固執，一步步走向末路。這也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國和英國。 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兩個國家的情況。這兩個國家都經歷了通貨膨脹，價格上漲，並且都實施了價格管制。開始只有牛奶和雞蛋少數產品的價格實施管制，後來不得不越走越遠。戰爭持續越長，通貨膨脹越嚴重。開戰三年後，德國人像以往那樣有條不紊地制訂了一項宏大的計劃。他們稱之為「興登堡計劃」（Hindenburg Plan），那時德國政府所認為的所有好東西都會以「興登堡」命名。 「興登堡計劃」意味著整個德國的經濟體系都應由政府控制，包括價格、工資、利潤等所有的東西。官僚機構立即開始執行。但這些官僚機構尚未完成，災難就已來臨。德意志帝國崩潰了，整個官僚機構都消失了。這場革命帶來的血腥結果告以終結。 英國以同樣的方式開始，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在1917年春天，美國捲入了戰爭，並供給英國足夠的資源，因此打斷了英國通往奴役的道路。 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國總理布呂寧（Brüning）再次以慣用的理由在德國引入價格管制。希特勒強制實施這種價格管制，甚至在開戰之前。在納粹德國，沒有私有企業，也沒有私人創業。納粹德國所實行的計劃經濟與蘇聯所實行的計劃經濟的區別，只限於仍保留了自由經濟體系的術語和標籤。尚存一些所謂的「私有企業」，但其所有者不再是企業家，而被稱為「企業經理」（Betriebsführer）。 整個德國都由等級制層層組織。最高元首當然是希特勒，然後是從上到下的領導者。而一家企業的負責人是「經理」。企業的工人被命名為「Gefolgschaft」，這個詞語在中世紀代表著封建領主的隨從。所有這些人都不得不服從某個機構發出的命令，該機構的名字超長，即「Reichsführerwirtsch aftsministerium」（經濟部）。其首腦是那個身上綴滿了珠寶和獎章的著名胖子，名為戈林（Goering）。 這個名字超長的部長機構向每個企業發號施令：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從哪裡獲取原材料，原材料的價格是多少，產品以什麼價格出售，以及產品出售給誰。工人們接到命令在某個指定的工廠工作，工資由政府法令規定。整個經濟體系的每一個細節都由政府監管。 經理沒有權利享有利潤，他的所得相當於工資，如果想拿更多的錢，他就得說：「我病得很重，需要立即手術，手術費要500馬克。」然後，他不得不詢問地區領導人，他是否有權在工資之外領到更多的錢。價格不再是價格，工資也不再是工資，這些都成了相關制度下的定額數目。 我來告訴你這種體系是如何崩潰的。多年的戰爭之後，某天外國軍隊抵達德國，試圖維持這種政府主導的經濟體系，但是這種體系必然要求希特勒式的暴行，舍此必會失效。 而當德國上演這一切時，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恰恰也是這樣做的。從僅僅管制某些商品的價格開始，英國政府開始一步步越來越多地控制經濟（與希特勒甚至在戰前的和平時期所採取的方式相同），到戰爭結束時，英國幾乎達成了純粹的計劃經濟。 英國的計劃經濟並非1945年上台的工黨政府帶來的，而是在戰爭期間，經由溫斯頓·丘吉爾為首相的政府轉變的。工黨政府僅僅保留了丘吉爾政府已引入的計劃經濟，儘管遭到了人們的極大反對。 英國的國有化並不意味著什麼。英格蘭銀行國有化只是換了一個名義，因為英格蘭銀行早已完全由政府控制。鐵路和鋼鐵工業的國有化也是如此。所謂的「戰時社會主義」（War Socialism）——意味著干預主義的體系一步步前進——實際上早已國有化了這一體系。 德國和英國之間的制度差異並不重要，因為經營者都是由政府任命的，而且在這兩個國家，他們都必須服從政府各個方面的命令。如我在前面所述，納粹德國的制度保留了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標籤和術語，但其代表的意義已全然不同：只剩下了政府命令。 英國的體制也是如此。英國保守黨在重新掌權後，撤銷了一些管制。現在英國一方面試圖保持管制，另一方面又試圖廢除管制（但不要忘了，英格蘭的情形完全不同於蘇聯）。那些食品和原材料依賴進口因此必須出口工業品的國家也是如此。對嚴重依賴出口貿易的國家來說，完全由政府控制的體系無法運轉。 因此，就剩下的經濟自由（一些國家仍有實質的自由，比如挪威、英國、瑞典）而言，自由之所以存在，是保持出口貿易的需要。之前我以牛奶為例，不是因為我對牛奶情有獨鍾，而是因為在最近的幾十年中，幾乎所有政府或大部分政府對牛奶、雞蛋或黃油實施了價格管制。 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另一個例子：租金管制。如果政府管制租金，後果之一就是那些在家庭條件變化時本應從大公寓搬到小公寓的人將不再這樣做。例如，孩子在20多歲時離開了家、結婚了或者去了其他城市工作，只剩下父母在家。這樣的父母常會換一套更便宜的小公寓。如果實施了租金管制，這種必要性就消失了。 20世紀20年代早期，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牢固地確立了租金管制。在租金管制的情況下，一套普通公寓的房東能拿到的租金不超過市屬有軌電車票價的兩倍。你可以想像，人們沒有任何動力搬家。而且，另一方面，再沒有新建的房子。類似的租金管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也很盛行，許多城市延續至今。 美國許多城市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其主要原因是租金管制，以及由此產生的住房短缺。因此，政府耗費數十億美元修建新屋。但為什麼會有這種住房短缺呢？住房短缺與牛奶價格管制下牛奶短缺是同樣的原因。這意味著，當政府干預市場時，它將日益轉向計劃經濟。 而這也回應了某些人，他們說：「我們不想政府控制一切。我們知道這很糟糕。但政府為什麼不能只對市場干預一點點呢？為什麼政府不能除掉一些我們不喜歡的東西呢？」 這些人談論「中間道路」。他們沒看到的是，孤立的干預，也就是只干預經濟體系的一小部分，所導致的情形，會比政府自己以及那些要求干預的人所想要消除的情形更糟糕：那些要求租金管制的人發現公寓和住宅短缺時會憤怒不已，而住房短缺恰恰是由政府干預造成的，因為所確定的租金低於人們在自由市場上所付的價格。 第三條道路的觀念介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正如其支持者所說，該制度既不同於計劃經濟也不同於市場經濟，它保留了二者的優點而摒棄其缺點。相信有這種虛妄體制的人會滿懷詩意地讚美干預政策的功績。只能說他們錯了。他們所讚美的政府干預所導致的糟糕狀況，他們自己也不會喜歡。 以後我想說的另一個問題是保護主義。政府試圖將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隔離，引入關稅使進口商品在國內售價高於世界市場的價格，這使得國內生產商能夠形成卡特爾（cartel）。然後，政府又打擊卡特爾，聲稱：「在這種情況下，反卡特爾的立法是必要的。」 這恰恰是大多數歐洲政府所面臨的情形。在美國，尚有其他原因解釋反壟斷法以及政府反對壟斷幽魂的戰役。 政府通過自己的干預一手創造了出現國內卡特爾的條件，又指責企業，聲稱：「因為有卡特爾，所以政府必須干預商業。」這太荒唐！要避免卡特爾，最簡單不過的是終止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有干預，才可能有卡特爾。 將政府干預作為「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案的每個國家，最終都至少會導致不滿，而且常常混亂不堪。如果政府不及時住手，那麼國家必將出現全盤的計劃經濟。 然而，政府干預商業一直盛行。一旦有人不喜歡世界上發生的什麼事，他就會說：「政府該管管這件事。我們要政府做什麼？政府就該這麼做。」這是典型的舊時代殘餘思想，是現代自由出現之前、現代立憲政府出現之前、代議制政府或現代共和主義出現之前的舊時代流傳下來的思想。 在西方傳統中，「受膏」（anoited）指用油膏塗抹，以象徵宗教上的神聖性或合法性。在君主制中，國王的加冕儀式常包括受膏的環節，象徵著神聖授權或神意認可。——譯者注 千百年來，每個人都持有並接受這樣的信念：一位國王，受膏的國王（anoited king）  ，是上帝的使者；他英明神武，遠勝臣民，因而他享有超凡權力。遲至19世紀初，人們仍然期望神聖的觸摸（國王用手觸摸）可以治癒某種疾病。醫生通常是更好的選擇，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會讓病人試試國王治病。 家長制政府具有優越性，以及世襲國王擁有超自然超人類能力的這種信念逐漸消失了，至少我們是這樣認為的。但它又捲土重來，有一位世界知名的德國教授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我很了解他，他是許多大學的名譽博士，也是美國經濟學會的名譽會員。這位教授寫了一本書，英文譯本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也有法文譯本，很可能也有西班牙文譯本——至少我希望有，這樣你們就可以確認我的話了。在我們當代而非黑暗的中世紀出版的這本書中，經濟學教授桑巴特竟然這樣說：「元首，我們的元首（他所指的當然是希特勒），其旨意直接來自宇宙之主的上帝。」 我先前提到希特勒的等級制度，在這種等級制中，我將希特勒稱為最高元首。但據桑巴特教授所言，還有個更高的元首便是上帝，上帝是宇宙之主。他寫道，上帝直接對希特勒下旨。當然，桑巴特教授非常謹慎地說：「我們不知道上帝如何與我們的元首交流，但這一事實無可否認。」 現在，如果你聽到這樣一本書能夠以德語出版，也就是以一度被讚譽為「哲學家和詩人的國度」所用的語言出版，如果你還看到它被翻譯成了英語或法語，那麼你就不會驚訝於這樣一個現象：即使某個小官員也認為自己比公民更聰明、更優秀，而且想干預一切，雖然他只是一個可憐的芝麻小官，而不像著名的桑巴特教授那樣享有各種榮譽。 有什麼辦法來糾正這些情形呢？我想說，有一種辦法。這種救濟來自公民的力量，公民必須阻止妄稱自己比普通公民更英明的獨裁統治的建立。這是自由和奴役最根本的區別。 我認為，阿根廷的獨裁者胡安·庇隆（Juan Perón）在1955年被迫下台是其應得的好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