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的經濟學課 · 第06講 利潤和虧損，產權和資本主義

在討論有關資本主義的一切問題時，最基本的是永遠不要忘記「資本品」和「資本」的區別。「資本品」是實物。「資本」的概念純粹是一種理論的概念，應用於一種確定的計算方法的框架之內。這種資本概念的演變最終產生了會計的資本概念、審計師的資本概念，以及那些非資本品的概念。當然，會計制度是從商人開始的。 商人渴望知道他們的交易結果是好是壞，於是發明了會計方法——複式記賬法等。他們所應用的資本概念只涉及且只包括那些被他們投入商業發展的資金，不包括不動產和企業負責人及其家庭等私有財產。你仍然可以在法律論文中讀到關於所有者的私人資本是否應該包括在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的爭論。根據會計實踐中的方法，今天所使用的資本概念包括不動產和企業所擁有的一切權利。 農學家也開始注意到這些問題，只是在很久以後。最初，他們發明的會計方法只適用於農場的經營活動，而不包括農場主的全部財產。我之所以提到這些事實，是因為如果你查看一家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你就會發現其中包括了這家企業擁有的建築、不動產等。今天使用的資本概念不僅包括資本品，還包括企業擁有的所有東西。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還必須提出這樣的問題：對於資本的實際問題而言，是否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區別。談到資本，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頭腦中包含了所有的物質生產要素，只要它們可以用於生產目的。 如果我們討論有關資本使用的決策，我們就必須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可用資本的大部分體現在不可轉換或不能完全轉換的商品上。資本貨物是自然財貨與最終消費品之間的中間因素。在不斷變化的世界裡，生產過程和其他事情都始終在變，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將這些中間產品——原本是為特定目的設計的——用於其他目的？乃至在計劃和意圖發生變化後，我們是否還有可能將過去積累或生產的資本用於有著不同的計劃和意圖的其他目的？這就是資本品可轉換性的問題。 一百多年來，一場以一群自稱「技術官僚」的改革者為代表的運動在全世界（特別是今天的加利福尼亞州）流行。技術官僚們批評我們仍然讓過時的生產過程與最現代的生產方法並行。而他們不是唯一批評此事的人。他們指出，如果消除了所有他們所謂的「經濟落後」，如果所有工廠都設立在最好的地方，如果所有工廠都配備了最現代的設備，那該有多好！這樣就不會有任何落後，也不會使用任何過時的機器和生產方法。例如，一個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指出德國農業多麼落後。他將廢棄或減少所有現有農場和機器，代之以最現代的農業成果，然後就能讓生產出來的所有東西都更便宜。 這些計劃的弱點在於，過去積累的資本是以資本品的形式存在的，這些資本品代表了積累這些資本時的技術智慧。儘管那些工廠已過時，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必須將舊機器當作廢鐵賣掉且代之以新機器。這取決於新機器有多大的優越性。除非老工廠的產值已無法產生超過當前的支出，否則這將是一種浪費，不僅從個體工廠主的角度來看是浪費，從需要處理同樣事務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這類似一個人既想購買新打字機或新電視機（他有打字機或電視機，但現在更好的東西發明出來了），又想購買他根本沒有的其他東西，他必須做出選擇。正如不是每個人都會在新款出現時扔掉他的舊打字機或舊汽車一樣，商人也必須做出類似的商業決策。家庭中不需要精確計算，但在商業上，我們要基於更謹慎的計算來做出這些決策。 資本設備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財富，使某個國家比起那些較貧窮的國家更為富有，它體現為我們祖先過去創造的資本品，或體現為我們自己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為了不同的目的創造的資本品。如果我們未來還想繼續使用這些舊資本設備（儘管它們提供的服務可能不如新設備），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認為它們提供的服務價值超過了丟棄舊機器並用新機器替換它們所能獲得的收益。 人類開闢世界，定居四方，是在早先的時代，在不同於今日的其他假設和條件下，用其他的技術知識完成的。如果我們是從另一個星球來到地球，完全了解當今世界的地理條件，那麼我們將運用這種不同的知識來開發世界，這些知識與那些產生我們當今資本設備的知識截然不同。過去，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財富是由根據與今天不同的條件進行調整的資本品構成的。過去的決策以當時的條件為基礎。我們祖先所做的決定，有助於影響我們保持事物的現狀；放棄過去的投資並不值得。在每個單獨的事例中，我們都必須做出決定，是繼續舊的方式（儘管我們現在有了更好的知識），還是放棄舊的方式，代之以利用其他我們現在認為更重要的新增資本品。 作為對技術官僚的回應，我們說，我們還沒有富裕到足以廢棄過去建造的一切的程度。也許把工業中心建在他處比當時所建的地方更好。但這種轉移，這種改變，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這取決於新地點的優勢有多大。這是對著名的「幼稚產業理論」（infant-industry argument）的反駁，該理論認為，必須保護新產業，使其不受舊產業的影響。在將產業從物理上不太有利的地點轉移到更有利的地點的情況下，決策也必須取決於新地點的優勢程度。如果有足夠大的優勢，那麼這些產業即使沒有任何外部援助也會遷移。如果優勢不足，那麼幫助企業遷移是一種浪費。（例如，儘管棉花種植在美國南方，但紡織工業在新英格蘭得到了發展。最近，紡織廠又在沒有任何外部援助的情況下遷往美國南方。）如果放棄資本品帶來的好處足夠大，改變就會發生。 技術落後不等於經濟落後。如果從我們的角度或消費者大眾的角度來看，消除這種技術落後所需的資本在其他地方有更緊迫的用途，那麼僅僅因為有了更好的機器，就將資本用於更換新設備，將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經濟錯誤。 資本品是稀缺的。經濟問題就是消費者試圖將資本品用於滿足他們尚未滿足的最緊迫需求的問題。經濟問題並不是將資本品用於生產某種相比另一種產品不太重要的東西（正是由於資本品被用來生產不太重要的產品，這種重要的產品就無法開始生產了）。這就是所謂的無利可圖。商人說：「項目雖然可以進行，但無利可圖。因此，我們不想開始。」而計劃經濟者說：「商人是貪婪的，他們只想生產有利可圖的東西，無利可圖的東西就不生產了。」然而，讓企業無利可圖的原因是，考慮到生產要素的價格和利率，預期收益會低於支出。 如果銅價比過去高，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消費者願意為用來生產其他產品的銅支付更高的價格，他們不願為銅的現有用途支付更高的價格。他們抬高了價格，使得生產其他產品變得有利可圖。另一方面，如果銅的供應增加，或者某些過去使用銅的行業現在改用其他東西替代銅進行生產，那麼銅會變得更易獲得，銅價會下跌，現在使用銅生產某些以前不盈利的產品就有利可圖了。歸根結底，是消費者在購買中決定了應該生產什麼和不應該生產什麼。 在鋁剛剛問世時，由於價格非常高昂，許多東西無法用鋁製造。拿破崙三世（Napoleon Ⅲ）馬上想到要為他的騎兵提供鋁製裝甲，但當時鋁的價格那麼貴，以至用銀子製作裝甲反而便宜些。當我還是個孩子時，鋁用於製造兒童玩具，但那時要正兒八經地把鋁用於工業生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隨著鋁的生產逐漸改進，許多物品可以用鋁來製造。多年前，使用鋁就像今天將某些高級金屬用於一些商業目的那樣是無利可圖的。 「為使用而生產，而非為利潤而生產」，這種口號毫無意義。商人是為了利潤而生產的。但他之所以能盈利，是因為消費者想使用他生產的東西，比起其他東西，消費者更迫切地需要他生產的東西。 如果沒有利潤和損失，就不會有任何指導生產的依據。正是利潤或損失告訴商人們，消費者最迫切需要的是什麼，以及需要什麼樣的質量和數量。在沒有利潤和損失的體系中，商人將無法了解消費者的需求，也無法按照消費者的意願來安排生產過程。 除此之外，利潤和損失還發揮了轉移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的作用，將生產資料轉移到那些知道如何最好地為消費者的需求服務的人手中（當然是指過去，直到昨天的過去）。這並不能保證明天生產資料仍然會得到最佳利用。但如果沒有得到最佳利用的話，所有者將蒙受損失。而如果他們不改變生產方式，他們將喪失財產，被逐離生產要素所有者的顯赫位置。但過去的狀況是既定事實，無法改變。對人做出的每個判斷都涉及過去。評判選舉中的候選人只能根據他過去的表現，這也適用於選擇醫生、商店以及生產商等。涉及的總是過去的信譽。 過去的利潤將生產資料所有權從公眾所認為的使用效率較低的人手中轉移到預計效率較高的人手中。因此，基於勞動分工體系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含義與封建制度中的含義非常不同。在封建制度中，私人財產是通過征服或任意占有土地獲得的。占有者是征服者，最高征服者是軍隊的首領、國王、元首。其他人獲得私有財產是作為最高領主的賞賜。當時有一套完整的等級制度——國王、公爵、騎士等，而最底層是無產者。公爵和騎士可能因為被剝奪其封賞而失去財產——被上級（國王）撤回賞賜；或者，可能因為被成功的征服者擊敗而失去財產。這樣的制度一直盛行，直到在許多國家中不同程度地被資本主義取代。 如果你研究土地私有權的歷史，那麼你當然可以追溯到土地要麼是來自征服，要麼是某人占有的無主財產。從這一角度來看，私有制的早期批評者認為，財產沒有合法起源，它是通過武力、通過征服而得到的，沒有任何合法基礎。因此，他們說，他們要從當前的私人所有者手中奪走土地，分給所有人。對土地所有權起源的這種描述是否正確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是現在財產已經被私人擁有了，該怎麼辦。 計劃經濟者接受了關於財產起源的這種批評，卻沒有意識到，當時和現在存在巨大的差異。如果你說過去土地所有者並不依賴於市場，那沒錯，那時沒有市場，貿易量很小。封建領主土地上的巨大收入只有一種真正的花銷支出——保留一大群武裝人員為他作戰。封建領主的莊園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家庭，許多人生活在其中（我會說那是寄宿者），由大莊園的財產供養。例如，柏林的布蘭登堡就是這樣，在16世紀有位顧問住在國王的莊園裡。這與市場經濟中的情況非常不同。 在市場經濟中，私人所有權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功能，因為只有以最便宜、最好的方式為消費者服務，私有財產才能得以保留和擴大。那些不知道如何以最便宜、最好的方式為消費者服務的人將遭受損失。如果他們不能及時改變生產方式，那麼他們將被趕出財產所有者、企業家、資本家的行列，並被轉移到不再具有企業家和資本家功能的位置上去。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私有制的含義與封建制度中的含義全然不同。 私有制的批評者心理上仍然生活在中世紀（就像利息和債權人的批評者那樣）。他們沒有意識到，市場每天都在決定誰應該擁有什麼以及擁有多少。市場將所有權賦予那些最擅長利用生產資料為消費者需求提供最佳滿足的人。因此，將封建制度和絕對王權下的早期條件引以為證，來批評私有財產制度是不正確的。 「這一方案的基本主題是，並非追求利潤的自由企業制度在這代人中已經失敗了，而是該制度從未得到嘗試。」——富蘭克林·羅斯福，引自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第1章，第10頁。——原編者注 正如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所說的，資本主義從未真正得到嘗試。  舊時代的東西總有殘留。但是，如果現在告訴我們「看看17世紀許多貴族家庭的財富是從哪裡來的」，這完全沒有用。某些現代富人可能是貴族家庭的後代，但這與今天的狀況有什麼關係呢？普魯士地主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仍然享有特權。他們之所以能保留自己的財產，只是因為帝國政府的全部機構都樂於維護他們、保護他們，並阻止消費者將更能為其服務的人放到他們的位置上。 我們必須認識到，任何政府措施，如果降低了成功企業可產生的利潤，或者對其利潤徵稅，就是削弱消費者對生產者影響的措施。例如，19世紀的大量工業財富是由商業上成功的創新者積累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白手起家，創造了巨額利潤，這些利潤又再投資於他的企業；以這種方式，他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創造了美國最大的財富之一。結果是，全新的事情發生了：為大眾量產汽車。20世紀初有一些成功的汽車品牌。法國的雷諾售價約為1萬美元（黃金價值），這是為少數極其富有之人準備的豪華汽車。福特及其他一些人的行動讓每個人都能擁有汽車，這樣創造了大量財富。大百貨公司和大工廠也是以這種方式發展起來的。但現在不會有這樣的事了。如果某人創辦了一家小企業並獲得了巨額利潤，那麼利潤的大部分會被稅收吞噬。不過，這裡仍然有些漏洞。如果你有一個好會計師，那麼你可以避免被徵收90%的利潤，也許只被徵收70%。但是，本來可以用於再投資的大部分利潤被政府拿走了，用於當前的開支。 在百貨公司的例子中，過去老商店必須與新競爭者爭奪潛在的新消費者。然而，現在已不再如此。小商家永遠不會發展成為大商店，因為其利潤被政府拿走了。誠然，老商店和新商店都在同樣的法律下運營，大型老百貨商店也必須支付高額所得稅。但是，老商店已經積累了大業務所需的資本，而新商店則被阻止去積累擴張為大企業所需的資本。因此，其結果是，競爭精神很容易從大商店的運營管理中消失。老商店沒有了競爭的危險，在處理事務時，有時會變得「懶惰」。 有人說資本主義正在消亡，因為競爭精神不像過去那樣存在，而且大企業變得官僚化。但資本主義沒有消亡，人們在謀殺它。因患病而最終導致死亡與因襲擊和暗殺而死亡之間存在區別。將商業競爭精神減弱以及企業有時變得官僚化作為反對資本主義的論據，是荒謬的。正是因為人們反抗資本主義制度，不願容忍那些對資本主義的存在至關重要的制度，才導致了這種現象。因此，我必須談談企業經營管理中的利潤和虧損與官僚管理之間的區別。 損益管理是一家企業的標誌，它受制於市場至高無上的地位，即消費者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這樣的企業中，決定性因素是「有利可圖還是無利可圖」這一標準不僅適用於整個企業，也適用於企業的每個部分。這是一種複式記賬會計法，歌德盛讚它使組織的負責人能夠在不陷入過多細節工作的情況下控制企業的方方面面。 在這樣的會計制度下，我們可以確定任何特定部門或分支機構是否盈利。例如，紐約的一家企業在舊金山設有分公司。紐約公司的負責人需要採用的唯一標準是：該分公司是否盈利？他掌握著舊金山分公司的一份特定的資產負債表。他在賬簿上為該分公司分配必要的資本，比較該分公司的成本和價格，並以此為基礎，判斷維持舊金山分公司對整個企業是否有益，是否有利可圖。他可以把所有細節交給舊金山分公司的負責人，因為這個人始終知道他負有責任。分公司經理未必能分到利潤。他非常清楚，分公司如果無法盈利就會被撤銷，而他將失去工作；他的未來取決於該分公司。因此，紐約的負責人不必對舊金山分公司經理多說什麼，除了「盈利」，紐約的負責人不會幹預，因為如果他干預且分公司出現虧損，分公司經理就能夠說，這是因為「您命令我這樣做」。 消費者至高無上。消費者並非總是聰明的，但消費者享有主權。他們可能愚蠢，可能改變主意，但我們必須接受他們享有主權的事實。商人受制於消費者至高無上的地位。當然，對整個商業機構來說也是如此，決定性的聲音是消費者的聲音。生產者或製造商要解決的問題不是批評消費者：「這些人的品位很差——我建議他們買其他東西。」這是哲學家和藝術家的任務。一位偉大的畫家，一位偉大的領袖，以及一位想在歷史上發揮作用的人，不應屈服於消費者糟糕的品位。然而，商人受制於損益管理，並在每個細節上受消費者意願的指揮。消費者至高無上。他們購買產品，這讓生產者有了正當性。如果沒有被政府干預削弱，這就是損益管理，即為消費者生產。 那麼，什麼是官僚管理？人們常常把龐大與官僚制度混為一談。甚至像馬克斯·韋伯這樣傑出的人也認為，官僚機構的本質特徵是人們坐在辦公桌前，有大量的文書工作要做。但這不是官僚制度的本質特徵。官僚制度的特點是，它所處理一些必要的事務無法在市場上銷售，因此沒有市場價格。例如，保護個人免受匪徒和其他罪犯侵害就是這種事。這是警察部門的工作，非常重要，必不可少。但警察部門的服務不能在市場上出售。因此，你不能像判斷一家鞋廠的運營那樣來判斷這些警察行動的結果。鞋廠可以說：「公眾認可我們的運營，因為我們盈利。」警察部門只能說公眾通過市議會、國會、議會等行為表示認可。因此，警察系統所必須運用的管理制度就是官僚制度。 國家或公民選舉議會機構，而這些議會機構決定政府各項職能（包括警察部門）的開支大小。你不能用美元來評估警察部門的工作成果。因此，你不能像私營企業那樣對警察部門進行簿記和審計。在私營企業中，支出以美元衡量，與收入相比較。在警察部門，你不能把支出和收入相比較。警察部門只有支出。警察部門的「收益」是，比如，你甚至可以在午夜之後安全地步行穿越城鎮。這樣的「收益」不能用金錢來衡量。 議會為警察部門制定預算，決定要支出的金額。議會還必須告訴警察部門應該執行哪些職務。毫無疑問，增加撥款可以改善FBI（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但民眾不想出更多的錢。司法部部長告訴FBI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司法部部長不能把這些決定留給「分公司經理」。因此，官僚機構的管理者會就許多商人認為不必要的事情發出指示——多久清潔辦公室一次，應該有多少台電話，某棟建築要有多少人值守，等等。這些詳盡的指示是必要的，因為官僚機構必須以這些規則來確定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否則，辦事人員在花錢時不會考慮總預算。如果預算有限，那麼你必須告訴員工他們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這適用於政府行政機構的所有部門。 這就是官僚制度，它在這些領域中不可或缺。你不能讓員工個人決定。你不能告訴某人：「這是一家大醫院。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議會、州或聯邦設定了一個限制，因此，有必要限制每個部門的支出。這種官僚主義的管理方法不適用於利潤管理。不過，當然，如果削弱了私營企業的利潤動機，官僚思想和官僚管理就會悄悄滲入。 在目前政府徵收超額利潤稅、公司稅和公司股東個人所得稅的情況下，許多企業在計算一項新支出時會說：「當然，這意味著要多花100美元。但是，考慮到企業必須為公司收入支付82%的稅收，實際支出要少得多。如果企業不將這100美元用於業務而留作利潤收入，那麼我仍然必須支付82美元的稅收。因此，支出100美元只花費了公司18美元。」人們以這種方式計算，不再將總支出與由於總支出而可能在市場上獲得的優勢相比較，他們只比較影響自己收入的那部分支出。換句話說，對於在業務上花費100美元而言，公司可以承受揮霍、浪費或奢侈，公司將不再把消費者的需求作為首要考慮因素。 這種稅收制度如果繼續下去，那麼最終可能導致政府完全控制企業。比如，政府拿走公司100%的收入，那麼公司所有業務的支出都可以抵扣並由政府承擔。這樣一來，公司就不用擔心消費者主權，也不用擔心消費者是否願意為其產品支付能覆蓋成本的價錢。公司也不用操心降低支出。但是，政府也不會允許企業隨心所欲地經營，政府將不得不控制企業運營的所有方面。因此，如果你聽說企業變得官僚化和浪費，那麼這並不是大企業、資本主義或者無阻礙市場制度的後果。這是政府稅收和政府干預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