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的經濟學課 · 第04講 現代文明的產生：儲蓄、投資和經濟計算

制度主義是一種思想學派，強調經濟領域中社會、歷史和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而不是個人行為的重要性。——原編者注 制度主義  曾經嘲笑古典經濟學家，因為他們是從「魯濱孫經濟學」開始的。開始時，漁夫想要捕獲更多的魚，超出日常所需數量，然後他利用閒暇時間來製造漁網。這些漁網和存儲下來的魚是「資本品」，我不稱其為「資本」。 資本品是給定的自然生產要素和消費品之間的中間要素。自然（給定的資源）和人類勞動是給定的自然要素。但如果人們要生產，他們就必須得到指導。所生產出來的中間生產要素——資本品——不僅是工具，也包括所有其他中間產品、半成品和供應的消費品，這些消費品是用以支持那些藉助資本品進行生產的人。我們今天所組織和運作的生產過程開始於遠古時代，也就是歷史上最遙遠的時代。如果孩子們用光了父母生產的漁網和魚，那麼資本積累將不得不重新開始。從較簡單的情況到較精密的情況是持續不斷的過程。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們必須知道，從一開始，要產生這種依靠資本品生產的體系，第一步就是儲蓄，而且一直都是儲蓄。 我們必須將「資本」的概念與「資本品」的概念相區分。如果不使用我們在複雜的現代資本計算體系中發展出來的概念，我們就不可能思考和處理資本品的問題。資本品是某種物質，可以用物理和化學來描述。「資本」的概念指的是這些資本品的供給以貨幣為單位的估值。對資本品以貨幣估值，標誌著人類努力改善其外部條件的一個更高級的新時期的開端。問題是，如何維持或保持資本的可用量，以及如何避免在沒有替換的情況下消耗可用的資本品。問題是，怎樣才能不消耗更多的東西，或者如果可能的話，如何讓消費少於新生產出來的產品。這是保持和維持資本的問題，當然也是增加可用資本的問題。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不需要任何專門的計算就可以處理這個問題。如果某個農民一直以同樣的方式生產，並且建築方法和生活方式沒有改變，他就可以估計自己的狀況，可以從物理學和生物學的角度進行比較——兩個穀倉多於一個穀倉，十二頭牛多於兩頭牛，等等。但在有著變化和進步的經濟系統中，這種簡單的計算方式就不夠了。用來替換的生產要素可能不同於已消耗掉的生產要素。柴油機可以代替蒸汽機等。在這種情況下，替換和維持資本要求有一種只能以貨幣來計算的方法。各種物質性的外部生產要素只能從它們為人類提供的服務的角度來比較，以貨幣來計算，除此之外再無他法。 亞里士多德認為，在交換過程中，被交換的東西必然具有相同的價值，這是他的基本錯誤之一。自亞里士多德時代以來，兩三千年間，同樣的錯誤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令偉大的思想家也如普通人那樣誤入了歧途。即使是在晚得多的傑出的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的著作中，這個錯誤也仍然重複著。 交換並不等價。相反，正是差異導致交換。不能將交換和貿易的條件簡化為等價，你只能將它們簡化為評價的不同。買方認為他得到的東西比他放棄的價值更高，賣方認為他提供的東西比他得到的價值更低。因此，我們在確定各種資本品在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性時，所用的等量的值只能以價格來表示。通過價格計算，你可以建立一套價格體系，並確定某種價格是否有增加或減少，即貨幣表示的價格是否上漲或下降。沒有價格體系，人們就不能進行任何計算。計劃經濟中不可能像市場經濟中那樣存在價格體系，因此不能計算。 在經濟計算體系中，有「資本」和「收入」兩個術語，它們是在這套體系之外無法想像的術語和概念。「資本」是市場上資本品的某一給定供給所能獲得的價格之和。商人以特定的方式運用經濟計算，沒有這套經濟計算體系，他就無法運作。在他的企業開張時，他就確定了所有可支配的資本品的總價值——稱為他的「資本」或者他的企業的「資本」。他定期將企業內所有可用資本品的價格數值與初始時資本品的價格進行比較。如果增長，他就稱之為「利潤」。如果減少，他就稱之為「虧損」。沒有其他體系可以確定他所做的事是增加了可用資本、改善了可用資本還是減少了可用資本。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稱為「利潤」的總盈餘也可以被稱為「收入」，只要能夠讓其所有者（企業或個人）在不減少可用資本的情況下消費這筆金額（因而不是以損害未來為代價）。所以，「資本」和「收入」的概念只會在這套經濟計算體系中發展出來。 如果收入的總額被消費掉，那麼企業可用資本的數量便不會發生變化。如果有部分收入被儲蓄起來，即沒有被消費而用於再投資——也就是說，用於擴大企業中運轉的資本品存量，那麼我們可以說積累了額外的資本。企業賺取了一些「收入」。如果所有者消費的金額超過了收入，那麼就有資本消耗，即資本減少，未來用於消費品生產的可用資本將會減少。 我不想探討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對這些觀念有多少了解。他們至少有某些知識，但到了中世紀，這些知識完全消失了。在中世紀，人們沒有這種計算的需求。在中世紀後期，在那些比其他國家的經濟進步得多的國家，比如義大利，經濟計算開始一步一步地緩慢發展。因此，一些基本的會計術語保留了其義大利起源，比如「資本」一詞本身。 剛開始時，會計術語不是十分清晰、明確。人們並不擅長數值計算，甚至在15世紀大企業的賬簿中，我們也發現了嚴重的算術錯誤。漸漸地，這些概念發展得越來越多，直到複式記賬法出現。我們整個思維方式現在都受到這些觀念的影響，即使是那些不了解會計問題的人，以及那些不會閱讀和解釋公司資產負債表的人，他們的觀念也受其影響。會計師和記賬員只是以基礎的方式處理所有物質性外部問題的普通工作人員。然而，這些問題不僅僅關係到會計師和記賬員。歌德是一位偉大的詩人、科學家和進化論先驅，他將商人的複式記賬法稱為「人類精神中最神奇的發明之一」。歌德意識到這些觀念是現代生產和行為體系的基礎，而且這些概念是人們處理所有相關問題的實用性數學和邏輯的方式。 在我們的時代，公眾輿論和立法喪失了對這些問題的所有理解。這得歸咎於現代所得稅立法。首先，在所得稅立法中，立法者把薪水和工資稱為「收入」或「勞動收入」。然而，在經濟意義上，「收入」的主要特點是，它是超出商人成本之上的那部分盈餘——可以在不減少資本，即不以未來為代價消費的盈餘。你不能在損害未來生產機會的情況下消費「收入」。「資本」和「收入」的概念只能在經濟計算體系中發展出來。 這些所得稅法律還把「利潤」當作工資來處理。如果某個企業每年都沒有利潤，所得稅法的擬定者就非常震驚。他們沒有意識到企業既有好年景也有壞年景。結果之一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大蕭條期間，人們常說：「一個擁有大工廠的人今年不用繳任何所得稅，而一個月收入僅有300美元的人卻要繳稅，這是多麼不公平！」但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這並非不公平，因為那一年大工廠主沒有「收入」。 頒布了這些所得稅法的立法者對經濟體系中「資本」和「收入」的真正含義一無所知。他們不明白，大部分高額利潤和高額收入並沒有被商人消費掉，而是再投資於資本品，這些資本品重新投入了企業以提高產量。這正是經濟得以發展、物質條件得以改善的方式。幸運的是，我不需要探討所得稅法律，也不需要探討產生這些法律的心態。就每個工人的角度而言，只對消費掉的收入徵稅，而不是對儲蓄和再投資的收入徵稅，這樣要合理得多。說清楚這一點就足夠了。 很多時候，一個人到了晚年就很難謀生了，或者至少很難賺到他在盛年時賺到的那麼多錢。簡單地說，以歌手的情況為例，他們賺大錢的年頭肯定是有限的。 我想探討的是這種觀點，即認為普遍而言（或在特定情況下），儲蓄不利於共同體福利，因此應該採取某些措施限制儲蓄或將其引導到特別的地方。事實上，我們可以說（誰也不能否認這一點），所有的物質進步、所有讓我們的社會條件不同於歷史早期的東西，都是因為有更多東西作為資本品儲蓄或積累下來。這也是美國與印度的區別。最重要的不過是時間上的區別。我們只是更早開始把超過消費的那部分產品存了起來。 國家要發展，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是建立使大規模儲蓄成為可能的政府體制和立法體制。在所有那些政府認為某人所得甚多必然是他人貧困之因的國家，大規模儲蓄過去不可能的，現在仍然不可能。這曾經是所有人的想法，到了今天也仍然是許多國家的人的想法。正是這種觀念現在危害著西方文明——通過將不同的治理方式引入那些讓西方文明得以發展的憲法之中。這也是現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前（直到被很不恰當地稱為「工業革命」的時代來臨之前）大多數歐洲國家所盛行的觀念。 為了證明這種觀念有多麼強大，我在此引用康德的話。康德是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住在東部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當時稱為柯尼斯堡（Königsberg）。他說：「如果一個人所擁有的多於他所需，那麼另一個人所擁有的就少於他所需。」當然，這在數學上完全正確，但數學和經濟學是兩回事。事實是，在所有那些人們相信這句格言的國家，在所有那些政府相信改善社會狀況的最好方法就是沒收成功商人財富的國家（沒必要沒收那些不成功商人的財富），儲蓄和投資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古希臘人沒有鐵路，那麼我會回答：「因為那個時代有沒收財富的傾向。既然如此，人們為什麼要投資呢？」希臘哲學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所做的一些演講至今仍為我們所知。他說，如果某個富有的公民在雅典受審，他就沒有機會贏得官司，因為法官們希望沒收他的財富，希望以此來改善他們的處境。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有大規模儲蓄。 直到18世紀，大規模儲蓄才開始發展。從那時起，也發展出了一些制度，讓儲蓄和投資成為可能，不僅是富人的儲蓄和投資，也包括窮人的小額儲蓄和投資。窮人以前只能通過積攢硬幣來儲蓄。但硬幣不計息，他從儲蓄中得到的好處也不大。此外，他平時在家中存著這些小東西是危險的，很容易被偷，而且什麼也賺不到。19世紀初，有了一種大規模的發展，讓廣大群眾也能儲蓄。 資本主義制度和前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一個顯著區別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即使是那些不太富裕的人也擁有儲蓄，並可以進行小額的投資。許多人沒有意識到這種差異。直到今天，在處理利息問題時，政治家或政客以及公眾輿論仍然認為，債權人都是富人，債務人都是窮人。因此，他們認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即通過政府干預人為降低利率的政策，有利於窮人，不利於富人。但事實上，窮人和不太富的人在儲蓄銀行有存款，有債券和保險單，還有養老金權益。根據當下一家報紙的報道，美國有650萬名債券（支付的承諾）所有者。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否準確。然而，這些債券確實分布廣泛，這意味著大多數人不是債務人，而是債權人。所有的債券所有者都是債權人。另一方面，那些發行了債券或欠了銀行債務的公司，其普通股股東不是債權人，而是債務人。同樣，有大量抵押貸款的大型房地產運營商也是債務人。因此，富人都是債權人、窮人都是債務人的說法已經不再正確了。這一方面的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 希特勒在一次盛大的集會上喊道：「廢除利息奴隸制！債務人萬歲！消滅債權人！」但一家德國報紙意識到了其中的錯誤，寫了一篇文章，其標題是「你知道你自己是債權人嗎？」我認為希特勒不會欣賞這篇文章。 多年前，出現了對儲蓄和資本積累的敵意。一位俄國經濟學家多年前宣稱，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自相矛盾的。生產出來的東西有很大一部分沒有用於消費，而是被儲蓄起來，積累為新增的資本。後人將有越來越多的資本。這有什麼意義？積累這一切是為了誰？他們像守財奴一樣積累，但誰能享受儲蓄者賺取的利益呢？這是荒謬的，是不好的，應該採取措施改變這種情況。 凱恩斯的反儲蓄計劃獲得了成功。他認為，過度儲蓄存在危險。他相信投資機會是有限的，許多人接受了他的這種觀點。沒有足夠的投資機會來吸收作為儲蓄的那部分收入。生意變得不好做，是因為儲蓄太多。因此，儲蓄有可能是過多了。從另一種角度來看，同樣的學說已經流行了很長的時間。人們相信一項新發明——某種節省勞動力的裝置——會導致所謂的「技術性失業」。正是這種觀念導致早期工會去破壞機器。現在的工會仍然有同樣的想法，但他們不再像直接破壞機器那樣頭腦簡單了，他們有了更精緻的方法。 據我們所知，人類的需求實際上是無限的。如果要滿足需求，我們就需要更多的資本品的積累。在美國，我們沒享受到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唯一原因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本品來生產人們想要的所有東西。我不會說人們總是能充分利用經濟上的改善。但無論你想要的是什麼，都要有更多的投資和人力才能滿足。即使在美國最富裕的地區，甚至在加利福尼亞州，我們仍然可以改善生活條件，仍然可以想出更多的方法來利用資本。只要物質生產要素是稀缺的，我們就永遠有足夠的投資空間。而我們無法想像消除了這種稀缺的狀態。我們無法想像「安樂鄉」（Land of Cockaigne）的生活，在那裡，人們只要飯來張口就行了，而其他一切想要的東西也唾手可得。 生產要素的稀缺意味著資本品的稀缺。因此，整個理念——我們必須停止儲蓄並開始消費——都是非常荒唐的。1931年或1932年，凱恩斯勳爵和他的一些朋友發表了一份宣言，他們表示，要想立即避免災難並改善經濟狀況，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支出，更多的支出，多多益善。就經濟而言，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意義上的支出不能創造投資無法創造的就業機會。你是把錢用來購買新機器還是花在夜總會裡都不重要。根據凱恩斯的理論，把錢用於消費、改善生活的人創造了就業機會，而購買機器並提高產量的人卻妨礙了公眾的利益。 凱恩斯在撰寫其著作時，用英國的狀況為他的政府支出創造充分就業的理論提供辯護，但這是不正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工業沒有必需的資源來改進工廠的材料設備，這造成了英國的不利局面。因此，與其他某些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機器相比，英國的機器效率很低。其結果是，英國的勞動邊際生產率較低。但由於工會不能容忍大幅降低工資來提高英國工業的競爭力，結果就是失業。英國當時需要的是更多的投資來提高生產要素的生產率，正如英國如今仍需要這樣做一樣。 See 「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 an excerpt from the first chapter of Bastiat's Selected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translated by Seymour Cain and edited by George B. de Huszar （Irvington-on-Hudson，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1995 ［1964］），reprinted in The Freeman: Ideas on Liberty，June 2001. 凱恩斯勳爵的這一觀點非常古怪。他的一位美國朋友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他與凱恩斯勳爵的私人友誼。他講了一個故事，他在華盛頓的一家酒店拜訪凱恩斯。在洗手時，這位朋友非常小心，只用了一條毛巾。然後，凱恩斯把所有的毛巾都揉成一團，說他這樣做是為美國的客房服務員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從這個角度來看，增加就業的最好方法是儘可能多地搞破壞。我本以為這種想法已經被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在他的「破窗」  故事中徹底推翻了。但顯然，凱恩斯沒有理解巴斯夏講的故事。 節省勞動的機器會造成技術性失業，這種謬論不僅被理論檢驗證明是錯誤的，而且被整個人類歷史證明是錯誤的——整個人類的歷史都恰恰是由引入越來越多的節省勞動的機器構成的。今天，我們用少得多的人類勞動生產了更多的各種設施，而且養活了更多的人，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認為人們被新機器的發明剝奪了工作，這是不正確的。 資本的積累傷害了工人同樣是一個謊言，而且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謊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可用的資本品越多，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就越高。在考慮雇用或解僱一名工人時，僱主會問自己，雇用這名工人會為他的產品增加多少價值。如果多雇用一名工人增加了產量，那麼僱主的問題是，雇用他的成本是否高於他生產的產品的銷售額。當考慮是否要新增資本品時，同樣的問題也會出現。工人人均可獲得的資本越多，工人的邊際生產率就越大，因此，僱主可以支付的工資就越高。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積累的資本越多，僱主就可以以相同的（或者更高的）工資率雇用更多的工人。 有兩位商人，即太陽石油公司（Sunoco）的J. 霍華德·皮尤（J. Howard Pew）和美國鋼鐵公司（U. S. Steel）的歐文·奧茲（Irving Olds），曾試圖向其他商人解釋通貨膨脹對資本積累、庫存、折舊等方面的影響，但沒有取得多大成功。通貨膨脹提高了商人的銷售價格，製造了他們盈利的假象。然後，政府對這些表面上的「利潤」徵稅，並將其用於當期的支出，而原本這些利潤將用於投資或計提折舊和設備更換。 如果個人向一家私人保險公司投保，保險公司就會將保費用於投資。當然，後來必須支付保險金時，保險公司就不得不撤資。個人有必須撤資的時候，但保險公司每年都在擴張，而由於整個國家的資本在資本積累，保險公司作為整體不必撤資。 私人保險與社會保障制度不同。政府談論保險精算統計，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保險公司所說的意思。政府將個人支付的費用用於當期的支出，然後給「社會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 Fund）一張欠條，稱之為「債券」。因此，政府「投資」於政府債券。當徵收「社會保障」稅時，政府說：「把你的錢給我來支出，作為回報，我承諾，30年或40年後，納稅人將願意償還我們今天所欠的債務。」因此，社會保障制度與私人保險迥然不同。社會保障制度不意味著有什麼儲蓄。相反，個人的儲蓄被政府徵收，用於「社會保障」，但其實被用於當期支出。我完全相信政府以後會支付欠債，但問題是，以什麼樣的貨幣支付？整個事情取決於未來的國會和公眾是否願意以良幣來支付。如果人們不喜歡紙幣，他們就不會使用。例如，在美國內戰時期，加利福尼亞州一直使用硬通貨，而不是使用「林肯綠幣」。 俾斯麥關於社會保障的理念是，他希望每個人都能從政府得到些什麼。他將此與法國進行了比較，許多法國人持有政府債券並獲得利息。他認為這就是法國人如此愛國的原因：他們得到了來自政府的東西。俾斯麥希望德國的個人也依賴政府。因此，他啟動了一項附加政府獎金，向每位養老金領取者多發放50馬克。這被稱為「Reichszuschuss」（政府補充津貼）。 資本的問題是經濟計算的問題。你不能通過通貨膨脹來增加「資本品」，儘管你似乎可以增加「資本」。經濟計算表明，其結果是資本品與資本之間存在差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