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的經濟學課 · 第02講 衝突和革命

馬克思認為，「利益」獨立於人的觀念和思想。他說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理想制度。他說階級利益決定了個人的想法，而這種情況導致了不同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然後，馬克思回到了他的起點——社會主義是理想狀態。 《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概念是「階級」和「階級衝突」。馬克思並沒有說明「階級」是什麼。馬克思於1883年去世，那是《共產黨宣言》發表35年後。在那35年里，他出版了許多著作，但沒有一部著作談到他用「階級」一詞表達的含義。在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出版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未完成的手稿。恩格斯說，這份手稿是於馬克思去世後在他的書桌里發現的（馬克思在去世前許多年就停止了這份手稿的寫作）。在這本書短短的一章（只有三頁紙）中，馬克思告訴我們「階級」不是什麼。你可能查遍了他所有的著作，想知道「階級」是什麼，卻根本找不到。事實上，「階級」並非自然存在的，正是我們的思維——我們的分類安排，在我們的頭腦中構建了階級。問題不在於是否存在馬克思意義上的社會階級，問題是我們能否按照馬克思的意思來使用社會階級的概念。我們不能。 他沒有看到，某個人或某個階級的「利益」問題並不能簡單地通過提到存在這樣的利益以及人們必須按自己的利益行事來解決。我們必須問兩個問題：（1）這些「利益」將人們引向什麼樣的最終目的？（2）這些「利益」打算採用什麼方法來達成這些目的？ 第一國際由一小群人組成，是一個在倫敦的委員會，裡面有馬克思的朋友，也有他的敵人。有人建議他們與英國工會運動合作。1865年，馬克思在第一國際的委員會的會議上宣讀了一篇論文《價值、價格和利潤》（Value，Price and Profit），這是他為數不多的幾篇用英語寫就的作品之一。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工會運動的方法很差，必須改變。文章轉述如下：「工會希望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改善工人的命運——這是無望且無用的。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工人的狀況不可能改善。工會在這個方面最多只能取得某種短期的成果。工會必須放棄這種『保守』的政策，必須採取革命性的政策。他們必須為廢除工資社會本身而鬥爭，為社會主義的到來而努力。」馬克思生前沒敢發表這篇論文。在他去世後，他的女兒發表了這篇文章。他不想得罪工會，他仍然希望他們會放棄他們的理論。 指馬克思本人。——譯者注 在此，對於什麼是正確的方法，無產階級自身存在明顯的意見衝突。無產階級工會與馬克思在什麼是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問題上存在分歧。馬克思說，階級「利益」是顯而易見的——不可能有疑問，每個人都知道。然後，一個根本不屬於無產階級的人來了，他是一名作家和律師  ，他告訴工會他們錯了。「這是一項糟糕的政策，」他說，「你們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你們的政策。」在此，整個階級的概念都瓦解了：階級的概念認為，個人有時可能犯錯誤，但是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永遠不會犯錯誤。 「The Unresolved Contradiction in the Economic Marxian System」in Shorter Classics of Eugen von Böhm-Bawerk，（Sonth Holland，Ⅲ .：Libertarian Press，1962［1896；Eng. Trans. 1898］），pp. 201-302. 對馬克思主義的評論總是膚淺的。他們沒有指出其矛盾之處。龐巴維克的評論  不錯，但他沒有覆蓋整個體系。這些人甚至沒有發現他最明顯的矛盾。 馬克思信奉「工資鐵律」（iron law of wages）。他將此作為其經濟學說的基礎。他不喜歡這一定律的德語術語，即「無恥的」工資法則（the 「brazen」law of wages）。費迪南德·拉薩爾曾就此出版過一本小冊子。馬克思和拉薩爾不是朋友，而是競爭對手——非常激烈的競爭對手。馬克思說，拉薩爾唯一的貢獻就是這個術語本身，即「無恥的」的工資法則。而且，這個術語是從詞典和歌德那裡借用來的。 「工資鐵律」仍然留在許多教科書中，留在政治家的頭腦中，因此也留在我們的許多法律中。根據「工資鐵律」，工資率是由維持生存繁衍所需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數量決定的，以養活工人的子女，直到他們自己能夠當工人。如果工資率高於這一水平，那麼工人的數量將會增加，而工人數量的增加又會降低工資率。工資也不能低於這一水平，因為那樣就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這條定律認為，工人是某種微生物或齧齒動物，沒有自由選擇和自由意志。 如果你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資絕對不可能偏離這個比率，那麼你怎麼還能繼續談論工人不可避免的逐漸貧困呢？「工資鐵律」思想與歷史哲學之間存在無法解決的矛盾。「工資鐵律」認為，工資將保持在某個水平上，足以養活工人的後代，直到他們自己成為工人。而歷史哲學認為，工人將越來越貧窮，直到他們被迫公開叛亂，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當然，這兩種學說都站不住腳。即使在50年前，主要的學者也被迫訴諸其他精心設計的方案來支持他們的理論。令人驚奇的是，自馬克思寫這部著作以來的一個世紀裡，沒有人指出這一矛盾。而這個矛盾並非他唯一的矛盾。 馬克思的推理從命題到命題之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起始命題是每個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勞動者要麼是獨立的農民，要麼是擁有自己勞動工具的手工業者。當工具不再由勞動者所有，而是由資本家所有時，這一命題——資本主義下的所有權——被否定了。否定之否定是整個社會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以這種方式推理，馬克思說他已經發現了歷史演化的規律。這就是他為什麼將其稱為「科學社會主義」。 馬克思給以前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貼上了「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標籤，因為他們試圖指出為什麼社會主義更好。他們想說服同胞接受他們的觀點，他們期望，人們如果相信社會主義更好，就會採納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說，他們是「空想主義者」，因為他們試圖描述未來的人間天堂。他所認為的「空想主義者」先驅有法國貴族聖西門、有英國製造商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還有法國人查爾斯·傅立葉（Charles Fourier）。（傅立葉被稱為「巴黎皇家宮殿的傻瓜」。他說過這樣的話：「在社會主義時代，海洋不再是鹽水，而成了檸檬水。」）馬克思認為這三個人是偉大的先驅。但是，馬克思說，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討論的只是「空想」。他們期望的是社會主義因人民的觀念變化而到來。但對馬克思而言，社會主義的到來是不可避免的，將伴隨著本質上的必然性而到來。 一方面，馬克思論述了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他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運動和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一次又一次地宣布他的社會主義是革命性的，因此以暴力推翻政府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 馬克思借用婦產科領域來比喻。他說，社會主義政黨就像產科一樣，使社會主義的到來成為可能。當被問及如果你認為整個過程都不可避免，那麼為什麼不贊成進化而贊成革命時，馬克思主義者回答說：「生活中沒有進化。出生本身不就是一場革命嗎？」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政黨的目標不是影響，只是幫助不可避免的事發生。但產科本身就會影響和改變狀況。產科實際上已帶來了這一醫學分支的進步，甚至拯救了生命。既然拯救了生命，可以說，產科其實已改變了歷史進程。 「科學」一詞在19世紀獲得了聲望。恩格斯於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論》（Anti-Dühring）成為最成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之一。其中一章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rom Utopia to Science）為題印成了小冊子，並取得巨大的成功。蘇聯共產主義者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後來也寫了一本小冊子，叫《社會主義的發展，從科學到行動》（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rom Science to Action）。 馬克思創造意識形態學說，是為了貶斥資產階級的著作。捷克斯洛伐克的托馬斯·馬薩里克（Tomás Masaryk）出生在貧苦的家庭，父母是農民和工人，他寫過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然而，馬克思主義者稱他為資產階級。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自稱「無產階級」，那麼馬薩里克怎麼能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呢？ 如果無產階級必須根據他們的階級「利益」來思考，那麼他們之間存在分歧和異議的話，這又意味著什麼呢？思想上的混亂很難解釋這樣的情況。當無產者之中存在異議時，他們稱異議者為「社會叛徒」。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後，共產主義政黨的偉人是一位德國人，即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1917年，當列寧試圖徹底改變整個世界的時候，考茨基反對這種觀點。由於這一分歧，他一夜之間就從偉人成了「社會叛徒」。他被扣上了「社會叛徒」的帽子，還有許多其他帽子。 我們來看看類似的種族主義者的觀念。德國種族主義者宣稱，德國有一套確定的政治理念，每一個真正的德國人都必須按照這一套特定的理念進行思考。這套政治理念就是納粹的政治理念。根據納粹的觀念，最好的狀態就是戰爭狀態。但是一些德國人，比如康德、歌德和貝多芬，有「非德國」的不同觀念。如果並非每個德國人都必須以一定的方式思考，那麼誰來決定哪些觀念是德國的觀念，哪些不是呢？答案只能是，「內心的聲音」是最終的標準、最終的尺度。這種立場必然導致衝突，其結果是內戰，乃至國際戰爭。 俄國有兩派人，他們都認為自己是無產階級，即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和孟什維克（Mensheviks）。「解決」他們之間分歧的唯一辦法是武力和清算。布爾什維克獲勝了。隨後，在布爾什維克派系內部，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和史達林之間出現了別的意見分歧。托洛茨基被迫流亡，逃到了墨西哥，於1940年死在那裡。 《共產黨宣言》發表於1848年。馬克思相信革命就在眼前。當時他認為，社會主義是通過一系列干預措施來實現的。他列出了十項干預措施，其中包括累進所得稅、廢除繼承權、農業改革等。他說，這些措施雖然不能持續，但為了社會主義的到來，是必須的。 因此，1848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可以通過干預主義實現。到了1859年，也就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1年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放棄了干預的倡議，他們不再指望通過立法改革來實現社會主義。他們想通過一夜之間的巨變來實現社會主義。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隨者認為後來的措施，比如羅斯福的新政、杜魯門的公平施政等，都是「小資產階級」政策。19世紀40年代，恩格斯曾說，英國勞工法是進步的標誌，也是資本主義崩潰的標誌。後來，他們稱這種干預主義措施或干預主義政策非常糟糕。 1888年，也就是《共產黨宣言》出版40年後，一位英國作家完成了該書的翻譯。恩格斯對該譯本作了一些評論。他提到《共產黨宣言》所倡導的十項干預措施，認為這些措施不僅如《共產黨宣言》所稱的是不能維持的，而且正是因為其不能維持，這些措施必然會一步步走得更遠，推動更多的這類措施出現，直到這些更先進的措施最終導向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