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的經濟學課 · 第08講 超越商業周期

大約在19世紀末，當人們開始認識到信貸擴張有問題時，這個政策的捍衛者發現了一個新理由。他們宣稱，信貸擴張在沒有以金本位制為媒介與世界其他地方相聯繫的孤立國家可以奏效。廢除金本位制並建立與黃金無關的通貨體系或法幣體系，就有可能擴張信用，降低利率，讓該國永遠繁榮。19世紀八九十年代，受到美國進口穀物損害的德國地主顯然持這種態度。然而，他們將自己的不幸歸咎於金本位制，而不是他們貧瘠的土地和低下的畝產。他們說，如果不是金本位制，他們就能享受低利率和繁榮了。 義大利財政部部長在聲稱需要召開銀行界會議時，明顯受到這些觀念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末，這些觀念導致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建立。英國政府建議成立一家國際銀行，並且為了創造有利於「國際清算聯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的公眾輿論，發行了由凱恩斯爵士執筆的一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由英國宣傳部門在國內分發，宣稱信用擴張是最可取的事。用凱恩斯自己的話說，信用擴張在各個國家已帶來了「將石頭變成麵包」的奇蹟，而現在有必要在國際範圍推行。他們需要一種國際貨幣單位。布雷頓森林會議產生了一份文件，成員國組成了一個機構、一個理事會，等等，但是眾所周知，除此之外，他們什麼都沒做成。從一開始，這個會議就是失敗的、無用的。 為什麼信用不能在國際基礎上擴張？信用擴張失敗不是因為它只是在一國範圍內進行的，而是因為不可能以紙幣來代替不存在的資本品。人們沒有認識到，經濟擴張所需的是更多的資本品、更多的先前儲蓄。的確，過去單獨某國的信用擴張之所以告終，是因為擴張的速度與其他國家不同。但這種擴張不管怎樣都會結束。 國際銀行不能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不可能回答這個問題：「誰應當在短期內從信用擴張中獲利？」假如存在一個中央銀行（我們假設忘掉了所有的政治性敵對），這樣的一個國際銀行要能增加可得的信貸數量，要麼是加印紙鈔，要麼以支票貨幣來給予額外的銀行信貸。然而，出現的問題無解——向誰提供這種新信貸和「廉價貨幣」？我們假設全部增量都貸給了某個國家。該國將享受最初的繁榮。該國的人民將得到更多的貨幣，並將他們想買的東西的價格抬高。他們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貨幣，將處於有利地位，能夠從那些還未進行信貸擴張調整的其他國家購買商品。最初得到新增貨幣的國家將成為贏家，而其他國家會變成輸家。其他國家仍然以原來的價格銷售，但它們不得不以更高的新價格來購買。 要問的問題是：「誰將得到貸款？新增的貨幣將怎樣分配？」每個國家集團都會提議一種分配製度。遠東國家將會贊成按照人口來分配。發達國家將建議按照年度的總產量或國民收入來分配。因此，這些計劃都沒什麼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成了世界政策最顯著的失敗之一，其唯一的價值就是占據了華盛頓的辦公場所。 雖然所有這一切都被證明是無用功，但是，信用擴張的捍衛者，也即不相信蕭條的根源在於之前信用擴張的那些人，煞費苦心地提出了反周期措施，以求將蕭條的程度減到最少。考慮到蕭條不可避免，他們希望通過政府干預，讓蕭條儘可能平緩溫和。他們的想法是，周期源於商業，或者源於自由放任，而政府應當以反周期計劃來干預，使其變得溫和。但事實與之相反。反周期措施的觀念認為，當存在危機時，商業經營困難，失業就會出現。於是，政府應當以公共工程來介入。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的委員會成員們相信自己發現的是什麼新東西，但這毫不新鮮。 繁榮走到盡頭的原因是，生產要素被不當投資。在蕭條時，社會上存在生產能力過剩就是不當投資的表現，因為判斷上的失誤是過去犯下的。解決之道是讓工資和價格下跌，直到情況得以恢復。然而，有人建議政府以公共工程來介入。但生產要素為私人工程所需，政府為什麼要拿走？所給出的答案是，政府應當在繁榮時期限制開支，而在蕭條到來時啟動重大工程。這些報告總是相當幼稚地說，應該有許多由技術專家詳盡設計好的工程「備而待用」。一旦危機出現，政府就應該拿出這些工程開始運作。 這個觀念是錯誤的，因為它建立在以個人的情形來類比整個國家的基礎上。某個人行事謹慎，通過儲蓄來未雨綢繆，他或許意識到，他雖然現在發達，但要牢記做生意不會永遠成功。當困難的日子到來時，如果他想消費，他就必須將儲備之物出售給需要之人。 如果預期有公共工程計劃，那麼政府應該怎樣處理稅收？它應當事先囤積錢財嗎？它應當以稅收的方式從經濟體系中提取資金，從而平衡信用擴張嗎？公共工程的鼓吹者們覺得，政府應該在擴張期間抑制開支，囤積錢財，然後在蕭條到來時支出這些錢，以製造新的通貨膨脹。他們推理說，這樣做或許能把繁榮延長數周。但經濟體系也有可能不肯合作，刺激經濟的政府投資陷入失敗，像羅斯福新政早期那樣。 另一種建議是政府不要囤積錢財，而是貯藏生產手段，比如機器、工具和原材料。這意味著，在繁榮期間，政府會作為機器、工具和原材料的買家出現在市場上，讓繁榮更加繁榮。 瑞典誇口說，自己通過採取反周期政策，已經解決了蕭條的問題。20世紀30年代，瑞典的情況相當特殊。瑞典出口的恰恰是德國為重整軍備需要消費的東西，比如鐵、木材、機械等。瑞典在這場重整軍備的繁榮中的形勢，類似於匹茲堡或百老匯的娛樂部門如果成為獨立國家而在戰爭中所享有的繁榮。它們能夠銷售鋼鐵，能夠為士兵和軍工廠提供娛樂，可以享受繁榮的好處而不受到任何不利影響，可以成為西半球最為繁榮的部門。這就是瑞典的情況。這並非得益於其出色的政策。於是，當戰爭結束時，瑞典因中立而領先於全世界。你知道，如果希特勒入侵瑞典，那就完全不同了。瑞典的一位經濟學家被任命為歐洲重建計劃的領導人，這成了相當糟糕的實驗。 沒有信用擴張就不可能有泡沫式繁榮，而信用擴張必然導致大災難。當繁榮結束而蕭條開始時，人們的心理可能會讓蕭條比原來的情況持續更長的時間。（比如，1929年的大蕭條之所以持續了那麼長的時間，是因為工會不肯接受工資率任何實質性的降低。這一繁榮的重要成本因素保持了多年，只能靠一場新的通貨膨脹來彌補。）這種繁榮是幻覺：它基於我們比實際情況更富裕的假設。這場繁榮啟動了本不應該執行的項目。蕭條意味著重新調整，使其適應真實的事態。在蕭條中，主要的商業活動就是挽救繁榮中能留下的東西。蕭條必須持續到通過新的儲蓄積累了足夠資本，能讓儘量多的繁榮期開業的企業繼續經營。蕭條並不意味著該國的貧困。實際上，比起之前的繁榮，蕭條反映了一幅更為準確的畫面。但是，由於蕭條、價格下跌和生產減少所導致的心理因素和政治狀況，蕭條可能遠比重建之前的狀況嚴重得多。 商業周期的文獻，特別是早期的資料，以施虐的快感來詳盡描述蕭條的各種現象，有時候出現矛盾的情況。但是，我們不能不意識到，蕭條是在回到現實，並試圖盡力糾正之前繁榮所產生的缺陷。 19世紀，繁榮和蕭條幾乎會定期重現。這就是所謂的「商業周期」。一旦狀況恢復正常，民眾和政府就要求新一輪信用擴張，於是繁榮再度開始。 人們開始認為，商業周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貿易現象，他們開始研究周期的長度。估算周期長度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些稀奇古怪。因為有些經濟學家宣稱商業周期的長度是11年，這種觀點不是源於社會和人類的事件，而是源於天文事件。因為太陽黑子理論發展出來了。這樣的理論純粹是臆測。首先，周期不是11年。其次，即使周期真是11年，為什麼可以根據自然、氣候、土地肥力和其他條件自我調節的商業卻從未意識到這一點，並根據太陽黑子來調整自身的行為？沒有任何實際證據證明商業周期與太陽黑子同步。 但是，人們也認識到了某種規律性，感覺到商業周期是現代銀行和貨幣系統引起的新發展。然而，商業周期不可避免嗎？如果資本主義繼續下去，那麼以後這種現象是否會如以前那樣盛行？人的行為科學不應與自然科學混為一談。商業周期源自人的行為——信用擴張。如果這種知識普及了，還會有商業周期嗎？當然不會！如果每個人都認識到信用擴張導致了隨之而來的蕭條，政府和民眾就很可能明白信用擴張並非有利，從而停止擴張。 另外，我們假設政府和公眾輿論即使明白了這個道理，有時仍然頑固地堅持信用擴張政策。那麼，難道各個商人對信用擴張的反應不是很可能會有所不同嗎？儘管有政府的刺激，難道商業本身不會做出調整，從而使其更為穩定嗎？假設政府開始信用擴張，而商人感覺這麼做有問題，他們可能會變得相對謹慎，而不是一有可能就擴張業務。這個念頭並非那麼不切實際，別忘了羅斯福新政刺激經濟的政府投資。新政要的是繁榮而絕非蕭條。他們打算啟動信用擴張後就停止。但商人意識到，一旦自己開始擴張，政府就會停下來，於是他們沒有落入圈套。 這讓我想到，自1780年以來出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商業周期可能會永久消失。因此，認為商業周期屬於市場經濟，並且只要有市場經濟，商業周期就不會消失的說法可能是錯誤的。首先，商業周期不是一種市場現象，而是一種插入市場經濟之中的信用擴張現象。因為政府和公眾輿論相信，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不能產生足夠的橋樑和財富。他們相信自己發現了「把石頭變為麵包」的方法。我可以說，商業周期可能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這種現象是人的行為科學與自然科學存在差異的證據之一。 將繁榮描述為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生產資料和消費品之間的失調的說法錯在哪裡？企圖將普遍繁榮或全國範圍內的普遍虧損歸咎於商業生產失調的那些人指出，存在耐用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當一種新發明（比如冰箱）上市時，每個人都想購買，該特定產業就會繁榮並擴張。但是，他們問道，在每個人都買了一台新冰箱後，該產業又怎能繼續擴張呢？他們說，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其他事項，比如建築業等。在需要這些耐用品和生產資料的人都購買以後，需求就會跌落，於是蕭條發生。這種想法其實是荒唐的，因為經濟擴張並不是以這種方式發生的。 關於商業周期的貨幣理論這樣解釋「失調」。開始只有少數幾個人購買新產品，之後變得越來越多。當最後一批人購買時，購買早期產品的人就需要更換了。商人不會那麼愚蠢地說，過去生意好，以後的生意也必然好。一個人在開展新業務時，會自問是否現在已有了足夠多的工廠。經商的人並非傻瓜。這解釋了不同產業之間的適當比例，比如，為什麼市場上生產和銷售的麵包數量大於棺材的數量。這就是為何產業規模會根據其產品壽命來調整。我們不需要政府告訴我們什麼東西生產過剩了。單個商人的計算可能是錯誤的，於是此人可能會破產。可能他在冰箱產業需要增加生產的時候增加了汽車產業的生產。他導致了汽車生產過剩，而冰箱生產不足。每天都有一些生意賺錢，有一些生意虧損。這意味著，某些企業人員冗餘，某些企業人手不足。但這並不意味著普遍繁榮或全國範圍內的普遍虧損。普遍繁榮只可能由信用擴張所固有的錯覺引發。 把危機解釋為與商人的錯誤和不足相關的所有企圖都是錯誤的，他們未能考慮到這樣的錯誤會相互抵消。如果某個產業部門犯下了過度擴張的錯誤，那麼其他部門必然存在生產不足和生意興隆。只有普遍的信用擴張能導致繁榮。 商業的問題就在於，商人看不到全局，只能看到一小部分，因此註定會犯錯誤，這是無政府生產狀態的觀念。亞當·斯密和其他人在其著作中回答了這個問題。無政府生產狀態的觀念不能解釋這樣的事實，即使沒有獨裁者告訴人們怎樣做，經濟體系中也存在一種趨勢，即確切告訴各個產業部門消費者所需的資本、勞動和產品的數量。那些猜測正確的人會盈利，犯錯的人則產生虧損。其結果是，對生產要素的最終控制會落入那些能最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的人手中。 如果政府通過對產品徵稅，試圖消除利潤、沒收利潤，這些稅收就會阻止伴隨利潤而來的後果，市場機制就會遭到明顯削弱。結果是，消滅了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經濟發展和不斷進步的趨勢，制度也陷入僵化。 舉個例子，我們設想有一家百貨商場，這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輕人多年以前白手起家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會阻止這家老百貨商場變得死板、保守和官僚主義。如果創建者的孫輩在經營這家商場時缺乏效率，其他小商店很快就會賺錢，它們只會消耗部分利潤，將剩下的用來投資。一段時間後，老商場的生意就會萎縮，直到它被新來者兼併，或被賣給新的管理者。於是，某家小商店將成為大商場。 但是，今天的情況不同。現代稅收阻止新來者將更多資金用於再投資。政府並沒有以法律或官方的形式歧視新來者。如果新來者的盈利為25萬美元，那麼他繳的稅與盈利為25萬美元的老企業一樣多。但是，在新來者能夠建立大商場之前，未來的商業資本就被稅征走了。因此，老商場得到了某種保護，它不必那麼積極地與具有天賦的新來者競爭，它可能會變得滿不在乎。這樣的狀況讓新來者難以挑戰既有企業，即「既得利益者」。人們認為，這種稅法極為先進，但實際上極為保守，有利於現有結構，不利於新來者，會導致僵化的局面。但是，這與我們的主題——信用擴張——無關。不過，如果有信用擴張，那麼銀行更樂意借錢給老企業而不是新企業。這也意味著現存結構趨於固化。 我想談談銀行與信用擴張的聯繫。我們絕不要混淆兩種迥然不同的情況，除了都是由同一個人（銀行家）在做生意之外，這兩種情況毫無共同之處。一種情況是，銀行家將他自己的錢貸給別人，這種人是放貸者。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信用擴張的問題。 另一種情況是，銀行家貸出的是他人的錢。接受客戶的存款並貸出這些貨幣的銀行家是一家儲蓄銀行，是中介機構。這家銀行或許也會創造信用媒介，即銀行券，並將其貸出去，通常以其客戶的支票賬戶發放貸款。由於這兩種銀行業的功能——貸出客戶的存款和貸出信用媒介——通常與同樣的企業相關，因而控制了信用媒介事務的政府就控制了整個借貸業務。這給予政府極大的權力。如果政府從不干預銀行，所有的問題就根本不會發生。 支持政府干預銀行券和支票貨幣發行的人宣稱「銀行業的自由貿易就是欺詐的自由貿易」，以此來為政府的政策背書。他們說，必須保護貧窮、無知的人免受劣質銀行券之害。但是，如果政府沒有宣布銀行券為法幣，那麼沒有人會被迫使用銀行券。19世紀中期的德國文獻認為，確有必要保護貧窮的德國人不受銀行的損害。但是，德國的中央銀行——德意志銀行——將馬克貶值。1914年，1美元等於4.2馬克；到1923年，1美元等於42億馬克。現在該國的狀況沒有那麼糟糕，但仍然比較差勁。政府對貨幣與銀行的干預使得政府有了貶值貨幣的至上權力。與當初將這種權力授予政府時的理由和承諾相比，現在的結果簡直不可想像。有什麼事比人們手中的錢在日益縮水更糟糕的事呢？ 凱恩斯爵士稱金本位制為「野蠻的遺蹟」。許多書上說，政府必須干預，因為金本位制失敗了。但是，金本位制沒有失敗！政府宣布持有黃金為非法，由此廢除了金本位制。但是，所有國際貿易都是以黃金計算的。這不是因為黃金是黃色且沉甸甸的，而是因為黃金本身能使貨幣單位購買力的決定權獨立於政府與政黨觀念的變化。 市場經濟的精髓在於，個人經濟行為的實施不是靠政府的命令進行的，而是由個人自發完成的。這同樣要求貨幣，即交換媒介，獨立於政治影響。不然的話，未來就只會是各種政府貨幣和信用政策的一系列失敗。要避免如此，每個人都必須意識到，凱恩斯主義的奇蹟絕無可能，我們不可能靠信用擴張來改善人們的境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