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如何確立自由主義 [1] [2]

交流（communication）工具的退化，有時甚至完全誤用，是我們今天的顯著特徵。這一現象從外部看包括無線電通信、出版和其他機械通訊媒介的使用，但更嚴重的是指語詞（words）的使用，這是人類交流的特殊方式。極權主義者用「民主政治」一詞命名這樣一種政體，這種政體公開蔑視每個人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和討論自由，而這些自由一直賦予民主政治以實質意義。這足以說明上述觀點。自命的「語義學者」以表面上的語言操作處理根植於我們今天社會政治動亂帶來的麻煩，這種微不足道的努力或許近於以拖把阻止海潮。 困難並非出自為了聲望或其他特殊階級或集團的利益而進行的故意歪曲，而是出自下述事實：社會急劇變革，使得人類理智能力無法跟上變革。語詞遭遇新老之間的混雜，與人類其他方面遭遇的情況一樣。除了在經濟學方面被濫用為自由放任外，「自由主義」一詞的誤用或許更多地是由於上述原因，而不是某個黨派集團有意識地誤導公眾輿論。 參照教育領域，可能有助於說明這一情況的歷史。若干世紀以來，「自由技藝」一詞通常被專門用來命名文學 藝術，以區別於實用的、實踐的「機械技藝」（mechanical arts），後者在當時包括所有實業職業。該詞的這種特定用法是歷史上這樣一個時期的標誌，這時雅典人的生活建立在奴隸制制度上，把一切工匠和手工勞動者排除在自由公民身份之外。中世紀封建主義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將「自由的」教育（即人文教育——譯者）和「職業的」（vocational）教育的明確區分固定化了，當然也將固有的高貴桂冠賦予了前者。 我相信，在「自由的」和「自由主義」一詞被廣泛使用的情況下，上述回顧是必要的。傳統習慣比我們意識到的要強大。除非有意將「自由主義」一詞限制在歐洲早期的政策方面——當時這個詞確實意味著解放，它旨在反對來自封建主義的不公正和壓迫；而工業、政治和其他文化方面的迅速變革剝奪了這個詞原有的人們一致認同的含義。 我提醒大家注意這些事實的唯一目的，是盡我所能強化《勞工與國家》中的呼籲，即為達成重要原則而共同努力，除非自由 一詞被完全放棄。當我提到原則時，我所特指的，不是具體政綱或條款，而是基本的設想，這些設想要經得起特定的檢驗，並要成為判斷特殊措施和政策的標準。我並不是反對政綱和計劃的發展。它們是有效組織的先決條件。但是，我們作為自由主義者忍受著的是沒有原則（這個詞的確切意思即首要）來判別提出來的計劃條款和政綱之苦。我或許過分受我個人專業訓練的影響，偏好和傾向都由此而來。但我相信，自由主義者之間的任何持久結合都首先依賴於嚴肅的理智的 工作。 這樣一個工作最初至少必須有一個初步的原則。我認為，如果真正要實現自由而不是僅僅用它來包裝各種各樣的方案，那麼我們就需要徹底考察在現代條件下自由要求什麼。即便提出了具有善的道德信仰——像歷史上社會主義者的計劃那樣——的特殊方案，也是不夠的。設計特殊的工具和媒介，運用這些手段進行有組織的計劃和干預，如此將促進自由——這是個深刻而重要的問題；事情遠非如下述論斷那樣，即聲稱有組織的社會幹預和計劃就是回歸農奴境遇。我們不得不忽略過去的許多口號去做這項工作，在那些口號中我們談論「個人」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沒有根基——這種談論通常直接為這樣的人所利用，這些人利用當前人類的混亂和混沌狀態，（或許在自由和「個人」的名義下）欺騙人們說，只有某種外在的權威是獲得秩序和安全的唯一手段。（根據我的判斷）最迫切需要的，是少談論個人，多研究特殊的社會條件，以發現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什麼樣的組織將帶來更廣泛因而更公正的、我們當今技術手段下可行的利益分配。並不是說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一個世紀前提出的建議現在過時了，仿佛它們是三百年前提出的。有組織的知識分子的注意力現在必須聚焦於具體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問題上，這樣才能解決那些理論化的個人概念指望解決的事。在個人 一詞前面加上「道德的」，或更糟糕地加上「精神的」，都毫無意義。所需要的是確切發現，在我們今天急劇變革的社會中，這些形容詞具體代表什麼。我重複一遍，這首先是理智的工作。 （余靈靈 譯） * * * [1] 本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5卷，第192—194頁。 [2] 首次發表於《勞工與國家》（Labor and Nation ），第4期（1948年11—12月），第14—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