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自由主義與平等 [1] [2]

有一派社會思想總是主張自由與平等是不相容的，因此自由主義不是可能的社會哲學。它的論證如下：一方面，如果自由是主導性的社會和政治目標，那麼自然的多樣性和自然資質的不平等必然會產生社會的不平等。因為如果你充分發揮自然才能，就不能不產生文化、經濟和政治地位的明顯不平等，這是必然結果。另一方面，它進一步論證：如果以平等為目標，就必須對自由的實施進行重大的限制。據稱，自由與平等的不相容是導致自由主義必將沉沒的礁石。所以，這一派社會思想認為，將自由等同於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派自稱是「唯一可能的自由主義學說」，並且會容忍任何程度的實際的社會不平等，只要這是自然力量自由運行的結果。 最初的民主觀念和理想將平等和自由看作並列的理想，在法國大革命的口號中，還加上「博愛」作為第三個並列的理想。因此，不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當下，實現民主理想的可能性取決於在社會實踐和社會制度上實現平等與自由結合的可能性。名義上的民主國家（那些沒有公開走向獨裁統治的國家）的民主現狀證明，這是一個實踐問題。明智的觀察者不會否認，現在民主制度衰落的根源是那種以最大個人經濟 自由的名義來爭取和維持自由的風氣。 早期民主的政治自由主義原則是人生來自由平等。膚淺的批評家認為，人類在力量、能力或自然資質上生來不平等這一事實，不容置疑地否決了這個原則。然而，這個原則從未假定自然資質平等。它的含義如同一個熟悉的說法：在墳墓里，窮人與富翁、君主與農奴都是平等的。這是說，政治不平等是社會制度的產物；一個社會種姓、階級或地位與另一個社會種姓、階級或地位之間沒有什麼「自然」內在的差別；差別是法律和社會習俗的產物。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經濟上的差異；如果一個人生來擁有財產而另一個人沒有，這種差異是支配著財產繼承和財產擁有的社會法律所導致的。從實踐指導來理解，這個原則的意思是：天然稟賦的不平等會在法律和制度之下起作用，而法律和制度不應給那些較少天賦的人設置永久的障礙；在社會中出現的權力、成就和商品分配的不平等，應該與天然的不平等嚴格相稱。在目前的社會安排中，個人的機會取決於個人的社會和家庭地位；人類關係的制度給某些階級提供了機會，卻損害了另一些階級的利益。進步和自由的民主所面臨的挑戰可以用熟悉的戰鬥口號來表達：制度和法律應該使所有人獲得平等和維護平等。 這個原則表達了對自動限制廣大個人機會的現行制度的反抗。這種反抗體現的志向是民主自由主義的本質，在早期政治的和人道主義的宣言中表現出來。但是，由金融資本主義控制的機器工業的興起，是一種沒有考慮到的力量。它將行動自由給予了具有特殊的天賦和適應新經濟圖景的個人。首先，工業革命充分發揚了獲取財富的能力和在進一步牟利過程中使用財富的能力。對這些特殊的獲利能力的運用，導致權力被少數人壟斷，控制著廣大群眾的機會並限制其實現自然能力的自由行動。 簡言之，平等和自由互不相容的常見斷言，乃是基於一個高度形式化和有限的自由概念。它完全無視《社會前沿》十月號中強調的事實。它忽視和排除了這樣的事實：一個人的實際 自由依賴於當時的制度安排授予他人的行動權力。它以完全抽象的方式理解自由。另一方面，民主理想把平等與自由統一起來，認識到實際的、具體的機會和行動自由依賴於政治和經濟條件的平等。只有在這些條件下，個人才有事實上的自由，而不是某種抽象的形上學的自由。 民主的悲劇性崩潰的原因，是將自由等同於在經濟領域、在資本金融制度下無節制的個人主義行動的最大化，這對於平等的實現是致命的，對於所有人自由的實現也是致命的。正是因為它破壞真正的機會平等，所以也破壞了大多數人的自由。 許多人認為，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的社會哲學過時了，因為它看起來是基於當時的農業條件並設定了農業體制的長久存在。於是有人論證，工業上升到高於農業的地位，摧毀了傑弗遜式民主的基礎。這是一個非常膚淺的觀點。傑弗遜曾預言，如果農民在實際上無主土地的條件下所具有的獨立和自由的特徵沒有保留下來，由工業主宰的經濟和政治的興起將會產生什麼後果。他的預言實現了。他真正代表的並不是農耕主義本身，而是存在著開放的疆域時農業體制促成的那種自由和平等。例如，早期的傑弗遜主義者認為，國家信貸是國家財產，應由國家控制。他們強烈反對私有銀行機構控制國家信貸。他們甚至反對通過私人債券獲得戰爭經費，而主張戰爭期間應通過徵收富人所得稅來支付戰爭的費用。 我提到這個具體例子，僅僅是為便於講解，並說明所謂的傑弗遜式民主已經遠遠地漂離最初的民主觀念和政策。所謂直率的個人主義，是用現行經濟-法律制度養成的不平等來定義個人自由。在直率的個人主義的影響下，名義上的民主漂離了真正的民主生活的觀念。這種做法幾乎是單一地強調那些能夠取得金錢和物質收穫的個人自然能力。因為以犧牲多數人的全面自由為代價，誇大少數人的經濟自由，必然產生我們現存的物質主義及其給個人文化發展帶來的損害。我重申，由制度建立和支持的金融資本主義產生並且必定產生不平等，而不平等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真正自由的限制。 （李楠 譯） * * * [1] 本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第288—290頁。 [2] 首次發表於《社會前沿》，第2卷（1936年1月），第105—106頁，「約翰·杜威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