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自由主義的意義 [1] [2]

英語詞彙史上有一個有趣的事實，「自由」這個詞居然先用於教育，後來才用來表示慷慨大度。自由教育就是自由人的教育。自由學科是適合自由人鑽研的學科，相對照的是用於訓練工匠的學科。這意味著，實際上，文科（liberal arts）和自由教育限於那些擁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人。它們屬於那些區別於「下層社會」的紳士們。追溯這些觀念對學校教育的影響，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這些觀念甚至影響了這個國家的學校教育。在這個國家，那些因為完全自由而驕傲的人自然接管了他們的主要學科，尤其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而舊大陸認為，這些學科就是為紳士過上等人的生活做準備的。 然而，我現在的論點與此無關。在我們這裡，自由 [3] 與公立 學校的觀念賴以形成的基礎是：男女都真正自由的國家要求學校對一切人開放，並因而用公共稅收支持學校。總體上說，國家在每個人都能接受學校教育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可觀的進步。不過，上述理論上提供的機會由於經濟狀況不佳而受到嚴重的限制。但是，我這裡所關注的是自由主義的意義本身。 自從一百多年前「自由主義」這個詞流行起來，它的意義經歷了很多變化。這個詞後來用於表示一種隨著民主的興起而生長和傳播的新精神。它蘊涵著對普通人（the common man）的新關注和一種新的意識：普通人，人類廣大群眾的代表，具有一些潛能，由於體制和政治條件的原因，這些潛能被壓制，不允許發展。在這個詞的兩種含義上，這種新精神都是自由的。它標誌著一種寬宏的態度，對劣勢的一方、對那些沒有得到機會的人的同情。它是廣泛興起的人道主義博愛的一部分。它在另一個意義上也是自由的，即它的目標是擴大一些人的自由行動的範圍，這些人長久以來不能參與公共事務，也沒有機會因參與公共事務而獲得好處。 然而，18世紀晚期和整個19世紀存在的條件，致使自由主義不久就有了一種有限制的、專門性質的意義。從事製造業和商業的人構成的階級最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所受到的限制，最積極地致力於消除限制和最有序地組織起來去進行反對限制的戰鬥。一方面，蒸汽在生產上的應用帶來了商品生產和分配的革命，為人類的能量和抱負開闢了新的途徑，它能比任何手工生產都更有效率地供應商品。另一方面，存在著在很大程度上形成於封建時代的大量的規章和習俗，它們妨礙和阻止了這些新能量的表達。而且，政治權力主要掌握在地主手裡，他們代表著舊式農業社會的思想和行動習慣。 於是，工業階級的自由主義採取政治和法律鬥爭的形式，以消除新經濟活動的自由表現所受到的限制。那些限制和壓迫力量體現在制度上，而制度不難與政府和國家等同起來。所以，有組織的自由主義的口號是：「請政府不要插手工業和商業。在這些領域，政府行動阻礙著具有最大社會價值的活動的發展。這些新工業活動以更低的價格、更大的數量提供人們所需要的產品，這是舊體系不曾做到，也不能做到的。這些新工業活動鼓勵發明、激發進步。它們為一切創造、工藝和勞動提供報償，從而提高活力和積極性。自由的商品交換將人民、國家以共同利益為紐帶聯繫在一起，全人類充滿和諧與和平的時代即將到來。」這就是他們的宣言。 由於這些斷言是在特定時間和地點作出的，所以它們有自己的理由。能量的大爆發伴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始，工業生產以外的許多創新行動也是如此。但是，隨著這個新社會群體贏得權力，他們的學說僵化成一個教條：工業經營者有不受任何有組織的社會控制的自由。因為法律和政府在歷史的轉折時期曾經是人類能量解放的敵人，於是就宣告它們是人類自由的永遠的敵人。放手不管的觀念在特定情況下有著實踐上的便利，卻僵化為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的教條。這個新經濟利益群體比以往的農業階級更好地組織起來，極為有力地控制了社會力量。 因為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階級的利益具有一些反社會的後果，於是，經濟與政治的完全分離（無政府的工商業）、孤立的個人主義、有組織社會導向的否定，便以永恆的真理面目出現了。同時，慷慨的同情精神這個早期自由主義的標誌分裂了，它僅限於慈善活動；當它影響到立法和行政的時候，僅限於針對明顯的社會弱勢群體的補救性措施，絲毫沒有觸及產生這種症狀的體制。在這個國家，甚至這些補救性措施也受到統治階級的強烈反對。然而，弱勢階級其實是統治階級最後的剩餘財產，因為這些措施將使民眾能夠長久地忍受這個沿襲下來的體制。 一開始，運動的方向是人類能量表達的更大自由，提出自由主義是要給予每個人新的機會和權力，結果卻變成了對大多數個人的社會壓制。人們幾乎是將個人的權力和自由等同於取得經濟成功的能力——簡單地說，等同於賺錢的能力。它沒有成為加強和諧與人民相互依存的手段，它產生的結果證明它反而造成分裂：帝國主義和戰爭就是證據。 更多地給個人自由、釋放個人潛能的觀念和理想是自由精神的永久核心，它像以往一樣合理。但是，工商業上升到統治地位，便在事實上給予少數人反社會的自由；把直率的個人主義等同於不受控制的商業活動，僵化了大眾的思想和行動。同時，生產和分配能力極大地提高了，有可能進行大規模工廠生產和通過交通設施進行大規模分配，而這些事情的原因卻被少數人牢牢地抓在手裡用以謀取自己的利益。生產力釋放的原因，是實驗科學的興起及其技術應用。機器製造和專業技術能力已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即大家都知道一個人人物質富足和物質保障的時代可能來臨，這為人類文化之花盛開奠定了物質基礎。 一些人掌握著由社會創造的權力，卻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因此，只有把生產和分配方式的控制權從他們手中奪過來，自由主義一直宣稱的目標才能達到。這些目標仍然是有效的，但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要求徹底改造經濟制度，以及依賴於那些經濟制度的政治安排。由社會創造的力量和機構必須由社會來控制，從而增進一切個人的自由，聯合起來進行一項偉大的事業，即建立能夠表達和促進自由的生活。為此，這些變革是必要的。 （李楠 譯） * * * [1] 本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第285—287頁。 [2] 首次發表於《社會前沿》，第2卷（1935年12月），第74—75頁，「約翰·杜威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