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自由主義的將來 [1] [2]

早期自由主義對個性和自由的強調，決定了今天對自由主義哲學討論的焦點。早期自由主義產生於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本身是早期反抗寡頭政府的自然結果，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中達到了頂點。後者從根本上說，是納稅人要求擺脫政府的任意行動，與之相聯繫的是宗教中新教教會要求有信仰自由。在新自由主義這個明確的名稱之下，個人行動自由的要求主要來自日益崛起的工業貿易階級，矛頭指向政府在法律、習慣法及司法行動（還有和政治國家相聯繫的其他制度）中對經濟經營自由施加的限制。這兩種自由主義都把政府行動和人們追求的自由置於彼此對立的位置上。這種看待自由的方式一直持續著；在這個國家裡，殖民地的反抗和開拓者的處境加強了這種看法。 早期輝格黨運動持有自然權利的觀念，19世紀哲學的自由主義又添加了自然法則的概念，這或多或少是由於它的主導經濟利益。它認為，社會事務和物理事務一樣，其中也存在著自然法則，這些自然法則在特性上是經濟的法則。另一方面，政治法則是人為的，從而在此意義上是虛假的。因此，人們認為，政府對工業和交易上的干涉不僅是對固有的個人自由的違背，而且是對自然法則的違背——供求關係就是自然法則的一個例子。政府行動的恰當範圍，不過是阻止和補救個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時，對他人類似的同等行動自由的侵犯。 然而，自由創立和經營工商業的要求並不是早期自由主義的全部內容。在它的主要傳播者的心裡，也包含了同等強烈的精神自由的要求——思想自由以及思想表達的自由，如言論、寫作、出版、集會的自由。早期對信仰自由的追求不僅擴大了，而且拓展了，因而也加深了。這種要求是18世紀理性啟蒙的產物，是科學日益重要的產物。拿破崙被打敗以後開始的反抗大潮，對秩序和紀律的要求，為鼓動思想及其表達的自由提供了大量的根據和機會。 早期自由主義哲學建立了英勇的功業。特別是在其發源地英國，它最終成功地清除了無數的暴行和限制。19世紀社會改革的歷史，幾乎是自由主義社會思想的歷史。因此，在強調它的缺點時，我並不是忘恩負義，因為認識這些缺點是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為現在和不久以後的將來明智地陳述自由主義哲學的要素。一個根本的缺點是它缺少歷史相對性的知覺。這個缺點在它的個人觀念中表現出來，它把個人看作某種既定的、自身完備的東西，它把自由看作個人擁有的現成東西，只需除去外部的限制就可以顯示出來。早期自由主義的個人是一個牛頓式的原子，與其他個人之間只有外在的時空關係，只不過每一社會的原子都具備內在的自由。如果這些觀點僅僅是實際運動的一個戰鬥口號，就不會有特別的危害。但是，它們形成了一種哲學 的一部分，這種哲學斷定關於個性和自由的特定觀念是絕對的、永恆的真理，適合一切時間和一切地點。 這種絕對主義，這種忽視和否認時間相對性的看法，是早期自由主義如此輕易地墮落為偽自由主義的一大原因。為了節省時間，我將指明我說的這種偽自由主義是指什麼，它是「自由聯盟」和前總統胡佛代表的那種社會觀念。我稱之為偽自由主義，因為它使博大的觀念和理想變得僵化和狹隘。即使說法相同，但奮力反抗壓迫的少數人說出來是一個意思，而另一個團體說出來則是另一個意思。他們獲得了權力，並進而利用那些曾經是解放武器的觀念，把它們當作維護既得權力和財富的工具。一些觀念曾經是產生社會變化的手段，如果用作阻止社會變化的工具，意義就不一樣了。這個事實本身是歷史相對性的一個例證，也是一個證據，表明早期自由主義關於他們的觀念具有永恆不變的特性的斷言是有害的。由於後一事實，一幫墮落的自由主義者主張自由放任學說，把它看作自然秩序本身的表達。結果是個性觀念的退化，最後到了這樣的地步：在那些為個性更廣泛更全面的發展而奮鬥的人看來，自由主義成了一個該受蔑視和指責的詞語；而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清除在工商業中使用沒有社會限制的自由產生的罪惡，只有通過暴力產生變化。以為整個自由問題就是個人和政府兩邊對立的問題，這種歷史傾向結出了苦澀的果實。它是專制政府的產兒，在政府成為民眾政府並在理論上 成為人民的僕人以後，繼續影響著思維和行動。 我現在開始討論，假設自由主義哲學繼承的絕對論消除了，它將會是什麼樣子的。首先，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知道，個人不是一個固定的、現成既有的東西。它是某種要去獲得的東西，不是孤立地獲得的，而是需要環境的幫助和支持，包括文化環境和物理環境——文化環境包括經濟、法律、政治制度，還包括科學和藝術。自由主義知道，社會條件可能限制、歪曲、甚至阻止個性的發展。因此，它積極地關注社會制度的作用，因為社會制度對個人的成長有著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其目的在於使個人不僅在抽象理論上而且在事實上形成強健的人格。它不僅關心消除暴行和公然的壓迫，而且關心積極改造那些有利的法律的、政治的、經濟的制度。 其次，自由主義持有歷史相對性的觀點。它知道，個人和自由的內容隨著時間而變化；它相信，無論對於個人從嬰兒到成人的發展，還是對於社會的變化，都是如此。與絕對主義學說相對立的哲學是實驗主義。歷史相對性和實驗主義之間的聯繫是本質的。時間意味著變化。相對於社會政策而言，個性的意義隨著個人生活條件的變化而改變。早期自由主義是絕對化的，也是非歷史的。它的背後潛藏著一種歷史哲學，它認定歷史與牛頓理論框架中的時間一樣，僅僅意味著外部關係的變化，即只有量的變化而沒有質的變化和內在變化。這一點也適用於任何主張社會歷史變化不可避免——即受非歷史的規律的支配——的理論。事實上，19世紀的歷史主義和進化論是不徹底的學說。這些學說認定，歷史的和發展的過程所服從的規律或公式是超越時間過程的。 自由主義對實驗方法的認可包含這樣的觀點：個性和自由的觀念是不斷重構的，它與社會關係的變化有密切的關係。對此，我們只需要說一說早期自由主義得到論述以來生產和分配的變化，以及這些歸因於科學和技術的轉變對人們聯繫在一起的紐帶產生的影響。實驗方法是對這種觀念和政策的歷史變化的認識，因此，觀念和政策可以與事實相協調，而不是相對立。其他觀點都堅持一種嚴格的觀念主義，都假定事實應該與概念相一致，而概念是獨立於時間變化或歷史變化形成的。 於是，徹底的社會自由主義有兩個本質的東西，第一是對現行社會條件的運動作現實研究；第二是為處理這些條件而提出的、以政策形式出現的主導觀念，有利於發展個性和自由。第一個要求是很明顯的，我無須詳細描述。第二個要求需要展開。實驗方法不是瞎忙活，也不是這裡做一點點、那裡做一點點，以期望事情有所改善。就像在自然科學中那樣，它意味著有一個融洽的觀念體系，有一個理論來指導我們的所作所為。與一切絕對主義相反，它意味著，用作行動方法的觀點和理論要由它們在實際社會條件下產生的結果來檢驗和不斷修改。由於它們在本質上是操作性的，所以它們改變社會條件；而第一個要求，即政策建立在社會條件的現實研究的基礎上，導致它們不斷地被重建。 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作為一種社會哲學的自由主義，和行動上的激進主義並沒有原則上的對立；這裡，激進主義意指採取的政策所產生的社會變化是激烈的，而非片段的。這裡的問題完全在於，對變化條件的理智研究揭示了什麼方法。是的，這些變化在上個世紀、在過去的四十年中是巨大的，在我看來，似乎激進的方法現在是必要的。但是，這裡的論證所要求的只不過是認識到一個事實：自由主義本質上決不是一個牛奶加水般淡而無味的學說、一個信守妥協和小步「改革」的學說。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自由主義者在當時被看作顛覆性的激進分子。 我說的這些話應該清楚地表明，政策形成和執行的方法問題是自由主義的核心。我們指出的方法是最大限度地依賴智力方法。這個事實決定了它與某些激進主義相對立，那些激進主義所依賴的達到想要的社會變化的方法主要是用暴力來推翻現行制度。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強調的關鍵點是：所用的方法和隨後產生的結果完全相同。有一個原則使他認識到，偽自由主義使用的手段僅僅使現狀的罪惡繼續存在並成倍增加；同一個原則也使他認識到，對大眾力量的單純性依賴，把它當作社會變化的手段，決定了實際產生的結果。有一些學說主張，由於某些結果是想要的，所以用武力來獲得它們將產生這些結果，而不是別的。這些學說只不過是用絕對理論給智力施加限制的另一個例子。在多大程度上訴諸純粹武力，實際後果就在多大程度上受損害，最初的設想目標事實上必須在後來由實驗智力的方法來制定。 我不希望我說的這些話，被理解為激進分子可以壟斷武力使用。情況恰恰相反，反動分子擁有武力，包括軍隊和警察，還有新聞和學校，但他們並不宣揚武力使用，唯一的理由是他們已經擁有了它，所以他們的策略是用理想主義的用語來掩蓋它的存在——他們現在對個人獨創和自由觀念的使用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這些事實表明，純粹依賴武力本質上是罪惡的。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上是力量相等、方向相反的，並且凡武力總是具有物理性質。 [3] 一方對它的依賴，遲早總會引起另一方也動用武力。如何明智地使用武力，整個問題太大，這裡無法細說。我只能說，如果掌握在手中的武力如此地盲目和頑強，以至於用武力來抵制人們自由使用智力從而實現社會變化，那麼，這種武力不僅鼓勵那些看到需要社會變化的人依賴武力方法，而且為此作了最大限度的辯護。自由主義強調求知、交流和組織的自由，但並不認可無條件的和平主義，而是認可不懈地使用條件允許的一切理智方法來追求一切可能的東西。 最後，我想強調前面討論中隱含的一個觀點。自由的實踐意義問題比政府與個人的關係問題更廣泛，在所有的條件下認可政府行動與個人自由都各自處在獨立領域這個怪異的學說就不用說了。雖然政府是一個因素，並且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它的出現總是涉及其他事務。而其他事務就是經濟和文化事務。至於第一點，把自由理解為工商業經營者的自由，而忽視智力和體力勞動者所遭受的巨大宰制則是荒謬的。至於第二點，只有當人們有實際的機會去共享文明的文化資源時，才可能達到人類精神和個性的完全自由。任何經濟事務都不是單純經濟的，它對文化自由的存在或缺失有深刻的影響。任何自由主義，如果沒有把完全的文化自由當作最重要的，沒有把它與真正的工業自由之間的關係看作一種生活方式，就是一種墮落的、虛妄的自由主義。 （熊文嫻 譯） * * * [1] 本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第224—228頁。 [2] 首次發表於《學校與社會》，第41期（1935年1月19日），第73—77頁。1934年12月28日，杜威在紐約大學召開的美國哲學協會東部分會第24屆年會上的發言。 本文與本書第418—419頁的文章題目相同，只是本文題目在Future前加了一個定冠詞。凡帶有定冠詞的題目皆譯為「自由主義的將來」，以示區別。——譯者 [3] 在英語中，物理上的力和政治上的武力是同一個詞，即force。——譯者